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诃夫式句子（冷峻的契诃夫在含蓄清冷的文字里）

从1880年到1904年为止，契诃夫在其24年的创作生涯中，由一个写幽默故事的无名之辈迅速登上小说大师的宝座，为世界文学殿堂留下了数百部优秀的中短篇小说。

契诃夫的艺术手法是独树一帜的。与另外两位世界短篇小说之王相比，他的小说没有莫泊桑的含情脉脉，比起欧·亨利的小说来，更没有那种出其不意的反转。

他的小说皆是客观的描写、冷漠的叙述，文字表面几乎是冷冷清清的，但在文字之外却藏着一股浓烈的情绪，促使读者细细地琢磨他没有说透的话，并为此或是严肃的笑，或是悲而不哀地流出泪来。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

01 在客观冷漠、含而不露的叙述里，将情绪泼洒在文字之外

客观冷漠、含而不露是契诃夫短篇小说最突出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对人物的描写态度上。

在《安纽黛》中女主人公安纽黛靠做针线活帮助自己的爱人——大学生柯罗契夫生活和读书。可最后，柯罗契夫觉得安纽黛玷污了他这大学生、未来上流人物的身份，最终赶走了她。

在19世纪80年代的俄国社会里，随着专制制度的腐朽、没落，大学生道德品质也低劣到极点，把放荡作为自由思想来奉行，行为达到了令人憎恶得不能容忍的地步。

小说插图

显然，小说中的柯罗契夫是讽刺批判的对象，可契诃夫在作品中没有一句责备他的话，也没有说一句对受污辱、受剥削的安纽黛表示同情的话。他像讲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一样，只叙述柯罗契夫的诸多无耻行径。

可是，小说在读者的心中引起的反响是如此强烈，这两个人物在读者那里唤起的情感界限又是如此分明：或者对大学生无耻行为的愤怒，或者对安纽黛受压迫、受欺凌的哀叹。

小说的语调通篇是客观的、平静的，没有一个惊叹号，也不带一个刺激性的字眼，契诃夫并未把愤怒和哀叹直接形诸文字，而是将情绪泼洒在文字之外，将自己的主观态度潜移给读者。

高尔基在读契诃夫作品时常忍不住要哭，他给契诃夫的信中说：

“我觉得你处理人物比魔鬼还要冷酷，您对他们象雪，象风雪一样的冷……读你的作品，使我经验了多么神奇的不可思议的瞬间。我读它，几次哭泣，象落在陷井中的狼一样的挣扎，而且好久都在忧郁地笑。”

凡读过契诃夫小说的，都可以感受到这种潜在的让人哭泣的力量。

《风波》中，依靠父亲遗产过生活的尼古拉，因盗窃自己妻子价值两千卢布的胸针导致女主人公玛宪卡遭到女主人的猜疑，最终失去了家庭教师的工作。

小说中同样没有对人物作主观的评价，但读者完全可以看出其深刻的寓意，这就是对尼古拉龌龊灵魂的否定和批判，对玛宪卡正直人格的肯定和歌颂。

如果把玛宪卡和安纽黛两个女性放在一起比较，就不难看出作者的理想，即贯穿在契诃夫小说里的思想倾向：人，就要活的像人，正直、无私、勇敢、尊严。

在契诃夫看来，理想不是渺茫的梦呓，不是借来的概念，不是贴上的标语，不是装上的尾巴，而是从生活中透露的消息，从现实本质发展中发现的法则，从黑暗中显现的光亮，从消灭中看出的新生，从劳动、善良的人类灵魂中显示的信念和希望，是现实的底层深处的潜流，是生活土壤上艰辛冒出来的苗芽，是灵魂中隐藏的火种。

1890年，契诃夫就短篇小说《偷马贼》复信给他的朋友苏沃林说：

“您骂我客观，说这种态度是对善和恶的漠不关心，说它是理想和思想的缺乏等。您希望我在描写偷马贼的时候应该说明：偷马是坏事。不过话说回来，这种话就是我不说，别人也早已知道了，让陪审员去裁判吧，我的工作只在于表明他们是怎样的人……我写的时候，充分信赖读者，小说里所缺乏的主观成分读者自己会加进去。”

这段话里，契诃夫阐明了他艺术手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含而不露。他的写作倾向性不在作品中直说，而是含蓄地、曲折地透露给读者，相信读者的理解力。

这种艺术特点表现在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人物性格时，总是剔除描写中的主观感情色彩，借人物的行动、对话的描写，鲜明生动地去揭示人物形象的丰富意义，让读者去感受这个人物的存在和人物心情的复杂变化。

《小公务员之死》中的小官员因看戏时将喷嚏溅到了一位将军的头上，怕将军生气，最后竟活生生的被吓死了。

在当时俄国社会极端黑暗的情况下，一个小官员随时都有丢官甚至丢命的危险。小官员所以把唾沫星溅到将军身上看得那么严重，是因为长期的精神压抑造成的，他的心理已经不是正常人的，而是变态了的心理。

但契诃夫没有对小官员这种复杂心理外加丝毫说明，也没给小官员怯懦的性格加上同情的因素，只是详尽地交待事情发生的原委，但读者却完全可以感受到小官员性的奴性，怕大官，怕权势，自惭形秽，惶惶不可终日，担心大祸临头等特点，同时也能够把握住造成小官员恐惧心理的社会因素。

这里，契诃夫越出对某个人物命运的描写，把笔触伸向了更深一层——现实社会。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思想深度。

于此，契诃夫客观冷漠、含而不露的手法，还应用在他对人物生活其间的典型社会环境的描写上。

他笔下人物活动的“背景”，正是俄国十九至二十世纪之交的二十多年最黑暗、最腐朽的时期，农奴制残余还严重存在，社会到处是霉毒和病菌。契诃夫对沙皇俄国的丑恶现实是揭露的、批判的，但这种揭露和批判是并非是大声疾呼，而是含蓄地浸透在文字里。

契诃夫到犯人流放地库页岛旅行之后写的《第六病室》，是一部很有力的批判作品，但小说从头到尾没有一句空泛的哄喊、咒骂，读者看到的是作者通过凝聚了的库页岛之行的所见所闻，表现出来的当时俄国那种难耐、闭塞、牢狱般窒息的生活。

他写着，生活在沙俄那样的“病室”里，到处“都有一种垂头丧气，罪孽深重的特别气象”，到处都是“臭烘烘的”，“这种臭气就使您觉着仿佛走进了一个动物园。”那种生活是一种“有狱吏守着、关着铁窗、上着镣铐的生活。”

难怪列宁评价这部小说时说：

“昨天，我读完这篇小说后，觉得简直可怕极了，我在房间里待不住，我站起来走出去。我觉得自己也好像被关在‘第六病室’里了。”

可见，契诃夫这种看似“冷漠”的、不加任何主观成分的描写手法，带给了读者强烈的客观效果。

他下笔虽客观冷漠却不缺主见和爱憎情感，含而不露却无丝毫的含混不清，这一艺术特色的长处，就在于寓丰富的主观感情于平淡的形式之中，既能打动读者，又能使读者有更多的发挥想象的余地；也在于将深刻的思想内容于含蓄冷峻的文字之中，启发读者的思考，引导读者得出必然的结论。

02 通过漫画式的夸张，在世人所看得见的笑料中，看到世人所看不见的眼泪

契诃夫善于从可笑的日常琐事中，挖掘出现实生活中残酷和庸俗事物的悲剧性，即他所秉承的一个创作原则：在世人所看得见的笑料中，看到世人所看不见的眼泪。

他的小说，每一篇都是一幕沙皇俄国人民生活的小悲剧，就是这些各方面的生活小悲剧构成了一出社会生活的大悲剧。

然而，在读他的作品时，又不是一味的感到沉默、压抑，而是感到有一种喜剧的气氛夹杂在作品中，常常使人忍俊不禁地笑出声来，但又笑得辛酸，甚至带着痛苦的泪。

1886年，契诃夫发表的《万卡》就是代表。年仅九岁的万卡在一个鞋店当学徒，繁重的工作、老板的打骂、师傅们的作弄，折磨得他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他偷偷写了一封没有地址的信给他的祖父，祈求祖父把他领回去。

这封信，祖父当然是不能收到的，即使能收到又能怎么样呢？要是祖父有一点办法，先前也不会把他送去当学徒。万卡的命运不能说不悲，可是他给爷爷写信诉说痛苦时，却穿插着对爷爷的幸福的回忆。

那童话般的回忆里，洋溢着欢乐气氛的，结尾更带着抒情味，读者也可能发生短暂的微笑，但接着而来的是什么呢？只是深深的忧虑和思索：生活对人们是多么阴冷和无情。

作者把万卡的这封信递给了读者，读者为小万卡的悲惨命运忍不住要哭泣，流出带血的泪，就像自己的小弟弟或者小儿子遭受到那样悲惨的命运一样。

悲剧性和喜剧性不是被一垛墙隔开的，它们是同一生活现象的两面。契诃夫在反映社会生活的悲剧内容的时候，总是用喜剧的手法来加以表现。

他的小说总是笑中带悲，悲中有笑，往往他所描写的事情是可笑的，但事情发生的原因却是可悲的。

万卡写信后不知道地址就那样发了出去，且带着美好的希望睡着了，事情本身是可笑的，但读者进一步寻思他为什么会这样，就感到太悲了。

一个小官员打喷嚏溅到将军身上被吓死了，就其本身来说不但可笑，而且近乎荒诞，但追究一下他为什么会被吓死，读者就感到了可悲，甚至可怕。

契诃夫往往会通过漫画式的夸张，把生活中“很不容易觉察”的“极平常的近于没有事情的悲剧”（鲁迅语）夸张描写出来，使人认识到悲剧中小人物的可悲和恶势力的可憎。

《变色龙》中的堂堂巡官奥楚蔑洛夫为处理狗咬人那样一件小事，不惜前后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变态度。他那可笑的、见风使舵的面目，从对狗的前后态度上就一目了然：

狗是野畜生、疯狗——狗是名贵的动物——狗是下贱坯子——狗怪伶俐的，并威胁要收拾被咬人。

奥楚蔑洛夫的善变是漫画式地夸张了的，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于这个趋炎附势、欺上压下的走狗嘴脸当然会发出笑声。

但发笑之余，也能看出正是无数这样的沙皇制度的帮凶，加剧着底层人民的痛苦，制造着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生活悲剧。

还有《苦恼》中的马车夫姚纳死了儿子，他把悲痛尽情地向他的小母马倾诉。小母马当然不能分担他的痛苦，也不能给他半点安慰。但是姚纳生活的环境对他是那样无情，无人愿意听他讲话，没有人理会他和他的苦恼。

如果说失去儿子是他的不幸，那么周围人所表现出来的冷漠麻木等于给他悲哀的心上又插了一刀，加重了悲痛。

这里，周围人的麻木、姚纳的有苦无处诉也都是漫画式的夸张了的。这种夸大了的生活悲剧，人们不仅不会认为它是假的；相反，因为它与人们命运有着直接联系，会觉得它很真实，能引起人们的同情、怜悯甚至恐惧。

契诃夫运用漫画式夸张的悲剧手法，不仅表现在悲剧内容上，还表现在他对悲剧人物的肖像描写上。

比如《套中人》中的别里科夫，在晴朗的天气里，他穿着雨鞋，带着雨伞，而且还穿着暖和的棉大衣，“他戴眼镜，穿羊毛衫，用棉花堵上耳朵眼”，“他老把脸藏在竖起的衣领里面”，简直像“极力缩进自己的硬壳里”去的“寄生蟹”或者“蜗牛”。

寥寥数笔，漫画式地勾勒出一个可笑又可怜的“套中人”形象。

《凶犯》中的预审员是这样一幅模样：

“他那毛茸茸的麻脸，他那藏在突出的浓眉下不容易看见的眼睛，露出阴森的凶相，那一头简直像皮帽子一样的头发，纠结蓬松，好久没有梳理过，使得他越发显出了蜘蛛一样的凶相。”

这样的骑在穷苦百姓头上的恶煞神似的犬牙，“酿造”着人民生活的苦水，读来令人可憎可恶。

如果说漫画手法的作用在于讽刺和嘲笑，那么契诃夫短篇小说，讽刺和嘲笑的正是那些官僚机构的凶恶残暴和当时人民中的愚昧麻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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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说：

“悲剧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

悲剧，是通过丑对美的暂时压倒而揭示美的理想，给人们的是悲壮和激昂。喜剧，是通过美对丑的否定和揭露，给人们的是嬉笑和幽默，讽刺与批判。

契诃夫将慷慨激昂和嬉笑幽默，揭露批判和讽刺嘲笑，对美好理想的肯定和对黑暗现实的否定熔为一炉。

他小说里被生活撕破的，正是那些可笑的愚昧、奴性、庸俗等丑恶的一面；被生活消磨的正是那些值得人深思的、有价值的东西，即他从生活中探索出来的真理：人活着就要像人。

契诃夫的每一篇小说，都耐人寻味，百读不厌，让你悲而不哀，笑而不失严肃，悲喜剧的双重力量紧紧地抓着你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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