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简介（柯鲁克的大渡河之恋）

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在晋冀鲁豫边区驻地

完成藏区调查之后，伊莎白来到璧山县大兴镇，参加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创办乡村建设实验区的工作。整个项目由齐鲁大学的孙恩三教授负责。伊莎白和她的合作者的首要任务是：“感知当地群众的实际需求，为即将实行的乡村建设计划，打下良好基础”。

投入到这一个项“感知”任务的，除了伊莎白、俞锡玑，还有一位姓朱的护士和一位姓李的教员，她们全是女性。在镇上开办了一家诊所、一所幼稚园、一个妇女识字班，并去小学教卫生学和公民学课程。

与伊莎白结伴而行的是俞锡玑，出身于书香门弟，是清末经学大师俞樾的玄孙女，其父亲俞同奎曾任北京大学教务长兼任化学门研究所主任。此后，伊莎白和俞锡玑，一中一洋，两位美女，身着长衫，脚穿草鞋，手持又粗又长的打狗棍，来到了当时属于四川省的璧山县，离县城20多里的兴隆场，对1500户人家开始了挨家挨户的田野调查。

《兴隆场》

不朽的青春里程碑

1947年，柯鲁克在太行山。

邻县有一座晏阳初创办的、从河北正定迁来的乡村教育学院。那段时间，学院由刚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归国的社会学家蒋旨昂具体负责。蒋旨昂经常来兴隆场，同时也到其它地方做调查，使伊莎白和俞锡玑获得了一些交流与学习的机会。

伊莎白和俞锡玑总想为贫苦农民做好事，建立了食盐供应合作社，不料此举触犯了垄断商的利益，垄断商们不断搞阴谋诡计，使食盐合作社夭折了。但是，任何困难均未能阻止伊莎白和俞锡玑的调查活动。

头5个月，她们握着打狗棍，对1497户进行了地毯式的调查，一家一户走了一遍。在逐步建立直信任关系的同时，打消了压在乡民心头的疑虑。

兴隆场三天赶一次场，按习俗，已婚女人可以像男人一样出门赶场，只是不方便在公共场所逗留。但这些女人却巴不得有个地方歇歇脚，再聊会儿天。不经意间，伊莎白的住所和办公地竟成了理想去处，女人们来来往往，不会引来任何闲言碎语。随着“好客”的名声愈传愈广，客人越来越多，极大地方便了日后在全乡所进行的逐户调查。

她们办了个小诊所，唯一的“朱医生”，其实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护士，并且会接生，特别是为当地几个难产的孕妇接生之后，名声大噪。1941年9月17日，璧山附近的白石驿机场被日军轰炸，朱医生抢救3名飞行员，成功救活1名，更使协进会诊所声名远播。

这样，伊莎白和俞锡玑在调查时，有了更多的话题可谈。她俩配合默契，发挥所长，效率很高。俞锡玑快乐地回忆，“我顶会听人家说了些什么。因为我这个人挺随便，挺随和。不是下江人高高在上的样子。”白天，俞锡玑出去，所见所闻，就跟伊莎白说，伊莎白就熬夜用打字机详细记录下来。

这样，以日记形式写下的，长达36万字的抗战期间四川农民生活调查，在夜以继日的打字声中成为一本书--《兴隆场》。全面、客观地记录了抗战时期川中一个小场镇的历史沿革、政治、经济、家庭、婚姻、法律、诉讼、袍哥组织、宗教信仰等方方面面的信息，保存了大量的鲜活事例，现场感极强，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特别是那些细腻的情节，匪夷所思的故事，原汁原味的民俗描绘，冷静客观的笔调，让人拍案叫好。

比如，对壮丁之苦有多处记录：

1940年10月30日

一名壮丁，设法用自己被绑着的胳膊抱住他年仅2岁的儿子，异常激愤在说什么。据他讲，自己并不是这一次应当征兵的三个保里的人，昨天却在集巿上被莫名其妙地抓了进来。

1940年11月26日

征来的壮丁总共有50多个，清一色穿着单薄的土黄色卡叽布军装，在寒风里冻得瑟瑟发抖。

壮丁们8个一组蹲在路边，围着一瓦盆菠菜汤吃早饭。旁边煮了一大锅糙米饭，每个人都狼吞虎咽，生怕不够吃似的。有一个壮丁的媳妇每天送来一碗菜，被他拿来和同组兄弟分食了。另一个壮丁的女人带着俩孩子--其中一个尚未满月，哭哭啼啼，求乡长放还自己的丈夫。

1941年3月17日

第二保第6甲的傅贤才，儿子才14岁，还不到征兵年龄，却在去年12月去璧山赶场时被抓了壮丁。现在年逾60的老两口靠已出嫁的闺女养活。

书中还对乡长、保长、团丁、贫民、雇工、土匪、烟民、孤寡等各阶层的各种人物作了简要的勾画；对发生在兴隆场的事，如修坟争吵、饥民闹事、端公跳神、社交礼仪、鬼怪传说、赌博方式、庸医治病等作了异常生动的记录。

1942年初，兴隆场的合作实验陷于停顿，伊莎白的资助期届满。她带着人类学家的梦想，来到伦敦，几位著名的人类学家都鼓励伊莎白继续追梦。已故人类学泰斗马林诺夫斯基的继承者弗思，读到《兴隆场》丰富细腻的调查资料之后，同意在战争结束后，指导伊莎白攻读人类学博士。1943年，弗思向英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推荐出版《兴隆场》。曼海姆亲自登门拜访了年轻的伊莎白，同意在他主编的“社会学与社会重建国际文丛”中，出版这部尚待完成的《兴隆场》。

《兴隆场》与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村》、林耀华的《金翼：中国家族制度的社会研究》并列为中国人类学的先驱之作。

2013年，《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在中国出版。 这是20多岁的伊莎白和俞锡玑当年在兴隆场所作的英文原始记录，经过整理之后翻译成中文的原始资料。这是伊莎白和俞锡玑共同立下的不朽的“青春里程碑”。

千里姻缘

泸定桥的海誓山盟

柯鲁克拍摄的中国农村被集结成书出版。

美国记者杰克·贝尔登，说起曾追求过的伊莎白时，不无感慨：“她确实不错。但老实说，个性太鲜明，吓跑了我。”

没有被吓跑的是帅哥大卫·柯鲁克，1935年入党的英国共产党党员，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出生于英国犹太富商之家的柯鲁克经历颇为传奇。大学毕业后，正值弗朗哥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呼应，在西班牙发动暴乱，法西斯主义甚嚣尘上之时。他放弃了一切唾手可得的物质利益，投身于保卫马德里的国际纵队英国营。可惜，一上战场就负了伤，住进了战地医院。

在医院里，读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引起了他对中国革命的强烈关注。1938年的一天夜里，柯鲁克被召唤到一辆豪华轿车上。轿车在黑夜的掩护下兜着圈子，车上两个俄国人问他愿不愿意到中国去工作？任务是监视一位托派分子。他明白，这是共产国际的任务，几乎不假思索就答应了。

1938年夏天，大卫·柯鲁克到了上海，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担任教职。除了监督那托派记者，教书之余就是玩相机。他的镜头，始终对准了底层：码头搬运工、黄包车夫、苦力。之后，到了解放区，他的镜头始终对准了农民：干活的农民，集会的农民，投入土改运动的农民。一本厚厚的摄影作品集，记录了民间疾苦，觉醒与抗争。朋友们认为，大卫是一位很杰出的教授，还是一位技艺超群的摄影家。

1940年，柯鲁克与所属的特工组织失联，应内迁的金陵大学之聘，作为教师进入了大后方，在成都与伊莎白相识。按中国人的说法，这是“千里姻缘一线牵”。柯鲁克始终关注社会的底层，从战乱的西班牙到上海，对淌着鲜血的反法西斯战士和牛马一样卖苦力的中国劳工抱有最深的同情；伊莎白在中国社会的苦海下潜得很深，一直触摸到贫穷与愚昧之根。

他们俩有太多的共同语言。1941年暑期，柯鲁克、伊莎白和他们的朋友，经过六个星期的艰难行程，到达康定城。大约5年前，红军曾在横断山脉的皱褶间艰难前行，在饥饿与寒冷的折磨中，走过长征中最险恶的路段，不断写下气壮山河的标语。一路读着红军标语，终于走到了泸定县，来到斯诺曾描绘过的铁索桥头。

突破了群山的层层包围的大渡河，一河怒涛如群狮咆哮，震撼两岸山谷，也震撼着伊莎白、柯鲁克两个年轻人的心。他俩手抚冰凉的铁链，踩着摇晃的木板，一起走上了让人心惊肉跳的铁索桥。

真是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路程。山风狂嘶，让人难以张嘴。在雷鸣般水声中，他们用手势用目光对话。夕阳落山了，晚霞如火。大渡河的每一朵浪花在燃烧。

他们说了些什么？以后数十年，漫长的人生之旅，他们携手并进，共度艰危，证实了那无需用语言表白的海誓山盟。

回到中国

他们在边区学会“一圪蹴”

伊莎白（右一）在解放区和其他中国共产党工作人员一起吃饭。

一回到成都，他们便订婚了。伊莎白表示，愿随柯鲁克去战火纷飞的英国结婚。

当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柯鲁克立即意识到，必须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他和伊莎白先后分别参加了英国和加拿大的军队。柯鲁克在皇家空军服役，被派往南亚，在那里度过了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光。伊莎白在此期间加入了英国共产党。

1946年，伊莎白和柯鲁克在伦敦重逢。伊莎白在弗思的指导下，开始攻读人类学博士；柯鲁克则在亚非学院学习中文。1947年，大卫·柯鲁克在办理空军退役手续时获悉，从哪里到英国报名参军，就可以免费被送回到哪里。真是个好消息！去中国的往返旅费，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柯鲁克毫不犹豫写上他和妻子的名字，以便一起去他俩心中时刻牵挂的中国。

1947年10月，英国皇家空军退役军官大卫·柯鲁克，带上英国共产党的介绍信，和伊莎白一起从天津进入中国。几经周折，柯鲁克到联合国救济总署当上了临时司机，“顺便”将一辆满载物资的吉普车直接开到了沧州，进入解放区。后来，他在给朋友的赠书的扉页写道：

踏上华北辽阔的土地，一个新世界就展现在我们面前。

在晋冀鲁豫边区驻地，武安县十里店村。他俩受到了边区领导人薄一波、杨秀峰等同志和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

当时，土改第一阶段已经结束，复查尚未开始，柯鲁克作为记者，伊莎白作为人类学家，都希望继续埃德加·斯诺的工作，纪录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变化。

他俩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住下，享受着特殊的伙食待遇，有白米粥、白面馒头、核桃之类的干果，还有四五个菜。经他们反复“抗争”，终于被批准和村干部吃同样的饭：一天两顿，就像当地农民那样。当地农民习惯将吃食盛在一大碗里，在墙下“一圪蹴”（蹲下），跟邻里边聊边吃。柯鲁克和伊莎白也学着“一圪蹴”，进入蹲着吃饭的人群。他们连说带比划，尽量让干部和农民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久而久之，大家对这一对外国夫妇的“加入”习以为常了。只是有人说：“伊莎白说的中国话，带着很浓的四川口音。”

一身笔挺的英国呢子军装，变成了肥大的解放军的土布军装，有时还学着老乡样，将双手插在袖筒里。伊莎白从外表到内心世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一个受到基督教“社会福音”思想影响的研究者，成为一个自觉的革命者。

不过，伊莎白没有舍得退学，她仍然定期向导师弗思定期汇报在十里店调查研究的情况。这些材料，经解放区的接待干部暗中送往天津，然后转寄英国。而伊莎白作为注册研究生，继续接受资助。伊莎白没想到，就是这笔研究生资助，为十年动乱遭到诬陷，失去自由三年埋下伏笔……

（向素珍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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