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初科举制的内容（闻轩轩绍祖宗垂创之基）

摘要：靖康之变所导致的中原异色、二帝北狩的危难情势，引起了宋室君臣和民众对于宋太祖功业的追思，因此产生了一种浓厚的艺祖情结。这一艺祖情结在宋高宗即位与改元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时与东汉光武故事一起构成了南宋初期政治宣传与合法性塑造的两大突出手段。在中兴宋室旗帜的号召下，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艺祖情结寄托着南宋臣民在政府权威重建过程中恢复祖宗疆土的心理期望，以及宋高宗再造王室的内在诉求；并逐渐与“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之谶合流，进而深刻影响了宋高宗朝的选嗣与立储问题。

一般而言，帝制时代的开国皇帝不仅是一个朝代创业垂统的君主，也是国家建制立法的奠基者，后代君主嗣位后无不有意识地建构开国皇帝承天受命的明君圣主形象，以昭显本朝得天下之正，进而树立自身继统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开国皇帝作为王朝最具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和政治形象，在臣民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开国皇帝情结”。当国家逢危难时刻，这一“开国皇帝情结”多被决策者加以利用，以期起到收拢人心、凝聚斗志的功效。有宋一代尤重“祖宗之法”，“祖宗形象”的构建自是题中应有之意。作为赵宋王朝的开创者，宋太祖形象的塑造尤为构建“祖宗形象”的重中之重，宋人也对宋太祖有着特殊的感情，甚至将历代太祖统称的“艺祖”之称固定为其专属称呼。[1]靖康之变后中原异色、宋失其鹿的情势下，宋太祖形象寄托着赵宋臣民重建秩序的期望，成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在“再造王室”的南宋初期，“艺祖”成为君臣时常标举的政治象征被反复论及，表现出极具宋人特色的“开国皇帝情结”——艺祖情结，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引起我们注意和探讨的重要现象，前辈学者吴天墀、余英时和邓小南三位先生分别从因果报应或天人报应的信仰、宋高宗尊崇“祖宗之法”等角度略有涉及，[2]惜并未展开，仍有待发之覆，试予以揭示。

一、即位与改元

靖康二年（1127）二月，金军攻破开封城，俘宋徽宗、宋钦宗，立张邦昌为楚国皇帝，胁持徽、钦二帝及后妃、宗室和朝臣三千余人北上，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因此前被宋钦宗任命为兵马大元帅在相州起兵勤王，得以逃过一劫，成为宋徽宗子嗣中唯一的幸免于难者。在我们通常的印象中，往往认为赵构在金军追逼下，于南京应天府匆匆即位后仓皇南逃。事实上，赵构的登基虽属匆忙，却并不草率。种种迹象表明，在即位地点的选择和即位仪式上，赵构及其幕僚有着精心的筹划。

张邦昌作为伪楚政权的皇帝，并无服众的威望和称帝的胆量，再加上其皇位源于金人的强行册立，本就名不正言不顺，在金军四月一日退出开封后已不能维持下去，故他次日便立即派人寻访康王赵构。[3]四月四日，赵构在济州元帅府接到“硬探”郑安传来的有关金军撤离开封，“二圣六宫尽皆北驾，张邦昌伪立，称大楚皇帝”的情报。此事给元帅府带来了极大的震动，众多僚属纷纷劝进。然而，赵构却表现出一副不为所动的态度，甚至还修书告诫诸副元帅及总管宗泽、赵子崧等人道：“未当轻动，徒使京城动扰，军民被害，故欲押按近城，容某移书问故，得其情实，即时关报，施行未晚。”并要求各路勤王人马在开封城外会合，“听候指挥，不得先入”[4]。赵构主张对伪楚政权施以军事威胁，却围而不攻，显是别有打算。另一方面，由于伪楚建立对宋朝的正统性和赵构大元帅府存在的合法性构成了挑战，故赵构在宗室赵子崧等人建议下，借鉴唐肃宗灵武故事，悄然将宋钦宗原本任命的“兵马大元帅”改称“天下兵马大元帅”，以“增强正统性和号召力，为即位登基主动改称作准备”[5]。

从现存史料来看，张邦昌虽在后来做出了归政表示，但可以确定赵构绝无在开封即位的想法。结合他接下来的一系列举动，笔者认为赵构之所以不选择在开封登基，原因在于若是回开封，如何处置张邦昌便成为摆在赵构面前的一道棘手难题。一则张邦昌的帝位出于金人册立，如果武力废之，就相当于和金军直接对立，这和元帅府时期赵构“每惟和好是念”[6]的基本方针产生了冲突。因此，当张邦昌“一切改正”，并派奉迎使持诏赴济州来迎后，赵构立即高兴地对幕僚说道：“邦昌知君臣分义，免吾兴师，此为庶几。”但他却依然无入开封之心，且再次“移檄诸路帅臣，具言邦昌恭顺之意，约束士庶，不得擅入京城”[7]。再则，如果在开封接受张邦昌归政，那么赵构的法统相当于来自张邦昌的“大楚”之统，而不是宋室之统，显然对其即位合法性的塑造极为不利。事实上，由于元祐太后的特殊身份，即使赵构选择在对自己更有利的南京应天府登基，仍须费心处理张邦昌伪楚政权带来的法统困扰。

当时开封城内的形势正急剧地发生着变化，先是张邦昌在四月四日尊宋哲宗废后孟氏为宋太后，并将此迎居延福宫。颇值玩味的是，张邦昌上述举动竟号称“援艺祖立周太后故事”[8]。不久后，在勤王大军的压力以及城内赵宋遗臣的推动下，[9]张邦昌又于四月九日降手书上孟氏尊号曰“元祐皇后”，请其垂帘听政，“以俟复辟”[10]，次日正式宣布退位。就在张邦昌“恭请元祐皇后垂帘听政”的当天，济州城出现了连续两天的所谓红光祥瑞之事，被认为是“宋火德之符”，济州父老军人因此“乞（康）王即宝位於济州”。然而宗室赵仲琮却提出“晋武陵王故事称制行事，不改元”的异议，康王的幕府群僚援引唐肃宗灵武故事对其进行了驳斥，并建议说：“南京实艺祖兴王应天顺人之地，王宜即帝位于南京，绍隆先烈。”在南京击退金军进攻后赶往济州的朱胜非也支持这一看法：“南都艺祖皇帝兴王之地，宗社神灵使虏不能陷，以为大王受命之基。请亟幸之，以图大计。”[11]显然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赵构最终将即位地点选择在南京而非济州。[12]事实上，赵构在宋太祖帝业肇基之地的南京即位不仅有利于自身政权合法性的塑造，还可进一步利用民间追思宋太祖的心理来收拢人心。北宋灭亡后，中原士民仍心念宋室，尤其是怀恋宋太祖的功业。如洛阳陷落时，成皋（今河南荥阳）一带流传着“艺祖宪章谁遣回，门门户户有人开”[13]的诗句，反映了民众中广泛存在的艺祖情结。

同样在四月九日，张邦昌派谢克家携“大宋受命之宝”，孟太后则遣其侄孟忠厚携劝进书前往赵构元帅府。[14]值得注意的是，张邦昌派人奉上的“大宋受命之宝”，乃宋太祖受禅后所制，是天子八宝之一。在靖康之难中，“诸宝俱失之，惟大宋受命之宝与定命宝独存”[15]。“受命宝，犹传国玉玺也”[16]。宋代每位皇帝都有自己的受命宝，其中又以宋太祖的“大宋受命之宝”最为特殊，因为它不仅带有宋太祖个人色彩，还是宋朝受天命的象征。张邦昌派遣谢克家携带宋太祖受禅后所制的“大宋受命之宝”，而非充满宋徽宗浓厚个性的“定命宝”[17]去见赵构，自是有一番深意在。我们知道，张邦昌曾与康王赵构一起被宋钦宗派去与金议和，这段相处的经历，使他对于赵构的了解远较一般人为多。通过使者反馈的信息，张邦昌准确地判断出赵构绝不会选择回开封即位，并对后者策划利用艺祖故事塑造即位合法性的意图心领神会。因此，他虽然听取了监察御史马伸“一切改正”的意见，却并未采用其“速迎奉康王归京”的建议。[18]尤其当从回到开封的谢克家处确定赵构将于南京即位后，张邦昌立即上言迎合，称赞南京是“艺祖受命之邦”，在此登基必将“嗣皇朝无疆之历，天人合应，以启中兴”[19]。显然，张邦昌清楚地知道自己伪楚皇帝身份给赵构大元帅府带来的合法性危机，故他试图通过奉上宋太祖的“大宋受命之宝”，并大力颂扬南京即位对于康王营建法统和开启中兴的重要意义，从而利用艺祖情结和艺祖故事来赢得后者的好感。

即位地点既已确定，“受命之符”也早就被康王府的僚属准备齐全，[20]济州城的“祥瑞之光”更是营造了一种天命所归的气氛。然而，面对各方的劝进，赵构却始终不予应允，似乎上述这些即位条件在他心中还存在缺陷。终于，这一缺陷在不久后得到的孟氏手诏中获得解决。四月十八日，于开封垂帘听政的孟太后派出的两位劝进使到达济州大元帅府，带来了孟氏的劝进书和告天下手诏。[21]手诏最后写道：

缅惟艺祖之开基，实自高穹之眷命。历年二百，人不知兵。传序九君，世无失德。虽举族有北辕之衅，而敷天同左袒之心。乃眷贤王，越居近服，已徇群情之请，俾膺神器之归。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 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兹为天意，夫岂人谋。尚期中外之协心，共定安危之至计。[22]

作为宋高宗即位合法性来源中最为重要的文件，孟氏手诏经常被研究者引用，陈寅恪先生称之为“宋四六体之冠”[23]。手诏述艺祖皇帝之开基乃“高穹之眷命”，虽遭遇靖康之变，但大宋天命仍在。其中“汉家之厄十世，宜光武之中兴；献公之子九人，惟重耳之尚在”一言，前后分别承接了“繇康邸之旧藩，嗣我朝之大统”与“兹为天意，夫岂人谋”两句，从历史和天命的双重角度为康王嗣艺祖开基之统提供依据，不仅是论证赵构即位合法性的关键，还确立了新政权以中兴为己任的政治意志，同时解决了南宋建立的这两大难题。[24]孟氏手诏将艺祖开基与东汉光武故事并举的做法，更是成为了宋高宗朝政治宣传的突出特征。这段文字的用典贴切恰当，据称在当时起到了“一言而收天下之心”[25]的作用。如果说此前康王即位安排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话，那么孟氏手诏就相当于推动赵构即位的东风。因此，当赵构见到这份手诏后随即做出反应，次日“议定以庚辰起发济州”[26]，即二十一日从济州出发赶往南京登基。

孟氏手诏虽是赵构即位合法性最重要的文件，但孟氏当时“元祐皇后”的身份却是出于张邦昌的推尊，故赵构从她手中接过来的宋室法统是有缺陷的。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此文之发言者，乃先朝被废之皇后。以失去政权资格之人，而欲建立继承大统之君主，本非合法，不易立言。”[27]由于伪楚政权的建立意味着宋朝法统的断绝，故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赵构承接的是张邦昌“大楚”之统，而非宋朝之统。[28]因此，赵构及其僚属必须想方设法予以补救。据载在议即位仪的过程中，“耿延禧以为必筑坛告天，王然之，乃令有司筑坛于应天治门之左，命王府记室参军滕康作册告天，撰文肆赦”[29]。笔者以为，这正是宋高宗君臣最后确定的补救措施——“中兴受命坛”：

初，睢阳当五代之末，有狂僧日呼于市曰：“此地将来有圣人出世。”及我太祖以归德之节，受周禅而国号宋，人以为应矣。至是乃正应其语。上之将即位也，门下侍郎耿南仲等请用汉光武故事，为坛于宋之阳，先告天地，北望二圣，然后受命。及上登坛受表，涕泗交流，百官环侍，无不感动，因名其坛曰中兴受命之坛。[30]

“受命坛”，又称“即位坛”，古人认为“即位坛，王者所以兴也”[31]。而将中兴和“即位坛”结合起来，则是宋高宗赵构的首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为坛于宋之阳”，这一举措无疑是为了再次呼应“此地将来有圣人出世”之语，即位仪式用“汉光武故事”更强调了这一点。将此坛命名为“中兴受命坛”的做法，极易让人想起两汉之际“汉再受命”的谶语。无独有偶，北宋末同样有一起影响不小的“再受命”事件。根据“五德转移”学说，宋太祖受周禅建立的宋朝，和汉朝一样为“火运”。[32]宋徽宗大观年间，精于易学的学官孟翊曾多次对蔡京说道：“本朝火德，应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号、官名，一变世事，以厌当之。不然，期将近，不可忽。”此言虽被蔡京多次制止，但孟翊仍坚持其说，并于大观三年（1110）将之画为卦象呈给宋徽宗，引起后者的不悦，将其编管远方。然而，宋徽宗次年改元政和，却使得“人疑孟翊之言颇验”[33]。和“中兴受命坛”相配套的宋高宗即位赦书中也写道：

朕惟火德中微，天命未改，考光武纪元之制，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34]

可见，宋室“火德中微”之说在当时具有巨大影响力，靖康之难、二帝北狩更使得这一说法广泛流传，[35]以至于被写进宋高宗的即位赦书。不过，与孟翊主张不同的是，即位赦书虽同意宋室“火德中微”，但认为“天命未改”，经过赵构的一番“再受命”之后定能“益光前烈”。此处再次用到了东汉光武帝中兴故事和艺祖皇帝创业事迹这一“远典” 和“近典”相结合的方式，申明宋高宗承接了宋太祖的天命。针对张邦昌“大楚政权”的“伪统”，诏书强调只有宋高宗才能重新接过艺祖皇帝的“开国之基”，正如同东汉光武帝“始正火德”一样。[36]经过这么一系列的联合操作，终于弥补了赵构从孟太后手中接过的法统的缺陷，彰显了自身的正统身份。

五月一日，宋高宗正式即位于南京应天府，改元建炎。李华瑞先生曾指出：“统览历朝历代年号的发展变化，可以说两宋时期的改元建号与政治发展最为密切，透过改元建号可以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两宋政治发展的运行轨迹。”[37]宋高宗改元建炎尤其体现了这一特点。这次改元经过了赵构幕府群僚反复地斟酌和讨论：“初议年号，黄潜善定为炎兴，耿南仲曰：‘此蜀年号’，遂为建炎。”[38]如众所知，年号是古代帝王宣扬正统思想的重要手段，两宋时期又是正统之辨高涨的朝代，特别是在宋高宗即位时，国家新逢巨变，正值“尊王攘夷”观念兴盛之际，而此前的宋代士大夫又多于魏、蜀、吴三国之中“帝魏”，[39]因此选用僭伪政权蜀汉后主的年号炎兴当然不合适，对宋高宗登极的合法性不利。宋太祖改元为乾德，就由于系前蜀旧号有碍于鼓吹正统观点，被后来的士大夫附会出“作宰相须用读书人”的故事来。[40]故耿南仲指出“此蜀年号”，一票否决了黄潜善最初所定改元炎兴的提议。最终，耿南仲等人聚议后奏曰：

王者即位，求端于天。探一元之意以正本始，故必建元。故汉光武中兴改元建武，大王再造王室，宜用光武故事纪元。恭惟艺祖皇帝诞弥之年太岁丁亥，大王殿下诞弥岁亦丁亥；丁亥天元属火，宋以炎德王。艺祖开基改元建隆，累圣相授，逮至靖康，乃遭中微。殿下绍隆，益光前烈。南仲等请改元为建炎。[41]

耿南仲等人所言改元建炎是用“光武故事纪元”，事实上以建炎作为年号的优势并不止于此，其同时集前代“汉光武中兴改元建武”旧例与本朝“艺祖开基改元建隆”故事于一身。正如何玉红先生所言：“‘建炎’年号有双重资源的支撑，一是赵宋传统，二是光武故事。”[42]在这里，我们再次看到宋高宗臣僚将艺祖开基与东汉光武故事并举，为后者即位改元做政治宣传。南宋后期士人张端义指出：“本朝年号，或者皆曰有谶纬于其间。”[43]此处就以宋高宗赵构和艺祖皇帝均出生在丁亥年为由头，利用“丁亥天元属火，宋以炎德王”之谶，将宋高宗和艺祖有机地联系起来，从而以“殿下绍隆，益光前烈”相号召，为前者即位改元营造舆论，增强合法性基础。

从上面的梳理可见，从四月四日赵构正式得知“二圣已去，张邦昌僭立”[44]，到四月九日确立称帝之事，再到五月一日正式即位和改元，大元帅府对登基之事有着紧锣密鼓的措置，最重要的是其中每一个关键环节都和艺祖故事、艺祖情结有关。而且，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仅赵构及其府中僚属，就连张邦昌和孟太后也都不约而同地选择艺祖开基、受命的“近典”为赵构的登基称帝营造舆论，宣示康王的正统地位。两个多月后，潜逃归宋的曹勋从金营带来能为宋高宗提供合法性支持的“即真之诏”，同时带来的宋徽宗口信中更是专门提及“太祖誓约”。[45]要之，艺祖情结在当时普遍存在于宋室君臣之间，并在宋高宗的即位和改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恢复与再造

宋徽宗宣和七年（金天会三年，1125）二月，女真建立的金国灭亡了曾经盛极一时的契丹辽国。此后，受完颜宗望等人的鼓动，金太宗又于十月下诏侵宋，[46]东西两路金军迅速推进到中山府（今河北定州）和太原附近，宋将郭药师战败降金。十二月，消息传到开封，北宋朝野为之震动。宋徽宗匆忙禅位给太子赵桓，自称道君皇帝，借口烧香仓皇逃离京师。李纲临危受命，被任命为东京留守。尽管宋钦宗性格优柔寡断，并无抵御金军侵略的能力，但李纲仍然对其寄予厚望，并在一封谢表中说道：“皇帝陛下以道观能，使臣以礼，推食慕汉高之烈，脱袍有艺祖之风”[47]。李纲将“汉高之烈”、“艺祖之风”比附到宋钦宗身上，与其说是一种称赞，不如说是一种勉励和期许。在女真大军压境，赵宋政权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北宋朝野普遍期望当朝天子能拥有汉高祖和艺祖皇帝那样的雄才大略，尤其是具有“艺祖之风”来力挽狂澜，拯救时局。与李纲对宋钦宗的希冀相类似，后来作为人质奉命出使金营的康王赵构，也被认为是“英明神武，勇而敢为，有艺祖之风”[48]，反映了当时中原士大夫深切的艺祖情结。

宋高宗登极既以中兴为号召，臣僚也多以中兴宋室、扭转乾坤相期。行至太平州的李纲听闻宋高宗即位，立即上书论时事，主张宋高宗师法“汉之高光、唐之太宗、本朝之艺祖、太宗”，体察英哲之道，从而实现“兴衰拨乱”的目的。[49]宋太祖削平列国的本朝往事，更是成为此时臣僚启示宋高宗中兴宋室的思想资源。如宗泽两次奉表垦请宋高宗还京均使用了类似的说辞：“窃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并据本根之地，宏施实德之风”[50]，“恭惟京师，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统之本根也”[51]。如此之类，虽是提醒宋高宗不可放弃国家根本之地，但也包含通过宋太祖肇基一统的故事来激励后者奋发的意图。可以肯定，宋高宗对臣民以“艺祖之风”相期许的心理了如指掌。因此尽管他并没有还师京师开封之心，但却十分乐于利用艺祖情结为自己做政治宣传和号召。建炎元年（1127）十一月，为躲避金军追击而一路南逃的宋高宗下诏曲赦其“巡幸所尝过”的应天府，以及宿、亳、楚、泗、扬州和高邮军[52]等地：“朕法義易之首方，体同王之时迈。粤自纂图之岁，率勤巡狩之行。比繇雎阳，来抚淮甸。……观广陵形势之雄，思艺祖规模之大。讲求民瘼，修举政纲。念圣人之德好生，常轸怀于矜恤；而天子所至曰幸，得无望于惠绥。……驻跸之初，惠恩可后，宣敷庆宥，用慰群情。……”[53]在仓皇逃难之际，宋高宗犹不忘以曲赦收拢人心，在赦文中更是有意识地表露自己“思艺祖规模之大”的志向，与“讲求民瘼，修举政纲。念圣人之德好生，常轸怀于矜恤”的勤政爱民之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新皇帝虽初即位不久，却已颇谙帝王之道。

如何实现中兴，再造王室，是摆在宋高宗君臣面前最大的现实难题。与前揭即位之际将艺祖开基与东汉光武故事并举作为政治宣传的手段一样，宋高宗即位以后，一方面以东汉光武帝作为政治施为的偶像以塑造中兴形象，[54]另一方面以“光复祖宗基业”的口号相号召，从而争取人心。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效仿艺祖，正所谓“中兴之主，当与创业同，创业当视艺祖”[55]。换言之，法汉光武与师艺祖可以说是南宋政权重建过程中两大关键性的政治取向。在即位赦文中，宋高宗就旗帜鲜明地表示要“霄衣旰食，绍祖宗垂创之基”。表面上看起来，这里的“祖宗”当是宋太祖和宋太宗的合称，但实情似乎并非如此。结合下文“绍建隆开国之基，用赫丕图，益光前烈”[56]一句，笔者以为，“绍祖宗垂创之基”与“绍建隆开国之基”两句应为互文，均专指宋太祖。有学者指出北宋末年对金作战的失败，使得朝野倾向于将战败归咎于新党乱政，引发了对王安石变法的全盘否定，以及对北宋历史的重新审视与评价。南宋初反对新法的思潮无形中把宋太祖的地位提升至宋太宗之上，将前者尊为当朝价值取向的最高准绳。[57]从现存有关南宋初期中央政务决策的记录来看，在宋高宗朝君臣议论朝政的过程中，宋太祖被提及的频率要远大于宋太宗。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宋高宗朝所推崇和标榜的“祖宗之法”、“祖宗之制”里的“祖宗”，[58]很多时候特指宋太祖。

与北宋承平君主所遭遇的局面不同，宋高宗甫一即位，就不得不面对一触即发的宋金战事。在“军兴以来，天下多事”[59]的情况下，宋高宗君臣实现再造王室与“恢复祖宗基业”的关键在于军政，而军政的重心则是用兵和驭将两事。通过爬疏史料，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用兵与驭将两事都和君臣心理中存在的艺祖情结有关。笔者这里无意对宋高宗朝的用兵与驭将进行全面考察，而是仅就其中与艺祖情结密切相关的部分略作剖析，以佐证本文的观察。此处主论用兵，兼及驭将。就对金用兵而言，可供宋高宗君臣选择的政治决策无非是和、守、战三端，但是正如李纲所云：“和不可信，守未易图，而战不可必胜。”[60]即便如此，鉴于宋钦宗时一味求和妥协导致靖康之难、二帝北狩的教训，臣僚大多主张坚持守御，“以京师为根本，以两河为股肱”[61]，进而“坐抚中原以制强敌”[62]，达致恢复疆土的目的。坚守并经营中原是当时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原天下根本，一去之则人心揺”[63]，然而如何经营中原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难题。邓小南先生指出：“在面对原本陌生的新环境之际，决策者们倾向于寻找轻车熟路，通过历史记忆去发掘思想资源，依靠对于原本熟悉的固有精神原则的重新阐发，奠定比较安宁的施政基础。”[64]宋高宗朝臣僚的做法正是如此。在南宋初期“思宪祖宗之旧”[65]思想的影响下，我们看到艺祖情结再次发挥作用，影响了宋高宗君臣的政治态度。

宋太祖在位时重用郭进、李汉超和董遵诲等人长期驻守西北边境，同意他们各自征租一州农赋，并允许其经营商业贸易且不征税，莞榷之利也悉输军中，因此后者得以拥有充足的军费来训练士卒、招募死力，从而使得西北两处二十年间无边患之忧。宋太祖这些举措向来为宋代士大夫所称许，如咸平二年（999）十一月，宋真宗下诏“谕百官各上封章，直言边事”，工部侍郎、集贤学士钱若水就上言称：

其将来安边之术，臣不敢广引前事，止以近事言之，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以郭进在邢州，李汉超在关南，何继筠在镇定，贺惟忠在易州，李谦溥在隰州，姚内斌在庆州，董遵诲在通远，王彦升在原州，但得缘边巡检之名，不授行营部署之号，率皆十馀年不易其任，立边功者厚加赏赉，其位或不过观察使。位不高则朝廷易制，久不易则边事尽知，然后授以圣谋，不令生事，来则掩杀，去则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狄、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屡遣戎使先来乞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故事，遴择名臣，分理边郡，罢部署之号，使不相统临，置巡检之名，俾递相救应，如此则出必击寇，入则守城，不数年间，可致边烽罢警矣。[66]

钱若水上书中所言“太祖制置最得其宜”，代表了宋代士大夫的普遍看法。每逢国家用兵之际，宋太祖善于用将御边的故事作为安边得宜的典型范例，往往都被士大夫反复提及和阐发，作为解决军事上不利情势的重要法宝。因此，当宋高宗君臣面对如何经营中原的困局时，宋太祖御边故事作为可资取法的对象又一次被发掘出来。就在宋高宗即位后不久，侍御史胡舜陟就建议效仿艺祖守边之术，上书曰：

今日措画中原，宜法艺祖命郭进、李汉超、董遵诲等守边之术，以三京、关陕析为四镇：拱、滑、颍昌隶东京，郑、汝、河阳隶西京，恩、濮、开德隶北京，而同、华、陕府隶京兆。择人为节帅，使各以地产之赋，养兵自卫，且援邻镇。又京帑积钱千余万缗，宜给四镇为籴本。若四帅得人，庶几中原不失，江左可居。[67]

显然，“宜法艺祖命郭进、李汉超、董遵诲等守边之术”是胡舜陟这段话的核心句。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艺祖“安边之术”在宋代虽然一再被士大夫提及，但由于具体形势的差异，其论述的侧重点在不同时期略有区别与变化。此处胡舜陟主张将“三京、关陕析为四镇”，即通过设置藩镇来防范金军入侵，就和北宋时期士大夫的军政观念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一广设藩镇的看法在当时颇有市场，如李纲就认为：“为今之计，莫若稍仿方镇之制，择人任之，假以权柄，减上供钱谷之数，使养兵而训练之。大小相维，远近相援，庶几可以救今日之患。”[68]李纲主张虽是“自总体军事格局而言，而非针对个别军将”，但“习熟于‘祖宗成宪’的君臣们事实上对‘仿方镇之制’不能无疑”[69]，故而立即就有朝臣对李纲“因帅府以寓方镇之法”提出不同意见：“帅府要郡虽可行，但未可如方镇割隶州郡。”最终，宋高宗“诏京东西、河北东路、永兴军、江淮、荆湖等路，皆置帅府要郡”[70]，只是部分采取李纲的建议。

建炎元年（1127）冬至二年春，金军再次南侵。面对女真铁骑的冲击，南宋在华北地区的军事防线一溃千里。到建炎三年，宋高宗也在金军的追逼下逃到杭州。此时，南宋朝廷经营中原的举措遭遇重大挫折，宋军主力更是退缩至两淮一带。面对这一危机局面，宋高宗臣僚中再次兴起了置藩镇之议。史载：

礼部侍郎、充御营使司参赞军事张浚言：“江北之地，其势须变为藩镇，然后可守。乞诏宰执详之，俟金人毕退，即便施行。江南一带，非依重镇，择近上文武臣僚守之，许以便宜行事，恐不能坚守，乞早赐措置。”时朝士张虞卿等十九人上疏，亦以藩镇为言。朱胜非奏：“宜仿艺祖初议，权时制宜，行在为京师，淮北为藩方，淮南为郡县。”会多事，不果行。[71]

上述几人的建议表面上看起来都是“仿方镇之制”，但仔细对比，可以发现张浚、张虞卿等人与朱胜非的藩镇主张其实是有所区别的。张浚等人的看法和前揭李纲一致，是基于和金朝作战失败的教训，对北宋以来强干弱枝政策进行反思与批评的结果。[72]朱胜非则更倾向于胡舜陟的意见，他们一开始就是站在宋高宗的立场上，选取本朝故事中可资取法的艺祖安边之先例，无疑更符合后者“祖宗制度，自朕家法”[73]的兵制思想，也更容易被他采纳和接受。然而，苗刘之变的发生，使得驭将问题骤然凸显出来，在宋高宗心中的重要性迅速超过用兵，朱胜非等人“仿艺祖初议，权时制宜，行在为京师，淮北为藩方，淮南为郡县”的建议也因此而搁浅。

苗刘之变给宋高宗的心理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再加上没过多久，金军发动了新一轮的秋季攻势。宋高宗等人一路逃到明州时，又爆发了卫士作乱之事。“风波平息后，宋高宗深感诸班直不可依仗”[74]，将其废除。到达会稽以后，临时充当殿岩守卫的三百士兵均为乌合之众，不堪重任。因此，赵鼎上奏言：

陛下初即位，议复祖宗之政，至今未行一二，而祖宗于兵政最为留意。熙宁变旧章，独不敢议，盖自艺祖践祚，与赵普讲明利害，著为令典，万世守之，不可失也。昨明州班直缘诉事纷乱，非其本谋，乃尽废之，是因噎而废食。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坏，独卫兵彷佛旧制，亦扫荡不存。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75]

赵鼎这里提到的“熙宁变旧章，独不敢议”，当指宋神宗推行元丰官制改革时，“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宋神宗明确反对道：“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76]在赵鼎眼中，赵宋祖宗之政的核心在于兵政，而宋代兵政是宋太祖鉴于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兵祸不休的教训，于是在与赵普讲明利害的基础上，建立起枢密院—三衙—兵部这样一种军权三分的新体制，[77]并将之“著为令典”，成为后世君主必须“万世守之，不可失也”的“最高指示”。因此，赵鼎表面上就诸班直被废之事发论，事实上是对“今诸将各总重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坏”的痛责，这也是他专门强调“独卫兵彷佛旧制，亦扫荡不存。是祖宗之法废于陛下之手，臣甚惜之”的原因所在。据载在听到赵鼎的这番言论后，“上悟，寻复旧制”[78]。笔者以为，宋高宗这里的“悟”绝非仅指复诸班直之事，还包括如何驭将的问题，也即将兵政回复到艺祖家法的旧轨。驭将的关键在于收兵权，宋太祖通过“杯酒释兵权”收回宿将典禁军兵权的著名典故，自然成为宋高宗意图效仿的祖宗故事。这次收兵权的过程虽颇为曲折，前后用了数年之久，[79]但宋高宗最终打出的公开理由仍是“朕远稽帝王之令猷，仰奉祖宗之治训”[80]。此处“祖宗之治训”里的“祖宗”，很可能是特指宋太祖。

从南宋初期政治演进的脉络来看，以中兴之君自诩的宋高宗，被臣民寄予众望，期待他能够承担“于守文之时，而行创业之事”[81]的重任。然而他本人却将臣民这种期待视为沉重的枷锁，故当他看到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席益起草的吕颐浩复相制文中有“朕中兴圣绪，兼创业守文之难”这样的文字时，立即表现出“尤不喜”的态度，并将其出知温州。宋高宗上述举动表面上是反感席益制文的“夸大而称美”[82]，事实上体现了他对身负中兴压力的不经意流露。此类事件甚多，不待枚举。宋高宗甚至还曾直接对臣僚抱怨说：“朕常思创业中兴事殊。祖宗创业固难，中兴亦不易。中兴又须顾祖宗已行法度如何，坏者欲振，坠者欲举，然大不容易。”[83]笔者以为，这不仅仅是宋高宗对中兴之艰难的口头表白，更是对身负中兴压力的公开宣泄。在他看来，中兴不能像创业那样随心所欲，必须兼顾祖宗之法，实在是一件“大不容易”的事业。

综合本节的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靖康之变、宋室南渡后，宋高宗及其臣僚在重建政府权威的过程中，由于“南宋立国的特殊背景，不能不藉重于祖宗‘德泽在人’的影响”[84]，所以君臣都不约而同表现出利用艺祖情结张目的倾向。但同样一套说辞的背后，涵盖了君臣双方两种不同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在那些真正以社稷国家为己念的臣僚士大夫眼中，藉重艺祖情结和艺祖故事表达的是恢复祖宗基业的心理愿望；而在本就“乏艺祖之英略”[85]的宋高宗那里，艺祖情结和艺祖故事则被用作“复承平之常制”[86]的手段，更多体现了其再造王室，增强自身权威的内在诉求。在这种难以调和的矛盾分歧中，宋高宗朝的中兴话语演化为恢复与再造的双重变奏。

三、选嗣与立储

在宋朝的历史上，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并巩固赵宋政权后，其帝位并没有被他的子嗣所承袭，而是转移到宋太宗手上，并一直在宋太宗一系中传承。宋太祖舍子而传位于弟之事本就不合常情，再加上宋太宗又在“烛影斧声”的迷案中继位，且有着不逾年而改元的违反常规之举，不能不给人一种得位不正的嫌疑。据称在宋太祖去世后不久，负责在西洛为其陵墓相地的司天监苗昌裔，于覆土后引导监督劳作的内侍王继恩登上山颠以周览形势，并对王继恩吐露“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87]之言。在这一极具煽动性的谶语的影响下，宋代发生了三次宋太祖后裔的复位运动。[88]

在宋太祖后裔的几次复位运动中，与本文关系最密切的当属靖康之变后赵子崧起兵之事。赵子崧对宋太宗子孙长期霸占帝位忿忿不平，金军掳徽、钦二帝北上之后中原大乱，他认为“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谶言有了可实现的时机，便与门人傅亮等歃血为盟，并传檄称：“艺祖造邦，千龄而符景运。皇天佑宋，六叶而生眇躬。”然而没过多久，赵子崧得知康王“已济大河”的消息，迅速改变主意，积极上书拥戴后者，奉表劝进。后来宋高宗获悉他起兵之事，将其贬窜岭南。不过，在治赵子崧狱时，宋高宗尽管十分震怒，但为避免扩大“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影响，却“不欲暴其罪”，而是“以它罪窜子崧于岭外”[89]。显然，这一谶语在当时流传颇为广泛，并与艺祖情结走向合流。事实上，“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的传言之所以得以拥有如此巨大的感染力与号召力，本身也是艺祖情结的一个重要表现。没过多久，宋高宗独子赵旉病逝，其自身又已丧失生育能力，于是与“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之谶合流的艺祖情结再次产生影响，在宋高宗朝的选嗣和立储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建炎三年（1129）七月丁亥，元懿太子赵旉病故。作为宋高宗的独子，赵旉的夭折引起臣民对储嗣问题的普遍担忧。本来宋高宗正值青壮，又一向体格强健，未即位时已育有五女，再次生育原不成问题。但数月前宋高宗在维扬逃难之际，因听闻金军到来的消息而“矍然惊惕，遂病痿腐”[90]，丧失了生育能力。此事很快成为朝野上下公开的秘密，赵旉刚去世三天，仙井监乡贡进士李时雨就上书建议宋高宗效仿宋仁宗，选养宗室之贤者立为皇储。我们知道，至和三年（1056）范镇率先上疏要求宋仁宗考虑皇储继承人问题时，[91]后者已四十七岁，而宋高宗此时年仅二十三岁。因此，李时雨“若以为陛下春秋鼎盛，未可以拟仁庙继立之事，则是大误国计也”[92]的言论，不啻于将宋高宗绝育的“秘闻”予以公然揭露，故引发后者的震怒，将其“斥还乡里”[93]。然而，无嗣之事却不能就此解决。为摆脱绝育带来的巨大苦恼和政治危机，宋高宗不得不想方设法寻医问药，医官王继先便因提供壮阳药“仙灵脾”而得到重用。

建炎四年（1130）秋，孟太后到达宋高宗行在会稽。有证据表明，孟太后对“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之谶当有所耳闻，据说汪应辰曾在赵鼎处听闻“后尝感异梦，密为高宗言之，高宗大寤”。宰相范宗尹大概也相信这一传言，史称其“有造膝之请”。宋高宗由此开始做出反应，“乃命惠襄靖王令㢜选艺祖之后宗子数人，育之宫中”。绍兴元年（1131）四月孟太后去世，“而令㢜所选宗子，皆未当上意”。次月“遂命令㢜知南外宗正事，俾至泉南选之”[94]。宋高宗似乎并不愿将此事公之于众，仅交由赵令㢜秘密进行。因这次选养宗子之事较为隐蔽，不为臣僚普遍知晓。故一个月后，文林郎、越州上虞县县丞娄寅亮上书宋高宗重提建储嗣之事：

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公也；周王薨，章圣取宗室子育之宫中，此天下之大虑也。仁宗皇帝感悟其说，诏英祖入继大统，文子文孙、宜君宜王，遭罹变故，不断如带。

今有天下者，独陛下一人而已。恭惟陛下克已忧勤，备尝艰难，春秋鼎盛，自当则百斯男，属者椒寝未繁，前星不耀，孤立无助，有识寒心。天其或者深惟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长虑之所及乎？崇宁以来，谀臣进说，推濮王子孙以为近属，余皆谓之同姓，致使昌陵以后，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恐祀丰于昵，仰违天监，艺祖在上，莫肯顾歆。此二圣所以未有回銮之期，黠虏所以未有悔祸之意，中原所以未有息肩之时也。

欲望陛下于“伯”字行下，遴选太祖诸孙有贤德者，视秩亲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处藩服。更加广选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称之人，升为南班，以备环列，庶几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95]

娄寅亮此疏用典的切，信而有据，读之颇能打动人心。他首先从先正（指范镇）表彰宋太祖舍子立弟的“大公”与宋真宗选育宗室子的“大虑”，[96]从而使得宋仁宗“感悟其说，诏英祖入继大统”的本朝故事出发；紧接着慨叹宋高宗勤政忧国却无皇嗣，然后将这一情况与崇宁年间蔡京的宗室改革联系起来，进而斥责宋徽宗以来祭祀过偏，[97]违反了上天之意，导致艺祖之灵不再保佑赵氏，以至于二帝北狩、强敌猖獗，中原地区兵祸不断，民不聊生。因此娄寅亮建议宋高宗选养宋太祖后裔中有贤德者作为亲王暂代皇储之位，并广选宋宣祖和宋太宗后裔中“材武可称之人”充当南班，“以备环列”。余英时先生将娄寅亮此疏的根据看作一种天人报应的信仰，[98]吴天墀先生也持同样看法，认为这是当时普遍的社会心理与舆论。[99]此一信仰在宋室南渡前后颇为流行，宋代野史记载称金将斡离不攻破开封后,将宋太宗子孙杀戮殆尽，有宋朝使臣至金营，竟发现其相貌“绝类艺祖”[100]。显然，这正是两宋之际臣民艺祖情结的重要反映。

余英时先生据《宋史》娄寅亮本传将此事系于建炎四年（1130）宋高宗至越时，认为当时正值宋高宗“被金人逐至海上，新政权飘摇不定之际，所以这一信仰深深的打动了他，激起他通过太祖之灵以祈求‘天命’的强烈愿望”[101]。余先生上述判断略有失察之处，娄寅亮上疏的具体时间当为绍兴元年（1131）六月，前辈学者吴天墀先生已有所考辨，[102]此不赘述。不过，余英时先生对宋高宗心理的把握当无太大失误。就在娄寅亮上书的前一年，发生了一件足以对南宋政权造成重大挑战的事件。建炎四年七月，金朝册立刘豫为伪齐皇帝，定都开封。此举在法统上对南宋朝廷造成挑战，再加上金人又在册文中对宋高宗极尽诋毁之能事：“如构者，宋国罪余，赵氏遗孽。家乏孝友，国无忠勤。衔命出和，已作潜身之计；提兵入卫，反为护己之资。忍视父兄，甘为俘虏，方在殷忧，乐于僭号。”[103]是以，娄寅亮认为蔡京宗室改革后典祀之礼特厚于近亲，宋太祖后人则“寂寥无闻，奔迸蓝缕，仅同民庶”，致使“艺祖在上，莫肯顾歆”，从而导致宋室在军事政治上面临多重困境。这一看法不能不对宋高宗心理产生某种影响，故后者读过胡寅亮奏疏后“大为叹寤”[104]。南宋史家吕中评论道：“以艺祖之后为嗣，必本于选人娄寅亮之一言，适有以契乎高宗之心。”[105]笔者以为，宋高宗的“叹寤”确有被余英时先生所说的天人报应的信仰所打动的成分，激发了他利用艺祖之灵来营造政治舆论，以宣示正统、彰显自身合法性的想法，进而“上慰在天之灵，下系人心之望”，起到反驳金朝和伪齐的污蔑，以及收拢中原士民之心的功效。

宋高宗既已决定利用艺祖情结来作政治宣传的手段，自不会像上次那般无声无息的暗中进行。从宋代政务运作的程序来说，宋高宗第一次命赵令懬选艺祖之后的举动由于未经朝廷最高决策系统集议，属于皇帝私人性质的行为，并没有上升到正式的国家决策层面。根据史料记载，从建炎四年（1130）四月至绍兴元年（1131）正月，宋高宗一直驻跸在越州，期间以绍兴府府衙为行宫，命令“三省、枢密院同班奏事”[106]，充当临时的最高决策机构。[107]绍兴元年六月戊子，宋高宗召集两府大臣举行了一场御前会议，专门就选养艺祖后裔之事进行讨论，目的正是将此前皇帝私人性质的选养活动上升到国家决策层面。这次御前会议的参加者有尚书右仆射范宗尹，参知政事张守、秦桧，同知枢密院事李回，签书枢密院事富直柔等人：

上（宋高宗）谕大臣曰：“昨令懬选艺祖之后，宗子二三岁者，得四五人，资相皆非岐嶷，且令归家，俟其至泉南选之。”右仆射范宗尹有造膝之请，故上有此谕。宗尹曰：“此陛下万世之虑。”上曰：“艺祖以圣武定天下，而子孙不得享之，遭时多艰，零落可闵。朕若不取法仁宗，为天下计，何以慰在天之灵？”同知枢密院事李回曰：“自昔人君，惟尧、舜能以天下与贤，其次惟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圣明独断，发于至诚。陛下为天下远虑，上合艺祖，实可昭格天命。”参知政事张守曰：“尧、舜授受，皆以其子不肖，艺祖诸子，不闻失德，而以传序太宗，此过尧、舜远甚。”上曰：“此事亦不难行，祗是道理所在，朕止令于‘伯’字行中选择，庶昭穆顺序。”签书枢密院事富直柔曰：“陛下圣断，度越千古，第恐令懬不足以奉承。”上曰：“且令广求，须自选择。”参知政事秦桧曰：“须择宗室闺门有礼法者。”上曰：“当如此。”直柔曰：“宫中有可付托否？”上曰：“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择宫嫔，则可虑之事更多。”宗尹曰：“陛下睿明，审虑如此，宗庙无疆之福。”[108]

这次御前会议召开伊始，宋高宗就直奔主题，将此前命赵令懬“选艺祖之后”的情况宣谕给宰辅大臣，从而把自己私人性质的举动上升到正式的国家决策层面。由于已经过范宗尹“造膝之请”和娄寅亮上书，宰辅们对宋高宗此时突然提及选养艺祖后人入宫一事的用意自然心领神会。因此，范宗尹等人交口称赞艺祖“不以大位私其子”的故事，对宋高宗选养之举予以肯定。其中，李回“上合艺祖，实可昭格天命”一句，更是直接点明了宋高宗利用艺祖情结宣示天命的心理。这次御前会议中富直柔的两次发言均值得注意，在娄寅亮上书后他曾向宋高宗“从而荐之”[109]，大概早有是心，故对选养之事相关问题的考虑也远较其他几人全面。他先是质疑“赵令懬不足以奉承”，在得到宋高宗“且令广求，须自选择”的回复后，又接着问道：“宫中有可付托否？”得到后者“朕已得之矣。若不先择宫嫔，则可虑之事更多”的答复方才作罢。此外，我们还可注意到，除刚从金国脱身归宋的秦桧外，其余诸人均表现出浓厚的艺祖情结。

宋高宗此次正式选养艺祖后人之事的程序颇为严格，至绍兴二年（1131）五月方才完成。首先是赵令懬于泉州南外宗正司“访求宗室伯字号以下者十人，入宫备选”，然后在“十人中又择两人”[110]，接下来才交付宋高宗做最终的决定。经过这样一番严格筛选，赵伯琮（后更名瑗，即宋孝宗）脱颖而出，入宫由张婕妤抚养。此后不久，宋高宗又在吴才人（即宪圣吴皇后）的请求下，选养了另一位艺祖七世孙赵伯玖，“命才人母之，赐名璩”[111]，赵瑗与赵璩也由此开启了长达二三十年之久的争持岁月。值得玩味的是，在这一长期争持的过程中，二人虽均为艺祖之后，但士大夫群体却基本都站在了赵瑗一方，[112]这一现象颇令人费解。关于此事，我们或可从现存南宋官私史料的一些不同表述中略窥其原因。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

赵鼎、张浚告谢，命坐赐茶，浚因曲谢，又以储贰为言。上（宋高宗）首肯曰：“宫中见养艺祖之后二人，长者年九岁，不久当令就学。”[113]

同一件事，在朱熹为张浚所作行状中的记载却有所不同：

上遣内侍趣公（张浚）赴行在所，……至是入谢，复陈：“宗庙大计，莫先储嗣。虽陛下圣德昭格，春秋方盛，必生圣子，惟所以系天下人心，不可以不早定议。”上首肯久之，乃云：“宫中见养二人，长者艺祖之后，年九岁，不久当令就学。”公出见赵鼎都堂，相与仰叹圣德久之。[114]

上引史料中值得注意的一个地方是，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所记宋高宗对张浚的回复是“宫中见养艺祖之后二人，长者年九岁”；但在朱熹笔下同一句话却作“宫中见养二人，长者艺祖之后，年九岁”，两者出现了明显的歧异。从史源层面讲，李心传这段记事当本之于国史或日历，显然较朱熹所作张浚行状更可靠，其它宋代史书中的记载也都与此相同，且赵瑗与赵璩均为艺祖后人又是当时众所周知的事实。既然如此，朱熹为什么会犯这样简单的错误呢？我们知道，行状是由死者家属或门生、故旧为其墓志铭撰写、史馆立传与向朝廷请谥而整理的相关材料，其间虽多有虚美和不实之处，却有助于了解死者及其亲旧的政治态度。因此，朱熹对宋高宗言论的记载尽管有误，却代表了张浚及其家属和朱熹本人对此事的看法。换言之，在他们眼中赵璩“艺祖之后”的身份是不被认可的。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推测，这是由于赵瑗被选入宫源于娄寅亮的上言和范宗尹的“造膝之请”，然后经宋高宗与宰辅大臣在御前会议（最高决策机构）的定议，又通过一番严格地筛选才最终确定。这一过程不仅受士大夫艺祖情结的影响，而且是朝廷层面“公”的行为。而赵璩被选入宫则是宋高宗于吴才人请求下的特别恩允，是两人之间“私”的行为。正是因为赵瑗与赵璩之间有着这样的区别，所以前者才能得到士大夫群体的广泛拥护，成为群臣瞩目的皇储人选。当然，最终决定权仍在宋高宗手中。但可以肯定的是，艺祖情结始终在其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四、结语

本文从社会心理与舆论的角度，考察了艺祖情结对南宋初期政治的影响。通过上述的分析与论证，我们可以看出，靖康之变所导致的中原异色、二帝北狩的危难情势，引发了宋室君臣和民众对于开国皇帝宋太祖功业的普遍追思，因此在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种浓厚的艺祖情结。这一艺祖情结在宋高宗即位与改元期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与东汉光武故事一起构成了南宋初期政治宣传与合法性塑造的两大突出手段。在中兴宋室旗帜的号召下，作为重要的政治资源和思想资源，艺祖情结寄托着南宋臣民在政府权威重建过程中恢复祖宗疆土的心理期望，以及宋高宗再造王室的内在诉求；并逐渐与“太祖之后，当再有天下”之谶合流，进而深刻影响了宋高宗朝的选嗣与立储问题。

南宋初期的艺祖情结之所以能够一路发酵，源于靖康亡国的惨痛教训和南宋立国的特殊背景下，民众期待统治者具有“艺祖之风”来扭转乾坤，后者也需藉重祖宗“德泽在人”的影响以宣示正统，呼吁各地官吏军民“念祖宗涵养之恩，思君父忧废之辱，各奋忠义，共济多艰”[115]。这一现象反映了南宋君臣在国家危难之际试图发掘支撑王朝崛起与延续的内在因子，“希望通过阐释与‘回归’祖宗而达致再振时势的目标”[116]。而宋高宗君臣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选取艺祖情结和艺祖故事的不同面相进行阐发，展现出不同社会群体在心理期望和现实政治利益之间的分歧、矛盾与冲突。在这些分歧、矛盾与冲突中，宋高宗朝的中兴理想和中兴话语一步步走向扭曲变形，艺祖情结也一次次被皇权用作宣传与号召的手段，最终几乎完全沦为政治言说的工具。

注 释

[1] 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认为：“人知宋人称太祖为艺祖，不知前代亦皆称其太祖为艺祖……然则（艺祖）是历代太祖之通称也。”（清）顾炎武撰，严文儒、戴扬本校点：《日知录》卷二四《艺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914页。从现存史料来看，以“艺祖”一称指代宋太祖从北宋中期开始流行开来，后逐渐成为宋太祖专称，这一现象似与当时“追复三代”理念的兴起有关。关于此问题笔者拟另文探讨，此不赘述。此外由于两宋之际相关的官私称谓中多用艺祖，故本文称之为“艺祖情结”。需要说明的是，正文中的艺祖和宋太祖意思一样，均专指宋太祖赵匡胤，具体使用情况视所引史料原文而定。

[2] 参见吴天墀：《烛声斧影传疑》，《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7—133页；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700—723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456—479页。

[3]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八九，靖康二年四月二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64页。

[4]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〇，靖康二年四月四日，第669—671页。

[5] 贾连港：《“兵马大元帅”“天下兵马大元帅”与“河北兵马大元帅”——康王赵构官衔的变化及其政治意涵》，《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1期，第119—121页。

[6]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九，绍兴十九年四月戊辰，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3017页。

[7] （宋）杨仲良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五〇《高宗南渡》，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4664页。

[8]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五，建炎元年六月二日，第774页。

[9] 参见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3页。

[10]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一，靖康二年四月九日，第677页。

[1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三，建炎元年五月五日，第756页。

[12]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二年四月九日条，第682—683页。

[13]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〇，靖康中帙七十五，第739页。

[14]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二，靖康元年四月九日，第679页。

[15] （元）脱脱：《宋史》卷一五四《舆服志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586—3587页。

[1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六年六月丁亥，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4813页。

[17] 关于北宋时期的受命宝、定命宝等，可参见方诚峰：《北宋晚期的政治体制与政治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268—271页。

[18]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丁卯，第115页。

[19] （宋）杨仲良编：《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五〇《高宗南渡》，第4668页。

[20]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〇，靖康二年四月四日，第669页。

[2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四，靖康二年四月十八日，第695页。

[22]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建炎元年四月甲戌，第121页。

[23] 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65页。

[24] 参见何玉红：《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3—126页。

[25] （宋）方逢辰：《方蛟峰先生文集》卷四《胡德甫四六外编序》，《宋集珍本丛刊》第87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第34页。

[26]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四，靖康二年四月十九日，第695页。

[27] 陈寅恪：《论再生缘》，《寒柳堂集》，第65页。

[28] 参见方诚峰：《补释宋高宗“最爱元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第72页。

[29]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庚寅，第132页。

[30] （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一，建炎元年五月庚寅，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313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87—788页。

[31] （宋）王应麟：《玉海》卷一〇一《建炎受命中兴坛》，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1987年，第1853页。

[32] 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2—94页。

[33] （宋）蔡绦撰，冯惠民、沈锡麟点校：《铁围山丛谈》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1页。

[34]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第742页。

[35] 关于宋代的“火德中微”之说，参见刘复生：《宋朝“火运”论略——兼谈“五德转移”政治学说的终结》，《历史研究》1997年第3期，第96—99页。

[36] 关于东汉光武帝“始正火德”之事，可参见杨权：《光武帝“始正火德”正解——对两汉五德制度史的一项新阐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第40—43页。

[37] 李华瑞：《宋代建元与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65页。

[38]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第741页。

[39] 关于两宋“帝魏”与“帝蜀”之争，参见蔡东洲：《宋儒的魏蜀正伪论争与改修<三国志>之风》，《四川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5期，第104—110页。

[40] 参见李华瑞：《宋代建元与政治》，《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69—70页。

[4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第741页。

[42] 何玉红：《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26页。

[43] （宋）张端义撰，李保民校点：《贵耳集》卷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07页。

[44]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建炎元年三月丁巳，第93页。

[45] 参见［美］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89—116页。

[46] （元）脱脱：《金史》卷三《太宗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3页。

[47] （宋）李纲著，王瑞明点校：《李纲全集》卷四八《谢琼林苑赐御宴表》，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第557页。

[48]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〇，靖康元年正月十四日，第220页。

[49]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乙未，第139页。

[50]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建炎元年十月壬戌，第264页。

[51]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二，建炎二年正月丁未，第316页。

[52]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〇，建炎元年十一月丙申，第274页。

[53]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四，建炎元年十一月丁亥，第831页。

[54] 参见何玉红：《中兴形象的构建：光武故事与宋高宗政治》，《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132—136页。

[55]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一二，绍兴七年七月癸未，第2102页。

[56]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一，建炎元年五月一日，第742页。

[57] ［美］蔡涵墨：《曹勋与“太祖誓约”的传说》，《中国史研究》2016年第4期，第91页。

[58] 关于宋高宗朝对“祖宗之法”的尊崇，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456—479页。

[59]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三，建炎三年五月己亥，第565页。

[60]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乙未，第139页。

[61]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四，建炎元年五月十七日，第763页。

[62]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丙辰，第155页。

[63] （宋）熊克：《中兴小纪》卷二，建炎元年七月己亥，第796页。

[64]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68页。

[65]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二，建炎元年五月二日，第751页。

[6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五，咸平二年十一月丙子，第973—974页。

[67]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建炎元年五月壬辰，第136页。

[68]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〇九，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八日，第801页。

[69]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467页。

[70]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六，建炎元年六月丙戌，第189页。

[71]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一，建炎三年三月辛巳，第482页。

[72] 如李纲在向宋高宗进奏“因帅府以寓方镇之法”时，就力陈强干弱枝之弊：“祖宗革去前弊，削弱藩镇，州郡之权一切委以文吏。非沿边诸路，虽藩府亦屯兵不多，无敢越法行事。以处太平无事之时可也，一旦夷狄长驱、盗贼蜂起，州郡莫有能抗之者，遂至於手足不足以捍头目。”（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109，建炎元年六月二十八，第801页。

[73] （宋）佚名撰，孔学辑校：《皇宋中兴两朝圣政辑校》卷一三，绍兴三年五月癸亥，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414页。

[74] 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72页。

[75]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戊午，第765页。

[76]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二〇，元丰四年十一月甲辰，第7725页。

[77] 参见龚延明：《宋代军权三分制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4期，第66—78页。

[78]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三，建炎四年五月戊午，第765页。

[79] 关于宋高宗收兵权之事，可参见虞云国：《论宋代第二次削兵权》，《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第3期，第95—103页；黄宽重：《郦琼兵变与南宋初期的政局》、《从害韩到杀岳：南宋收兵权的变奏》，《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0年，第51—140页；王曾瑜：《荒淫无道宋高宗》，第226—231页；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465—474页。

[80] （宋）徐自明撰，王瑞林校补：《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一六，绍兴十一年四月壬辰，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1055页。

[81] （明）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三《君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31页。

[82]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七，绍兴元年九月甲寅，第991页。

[83] （宋）佚名撰：《皇宋中兴两朝圣政（第二册）》卷一二，绍兴二年十一月辛未，第324—325页。

[84]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479页。

[85] （宋）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 132《本朝六·中兴至今日人物下》，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3174 页。

[86] （宋）叶适著，刘公纯等点校：《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四《纪纲四》，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817页。

[87] （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266页。

[88] 参见吴天墀：《烛声斧影传疑》，《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第127—131页。

[89] （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卷一，第266页。

[90] （宋）佚名：《朝野遗记·高宗无子思明受》，（明）陶宗仪等编：《说郛三种·说郛一百卷》卷二九《朝野遗记·高宗无子思明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509页。

[91]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八二，嘉祐元年五月甲申，第4407—4408页。

[92]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五，建炎三年七月庚寅，第593—594页。

[93] （元）脱脱：《宋史》卷二五《高宗本纪二》，第467页。

[94] （宋）李心传撰，徐规点校：《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一《壬午内禅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96页。

[95]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辛巳，第956页。

[96] 参见（宋）韩维：《南阳集》卷三〇《端明殿学士银青光禄大夫致仕柱国蜀郡开国公食邑二千六百户食实封五百户赠右金紫光禄大夫谥忠文范公神道碑》，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01册，第760页。

[97] 参见［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天潢贵胄：宋代宗室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95—110页；何兆泉：《两宋宗室研究——以制度考察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60—72页。

[98]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702页。

[99] 吴天墀：《烛声斧影传疑》，《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第132—133页。

[100] （清）潘永因编，刘卓英点校：《宋稗类钞》卷一《符命》，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第33页。

[101]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702页。

[102] 吴天墀：《烛声斧影传疑》，《吴天墀文史存稿》（增补本），第132页。

[103] （金）佚名编，金少英校补，李庆善整理：《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二〇四篇《册大齐皇帝文》，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540页。

[104]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辛巳，第957页。

[105]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〇〇，绍兴三十二年六月丙子条小注，第3945页。

[106]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二，建炎四年四月丙申，第747页。

[107] 参见朱瑞熙：《宋高宗中央决策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疁城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53页。

[108]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戊子，第959—960页。

[109]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五，绍兴元年六月辛巳，第957页。

[110] （宋）王明清：《挥麈录·后录余话》卷一，第270—271页。按：王明清将赵令懬误做赵令畤。

[111] （元）脱脱：《宋史》卷二四六《宗室传三·信王璩传》，第8731页。

[112] 参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第704—723页。

[113]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五，绍兴五年二月丁亥，第1614—1615页。

[114] （宋）朱熹撰，曾抗美、徐德明点校：《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五上《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上》，（宋）朱熹著，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修订本）第2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4378—4379页。

[115] （宋）李心传编撰，胡坤点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1，建炎三年三月癸卯，第523页。

[116]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修订版），第543页。

原文载原载姜锡东主编：《宋史研究论丛》第28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年，引用时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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