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明代藩王（评明代藩王与道教）

一位读者可能会懒得翻开一本讨论传统中国精英阶层如何支持宗教的新书，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似乎已经十分详尽，题无剩义了然而，王岗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他的《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一书创造性地从制度史角度检视明代藩王的护教行为，揭示了存在于体制内人群、护教行为和地方社会之间的有趣的联系，并证明这三者曾共同塑造了明代社会的面貌王岗探讨了明代的制度架构如何将藩王们隔离于士绅社会和权力地位之外，结果，出于种种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一己之利），藩王们倾向于投身道教并从中汲取支持王岗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藩王的社会地位如何成为他们投身道教的强大动因，这也成为此书接下来讨论的基础，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陕西明代藩王?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陕西明代藩王

一位读者可能会懒得翻开一本讨论传统中国精英阶层如何支持宗教的新书，因为这个领域的研究似乎已经十分详尽，题无剩义了。然而，王岗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视角。他的《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一书创造性地从制度史角度检视明代藩王的护教行为，揭示了存在于体制内人群、护教行为和地方社会之间的有趣的联系，并证明这三者曾共同塑造了明代社会的面貌。王岗探讨了明代的制度架构如何将藩王们隔离于士绅社会和权力地位之外，结果，出于种种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一己之利），藩王们倾向于投身道教并从中汲取支持。王岗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藩王的社会地位如何成为他们投身道教的强大动因，这也成为此书接下来讨论的基础。

我们或许可以把王岗的这本书视作卜正民《为权力祈祷：佛教与晚明中国士绅社会的形成》（Praying for Power：Buddhism and the Formation of Gentry Society in Late-Ming China）一书的续篇，它为我们增补了中国精英阶层如何从行动和制度上支持宗教的知识。但是，藉由区分两个关键人群（士绅和藩王），王岗的著作加深了我们对中国精英社会及宗教的理解。通过其努力，王岗为我们呈现了一部成功的著作，也为未来的研究指点出了若干有价值的路径。这部著作，类似于《为权力祈祷》，其结构大体上围绕着藩王们护教行为的各种模式（举行仪式、参与修炼、制作书籍、赞助庙宇、文学护教、结交道士）来组织，收集了来自不同藩府的例证。其绪论和尾声则以特定的藩王及其家族作为个案进行详述。在这些焦点更为集中的部分中，王岗展现出对史料的熟稔和卓越的阐释能力，廓清了这些特定藩府及家族护持道教之举的各种类型。

《明代藩王与道教：王朝精英的制度化护教》，王岗著，秦国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58.00元

尽管活动范围通常被限制于城市中，藩王们的某些形式的护教行为，如举行道教仪式和修建/重修庙宇，与他们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力密切相关。王岗探讨了，明代藩王发起和参与的道教仪式，是如何经常性地表达了地方社会的关切，如祈雨和社群的安全。这些在各种各样的庙宇和社区里举行的、由藩王主导的仪式，与其说是一种彰显了社会分层的精英阶层的行为，倒不如说更像是地方共同体的一种作为，它“体现了社会的真实状况和地方社群中普通人的宗教需求”。在某种意义上，仪式能够暂时地消弭社会阶层之间的鸿沟。王岗在研究赞助庙宇的行为时，也探讨了这一主题。再者，王岗揭示了明代人的护教行为中几乎为藩王所独有的一种类型——建立茶庵。在这里，王岗阐明了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宗教社群中一个重要现象的起源，也证明了明代藩王的道教热忱对中国的社会和宗教景观有着绵延不绝的影响。

尽管与仪式和庙宇有关的护教行为显著地影响了藩府所在的地方社会，其他一些行为——个人修炼、书籍制作、文学护法等，考虑到它们有更多的个人特征和较少的社会参与性，看起来似乎就不那么重要了。不过，关于文学作品及其衍生的各种行为的社会效应，王岗还是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观点。尽管在明代藩王的主导下，编纂和印制了大量道教著作，促进了道教知识的传播，但这些作品往往仅在贵族的小圈子里流传，尤其是在皇室之中。但是，王岗敏锐地注意到了诗歌的影响力，他有力地论证了，我们有必要在更宽广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考量藩王们的文学作品的效应。王岗揭示了这些作品如何博得宫廷的关注，从而使与作品相关的庙宇获得支持，或者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它们免于外来的侵扰（来自士绅或国家的）。简而言之，尽管被传统的主流传播媒介（地方志和文学作品选集）所鄙弃，传播范围也非常有限，然而，通过影响那些尊贵的读者，藩王们的文学作品仍然能够影响地方社会。另外，当藩王们作为代言人帮助庙宇获得朝廷赐予的《道藏》时，文学护法的意义尤其显著。由于《道藏》印数极少，流通极罕，某座庙宇如果能够藏有《道藏》，会立即提升它在道教社团和地方社会中的地位。存在于书籍、社会角色和制度之间的这种关系，就书籍文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提出了关键性的问题。

王岗赋予明代藩王以两种新的身份。首先，他们广泛存在的奉道和护教行为证明，藩王们对明代道教来说举足轻重。其次，王岗进一步论证了，由于道教的本土性，藩王们又常常成为中华文化及身份认同的捍卫者。在往往分封有藩王的边疆地区的宗教和文化多元的氛围中，藩王们对道教的护持不仅保护了庙宇，还是宣扬中华身份认同的一个途径。

作为历史学家，王岗似乎忽视了中国宗教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贯穿全书，王岗用 “belief”“faith”“piety”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藩王。然而，正如康儒博（Robert Ford Campany）提示我们的，我们应当特别注意我们用来描述中国宗教及其相关人物的语言和隐喻。藩王们显然并非“信仰特定的教义或方法、路径”。把他们的道教追求描述为“一些实践行为，或一些积极参与的模式，而非单纯地加入教团或服膺一系列核心教义”，也许更接近历史真实。用“belief”“faith”“piety”这样的词汇来描述藩王，很可能会带来误导。换言之，即使文献中出现了“信”这个词汇，它在中文历史文献中的意蕴与我们在使用“belief”“faith”时所要表达的意思并非是完全一致的。

尽管有以上这些瑕疵，王岗的这本书仍然大大加深了我们对明代社会以及晚期帝制时代的道教的理解。凭借令人震惊的对史料的精熟掌握，王岗论证了，明代藩王们立于道教与中国社会的交点之上，并对二者的发展均产生了值得注意的影响。他的著作激发了学者们提出更多关键性问题，而这正是卓越研究的一个标志：通过阐明特定的问题，贡献出决定性的基础工作，并指明未来探索的方向。（Tyler Feezell/文 黎大伟/译）

（本文系对2012年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此书英文版的评论，原载于：Review of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2016年第3期，作者授权翻译发表，本报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