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国宝(从溥仪私产到中华国宝)

故宫本是皇帝的住处,从一人专属的紫禁城到万民共享的故宫博物院,前后花了多少年?

如果从辛亥革命开始算,其实整整花了15年——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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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看似只是时间问题的答案,其实包含着一段残酷而挣扎的民国过往:

为什么成立故宫博物院整整花了十五年?从溥仪退位、出宫,到博物院的成立,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故宫流失了多少国宝?

国民党、北洋政府、清朝遗老遗少,是怎样争夺故宫中的无价之宝?国宝遗失的危机为何又加速了故宫博物院的诞生?

天子即国家——当最后一位皇帝从龙椅上走入人间变成一个普通人时,他所拥有财产该如何处理呢?人人的财产当然都受法律保护——可退位皇帝的国宝文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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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绘画中的故宫

覆巢之下,国宝无存

1908年的正月,光绪三十四年。

大清国有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暮气沉沉。创刊于上海的《国粹学报》,却在第三十八期却登了这样一张画:《晋顾恺之班昭作箴谏庶姬图》,这张画在后世被称为《女史箴图》,是东晋顾恺之神作的唐朝摹本,庚子事变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即便是在汇集全世界宝物的大英博物馆里,它也是称得上是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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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展出女史箴图

一百多年前的清朝人,是怎样看待国宝流失的呢?

编者邓实在附记中是这样说:“不谓此神州至宝,乃远在异洲 ,为白人所珍也 。”神州至宝却远在异洲,痛惜之感不言而喻。

实际上,《女史箴图》的流落他乡,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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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慈禧仓皇“西狩”逃至西安。那些皇家重地连带着可就遭了殃,一夜之间成了贼徒们的乐园——曾参与维新运动的狄葆贤是这样记录的,颐和园中:“各处皆一空如洗...可想见当时其中陈列之品盖不知凡几。各国游客,皆争取一二物,谓留为纪念品,遂至壁间所糊之字画,窗间雕刻之花板, 亦瓜剖豆解矣 。 ”

鉴于清朝皇室继承的本来就是历朝历代皇帝搜刮到的、遗存下来的中华至宝,这场浩劫无疑是“敛全国之精粹而歼之 ”。这还只是京城内,远在热河的行宫、承德的避暑山庄被里应外合,洗劫的更加惨烈。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清王朝连自己的皇室藏宝库都保护不住,全国各地的文物向国外流失,根本就无从阻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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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皇幸蜀图》曾藏于承德的避暑山庄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登场,伴随着民国登台亮相的,同时还有家天下观念的消亡——人们猛然意识到皇帝的宝贝并不该属于皇帝一家之性,事实上,作为传承千年的中华民族,那这些无价之宝当属于民族共有。

而西方人的博物馆文化传播到中国后,也恰好在这一时间点,为故宫的至宝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文物在博物馆中保存,是可以被人们共同参观、共同欣赏、共同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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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放置于避暑山庄的宫廷家具

可现实却是,民国后,虽然北洋政府中有内务部负责“保存古物的事项”,可四分五裂的的国家、群雄割据的态势、虎视眈眈的外国势力,一个并不完整的政府根本肩负不起古物的合法、规范的博物馆建设。

更关键的是,在法理上,北洋政府就没有分清所谓清廷私产和公有之国宝的界限。

逃离紫禁城

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清廷送上了关于宣统皇帝退位的《清室优待条件》,除了每个月四百万元的天文数字拨款外,更是在第七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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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个矛盾的事情就出现了:如果想收回故宫,避免清廷贩卖国宝,就要说清楚什么是清廷的私产?实际上,在优待条件中并没有任何规定任何私产、公产。而从皇帝的角度来说,既没有规定,那我从小生活、继承自祖先的宫中物品当然都是私产,当然有自由处置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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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旧照

实际上,虽然优待条件里有所谓拨款入账,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兑现,而遗老遗少们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其腐败程度无以复加,却又必须靠变卖內府宝贵的文物来筹措经费,以图他日东山再起。像大英博物馆中就有一批宋代官窑在内的历代瓷器堪称是镇馆之宝,其来源就是先有内务府将这批瓷器抵押给了银行,随后无力赎回由银行卖给了英国的大维德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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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英博物馆内的瓷器

变卖文物问题之严重,以致常常见诸报端,《申报》甚至总结了一个清室打算拍卖的古物名录。而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还要特意写信提醒说,内务府向外卖御用的金银制品都是按重量来算,对宫廷而言损失非常大。

北京至今依旧存在的琉璃厂文玩市场,这一地段之所以在当年能成为北京的文物集散地,正是因为庚子事变后大量流失的宫廷珍宝在此处贩卖,转售给外国商人带来的畸形繁荣。“ 琉璃厂的古玩铺,成了帝国主义者搜刮中国文物的中心市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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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厂旧照

可想而知当时文物向外流失的恐怖速度。

于是,一个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明明是合法的、以中国自居的民国政府,却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遗产没有处置权利——可身为一个有资格继承这些遗产的完整“国家”,又必须对这些国宝背负着“保护”的责任。

因此,如果民国想要真正的成为其宣布的完整国家,就必须要掌握这些传统文化遗产。而这些遗产,也不能被任何独立的个人、机关、组织所拥有——怀璧其罪。

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民国,该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呢?

当然是建立起一个负责的组织。

“査古物应归博物馆保存以符名实 。但博物馆尚未成立以先,所有古物任其堆置不免有散失之虞。拟请 照司所拟于京师设立古物保存所一处另拟详章派员经理。 ”

1912年年底,袁世凯下令成立“古物保存所”,并计划在紫禁城前的文华、武英两殿建立具备展览条件的“陈列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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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陈列所旧照

看似中国有了一个具备代表性的博物馆,但实际上,这个机构处境非常尴尬。其收藏主要是由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组成(为了防止宫内文物被盗窃一空),但真正的宝贝——紫禁城中的内府收藏依旧完好的保留在退位后的清室手中。甚至这个古物陈列所的所长,还是原来皇室的护军都统治格。

也就是说,民国并没有接收、也没理由接收这些足以证明自己是这个国家天命所归的的皇室收藏。

自然而然的,明明是照着西方现代博物馆体系来模仿的陈列所,由于文物的产权不明,依旧属于清室私产的范畴,于是怪事屡屡发生,前天清内务府收回一件“东海珠制成手串一挂”,后天又拿走“钻石宝剑二具” ,其去处最终不过是被溥仪拿去赏赐给保皇党、筹备复辟的资金罢了。

而受限于民国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常常某大员一个手令,就能去陈列所中随意拿取文物,或据为己有,或“惠赠友人”。其风行之盛,甚至要大总统亲自下令,要求“自大总统以迄,各机关一律不得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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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压根就不是一个现代的博物馆,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并不具备物品的所有权。这一切,都源于民国自己提出的《清室优待条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民国自然也有过讨论,1916年9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呈总统黎元洪的文中称 : “文华武英各殿所陈列之古物,均系清室私产共七十余万件,估价约五百余万元...本拟由政府备价收归 国有,徒以财政支绌,迄未实行。”也就是说,民国甚至掏不出钱来一次性购买故宫中的文物。

民国不国——它管不了自己宣称继承的文化遗产,而军阀们忙着吸毒、看戏、包养姨太。紫禁城的黄昏下,一件件中国最精美的文物,被迫接受东亚病夫的命运,远赴重洋外的异国他乡。

故宫博物院的诞生

一边是民国的不作为,一边是清廷崽卖爷田不心疼。

面对汹涌的舆论质疑,1916年10月,民国曾颁布《保护古物暂行办法》,规定国内一切古籍古物不得转售外人,但并没有禁止国内的文物买卖,并且要求清廷出售文物必须向内务部报备申请,希望以此来限制清廷内务府的抛售狂潮。但法律上再严格,却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执行起来自然成了一纸空文。

更为关键的是,民国依然承认清室对古物的所有权——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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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渊阁藏《四库全书》

1922年3月,京沪各报刊登了一条重磅消息:为了筹措溥仪结婚的经费,清廷内务府准备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文化届人士联名发布公开信,呼吁民国政府阻止倒卖文物的行为,公开信里声称:查照优待条件,爱新觉罗溥仪本应迁出大内移居颐和园中,至于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 。其中如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类尤为可宝....亟宜一律由我民国政府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

可见,在当时人眼中,遗老遗少之外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明确的把“清室古物”当作是“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产”,并对民国始终无法掌控这一遗产心怀愤懑,要求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浪潮之大,甚至引起了溥仪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注意,他在信中这样批评到,这些舆论给溥仪和清室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应该不失时机地将属于中华民族的财产与皇室的个人财产分开”。

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呢?

法律解决不了、钱解决不了,只有靠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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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士敦旧照

1924年11月,冯玉祥打进了北平,曹锟下台。以黄郛为首的内阁召开会议,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立刻离开紫禁城。隔天下午,北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率警卫执行了这一命令。

修改后的优待条件里第五条规定:“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其中就公私产的规定,全国上下普遍认同的是,宫城、建筑物、历代之至宝、民族之公产、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应该归民国,而大小珠宝金银皮货这些,可以归属于溥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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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的鹿钟麟

事实上,无论公产还是私产,手中无枪、又在舆论上人人喊打的清室已经无力挣扎了。

到了1924年,摄政内阁公布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在这一委员会的监视下,宫廷中所剩的银两被还给清室,但银子上如果有福禄寿喜这些字样,就会被认为是“有历史价值”,留下来部分做陈列之用。而溥仪的印玺、龙袍这些代表皇帝身份的物品,也都被民国政府收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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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胡适

只有国家才能够拥有的国宝——唯有一个独立的故宫博物院,才能够保存它们。实际上,就在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就曾致信外交总长王正廷,表示:“清廷古物应当由民国正式接受,模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由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溥仪出宫后,各政府部门窃取古物的谣言甚嚣尘上,摄政内阁维持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宣告辞职,段祺瑞入主北京。一时间,清室的遗老遗少们纷纷筹划恢复优待条件,把溥仪送回故宫,夺回古物。

面对如此迫切的时局变动,成立独立博物馆成了当务之急。清室善后委员会抓紧清查故宫物品,登记造册并加以整理,以李煜瀛为委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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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从此,故宫不再是一姓皇帝的住所,而是天下百姓的共同文化财产。

半个多世纪以来,宫中文物被随意掠夺、倒卖、抵押、赏赐,或是隐秘的送往达官贵人的家中,如今,它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保存之所,它们真正的成为了国宝——成为了民族宣示其五千年传统和辉煌过往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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