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为什么写出汉书（作为文学家和史学家的班固及其汉书）

一、班固的生平

班固（32~92年），字孟坚，陕西扶风人，是著名学者班彪的儿子。班固自幼聪慧，九岁能诵读诗赋。班固十三岁的时候，王充来到他的家里，见到班固之后就对班彪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在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未来记录汉家历史的一定就是他。建武二十三年（47年）前后班固进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穷究九流百家之言。建武三十年，其父班彪卒，班固自太学返回乡里。

汉武帝时，司马迁写了千古不朽的史学巨著《史记》。由于《史记》只记载到汉武帝时期，所以西汉后期不断有人续写《史记》。班彪对前人续写的《史记》都不满意，打算动手续写《史记》。不过，班彪没有完成就去世了。班固回乡后，决定在父亲手稿的基础上继续写下去。不过班固已经不满足于续写《史记》了，他要重新写一部史书。班固决定断代为史，给西汉一代二百三十年写一部完整的历史。

班固画像

当班固在家里写作的时候，永平五年（62年），有人向朝廷上书告发班固“私改作国史”。当时随便写作当朝历史是重罪，汉明帝就下令把班固抓起来，书籍也都被查抄。班固的弟弟班超怕哥哥老实，说不清楚，就跑到洛阳，向汉明帝上书为兄长伸冤。班超说，哥哥写书的目的不是讥讽当代，恰恰是为了宣扬大汉王朝的圣德。而且，哥哥写的是前汉的事情，与当朝关联并不紧密。汉明帝看了部分文稿，对班固的文笔才华非常欣赏，就把班固召到洛阳来，任命他为兰台令史，到皇家藏书机构兰台去负责校理皇家藏书。后来指派班固与陈宗、尹敏、孟异共同撰成《世祖本纪》。后来，班固又与别人共同记述建武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迹，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上。

汉章帝即位后，对班固的才华比较赏识，多次召他入宫陪伴自己读书，而且出巡时也带着班固。班固经常向皇帝献一些赋颂之类的文章，也时常奉命就朝廷大事发表意见，参与公卿大臣们的讨论。建初四年（79年）的白虎观会议后，班固还奉命把会议讨论的结果整理成书，这就是《白虎通义》。不过班固的官职依然很低，先是担任郎官，后来升任玄武司马，即守卫玄武门的郎官中的下级官吏。

汉和帝永元元年（89年），大将军窦宪奉旨远征匈奴，班固被任为中护军随行，参预谋议。窦宪大败北单于，登上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命班固撰写了著名的《燕然山铭文》，刻石记功而还。班固与窦宪本有世交之谊，入窦宪幕府后，负责笔墨之事，关系更为亲密。永元四年（92年），窦宪在政争中失败自杀，班固受到牵连。起初，班固家的奴仆在大街上冒犯洛阳令种（chóng）兢的车马，洛阳令的吏卒吆喝捶打了奴仆，奴仆醉酒谩骂，种兢大怒，但因畏惧窦宪而不敢发作，心中记下仇恨。等到窦氏家族及门下宾客都被逮捕拷问之时，洛阳令种兢趁此机会逮捕关押了班固，致使班固最终死在狱中，终年六十一岁。此时《汉书》尚有八“表”及“天文志”均未完成。

二、《汉书》的史学成就

班固的《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体例完备，叙事严谨，语言流畅，成为后世“正史”的典范。《汉书》包括本纪十二篇，表八篇，志十篇，列传七十篇，共一百篇，后人划分为一百二十卷。它的记事始于汉高帝刘邦元年（前206年），终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它在一定程度上和《史记》有一定的继承关系，但也有所突破。

《汉书》记载的时代与《史记》有交叉，汉武帝中期以前的西汉历史，两书都有记述。这一部分，《汉书》常常移用《史记》的内容。但由于两位作者思想境界的差异和材料取舍标准不尽相同，移用时也有增删改易。对比《史记》和《汉书》，可以发现，《汉书》中史料有了显著的增加，比如在《董仲舒传》中，班固增加了非常重要的《天人三策》。但是，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史记》又略胜一筹。司马迁写《史记》，目的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歌颂伟大时代的同时，也对历史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和反思。而班固的《汉书》，立意在于颂扬汉朝的伟大。而且班固的是非观，完全按照官方的标准，这一点非常清晰地体现在《货殖列传》和《游侠列传》中。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强调尊重经济规律，不与民争利；班固则认为所有人的经济分配，都必须按照礼的规定进行。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流露出对侠义精神的赞赏和向往，班固则是对游侠进行强烈的谴责，认为他们破坏了统治秩序。正因为此，司马迁多秉笔直书，而班固则多有曲笔避讳。

作为后世正史的典范，《汉书》的史料价值不容置疑。首先，《汉书》的十志全面系统地记录了西汉社会的诸多方面。《刑法志》第一次系统地叙述了法律制度的沿革和一些具体的律令规定。《地理志》记录了当时的郡国行政区划、历史沿革和户口数字，有关各地物产、经济发展状况、民情风俗的记载都十分详尽。《艺文志》考证了各种学术别派的源流，记录了存世的书籍，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图书目录。《食货志》是由《史记》的《平准书》演变来的，但内容更加丰富了。它有上下两卷，上卷谈“食”，即农业经济状况；下卷论“货”，即商业和货币的情况，是当时的经济专篇。《五行志》中保留了大量的自然天象气候的资料。《沟洫志》记载了西汉一代兴修水利的基本情况。《礼乐志》记载了西汉政府的各种礼仪制度。《郊祀志》记载了西汉政府祭祀天地山川的情况，体现出西汉时代政权对神权的控制。《汉书》八表中有一篇《古今人表》，从太昊帝记到吴广，有“古”而无“今”，因此引起了后人的讥责。后人非常推崇《汉书》的《百官公卿表》，这篇表首先讲述了秦汉分官设职的情况，各种官职的权限和俸禄的数量，然后用分为十四级、三十四官格的简表，记录汉代公卿大臣的升降迁免。它篇幅不多，却把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官僚的变迁清清楚楚地展现在人们面前。

就史料价值来说，《汉书》至少不在《史记》之下。《汉书》提供了非常丰富的信息，不仅补充了汉武帝之后的西汉历史，而且对汉武帝之前的西汉历史，也有许多非常有价值的补充。《史记》是感情充沛的，《汉书》是客观冷静的。《史记》体现了文学与史学的完美结合，被鲁迅先生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而《汉书》则是严谨的史学作品。司马迁是才子，班固是学者，才子是不世出的，学者是可努力而及的。所以，后世的正史大多效法《汉书》。

三、班固的文学成就

班固不仅是史学家，也是文学家，在东汉文学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班固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赋作上，其代表作是《两都赋》。

《两都赋》在结体与手法上完全仿效西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子虚赋》实际上与《上林赋》构成上下篇，《两都赋》则分为《西都》、《东都》两篇。《子虚赋》虚拟亡（无）是公针对楚之子虚、齐之乌有两位先生互相炫耀，而明天子之义；《两都赋》由虚拟东都主人针对西都宾赞扬长安，望朝廷西顾，而盛称洛邑制度，以折西宾淫侈之论。《子虚赋》《上林赋》之转接，用“亡是公欣然而笑曰”，《两都赋》中的转接，则用“东都主人喟然而叹曰”。两相比较，如出一辙。《两都赋》在总体风格上缺乏艺术创新，未能越出西汉藩篱，不过是以超过《子虚赋》《上林赋》近一千二百字的篇幅，展示更加典丽宏大而已。

班固《两都赋》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首先，《两都赋》所描述的具体内容，已不再像司马相如那样重在帝王宫苑、游猎，而是借鉴扬雄《蜀都赋》，创造性地发展为京都山河形势、表里布局和雄伟气象，虽然不能全免大赋夸张渲染失实之病，但由于采用了不少实际的历史地理资料，而不显过分虚浮，有真切的现实感。无论是都城形胜、街市繁华，还是郊野气象、农桑丰硕，都有具体而生动的艺术表现，文赡而事详，引人遐想。另外，在语言的运用上，排偶之中，音调和谐，极少奇僻的异体字，明畅顺达，无汉赋常见的臃肿涩滞之弊，使读之者娓娓而不厌。正因如此，班固赢得了与司马相如、扬雄以及稍后张衡并称汉代四大赋家的盛誉。《两都赋》所开创的京都大赋体制，直接影响了张衡《二京赋》以及西晋左思《三都赋》的创作，不仅蜚声文坛，而且被昭明太子萧统编纂的《文选》列为第一篇，刘勰也称其“明绚以雅赡”。尽管《两都赋》在艺术上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历来为士大夫所重，但是总体来看，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革除早已被扬雄针砭的散体大赋自身具有的通弊，从而扭转其衰竭之势。就赋体文学发展的趋势而言，当大赋已经定型为以穷泰极侈的笔墨达颂圣之旨，即便有讽喻，也不过劝百讽一。而以骚体为代表的抒发内心情怀之赋，正越来越成熟，在显示出强劲的艺术生命力之时，仍要恪守老路，企图重新振兴，毕竟是违反客观规律的。

其次，东汉时代赋作的重点，已经从煌煌大赋转移到了抒情小赋上。班固的《幽通赋》和《答宾戏》，就是东汉抒情小赋的代表作。

班固还有《咏史诗》，讲述缇萦救父的故事，为完整五言体，虽质木无文，却是最早文人五言诗之一。班固的作品还有《明堂诗》、《辟雍诗》、《灵台诗》、《宝鼎诗》、《白雉诗》、《论功歌诗》等，大多是颂扬帝王之德的应景之作，虽文辞典雅，但境界不高。《隋书·经籍志》记载有《班固集》十七卷。已散佚。明代张溥曾辑有《班兰台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