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运的城市（南京的幸运）

春归秣陵树，人老建康城。

李清照《临江仙·庭院深深深几许》所指“建康城”是南京在六朝时期的名称。公元前333年，“楚王熊山败越王无疆，尽取吴地，乃因山立号，置金陵邑”，以扼长江。秦时金陵改为秣陵县，隶属于郭郡（郡治在浙江），其县治设在城南秣陵关。两汉时，秣陵县仍设于此。汉武帝时，又封皇族刘缠为秣陵侯，成一侯国。秦汉时期，秣陵一直是南京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

南京简称“宁”，其古称很多，包括冶城、越城、石头城、秣陵、金陵、建业、扬州、建邺、建康、秦淮、升州、蒋州、上元、白下、集庆、应天、江宁、天京等。

历代互见图 引自秦淮文献《秣陵志图》

南京是东吴、东晋、刘宋、萧齐、萧梁、南陈六代京师之地，三百多年为京辇神皋所在，故有“六朝古都”之称。继此之后，又先后成为杨吴西都、南唐国都、南宋行都、明朝京师、太平天国天京、中华民国首都，故称“十朝都会”，累积450年的建都史。

六朝时期的建康城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中心，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过百万的城市。六朝建康城与古罗马城并称为“世界古典文明两大中心”，今南京图书馆和六朝博物馆下仍保留有建康城遗址。六朝皇宫建康宫，宫殿壮丽巍峨，殿阁崇伟，为北魏都城以及东亚各国争相效仿，影响到日本的京都、奈良以及朝鲜半岛百济等都城，深远影响了后世宫室建设的形制。

建城2465年来，从春秋时期、南北朝时期、明初时期、太平天国起义、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国共谈判，直至新中国成立，在南京这块土地上有多少英雄豪杰、爱国志士、革命先辈，在这里争雄角逐、呕心沥血，浴血奋战，这座被诸葛亮向孙权形容为“秣陵地形，钟山龙蟠，石头虎踞，此帝王之宅”的古城，不断被破坏、被伤害，又不断重生、发展；它在每一个历史转折点上都浓墨重彩，又以失意者退场；它清晰地展现了中国历史的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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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国之将兴

南京在历史上曾数次庇佑华夏之正朔，“保留了中华文明之正朔”是史界对南京这座城在中国历史上地位和贡献的共识。以建康为代表的南朝文化，在人类历史上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一次为东西晋之交，五胡崛起中原，晋室倾覆。司马氏余脉渡江复国于建康，偏安江南，荆、扬、江、湘、广诸州，赖以得全。北方人民不堪异族统治，相率避难以赴。这是第一次大规模北人南迁。建康就是今天的南京。

第二次为安史之乱引起，中原沦为战场，北方人民为避战乱，纷纷南迁，时“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李白《永王东巡歌》）。天宝战乱主要在河南、河北，长江下游地区由于远离战场中心，社会相对稳定，所以这次北人南迁的目的地主要是长江下游，从文献记载看，首先是南京，其次是杭州和扬州。

最后一次北人大规模南迁发生在“靖康之变”和元灭南宋期间。这次南迁的主要城市是现在浙江的杭州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北方人迁移南京。

要知道，南宋以前，中国历史上但凡相对和平的大一统时期，都城都没离开过中原地区这个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不得已而退据半壁江山时，南京是统治者的唯一选地。再往南走似乎就有弃“国”而逃之嫌（南宋就被有些人称为亡国的政权）。

中国地理传统南北分界线是位于江苏省淮安市古淮河两岸，但这是学术上的分界线，更多人心智中的分界线应该是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为北人，长江以南为南人。

南京的地理位置很特别，吴文化容忍它为西北端，中原文化又能容忍它为东南端，它地处长江中下流平原，是南北交接的首冲要道，气候适宜，丘陵起伏，江河纵横，又临近海洋，自古就属开放性城市，这对经济的发展有着直接的作用，而经济的繁荣又带来了文化的昌盛，不论古往今来，北人南迁第一站便是南京。上述三次历史上的大规模北人南迁，主要目的地均为南京。

“南京这个城市，向来有个特点，越是乱世，越会获得机会，东吴是这样，东晋是这样，南唐包括后来的元朝末年，都毫无例外，也许这就是所谓的金陵王气。”南京作家叶兆言在《南京传》一书这么说。

在地域上，南京文化受楚、吴、越文化的影响很大，是根植在这三种文化相互交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江海文化孕育而产生的。故南京文化有着开放型的、灵敏型的、理智型的、精悍型的内涵，有着浓烈的南国之秀、北国之雄的特征。

在历史上，由于南北战争屡屡发生，政治中心的南移，北方望族与文化科技精英的南下集聚于南京，南京成了南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心。从此，这个中心就能多方位地集天下之英才、智能、财力的优势，产生了包容性、总结性、代表性十分强的“都城文化”，这种“都城文化”是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鼎盛点，它在数千年的延续、发展中不断影响、渗透，逐步凝聚于“中华民魂”之中，这种隐形的精神财富，所显现出来的个性与神韵，是其他都城无法等同媲美的。

秦淮河的水波流淌千年，乃至于金川河、玄武湖、莫愁湖等等，它们承载着这座城市的灵性与变化。钟山的灵秀，草木的芳美无不让这座城市有许多的天然去雕饰。其次南京够纷乱，从东晋开始，宋齐梁陈的跌宕起伏，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纷扰无不在此进行，甚至将这座古老的城市形容为“中华有史以来遭遇战乱最多的城市”。

东晋政权维持了103年，南京承担了保留中华文明火种的重任。

难怪叶兆言认为“如果说孙吴时代的定都建业，只是为南京这座城市奠定了最初的基础，那么衣冠南渡后的东晋，从本质上看，则是完成了一个更重要的任务，这就是把北方的中国，把一个失败了的中原王朝，拖儿带女地转移到了江东，把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原文化，毫无保留地移植到了南方。”

国父虽去，主义尚存

1911年的辛亥革命，让南京这座古都，再次成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首都。这个首善之都来得有些突然，说来就来，南京人感到很意外，感到不太习惯。

事实上，按照孙中山先生最初的想法，中华民国理想的首都，并不在南京，而是武昌。孙先生的建国主张是“一都四京”，一都就是武汉，四京分别是西京重庆，东京江宁，南京广州，北京顺天。

章炳麟（号太炎）著《訄（qiú）书》时，于“相宅第五十三”记录，“孙文曰：异撰！夫定鼎者相地而宅，发难者乘利而处......洪氏初以广西一部成义旅，所至斩馘，勤于远略，克都邑而不守，跨越江湖以宅金陵......虽其案节得地，而扬光明，金陵则犹不可宅。”

上文记载了中山先生提出“金陵犹不可宅”，认为南京虽然有龙盘虎踞的地理形势，但是偏安东南，无法制约内陆地区。

于是中山先生提出了三个方案：

第一个方案：定都武昌。他说“定鼎者，南方诚莫武昌若”，“夫武昌扬灵于大江，东趋宝山，四日而极，足以转输矣……夫北望襄、樊以镇抚河、雒，铁道既布，而行理及于长城，其斥侯至穷朔者，金陵之绌，武昌之赢也。”他看到了武昌在中国版图中的重心位置，是南北铁路要道和长江水运的中心位置。

第二个方案：定都西安。他说“谋本部则武昌，谋藩服则西安”。孙中山认为，建都武昌是某本部，也就是能够实现对内地地区的管理控制，但是如果要能够好好管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就要必须定都于西安，因为西安的地理位置更加靠近西北地区。足从中国古代历史的规律来看，先生的意见不无道理。

第三个方案：定都伊犁。他认为“谋大洲则伊犁”“若定都关中，制御蒙古新疆虽足，然若欲为亚洲共主，又嫌狭窄，当迁都伊犁”。中山先生认为：如果要称霸于亚洲大陆，就必须要定都于伊犁。从地理位置上来说，伊犁靠近亚欧大陆的地理中心，定都伊犁，可以震慑中亚，影响俄国。

顺便说明，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的《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均没有提及定都伊犁的说法，只有《訄书》重印本《相宅》中的《与章太炎的谈话》，才能找到章太炎与中山先生讨论定都的谈话章节。1902年2月，章太炎因在东吴大学宣传革命而遭清廷追捕，于是第二次流亡日本。当时孙中山正好旅居日本横滨，章太炎由东京往横滨专程去拜会他。两人相谈甚欢，而在此后数月当中，孙中山每十天从横滨来东京与章太炎相会，章太炎亦多次由东京去横滨，共同就与中国革命相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展开讨论，其中就包括了中国革命胜利开国后的典章制度乃至建都问题。

方案归方案，现实是现实，1911年孙中山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南京建立中国民国临时政府，宣布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至于为什么选择南京作为民国首都，是出于多方面综合考虑的结果。从现实层面来说，北方地区仍然控制在清廷和袁世凯手中，并没有实现全国性的统一。南京作为富裕的东南重镇，粮食物产充足，毗邻东南港口，方便与外界沟通。另外南京与上海这样的港口城市不同，它不处于西方列强的直接影响之下，具有一定的自主性；从情感层面来说，中山先生最敬仰朱元璋和洪秀全二人，他们两位无一例外都是定都南京，然后进行北伐。南京作为南方各代王朝的首都，从来没有建立过外族政权，它对于汉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一点又正好和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不谋而合。

另一方面，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对南京评价甚高：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

临时政府成立一个多月，孙中山便匆匆宣布辞职。孙的退出有条件，这就是袁世凯必须到南京来当总统。这样就可以让袁世凯随时处于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中。

中山先生只在南京当了三个月的总统，当时的总统府远不是现在南京大总统府的规模，不仅没有很奢华，反而显得相当简陋，但是先生在南京却度过了最愉快的一段时光。1912年4月1日，先生正式解除大总统职务，约友人胡汉民等人骑马游览南京紫金山。登上南麓，面对一片春色，先生环顾四周，他说：“候他日逝世，当向国民乞求一块土，以安置躯壳耳！”

1925年3月，中山先生在北京病重，正在床上昏睡，夫人宋庆龄，公子孙科，还有几位国民党大佬，聚在一起讨论归葬何处。汪精卫提出葬在北京景山，理由是民间传言，说孙是明朝崇祯皇帝的后身，先生听后立马从昏睡中醒来，说：“不，不，我要葬紫金山。”众人一脸茫然，根本没人知道紫金山在哪，七嘴八舌，有说在广西，有说在广东。一个叫陈去病的国民党元老一锤定音，说在南京，就是东郊的钟山。

中山先生临终前也留下遗愿：“吾死之后，可葬于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所以不忘辛亥革命也。”1925年3月12日先生在北京逝世后，遗体送北京协和医院施行手术（去内脏）和防腐。当时苏联赠送的玻璃盖钢棺未运到，因此暂殓于西式玻璃盖楠棺内。灵柩停放于北京西山碧云寺石塔中。

1929年5月26日先生起灵南下，6月1日灵柩移葬南京市东郊紫金山中山陵。移灵时，遗体从楠木棺内移至欧式铜棺中。换棺时，遗体上换下来的民国大礼服大礼帽放在原厝的西式楠木棺内，封存在石塔中，作为先生灵柩停厝该寺的纪念，这就是“孙中山先生衣冠冢”。说“金陵犹不可宅”的孙中山，最终魂归南京。

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时，毛泽东指出：“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孙中山没能看到民主共和中国的诞生，但是他的意志由后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继承了下来。

文脉留芳，清芬自远

2019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南京入选“创意城市网络”之“文学之都”，成为中国目前唯一的世界“文学之都”，可以说，昔日的“天下文枢”名号已然昭示了南京自六朝以来长盛不衰的文学脉络、灿若星河的文学名家、传而不朽的文学成就和高雅多元的文学活动。

虎踞龙盘的山川形胜、“十朝都会”的沧桑历史、人文荟萃的创作群体、名作迭出的昌盛文脉，以及崇文尚读的优良传统，都让南京始终是一座创作之城、阅读之城、藏书之城、出版之城。

“南京是一座文学之城。南京1800年文学传统在城市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学院（“文学馆”）、第一篇文学理论文章（《文赋》）、第一部儿童启蒙读物（《千字文》）等都是在南京诞生的。伟大的古典名著《红楼梦》多以作者曹雪芹在南京的生活经历为素材。南京是一座阅读与创作之城。1907年成立的南京图书馆已经在一个多世纪中为城市读者服务。

崇尚文学、酷爱读书是南京人最为鲜明的精神气质，南京是创作的温床，作家的天堂。在中国数千年文学史上，有超过一万部文学作品产生于南京或与南京有关，其中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美国女作家赛珍珠的获奖作品。南京是一座传播之城，一直以来在为中外文学交流推波助澜。五个世纪前，南京是中国重要的出版中心，率先将中国的文史典籍‘四书五经’翻译到欧洲。”

这是“申都”报告里300余字的南京文学介绍，讲述千年文脉传承。

《世界文学之都：南京》编写组确定了24个“文都南京”标志性文学IP，既有王献之、谢朓、李白、刘禹锡等名人，也有《世说新语》《文心雕龙》《红楼梦》等名著，他们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是对“天下文枢”的香火接续，他们每一个人的努力都是在向这座“文学之都”致敬。

在南京生活了30多年的作家鲁敏，对这座城市浓厚的文学气息深有感触。“只要谈到文学、谈到古典、谈到诗词、谈到审美，南京就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地理名词，一个重要的标志象征。南京每一个大街小巷都有文学前辈留下的足迹，即便是普通人也对这个城市的历史文化了然于心，所以你时刻都会听到文学的声音在耳畔回响。这会让一个写作者产生化学反应，这些都会成为写作者的养分，也许在某一天就被全部激活，创作出各种优秀的文学作品。”

南京历史上，甚至还流传着许多神话故事。后羿射日在汤山，9个太阳化成了温泉？女娲补天掉下五色石，“砸”出玄武湖“弹”出紫金山？燕雀湖得名与昭明太子有关，湖里曾有千年鱼精？沈万三好心救青蛙，意外获得聚宝盆？在书法家、南京晓庄学院教授王宜早看来，南京神话其实是中国神话的地域延续，而且与南京的历史、山川风物和百姓生活等都相互渗透。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在此筑城，铸造青铜器；汉时金属冶炼技术发达，铜铁器普及；六朝工商业进一步发展，东吴孙权时造船业、航海业发达，大海船远达台湾、辽东、高句丽。

经济繁荣必然带来文化昌盛，六朝南京设有儒学、玄学、文学、史学等学馆，研究学术，培养人才。南朝文学名著大多是在南京写成，诸如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昭明太子《文选》、谢赫《古画品录》、法显《佛国记》等等。

六朝的人物太多，他们在这个拥有厚重历史的地方展示着权谋、风流和气度，最终让这段历史在纷乱之中闪烁着独特的气度。“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多年后的刘禹锡还在为此深深的感叹彼时的喧哗与热闹，最终也终于回归草屋的百姓之家。

关于金陵，或者说南京，朱自清的说法深合余意。七十多年前，朱自清在游历南京后，写下一篇小文《南京》：“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到处都有些时代侵蚀的痕迹。你可以摩挲，可以凭吊，可以悠然遐想；想到六朝的兴废，王谢的风流，秦淮的艳迹。……假如你记得一些金陵怀古的诗词，趁这时候暗诵几回，也可印证印证，许更能领略作者当日的情思。”

一生中，李白多次前往金陵，也多次凭吊不同的江山遗迹。南京地方志专家陈济民认为李白至少到过南京四次。

唐开元十四年(726)，李白首次来到南京壮游，他还年轻，有的是时光，有的是金钱，也有的是豪情和酒兴写下《长干行》《金陵城西楼月下吟》《金陵酒肆留别》等诗作：

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

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天宝七年(748)，李白第二次来到南京，一直住到天宝九年(750)，这一阶段，李白写下大量诗作，其中以《登金陵凤凰台》《登金陵冶城西北谢安墩》为著名。

天宝十三年(754)春天，李白和朋友魏颢又一次来到金陵，一直住到秋天才离开。这一次，他留下《春日陪杨江宁及诸官宴北湖感古作》等诗作。

“安史之乱”后，李白避居宣城，曾经以今高淳、溧水境内石臼湖、固城湖的风景作《丹阳湖诗》。他曾上书朝廷《为宋中丞请都金陵表》，这是一篇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写给唐肃宗朝廷，建议迁都南京的表章，其中写道：“臣伏见金陵旧都，地称天险。龙盘虎踞，开扃自然。六代皇居，五福斯在。雄图霸迹，隐轸由存。咽喉控带，萦错如绣”。奏表大大夸赞了南京，并力荐把国都建立于此，中兴李唐。喜欢一个城市，甚至认为可以立都，足见李白对南京的感情之深。

上元二年(761)，六十一岁那年，已进入生命倒计时的李白又一次来到金陵，他登上了一座著名的古台。那就是因他的诗篇而名扬至今的凤凰台。凤凰台的得名，据说是南朝刘宋时期，有三只凤凰飞临城西的小山。为了纪念这一祥瑞，人们修建了一座高台，称为凤凰台。凤凰台所在的小山，称为凤凰山。今天南京南部的百家湖边，有一座圆形高台，上面竖着三只巨大的红色凤凰雕塑，人们把此高台称为凤凰台，但它并非李白所游的凤凰台。李白的凤凰台遗址在夫子庙西侧的秦淮河畔——更具体的位置，有人说在一所校园内。

那年，李白登罢凤凰台，留下了七律：

凤凰台上凤凰游，凤去台空江自流。

吴宫花草埋幽径，晋代衣冠成古丘。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

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认为“南京城其实是李白的救赎之地”。据粗略统计，李白写金陵的诗有近二百首之多，曾游览和歌唱过南京的紫金山、玄武湖、凤凰台、冶城、白鹭洲、劳劳亭、长干里、板桥浦......

奈何浮云蔽日，长安不见，人生的种种不得意让豁达的诗仙也未免愁闷滋长。当他历尽沧桑，脚步遍及大半个中国却一无所获时，终于生出了“三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的恍惚。

佛日重辉，江天无恙

赵朴初说:“在中国成立的大小乘各宗派无不和南京有关。如三论宗即在南京的摄山成立；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是在南京最初宣讲他的学说；华严宗依据《华天经》是在南京翻译的；涅槃师依据的《大涅槃经》也是在南京经大文学家谢灵运和慧观再治并由鸠摩罗什的高足弟子道生讲授的；禅宗依据的《楞伽经》是在南京翻译的；创立摄论、俱舍两宗的真谛法师最初也是由梁武帝请来南京的。”南京开了中国佛教诸宗的先河。

历史上的南京不仅是佛学研究的高峰，更是弘法传法的阵地。我们也许只知道北传佛教白马驮经的传说，但很少听说南传佛教康僧会建寺建业的故事。当年，法显三藏从印度回来后最早到的也是交州、建业。达摩祖师更是由金陵去的少林。

南朝时期是金陵佛教鼎盛的第一个时期，尤以梁武帝萧衍时期为盛，《南史》上说：“都下佛寺五百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

梁武帝对佛教的推崇已经到了事事亲为的地步，梁武帝不光潜心研究佛法，还身体力行，三番两次出家当和尚，逼得文武官员出巨资把他从庙里赎回。正因为崇信佛法，所以变得太慈悲，以致失去江山，命丧台城。但是梁武帝独尊释教的效果十分明显。南梁一带，吴越地区，寺庙林立，龙象会聚，梵宫林立，星散绮错，名蓝森列，灿然重辉。

建初寺、长干寺、阿育王寺、高座寺、白马寺、延兴寺、法轮寺、建福寺、庄严寺、栖禅寺、何皇后尼寺、建兴寺、彭城寺、瓦官寺、新亭寺、冶城寺、太后寺、法王寺 、越城寺、斗场寺、高台寺、道林寺、竹林寺、报恩寺、善居寺、宋熙寺、灵鹫寺、乌衣寺、天竺寺、大庄严寺、幽栖寺、天保寺、兴皇寺、龙泉寺、天王寺、光宅寺、无垢寺、佛窟寺、草堂寺、孔子寺 、栖霞寺、同泰寺、皇宅寺、幕府寺、开善寺、定林寺.....其中钟山之中就有寺院 70 所之多。

唐宋时期，是佛教发展的又一个巅峰。由隋朝开始，佛教已由译经逐步发展到释经，由印度人传教为主转变到由中国本土僧人挑大梁的阶段。此时的南京已经远离政治中心，十分适合禅宗的发展。法融自成一派牛首宗，俗称“牛头禅”，以南京为中心，遍布江南。

“清中叶后，佛教渐衰；加以太平天国之到处摧残，东南佛法，不绝如缕”。南京是太平天国的首都，南京寺庙首当其冲，以致到了太平天国之后，“海内人士，欲求一册经典，殆不可得”（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就在这十分被动的情况下，发生了三件事，让南京重新站在佛教重镇的地位，成为闻名全国的译经、刻经、讲经中心，以及近代中国佛教文化的复兴、研究、传播中心。

一是杨仁山牵头创设“金陵刻经处”。杨是清末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人物，也是唯识宗复兴的播种者。杨仁山牵头，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金陵刻经处自同治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杨仁山逝世，四十余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帧。

二是杨仁山晚年创设“祇洹精舍”，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门下弟子中，济济多士，章太炎、谭嗣同、太虚大师、欧阳渐等都在此就读。太虚大师、欧阳渐后来成为佛教思想界的巨擘，对近代佛学复兴发生重大的影响。

三是欧阳竟无创立支那内学院。内学院1922年成立于南京，目的是“阐扬佛学，育材利世”，提倡在家居士可以住持佛法的口号，奠定了居士道场的基础。学院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佛教学者，如梁漱溟、汤用彤等人。

民国之后，太虚大师在南京成立的中国佛教会以及抗战胜利后成立的中国佛教总会，使南京成为全国的佛教活动中心。由此赵朴初先生曾赞叹道：“在中国佛教史上，南京作佛教学术的中心是当之无愧的。”

南京还是供奉佛舍利历史悠久，中国历史上瘗藏圣物最早、最多的城市。2010年6月12日，世界现存唯一的释迦牟尼佛顶骨真身舍利于南京盛世重光，再次见证了南京这一佛教名都的真实不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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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中一个小圆桌，陈着一盆雨花石的文石。这文石的宁静，明朗，坚实，无我，似乎也就象征着主人的精神”，郭沫若在《梅园新村之行》这么写道。可以说浸透鲜血的雨花石凝聚的是南京毋忘历史、坚贞不屈、英勇战斗、无私奉献的“雨花魂”。

一部南京史，就是半部华夏史，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历史一遍遍地选择南京为风云际会的注脚，南京也一次次地回报历史以波澜壮阔的巨响。

南京之幸！中华之幸！

（特别说明：由于拍摄水平不足，本文所有配图均引自网络，谨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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