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国宝（从溥仪私产到中华国宝）

故宫本是皇帝的住处，从一人专属的紫禁城到万民共享的故宫博物院，前后花了多少年？

如果从辛亥革命开始算，其实整整花了15年——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宣告成立。

这个看似只是时间问题的答案，其实包含着一段残酷而挣扎的民国过往：

为什么成立故宫博物院整整花了十五年？从溥仪退位、出宫，到博物院的成立，清末民初这段时间故宫流失了多少国宝？

国民党、北洋政府、清朝遗老遗少，是怎样争夺故宫中的无价之宝？国宝遗失的危机为何又加速了故宫博物院的诞生？

天子即国家——当最后一位皇帝从龙椅上走入人间变成一个普通人时，他所拥有财产该如何处理呢？人人的财产当然都受法律保护——可退位皇帝的国宝文物呢？

明代绘画中的故宫

覆巢之下，国宝无存

1908年的正月，光绪三十四年。

大清国有如一个行将就木的老人，暮气沉沉。创刊于上海的《国粹学报》，却在第三十八期却登了这样一张画：《晋顾恺之班昭作箴谏庶姬图》，这张画在后世被称为《女史箴图》，是东晋顾恺之神作的唐朝摹本，庚子事变后落入英国人之手。

即便是在汇集全世界宝物的大英博物馆里，它也是称得上是镇馆之宝。

大英博物馆展出女史箴图

一百多年前的清朝人，是怎样看待国宝流失的呢？

编者邓实在附记中是这样说：“不谓此神州至宝，乃远在异洲 ，为白人所珍也 。”神州至宝却远在异洲，痛惜之感不言而喻。

实际上，《女史箴图》的流落他乡，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

庚子事变中，八国联军烧杀抢掠，慈禧仓皇“西狩”逃至西安。那些皇家重地连带着可就遭了殃，一夜之间成了贼徒们的乐园——曾参与维新运动的狄葆贤是这样记录的，颐和园中：“各处皆一空如洗...可想见当时其中陈列之品盖不知凡几。各国游客，皆争取一二物，谓留为纪念品，遂至壁间所糊之字画，窗间雕刻之花板， 亦瓜剖豆解矣 。 ”

鉴于清朝皇室继承的本来就是历朝历代皇帝搜刮到的、遗存下来的中华至宝，这场浩劫无疑是“敛全国之精粹而歼之 ”。这还只是京城内，远在热河的行宫、承德的避暑山庄被里应外合，洗劫的更加惨烈。更显而易见的是，如果说清王朝连自己的皇室藏宝库都保护不住，全国各地的文物向国外流失，根本就无从阻拦了。

《明皇幸蜀图》曾藏于承德的避暑山庄

1910年，辛亥革命爆发。民国登场，伴随着民国登台亮相的，同时还有家天下观念的消亡——人们猛然意识到皇帝的宝贝并不该属于皇帝一家之性，事实上，作为传承千年的中华民族，那这些无价之宝当属于民族共有。

而西方人的博物馆文化传播到中国后，也恰好在这一时间点，为故宫的至宝们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解决方案——文物在博物馆中保存，是可以被人们共同参观、共同欣赏、共同学习的。

原放置于避暑山庄的宫廷家具

可现实却是，民国后，虽然北洋政府中有内务部负责“保存古物的事项”，可四分五裂的的国家、群雄割据的态势、虎视眈眈的外国势力，一个并不完整的政府根本肩负不起古物的合法、规范的博物馆建设。

更关键的是，在法理上，北洋政府就没有分清所谓清廷私产和公有之国宝的界限。

逃离紫禁城

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清廷送上了关于宣统皇帝退位的《清室优待条件》，除了每个月四百万元的天文数字拨款外，更是在第七款规定：“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这样，一个矛盾的事情就出现了：如果想收回故宫，避免清廷贩卖国宝，就要说清楚什么是清廷的私产？实际上，在优待条件中并没有任何规定任何私产、公产。而从皇帝的角度来说，既没有规定，那我从小生活、继承自祖先的宫中物品当然都是私产，当然有自由处置的权利。

溥仪旧照

实际上，虽然优待条件里有所谓拨款入账，但其实根本就没有兑现，而遗老遗少们上上下下都要打点，其腐败程度无以复加，却又必须靠变卖內府宝贵的文物来筹措经费，以图他日东山再起。像大英博物馆中就有一批宋代官窑在内的历代瓷器堪称是镇馆之宝，其来源就是先有内务府将这批瓷器抵押给了银行，随后无力赎回由银行卖给了英国的大维德爵士。

大英博物馆内的瓷器

变卖文物问题之严重，以致常常见诸报端，《申报》甚至总结了一个清室打算拍卖的古物名录。而溥仪的老师庄士敦，还要特意写信提醒说，内务府向外卖御用的金银制品都是按重量来算，对宫廷而言损失非常大。

北京至今依旧存在的琉璃厂文玩市场，这一地段之所以在当年能成为北京的文物集散地，正是因为庚子事变后大量流失的宫廷珍宝在此处贩卖，转售给外国商人带来的畸形繁荣。“ 琉璃厂的古玩铺，成了帝国主义者搜刮中国文物的中心市场 ” 。

琉璃厂旧照

可想而知当时文物向外流失的恐怖速度。

于是，一个更大的矛盾出现了，明明是合法的、以中国自居的民国政府，却对中国历朝历代的文化遗产没有处置权利——可身为一个有资格继承这些遗产的完整“国家”，又必须对这些国宝背负着“保护”的责任。

因此，如果民国想要真正的成为其宣布的完整国家，就必须要掌握这些传统文化遗产。而这些遗产，也不能被任何独立的个人、机关、组织所拥有——怀璧其罪。

四分五裂、军阀割据的民国，该如何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呢？

当然是建立起一个负责的组织。

“査古物应归博物馆保存以符名实 。但博物馆尚未成立以先，所有古物任其堆置不免有散失之虞。拟请 照司所拟于京师设立古物保存所一处另拟详章派员经理。 ”

1912年年底，袁世凯下令成立“古物保存所”，并计划在紫禁城前的文华、武英两殿建立具备展览条件的“陈列所”。

古物陈列所旧照

看似中国有了一个具备代表性的博物馆，但实际上，这个机构处境非常尴尬。其收藏主要是由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和沈阳故宫的文物组成（为了防止宫内文物被盗窃一空），但真正的宝贝——紫禁城中的内府收藏依旧完好的保留在退位后的清室手中。甚至这个古物陈列所的所长，还是原来皇室的护军都统治格。

也就是说，民国并没有接收、也没理由接收这些足以证明自己是这个国家天命所归的的皇室收藏。

自然而然的，明明是照着西方现代博物馆体系来模仿的陈列所，由于文物的产权不明，依旧属于清室私产的范畴，于是怪事屡屡发生，前天清内务府收回一件“东海珠制成手串一挂”，后天又拿走“钻石宝剑二具” ，其去处最终不过是被溥仪拿去赏赐给保皇党、筹备复辟的资金罢了。

而受限于民国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常常某大员一个手令，就能去陈列所中随意拿取文物，或据为己有，或“惠赠友人”。其风行之盛，甚至要大总统亲自下令，要求“自大总统以迄，各机关一律不得提用。”

总之，这压根就不是一个现代的博物馆，而其根本原因在于管理者并不具备物品的所有权。这一切，都源于民国自己提出的《清室优待条件》。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民国自然也有过讨论，1916年9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呈总统黎元洪的文中称 ： “文华武英各殿所陈列之古物，均系清室私产共七十余万件，估价约五百余万元...本拟由政府备价收归 国有，徒以财政支绌，迄未实行。”也就是说，民国甚至掏不出钱来一次性购买故宫中的文物。

民国不国——它管不了自己宣称继承的文化遗产，而军阀们忙着吸毒、看戏、包养姨太。紫禁城的黄昏下，一件件中国最精美的文物，被迫接受东亚病夫的命运，远赴重洋外的异国他乡。

故宫博物院的诞生

一边是民国的不作为，一边是清廷崽卖爷田不心疼。

面对汹涌的舆论质疑，1916年10月，民国曾颁布《保护古物暂行办法》，规定国内一切古籍古物不得转售外人，但并没有禁止国内的文物买卖，并且要求清廷出售文物必须向内务部报备申请，希望以此来限制清廷内务府的抛售狂潮。但法律上再严格，却要面对错综复杂的派系斗争，执行起来自然成了一纸空文。

更为关键的是，民国依然承认清室对古物的所有权——这才是问题的核心所在。

文渊阁藏《四库全书》

1922年3月，京沪各报刊登了一条重磅消息：为了筹措溥仪结婚的经费，清廷内务府准备把《四库全书》卖给日本人——一石激起千层浪，全国文化届人士联名发布公开信，呼吁民国政府阻止倒卖文物的行为，公开信里声称：查照优待条件，爱新觉罗溥仪本应迁出大内移居颐和园中，至于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 。其中如文渊阁《四库全书》之类尤为可宝....亟宜一律由我民国政府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

可见，在当时人眼中，遗老遗少之外的知识分子们已经明确的把“清室古物”当作是“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产”，并对民国始终无法掌控这一遗产心怀愤懑，要求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其浪潮之大，甚至引起了溥仪英国老师庄士敦的注意，他在信中这样批评到，这些舆论给溥仪和清室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应该不失时机地将属于中华民族的财产与皇室的个人财产分开”。

但具体是什么时间呢？

法律解决不了、钱解决不了，只有靠枪了。

庄士敦旧照

1924年11月，冯玉祥打进了北平，曹锟下台。以黄郛为首的内阁召开会议，决定修改《清室优待条件》，要求溥仪立刻离开紫禁城。隔天下午，北京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率警卫执行了这一命令。

修改后的优待条件里第五条规定：“清室私产归清室完全享有，民国政府当为特别保护，其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其中就公私产的规定，全国上下普遍认同的是，宫城、建筑物、历代之至宝、民族之公产、具有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应该归民国，而大小珠宝金银皮货这些，可以归属于溥仪。

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的鹿钟麟

事实上，无论公产还是私产，手中无枪、又在舆论上人人喊打的清室已经无力挣扎了。

到了1924年，摄政内阁公布了《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组织条例》，在这一委员会的监视下，宫廷中所剩的银两被还给清室，但银子上如果有福禄寿喜这些字样，就会被认为是“有历史价值”，留下来部分做陈列之用。而溥仪的印玺、龙袍这些代表皇帝身份的物品，也都被民国政府收回。

青年胡适

只有国家才能够拥有的国宝——唯有一个独立的故宫博物院，才能够保存它们。实际上，就在溥仪出宫的当天，胡适就曾致信外交总长王正廷，表示：“清廷古物应当由民国正式接受，模仿日本保存古物的办法，由国家宣告为国宝，永远保存，切不可由军人政客趁火打劫。”

溥仪出宫后，各政府部门窃取古物的谣言甚嚣尘上，摄政内阁维持不到一个月时间即宣告辞职，段祺瑞入主北京。一时间，清室的遗老遗少们纷纷筹划恢复优待条件，把溥仪送回故宫，夺回古物。

面对如此迫切的时局变动，成立独立博物馆成了当务之急。清室善后委员会抓紧清查故宫物品，登记造册并加以整理，以李煜瀛为委员长。

到了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成立，从此，故宫不再是一姓皇帝的住所，而是天下百姓的共同文化财产。

半个多世纪以来，宫中文物被随意掠夺、倒卖、抵押、赏赐，或是隐秘的送往达官贵人的家中，如今，它们终于有了一个安稳的保存之所，它们真正的成为了国宝——成为了民族宣示其五千年传统和辉煌过往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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