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中资手机产业（中资手机在印度）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骆轶琪 广州报道

自2020年开始，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互联网从业者刘量陆续缩减了在印度的业务发展进程，直到中资互联网软件进一步遭到当地封禁，他最终彻底退出。

在印度，他同时是手机线上渠道商并逐步拓展到线下渠道，随着全面退出，他也停止了在本地的业务经营。

刘量是这些年受当地政府影响，被迫离开印度市场的案例之一。而更备受关注的，是近期小米、OPPO和vivo陆续遭遇来自印度官方的查税风波，并随后分别被指存在高达几十亿元人民币的逃税，有的厂商已有部分资金被冻结，有的被提出要追缴税款。

近日，荣耀终端CEO赵明受访时表示，在印度的团队已撤出，不过在印度有合作伙伴并已启动相关业务，将会采取稳妥的方式在当地发展。这令中资厂商在印度的营商环境问题再度成为热议焦点。

只是从客观条件看，印度终究是一个“迷人”的市场：这里有着庞大的人口红利尚在成长，换机潮依然持续，手机消费客单价也在抬升——这些条件对于手机行业来说，具有很高吸引力。

（2017-2021年间印度手机零售客单价变化情况，其中2021年为预测值，图源：Counterpoint）

当然，印度的营商环境一直都有待提升。多名在印度有过业务发展的供应链人士都向记者指出，自从在印度开展业务开始，税收问题一直都困扰着他们的经营，需要时时应变。

查税现象也曾出现于其他海外厂商如三星等企业。只是近期动态，显得对中资厂商现阶段的核查相对密集且严厉。

面对这个让人“又爱又恨”的存在，可以确定的是，已有前期庞大投入的大厂要彻底撤出印度市场并不现实，更何况在当地已经构建起相对强大的中国手机产业生态；但当务之急或许是积极跟随在本地的一系列政策和相关发展策略，协商中成长。

印度牵引

对于任何产业来说，在一个市场发展进入稳定成熟期后，进入其他新兴市场不断扩张，是一个永恒的定律。

印度就是具备这些特征的目的地之一。

2016年前后，包括刘量在内的诸多手机产业生态圈，陆续在包括小米等终端大厂的牵引作用下，来到印度本地建厂。当然，这也与当地为推动“印度制造”而提高进口产品关税有关。

一时之间，大小诺伊达两地成为中资手机硬件供应链企业的高度生态聚合区，来自中国的终端大厂逐渐在这种趋势下站住脚跟。

据调研机构Counterpoint统计，相比2015年第四季度，2016年第四季度中国手机品牌在印度的市场份额从14%大幅跃升到了45%。相比之下，同期内印度本土品牌的份额从54%下滑到了20%。

（2015年第四季度和2016年第四季度相比，中国智能机市场份额快速成长，图源：Counterpoint）

至今，在当地前五大品牌中，仅三星一家来自韩国。中资手机厂商的占比至少达75%。

Counterpoint高级分析师Prachir Singh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印度本土品牌无法与中国品牌正面竞争，因为规模效益让中国品牌在定价和产品规格配置方面有积极优势。

在当地市场规模和政策两方面驱动下，近些年来，在印度站稳脚跟的头部国产大厂也持续扩大了本地建厂动作。据前述机构统计，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按印度智能机生产制造的份额来看，OPPO以21.6%排名第一，紧随其后是三星，vivo和鸿海子公司则分别以占比超11%位列第三、第四。

（2022年第一季度“印度制造”中不同厂商所贡献份额，图源：Counterpoint）

不过相比之下，华为和荣耀都似乎没有积极在印度大手笔投入。

一名手机厂商内部人士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分析，基于毛利率表现考虑，荣耀并不愿意在印度积极进行尝试。但其所在厂商通过规模化发展模式，已经在印度实现盈利。

一名行业观察人士则认为，荣耀此前曾对印度市场三进三出，但收效不大，其以高端机切入印度市场，未获得较大反响。

这或许也是荣耀可以相对轻松宣布团队撤离，而以合作伙伴形式继续在印度投入运营的原因所在——庞大的市场不可放弃，但因自身前期投入不算大，运营方式或有探讨空间。

目前看起来，如荣耀的这种选择或许只是少数。刘量向记者表示，据他了解，手机产业链厂商都还没有离开，一定比例可能来自贸易服务领域。“OVM这类终端大厂都在，可以说80%-90%的供应链都是奔着它们去的，只要手机终端没走，这些厂商也不会走。数量不好统计，我粗略预估撤离顶多在10%-20%。”

中印越电子（手机）企业协会（CMA）秘书长杨述成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据我了解，目前在印度的中资品牌和供应链厂商，在印度的整体战略不会变。”举例来说，不论是大型终端厂小米、OPPO和vivo、传音，还是模组厂、屏厂，更小规模的数据线、充电器及设备等服务类产业链公司，目前在印度的发展规划并没有明显变化。

“放眼全球，要保持品牌的增量和生命力，印度是不可或缺的市场。”他续称，的确，目前在印中资公司面临查税、商务签获批等难题，但从商业考虑，这是暂时的困难，并不改变该市场本身的吸引力。

“我们没有看到中国智能手机公司退出印度市场。所有OEM厂商（指OVM等终端）都在印度发展手机生态圈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同时，印度是世界第二大智能手机市场，但目前仍有一部分人没有联网，这使其成为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特别是在入门级和经济型市场。Prachir Singh如此向记者分析，由于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和产品定义，中国品牌在印度智能机市场上处于领先地位，如果有中资厂商退出，要填补空缺对其他现有玩家来说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遭遇困顿

不可否认的是，眼前的困顿的确存在。

今年以来，中资终端大厂陆续遭遇来自印度官方多部门的联合审查，主要聚焦在税务方面。连带着，部分厂商还更换了部分在印业务负责人。

但印度的税制一贯复杂且经常变动，同时，综合多个外部因素影响，都为厂商在当地运营带来难题。

杨述成向记者分析，目前中资企业在印度经营的挑战来自三方面：被查税是最大挑战；对员工既有工作签和商务签的审查也很严格；中资企业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前往印度前申请签证得不到批复等。

“这三个挑战让中资企业现在在印度处于困难时期。”他进一步分析，究其原因，有国际关系影响和企业运营本地化等问题。

税务问题一直是中资企业在印度营商面临的一大持续性困扰。多名曾在印开展业务的供应链厂商都向记者提及，印度的税收政策针对不同零部件的不同生产运输等环节，这些年来一直在变化。且还需要考虑到税收主体可能是“邦”，也可能是更小行政单元。

对此，杨述成觉得可以理解。“这一方面与印度国内执政党态度有关，在任何国家可能都会面临类似问题；另一方面因为的确无法改变，我们只能呼吁中资企业积极适应和面对这种变化，理解和解读印度税法。”

杨述成也坦言，目前印度的营商环境的确有待改善，还存在粗暴执法等问题。“但手机产业链是第一批走出海的中国投资者，到现在已经有大批量、成规模的系统性产业链迁移过去印度生产制造。呼吁中资企业学习和成长。”

（2022年第二季度，印度前五大智能机品牌市场份额情况，图源：Counterpoint）

对此，Prachir Singh认为，印度政府还不想将这些调查投射为“对中国企业的打击”，因为这样做会无法让人清楚了解印度的营商环境及“印度制造”计划。“手机业务一直是‘印度制造’倡议的旗帜，政府认为这是一项成就。我们认为，这些调查似乎是因对税制理解不一致，这将在适当的时候得到解决。我们认为所有这些调查都对中国品牌带来很小的影响，中国品牌将继续在印度智能手机生态系统中领先。”

当然，作为非制造类企业，刘量相比之下的确是受影响较大的一类群体。

他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在2019年疫情开始出现后，考虑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以及当时开始对互联网类企业的一定程度封禁举措，他通过降薪等方式，让线上业务人员自主选择是否离职。直到线上业务彻底被停止，剩余员工只能就此被解散。

“这些举措一定程度造成了较大量的人员失业。尤其在现在经济下行期，本地人找工作就更难、更卷了。”刘量续称，一定程度上，这些看到行情变化提出离职的员工，如今已难以获得如此前一般在中资公司内部同样高薪的水平。

“一些员工近期有陆续恳求我，希望能够帮助提供一些工作机会给他们。但我已经撤出了，就想办法把一些我认为的确不错的员工，介绍给其他相熟合适的中资公司。”谈及此，刘量颇有些无奈。

据刘量观察，目前选择短期内撤出印度市场的，多身处贸易行业。除了他面临的软件被关停之外，还有另一重因素：汇率差的稳定性。

“目前印度卢比在持续贬值，造成中印货币汇率差比值从最低是一比9点多，到现在一比12点多，几乎是15%-20%的利润被蒸发。同时因为印度政府要求转账不可以采用美元，而必须使用卢比，这会对贸易公司有较大业务影响。那么贸易商短期内就会选择撤离或者暂缓在印度的相关业务。”他分析道。

应对之道

一种观点认为，印度政府提出的审查背后，有其需要得到的结果，只要让公司和政府诉求之间得到平衡，前述难题或许就可以得到解决。

据刘量回忆，在2018年间，三星也曾在印度当地遭遇百亿额度的税收查处问题，但最终通过三星与当地部门协定，为本地带来一定规模产值等条件作为交换，取消了这些罚款要求。随后可见，三星的确加大了对印度本地的建厂动作。

“这可以看出印度政府的导向。当然我也觉得，这次对中资企业的一系列动作有些严重。”他续称，且印度相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相对粗暴。“当然我觉得查税这类问题还是可以最终通过协商等方式进行解决，只是具体怎么做的问题，除非一些企业在亏空状态无法缴纳相关资金。”刘量续称。

无论如何，如果认为现阶段中资厂商会轻易大批量退出印度市场，并不是一个合理和足够市场化的判断。

杨述成认为，对于中资企业而言，不论公司规模大小，最终都会克服目前面临的困难，“印度是一个可期待的市场，根据我们研判，印度未来会走到中国智能机市场的规模，但目前真正的换机潮还没到来，这会是一个广阔的增量市场。”

经过近些年的发展，印度本土手机和通信品牌已经日趋退败；同时，印度本土并未成长出有足够能力的供应链厂商，本土的手机生态依然需要依赖来自中国的供应链体系。

“供应链体系不是一两年可以建成的。我认为中国在印度市场至少还有15-20年的生存空间，这是足够长的时间。”他续称，这是参考了中资厂商在印度的发展历程，以及印度目前的产业基础，和中国品牌在印生命力多方面因素考虑。

前述厂商人士也向记者推演，印度是想积极推进本土厂商在手机供应链的成长和发展，但迄今为止并未能成功。这可能与当地人员工作效率、人员素质等综合因素有关。

而印度依然在积极推进本土制造计划。2021年，其再度提出生产关联激励（PLI）计划。

对此，Prachir Singh分析道，得到PLI批准的手机供应链玩家主要有三星、富士康、纬创、和硕。“在这4家公司中，有3家是中国公司，尽管它们更倾向于苹果的生态系统。在PLI计划中还有一个附加说明，全球参与者可以在发票价值>15000印度卢比（折合1500元人民币）的设备上获得激励。”

这带来一层猜测，苹果或许可以借此，获得在印度更大的发展机会。

根据Prachir Singh分析，宏观经济问题正在影响整个世界，印度也不能幸免。“我们目睹了消费者需求的下降，几乎所有品牌都面临着堆积库存。我们估计后认为，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目前存在超过10周的库存水位(正常库存水平约为4周)。受冲击最严重的是入门级用户，因为金字塔底层的用户受到宏观经济逆风的影响最大。”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品牌受到相关影响，对三星来说将是最有利的，因为其产品涵盖所有价格区间。但对苹果来说不会有太大影响。因为该品牌处于高端市场领先地位。

当然，作为数一数二的成长性市场，印度至今依然为众多人士看好。“营商环境的确不是特别友好。但我觉得印度市场足够大，如果有机会，想要发展什么业务都可以很快成长起来。”刘量如此向记者表示。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刘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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