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为什么称为姑苏（比苏州还早千年的）

众所周知，姑苏是苏州的别称。据现存史志资料记载，姑苏之名可上溯到春秋战国时期。“隋开皇九年平陈，改为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元和郡县图志》）“苏州”要比“姑苏”晚出近千年。但是作为行政区划名称，“苏州”可以追溯到隋开皇九年（589），而“姑苏”两字尽管得名较早，一直是作为吴国都城或苏州古城的别称存在。然而，因山而名的姑苏究竟在哪里?“姑苏”两字的含义到底是什么?历来是史家考文征献、探寻争议的热点。

30年代，历史学家卫聚贤曾撰文《姑苏台》，认为：“苏”在虞韵，“胥”、“余”俱在鱼韵，“虞”、“鱼”古同音，虞虢之“虞”，青铜器称“吴”，“吴城”在《吴郡志》中作“鱼城”，“句吴”金文称“攻敔”、“工漁”，以此证明“苏”、“胥”、“余”、“吴”为同音，“句”、“姑”声近，“姑苏”即“句苏”，姑苏台即句吴台，以其为句吴所建，因名句吴台。《吴郡图经续记》“姑苏山”条云：“或曰故胥，或曰故馀，其实一也。”用不同文字表示同一个地名，除了该地本身有几个名字以外，唯一的解说就是以不同的语言称呼同一个地名了。明代卢熊的《苏州府志》上说：“故胥台，台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苏，盖吴音声重，凡胥须字皆转而为苏，故后人直曰姑苏。隋平陈，乃承其讹，改苏州。或者谓胥与输音相近，兵家不取，或又谓吴中鱼禾所自出，苏字兼之，故曰苏。”笔者认为“姑苏”、“故胥”、“故馀”，最初都是“句吴”的记音，纵观中国先秦时期的古籍，通假字似乎是司空见惯的。

《乾隆南巡图——驻跸姑苏》第六卷

以春秋时期吴国的称呼为例，《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太伯奔之荆蛮，自号句吴。”《左传·宣公八年传疏》用“工吴”，《吴越春秋》一般作“勾吴”，但又有“故吴”的。《吴郡图经续记》卷下有云：“吴旧号"句吴"，盖方俗之辞，犹越之为"於越"也。又说者曰："吴者，虞也。太伯于此，以虞志也。"如果上述“工”、“攻”、“故”真象“勾”一样是发音字，主体落到“吴”字身上的话，应该是同音字才合理。事实上，它们的韵母分别是“ong”、“u”、“ou”，只是声母相同。因此，我们可以大胆臆说，所有这些都是中原人根据吴人发音的音译，而用一种语言音译另一种语言往往找不到一一对应的词，于是我们的先人便想出了反切之法，也就是说用第一个字的声母与第二字的韵母和声调构成需要表示的字音。这种注音方法在《康熙字典》里还保留着。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勾吴”有那么多的写法就不足为怪了。

繁体苏字

再从字形分析，“苏”字由草字头和鱼、禾组成，如果是形声字的话，“鱼”很可能就是声符，这样无疑与“鱼”是同音字了。从文字学角度说，“馀”字是“余”的后起字，“余”的初始形状也应该是“鱼”的象形，古代汉语中常常用以表示第一人称，时至今日，吴方言中的第一人称尽管各地略有差异，但是还或多或少与“吴”、“鱼”的几种发音相接近，如苏州城里多数人将第一人称念同“鹅”；城郊如长桥一带则说“奴”；吴江盛泽作“吾”；吴江黎里称“n鹅”或“n奴”；吴江震泽人是“n啊”等等，也许这“余”字表示第一人称最初就是来自吴方言也未可知。由此看来“姑苏”的名称与“勾吴”是一脉相承的，历史可上溯至三千年之前。

唐《元和郡县图志》云：“苏州，因姑苏山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阖闾起台”。《艺文类聚》卷六引《吴地记》云“吴王阖闾十一年，起台于姑苏山，因山为名。西南去国三十五里。”《史记索隐》曰“姑苏，台名，在吴县西三十里。”《史记正义》则确指“在吴县西南三十里横山西北麓姑苏山上。”

从上述文献记载中可以看出，姑苏台和苏州之名，“因山为名”的说法起于唐代。然而唐人言之凿凿的姑苏台在成书于宋元丰七年（1084）的《吴郡图经续记》中却说“今人殆莫知其处，尝欲披草莱以访之，未能也。”明杨循吉《吴邑志》亦云“按横山即今踞湖山，所谓西北麓姑苏山者莫知其处，或云即胥台山是也。或又云湖口胥山是姑苏山，今未知孰是，宜两存之……合而观之。踞湖、姑苏通一山耳。”如此说来，可能是“山因台而名”，非“台因山名”。

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文出而始有姑苏山之名，亦称胥台山。此前只有“姑苏（胥）之山”的说法，如《史记·越王勾践世家》称：“越遂复栖吴王于姑苏之山”，《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云：“遂栖吴王于姑胥之山”。看来作上述两处作“姑苏（姑胥）台所在之山”解似乎更为合理。在姑苏台“莫知其处”的情况下，曾经建造过此台的山头保留“姑苏”之名，是合乎人的习惯思维的。因此说，不管是“姑苏山”还是“胥山”，山因台名更合乎逻辑。

春秋时盛极一时的姑苏台所在，也是众说纷纭的话题。《越绝书·记吴地传》记载“去县三十里”。《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则云“在县西南三十五里”。《国语·吴语》韦昭注又曰“在吴西近湖”。唐以前的记载仅指出“吴西”、“近湖”和“去县”的距离，一作“三十里”，一作“三十五里”。至唐又有“四十里”之说。卫聚贤认为：七子山为吴县最大最高之山，以此山为句吴国最大之山，而名为句吴山，音转为姑苏山。其上建台为姑苏台。高心夔《吴县图》、李根源《吴郡西山访古记》都认为是木渎镇东南之和合山（亦属横山）。顾颉刚于50年代曾到横山西端实地去考察，发现是一小山，“其下有姑苏庙（亦名夫差庙），山中有一石池，登其巅则群山环绕，说为吴王苑囿亦近似。顾寻其遗迹，欲得瓦砾残片乃渺不可得”，甚感不解，后阅《吴县志》方豁然认定胥山为姑苏真址。其后，周生春、周振鹤、游汝杰 诸 君不管对“姑苏”两字作何解，都认为姑胥台在胥山，综合起来至少有以下几条理由：

沈周《虎丘十二景图·姑苏台》

1、姑苏山之名始见于唐人著述中，不符合“台因山名”的说法。仅见于《史记》和《吴越春秋》的“姑苏（胥）之山”两例，其中心词均为“山”，即姑苏台所在之山。而胥山得名较早，《水经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吴国五十里，江侧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庙，鲁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畴无馀讴阳等伐吴，吴人败之，获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庙于山上，号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长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阖闾造以游姑胥之台以望太湖也。”汉枚乘《七发》“弭节伍子之山，通厉胥母之场”，则认为胥山乃因伍子胥而得名。总之，得名于吴越对峙时期。

2、姑苏山是位于横山西北麓群山环抱中的小山丘，依常理是不能“高见三百里”，亦不符合“近湖”的地理环境，以此山为姑胥台所在者，盖以《史记正义》的误导，且山下有夫差庙，似乎认为自杀于姑苏的夫差，亦应受祀于姑苏。而胥山则“在香山东南太湖口”（《木渎小志》）且皋峰山“山顶有石筑基址，传为吴王殿基，或云即是姑苏台址”，见民国《吴县志》该志注引冯志云：“旧志：台在姑苏山，误。《太湖备考》胥山条下辨之甚详。”皋峰山是胥山东部的高大山峰，山顶平坦，山体长可 3000米 ，符合“横亘五里”（任昉《述异记》）的说法。

姑苏台消夏宫图

3、《越绝书·吴地记传》记载，阖闾曾“徙治胥山，……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可见，姑胥之台为胥山上的建筑，胥山上除姑胥台外，尚有可作为诸侯国临时都治（类似于清承德避暑山庄）的宫廷建筑。这点《国语·越语》“范蠡不报于王，击鼓兴师，以随使者，至于姑苏之宫，不伤越民，遂灭吴”及韦昭注“姑苏，宫之台也。”可证。姑苏被焚，吴被越灭后，《越绝书·记地传》又有勾践“徙治姑胥台”的记载，足以证明“三年聚材，五年乃成”的并非姑苏台单一建筑，而是一宏伟建筑群，且并未完全被付之一炬，并成为越国占有吴国的标志而徙治。由此而成为苏州一带的代名词被写入诗文中，“姑苏城外寒山寺”就是最著名最典型的一例。

为了这不解之谜，笔者曾经查阅过不少资料，但是“纸上得来总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一直想到实地去看看。终于在 2010年 6月23日 ，在当地人的带引下，实地察看了鼎鼎大名的姑苏山。在那里还听到了木渎人很牛的一句话：“了解苏州从木渎开始”，似乎有点道理！因为毕竟木渎的由来也好，灵岩山上的馆娃宫也罢，还有那山前的箭泾都是那时吴国留存下来的信息！至于姑苏山，尽管花费了点力气登顶了，却因为空气质量太差，根本无法“登姑苏，望五湖”！实在有点扫兴！

木渎古镇

在回来的路上仔细思量，据《越绝书》记载，吴王可以“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那么，“姑胥之台”应该是类似于后世避暑山庄那样的行宫，所以在春夏时节，吴王可以到这里来避暑。它既是阖闾大城的前哨和屏障（南面是越国、西面是楚国），又是与阖闾大城同时存在的吴国强盛的代表！所以《国语·吴语》在描述越国打败吴国时表述为“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显然将“焚姑苏”作为取胜的标志，又将“大舟”作为战利品看待了。越军所焚之“姑苏”，恐怕是《国语》所称的“姑苏之宫”，未必是“宫之台”即姑苏台，否则与《越绝书》记载勾践“徙治姑胥台”相矛盾了，既然已经被焚，怎么还能“徙治”？需要“三年聚材，五年乃成”的“姑苏之宫”，应该是个建筑群，因而有“横亘五里”的说法。姑苏台只是这一建筑群的制高点罢了。

姑苏台

如果上述推断成立，那么姑苏台建在今姑苏山上也是可以说得通的，因为在山顶上再建一个高层建筑“台”，其视野肯定会更开阔，“高见三百里”应该不是问题。

链接：最早记载“姑苏”两字的典籍文字：《史记·河渠书》“上姑苏，望五湖”。《国语·吴语》“入其郛，焚其姑苏，徙其大舟”。《韩子·喻老》“句践入宦于吴……故能杀夫差于姑苏”。《吴越春秋·阖闾内传》“阖闾出入游卧，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苏之台。”《墨子·非攻中》“至夫差之身……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越绝书》“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姑胥之台。”《吴越春秋·句践伐吴外传》“丁亥入吴，焚姑胥台。”《潜夫论·边议》“事有激会……孟明补阙于河西，范蠡收责于姑胥。”《淮南子·览冥训》“过归雁于碣石，轶鶤鸡于姑余。”高诱注“姑余，山名，在吴。”

作者：陈其弟。从事地方志工作32年，指导评审省、市、县区、乡镇志、村志、部门志各类志稿一百多部计5000多万字，撰写理论文章及地情文化的文章300多篇，出版《感知苏州》《感悟修志》等个人专著6种，整理出版《洪武苏州府志》《弘治吴江志》《嘉靖昆山县志》等20多种旧志。

审核、发布：朱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