写给青楼女人的诗人（如果妓院不能入戏）

在电影《知音》里，在袁世凯眼皮底下呆着的蔡锷将军，躲到北京的青楼里韬光养晦，一心想要逃出虎口起义讨袁，由此与名妓小凤仙有了一段传奇情缘。近日忽有传言“妓院场景一律不得入戏”，如果是真，那蔡锷将军的正能量事迹也就不用立项送审了，因为离开了妓院这个环境，根本没法拍。

而小凤仙据说也非低级娼妓。她识文断字、会拉二胡、会弹琵琶、会唱京剧、会写歌词，主要是在八大胡同里的陕西巷云吉班弹唱。“卖艺不卖身”，这倒是很符合中国传统诗文中妓女的形象。其实在古代的高级青楼里，倒是这种才艺双全的艺妓居多。

何况青楼一开始也并不是妓院。曹植《美女篇》有“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的诗句，青楼只是阀阅之家的代称，与妓女全然无涉。差不多从隋唐开始，青楼才渐渐开始作为妓院的代称。一部《全唐诗》囊括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与妓女相关的就有两千余首。而自唐朝之后的半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都离不开青楼。

唐朝以前的民间妓院其实很少，从汉魏到南北朝的门阀大族们通常豢养家妓，从观舞听曲到宽衣解带都在家中进行。隋唐以来门阀大族的势力消减，通过科举而非门阀致仕的官员数量与日俱增。在长安，每年来应试的举子有两三千人之众。《开元天宝遗事》记载：

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写“慈母手中线”的孟郊，四十六岁才中进士，得意之际写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朝看尽长安花。”这花真的只是植物？你品，你细品。

而唐代青楼跟西方不同，古希腊古罗马的妓院都是赤裸裸地解决性欲，长安青楼的主要卖点却不在性交易。才华横溢的士子来青楼，更多是偎红倚翠寻求精神上的放松和快意，皮肤之欲是要往后排的。诗人可以与艺妓亲昵有加，却未必一定要携手共赴巫山。说到底，唐人要找风流隽爽的举止、时尚动人的装束、善体人意的妙语、穿云裂帛的歌喉、轻柔曼妙的舞姿——只有去平康坊寻。

而青楼女子之所以以才艺闻名，跟社会风气的熏陶有关。唐朝的青年士子大多是人中龙凤，不但才华横溢、谈吐隽雅而且斯文有礼，绝不像精虫上脑简单粗暴的暴发户。而要吸引这样的优质顾客，青楼女子就必须有相匹配的识见和才艺，否则只能跟低等妓院去竞争。而诗人的诗，也通常都是从青楼女子的口中传唱到众人皆知的。晚唐人薛用弱所著的《集异记》，就记载了王昌龄、高适和王之涣暗中听诸妓唱诗，最终以王之涣“春风不度玉门关”胜出的佳话。

李白向来不羁，平康坊是居长安时的必然打卡地，他写《对酒》：

蒲萄酒，金叵罗，胡姬十五细马驮。青黛画眉红锦靴，道字不正娇唱歌。玳瑁筵中怀里醉，芙蓉帐底奈君何。

十五岁的异国少女，就这样成了李白的灵感来源。至于元稹和白居易，更是从青年时一开始就是把臂交游的青楼常客，两人还有共同迷恋的烟花女子秋娘。多年以后白居易还念念不忘，“闻到秋娘犹且在，至今时复问微之”——至今秋娘还常常问起元稹元微之。

至于杜牧，就更是将一多半的时间都给了青楼，《遣怀》诗写道:

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

青楼对于唐朝时的诗人而言，是绝佳的精神放松场所。李白们在青楼时所感受到的轻松愉快，不会马上变成传世之作，而是会在说不清道不明的另一时刻起作用。尤其对杜牧这样的诗人而言，没有“楚腰纤细掌中轻”，也就未必有“路人行人欲断魂”。

宋朝青楼大抵沿袭唐朝制度，但比唐朝时显得更自由。长安到晚上各坊之间就相互封闭，平康坊与其他坊完全隔绝。但汴梁自宋太祖开始，就下诏开封府三鼓之后不禁夜市，然后又废除了坊厢制，使得包括青楼在内的商业场所能有更大的经营自由。《东京梦华录》全书提及青楼的就有十九处，还不包括宫廷教坊、杂戏女乐。

从唐到宋，流行的文学也从诗变成了词，但传播的主力依然是青楼乐妓。 “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这是南宋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对北宋词人柳永的评价。而柳永，就是写“杨柳岸，晓风残月”的柳耆卿，这首《雨霖铃》至今还被选入中学语文教材。

柳永虽然也参加科考，但迟迟不能及第，郁闷之余便终日在烟花柳巷流连，写一首《鹤冲天》：

……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倚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宋仁宗听到这首词就不开心了：既看不起我悬赏的仕途，又来考科举作甚？于是放榜时就“黜落其名”，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虽然因此到了人生暮年才终于中了进士，但柳永的才华是无可置疑的。天才如苏轼，也会忍不住问人一句，“我词何如柳七（柳永）？”

苏轼门下的四学士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个个酷好声妓、浪迹青楼。四人在政治上不如意，便将一腔块垒尽付于红巾翠袖、舞台歌榭。黄庭坚的《满庭芳·妓女》写道“风流贤太守，能笼翠羽，宜醉金钗”，正是人生自况。

至于苏轼自己不仅上青楼，甚至还不羁到将妓女带到佛门中去。他在杭州时“尝携妓谒大通禅师”，作词唱给和尚听：

“溪女方偷眼，山僧莫皱眉。却嫌弥勒下生迟，不见阿婆三五少年时。”

但有宋一朝，青楼最大牌的顾客，据说还是一国之君宋徽宗。据张端义《贵耳集》记载，大词人周邦彦到名妓李师师处作客，正相谈甚欢，忽报“官家微服而至”，不及躲避的周邦彦便藏在师师床下。

宋徽宗带了一颗橙子为礼，说这是“江南初进来”。李师师拉住他，说夜深了，不如别走了吧。徽宗欣然应允，不知全被床下的周邦彦听了个十足。

听就听吧，偏偏周邦彦技痒，把两人的悄悄话填成了一首《少年游》：

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指破新橙。锦幄初温，兽香不断，相对坐调笙。

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

传唱到徽宗耳朵里，被揭短的徽宗恼羞成怒，要蔡京把周邦彦“押出国门”。过两天徽宗又去李师师家里，李师师说周邦彦走时又作词一首，徽宗听毕又大喜，把周邦彦召回来做乐正。

即便只是稗官野史，但文字也就是有这种令龙颜为之喜怒的魔力，有才华的皇帝就是爱才华，以致于居然都忘记了吃醋。

从唐宋开始的科举，到了元朝就暂停了下来。马背上长大的蒙古人，把一代儒生修齐治平、入世干政的梦想打得稀烂。既然不能当官，青楼自然就成了更常去的处所。而且元朝时文人更没有了唐宋文人对青楼妓女时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两方处在更平等的地位上。

元曲大家关汉卿除了《窦娥冤》之外，散曲《一枝花·不伏老》也是其脍炙人口的代表作：

我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匾、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恁子弟每谁教你钻入他锄不断、斫不下、解不开、顿不脱、慢腾腾千层锦套头？我玩的是梁园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我也会围棋、会蹴鞠、会打围、会插科、会歌舞、会吹弹、会咽作、会吟诗、会双陆。你便是落了我牙、歪了我嘴、瘸了我腿、折了我手，天赐与我这几般儿歹症候，尚兀自不肯休！则除是阎王亲自唤，神鬼自来勾。三魂归地府，七魄丧冥幽。天哪！那其间才不向烟花路儿上走！

写的什么堪称一目了然。后来人的文学史写”铜豌豆“是表现关汉卿面对黑暗腐朽势力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不知道关汉卿在九泉之下会不会脸红。

幸好元朝不到一百年就下课了，到了明朝，文人们对青楼的流连仍然有增无减。写“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状元杨慎，纵情声妓以逃谗避祸；才子唐寅唐伯虎，跟祝允明等“浪游维扬，极声妓之乐”，他为人所熟知的“世人笑我太疯癫”之前，还有“但愿老死花酒间，不愿鞠躬车马前”的句子，宁选青楼不选庙堂。

如果此时唐寅式的狂放尚属一种消极抗拒，那明末的李贽和袁宏道等人，往来青楼就更偏向一种适情任性、无拘无束的生活态度。作为明末公安派的文学领袖，袁宏道“或为酒肉，或为声妓，率心而行，无所忌惮”。而明末清初时，名士与妓女的相互欣赏更是寻常可见，例如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辟疆与董小宛，就都是流传后世的佳话而非丑闻。

但由唐而宋再到明清，青楼中的风流才思渐渐褪去，越来越让位于赤裸裸的金钱和肉体关系。贵族习气一降再降，新兴的商贾势力一起再起，传唱诗词的青楼最终被皮肤滥淫的蠢物占据。在明代小说《金瓶梅》中，唱曲仍然是妓女的专业本领，但去妓院的再难见杜牧柳永这样的雅士，而是换成了市井之徒西门庆。到了清末，北京的八大胡同就更是藏污纳垢之地，再没有唐时平康坊的雅致之气。蔡锷前去，也是情势所迫而非欣然向往。

时代总是在前进的，青楼如今终是被扫入历史故纸堆中的东西。但青楼与半部中国文学史一直形影不离、与历史上众多才子的传奇人生密不可分，也是不争的事实。电影《大内密探零零发》里，阿发的岳父只用一句台词就获得了最佳男主角奖，“我亲眼看到他进妓院！”而历史上的这个“他”，其实包括了李白柳永苏轼徽宗唐寅蔡锷一干人。如果妓院从此不能被拍入戏，那这些人其实也不必入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