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100年来服装发型变化（是他还是）

1870年4月28日，对于休·蒙德尔来说是永生难忘的一天。前一刻他还坐在灯火通明的斯特兰德剧院，和两位魅力四射的女演员调情，享受着全场男士又羡又妒的目光。下一秒却被警察拦住，当着所有人的面宣布他犯了有伤风化罪，然后塞进警车带到了弓街监狱。

难堪的事还没完。警员们找来了查令十字的医生，在众目睽睽下剥光了他的衣服，强迫他接检查。他身边的两位美人也没有例外，天啊，这些蓝色恶魔竟然用对付皮卡迪广场妓女的手段粗鲁地对待这两位正派的女士。

结果却令他大吃一惊，这两位“女士”的真身，是不折不扣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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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倒回到傍晚。修·蒙德尔兴冲冲地来到维克菲尔德街，等待斯特拉小姐和范妮小姐梳妆打扮好，一起去斯特兰德剧院。哦，这是两位神秘的美人，不知道有多少绅士争着向他们献殷勤，能约到她们是顶有面子的事情。

等到两位女士出来，修简直失去了思考能力。再没有人能像斯特拉小姐那样，将猩红色晚礼服穿出致命的魅力，看看那曼妙的身体曲线，还有她泛着珍珠光泽的贝齿和性感的红唇，必须要承认，这是个能让星光都黯然失色的美人。范妮小姐长相虽略为寡淡，鼻子太大，眉毛太重，显得眼睛很小，但她很会利用优势，深绿色缎面长裙最能烘托出她端庄优雅的气质。毫无疑问，陪在她们身边的自己将是今晚最令人嫉妒的幸运儿。

斯特拉和范妮

等到马车停在斯特兰德剧院门口，和另外两个同伴汇合后，他们去了事先预定的包厢，在里面调情喝酒，尽兴玩闹，度过了极其快活的时光。等范妮小姐从盥洗室回来，他们就能离开了，也许会有一个美妙的夜晚等着他。

然后，所有的旖思戛然而止。修的视野内出现了穿着便服的警探，挥舞着逮捕令对他们，不，准确的说，是对范妮小姐和斯特拉小姐说：“我有充分的证据能够证明，你们是穿着女装的男人，现在，你们必须和我去弓街走一趟。”另两个不讲义气的家伙溜得飞快，立马夺路而逃，跳上马车扬长而去，修却倒霉地被警察逮住，接下来……就是先前出现的那一幕了。

三人在众目睽睽之下被带走，斯特拉和范妮还穿着女装

托敬业的记者们的福，第二天全伦敦都知道了这件丑闻，斯特拉和范妮的真实身份也被挖了出来。她们表面上是风流的女演员，实际上出身却相当“中产”。斯特拉小姐原名欧内斯特，是一名航运经纪人的儿子，被父亲安排在银行找了份体面的工作。范妮小姐更了不得，原名费雷德里克，是亚历山大法官最小的儿子，依靠着父亲的名望，在法律体系崭露头角也是迟早的事。

两位不折不扣的绅士，白天规规矩矩的上班，晚上却穿着女装和男人在剧院调情，还被警探逮个正着。亲爱的，这可是道德至上的维多利亚时代，还能有比这更离奇而有趣的案子吗？

全城轰动，全民吃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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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蒙德尔要庆幸，因为拘禁，斯特拉和范妮没来及换上男装，仍是昨晚在剧院的装扮，吸引了堵在监狱和法院的记者与好事人群绝对的注意，相比之下，他可没什么看头，只要尽量低调，也许事情还能有转机。

比较棘手的是，这场审判是内政大臣授意司法部长举行的。弓街警探们铆足了劲，誓要将他们三人钉死在“发生同性性关系”的罪名上。搞基已是大罪，卖淫就更加罪无可赦。虽然1861年已经废除了J奸死刑，但10年牢狱生涯和终身监禁显然也不是什么好下咽的果子。

19世纪90年代的弓街法院

修·蒙德尔可顾不上两位惹人怜爱的美人了。他声称自己不知道斯特拉和范妮是男人，可冷酷无情的治安官坚称，他见过两人穿男装的样子，给两人送过玫瑰。斯特拉和范妮还给他递过条子，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两人是男性。

当时的苏格兰场警探们，早已不是半个世纪前声名狼藉的街头无赖。为拿到切实的证据，便衣警员们对斯特拉和范妮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跟踪排查，连范妮昨晚去女盥洗室指使女服务员拿蕾丝的事情都一清二楚，还有什么能瞒过他们的法眼？

全天候24小时的盯梢可不是说着玩的

但是，维多利亚是绅士的时代。除非是抓个现行，或是无可辩驳的铁证，不然，一位受尊敬的绅士就有权为自己的名誉而申诉，并得到法官的理解和尊重。社会地位就是绅士的护身符。

昨晚的“医学检查”可以证明，修和斯特拉、范妮没有发生过性关系。那么，一个“正直”的直男，搞错了性别爱错了人，将“她们”当成女扮男装的小姐，不是情有可原的事吗？

报纸上的速写

在陪审团善意的笑声中，修·蒙德尔被保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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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蹄子手忙脚乱地撤退，斯特拉和范妮只能一起勇敢面对治安官提出的“合谋勾引男子进行不正当性行为”的指控。在他们被关押的日子里，外界民众的吃瓜热情始终高涨。范妮被八卦小报形容成了来者不拒的“娼妓”。而他们的“熟人”则站出来绘声绘色地描述，斯特拉是如何让上到贵族下到水手的男人们臣服在他的石榴裙下的。人们幸灾乐祸的作起了打油诗，嘲讽他们是“双性女人”。

根据这一事件改编的周边出版物

伦敦是正经人的地盘，容不下这样的邪恶存在。

幸好，忠实的朋友为监狱中的他们送去了男装。等他们再次站上法庭时，蓄着胡须的糙汉子形象让不少吃瓜群众大失所望，保护他们免于再次被恶毒的言论攻击。但警探们显然据此有了新的灵感，认为不能排除他们男扮女装去吃女性豆腐的可能性。

能当女装大佬，恢复真身也必须不难看

有家报纸忍不住站出来说了句公道话：穿男装被当成女人，穿女装又要被抓，到底要他们怎么办？

警探们当然不会轻易放弃，他们搜查了两人在维克菲尔德街租下专门用于变装的房子，期望找到更有力的证据。随着调查的进一步深入，更多的细节被挖掘出来。

认真搜查两人的衣橱

由于长得漂亮，小时候斯特拉的母亲很喜欢给他穿女装，幻想自己养了个女儿。这导致他很长一段时间内都认为自己是女孩子，对登台表演的兴趣远远大于继承家业。等他来到伦敦，认识了范妮，有相同爱好的两人一拍即合，辞职专心搞演艺事业。

斯特拉拥有连夜莺都嫉妒的歌喉，女高音唱得棒极了，粉丝们称赞他“像星光一样动人”，而范妮则走知性女性路线，端庄气质可与贵族小姐比肩。两人很快名声大噪，成为了上流社会的宠儿。他们经常穿着全套的女性服装在各大娱乐场所招摇过市，和男人谈笑调情。有时即使换回男装，也会用一些女性化妆品和香水。

女装cosplay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过，他们表示，自己曾经参加过牛津和剑桥的划船比赛，进过霍尔本的赌场，也在西区打过网球。要知道，这可都是纯爷们的集体性娱乐活动，他们没有像世人认为的同性恋那样举止阴柔，他们可是吹口哨的！

正当原被告僵持不下时，一个惊天秘密打了警方个措手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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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前的调查中，警探们发现斯特拉常以克林顿夫人自居，但谁都没当一回事，毕竟演员行走江湖，起个艺名再正常不过。可在搜查他们的公寓时，警方于大量信件中抽丝剥茧，真的人肉出了“克林顿”这个人——纽加索公爵之子，自由党议员，亚瑟·佩勒姆·克林顿勋爵。

坐着的就是亚瑟勋爵本人

打个比方，我们的老熟人达西先生，半个德比郡的拥有者，因为没有世袭爵位，严格来讲只能算高级“绅士”阶层，有被选举权，却只能进下议院。但亚瑟勋爵的父亲却是大公爵，货真价实的顶级贵族，永远在上议院有一席之地。

更要命的是，斯特拉手上有一枚结婚戒指，明明白白刻着“斯特拉·佩勒姆·克林顿夫人”。而亚瑟勋爵就住在他们的房子附近，为每天来给斯特拉做发型的理发师付钱，还给斯特拉印了一沓“亚瑟·克林顿夫人”的名片。两人分别饰演男女主角的戏剧海报大刺刺的贴在剧院门口，警方想把这件事含糊过去都做不到。

这个尴尬的情况于斯特拉站在被告席上朗读他和亚瑟勋爵的一千多封信件时，达到了顶点。

“最亲爱的亚瑟：

昨晚喝醉了，因此我忘了给你写信……亲爱的，我必须闭嘴，只全心爱你。

——斯特拉”

“亲爱的亚瑟：

谢谢你还记得我的生日，真是太好了，我完全没想到你会这么做。也许我不应该向我的妹夫道谢，因为他给予了我如此多的亲切和善意……

——范妮”

那么送命题来了，谁有勇气去传唤亚瑟勋爵来做个证，当堂承认他和斯特拉长期保持着“不正当的性关系”？

没有让警方困扰多久，7月18日，在收到传唤的第二天，亚瑟勋爵突发猩红热过世。有知情人士透露，勋爵是自杀身亡。19世纪的贵族私生活放荡，人们通常认为同性恋就是他们搞出来的。因为衣食无忧又不用工作，无所事事的富人就用金钱诱惑漂亮小伙子以满足他们淫秽的私欲。而自控力薄弱的工人阶级男孩和军人，最容易因低薪而被腐蚀意志。

但众所周知是一回事，被摆到明面上让人评头论足又是另一回事了。英国的新闻媒体操纵着维多利亚人民的认知，搞基已被他们贴上了“道德败坏”“有辱人格”的标签。有哪位极受尊敬的家族能经受得起这样毁灭性的名誉打击呢？

亚瑟勋爵不能站上被告席，他必须“死亡”。

公诉方失去了强有力的证人，还得罪了大贵族。被告则触底反击，斯特拉和范妮的家人聘请了最好的律师，1871年3月9日，双方于王座法院展开决战。

范妮，或者说弗雷德里克，充分发挥他法律系高材生的设定优势，咬死了他们的男扮女装只是出于个人兴趣和演出需要，而斯特拉写给亚瑟爵士的信，细究起来也没有特别暧昧的语句，完全可以用两人友谊深厚来解释。再加上那些号称“知晓两人绯闻”的证人也拿不出证据来证明他们进行过非法性行为，公诉方开始节节败退。

警方只能将希望寄托在斯特拉的母亲身上。他们找来她，希望这位保守的女士能够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大义灭亲”，当然，这在为遗嘱财产斗得你死我活的维多利亚时代并不少见。遗憾的是，博尔顿太太是位溺爱儿子的好母亲，还曾多次观看过儿子的演出。而一同被传唤的其他男士则坚称他们没有和两人发生过不正当关系，并始终认为两人是女性。

也许是眼神不太行？

斯特拉和范妮是幸运的，主审他们案件的最高大法官亚历山大·科伯恩爵士是个开明的老头，愿意给予这两位年少轻狂的青年一点宽容。反正英国没有明文规定男人不能穿女装。于是，一小时的唇枪舌剑后，斯特拉和范妮大获全胜，宣告无罪当庭释放。

斯特拉和范妮在英国的故事至此就结束了，但他们远渡重洋在美国百老汇的人生才刚刚开始。只是，在保守又混乱的年代，最终他们都不得不面对勇气消耗殆尽后的迷茫。直到去世，那个曾经活得肆无忌惮的斯特拉，留下的最后一句话竟是对自己的质问：

“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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