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50年代大佬（洲人在广州跨国）

广州小北的城中村里，一条不到700米的街道，凝结了过去20年10000公里之外几十万非洲家庭的财富梦。

25岁的娜德家住西非海滨小城洛美，母亲依靠从中国倒卖服装，建起了一栋小别墅；时尚辣妈伊娃在非洲东部的乌干达，开了一家母婴用品商店；石油公司精英吉尔伯特来自非洲最不发达国家尼日尔，正在装修家里的新房子……他们相隔千里，经历迥异，却在不同时段造访万里之外的广州小北。

距离广州火车站仅3公里，小北是非洲商人淘金的起点。广深铁路将主干道一分为二，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它为小北带来了第一批曾经盘踞在东南亚与香港重庆大厦的非洲客商。登峰村握手楼里的村民，用廉价的房租留住了他们。鼎盛时期，小北聚集了来自全球7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

登峰村

“没有到过小北，不算来过中国”，流传在非洲客之间的这句金句，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这个区域在中国对非贸易的地位。

向东两公里的淘金，是广州曾经的CBD，带欧式喷水池的花园酒店，曾住满了欧美跨国公司精英。城市新地标珠江新城和广交会场馆离小北更是遥远，“小蛮腰”的夜景被临江的重重高楼阻隔。在那些地方，是由iPhone、通用汽车所主导的“高端全球化”。

小北代表的是另一种全球化。远渡重洋的非洲商客，提着黑色塑料袋，坐着摇晃的公交，循着口耳相传的路线，将库存的衬衫、领带、沙发等运回非洲，赚取差价。有时利润不菲，足够他们成为国内的中产阶级。

扫货人

如今，一切正在发生变化。肩挑背扛个人采购者在小北依然存在，规模化的公司经营也逐渐繁盛；在非洲这块拥有广袤土地和巨大人口规模的大陆上，互联网正孕育着新的商业变革的机会……

1.小北的一天

小北过着“非洲时间”，一天从中午开始，喧哗一直持续到凌晨。

广州的280路公交最繁忙的时刻也从上午十一时许的小北站开始。这条线路连通了“巧克力城”小北、白云皮具城以及广大商贸城。以低价销售库存服装、箱包为主的广大商贸城，是非洲商人扫货的“天堂”，市场里极少见中国客户。

广大商贸城是非洲客商扫货的天堂

高峰时期，非洲商客将车厢挤得满满当当，形同专列。尽管肤色相同，但他们可能来自数十个国家。档口商家和异国的客商在沿线的市场，飞速地摁着计算器，用简单的英语单词“this，this money”“no，this money”讨价还价，完成交易。

“为什么不去中国看一看呢，到中国去增长见识。”五年前的一天，丝蒂娜的姐姐对她说。随后，她们一起从塞内加尔来到小北，成为千千万万掘金者之一。“我喜欢中国，没有暴力，没有抢劫，到处都是柏油马路。”丝蒂娜经常怡然地乘坐280路，跑市场采购，然后将货物打包好寄回国，由家人接应，在塞内加尔的商店销售，赚取差价。

黄昏时分，扫货完毕的丝蒂娜们拎着黑色的塑料袋，回到小北城中村的街巷。他们三三两两，徜徉于宝汉直街的商场和餐厅，丰富的夜生活由此展开。在这个独特的场域里，时间、味道和色彩、语言都自成一格。

宽不足3米的宝汉直街横穿登峰村，是小北的主干道。入口的非洲食品店“African Food”的烤鱼和某种不知名的异域香料味此时已经浓郁起来。餐厅由中国厨师掌勺，是小北最热闹的地方之一。门口的几个凳子上总会坐满穿着鲜艳的民族服装，肤色黑得发亮的商客，他们歇歇脚，或者等待食物打包。遇到熟人，他们会隔着一条街，大声而热情地攀谈。

小北宝汉直街的入口

从乌干达来采购母婴用品的伊娃是第二次来中国，她打扮入时，红色的唇彩与太阳镜的边框相映成趣。在店门口短暂的小憩期间，她打开了WhatsApp的界面，跟国内的朋友交流看货的情况，烤鱼店成了几个同伴散开各自采购后接头的地方。

如果是春节过后或者圣诞节前的旺季，每到周五的傍晚，从白云机场出发的大巴满载着乘客停在了宝汉直街路口的新登封商场门口。这个时间也是新登封商场档口老板陈芳一天生意真正开始的时刻。

“我可以一眼分辨出谁是新人。他们通常穿着破旧，睁大眼睛，左顾右盼。”她在这里卖了五年的手袋，练就了一双精明的眼睛，能分辨不同国家商人的特质，“刚来的老外因为不熟，所以看上去有点笨，坦桑尼亚的老外比较精明一点。刚果的老外比较憨一点，但现在他们也变聪明了。”

十三行里正在扫货的非洲女商人

在小北不足千米长的街道上，从家装建材到服装、箱包、皮具，各种店面一应俱全。“主要是买伴手礼，或者自用的商品。”陈芳的印象中，相较于其他开不满三月就倒闭的店铺而言，整条街上最坚挺的门店是建材门窗店。这些建材家具店头打着佛山工厂直销的宣传语，店主的电话和工厂地址用中文、英文和阿拉伯语写好。

门店有时候还是爱情的发生地。四年前，来自尼日尔的吉尔伯特，在为自己家采购建材时，与一位潮汕的档口小妹一见钟情。这场跨国恋情持续至今。

即使是在巧克力城的中心，沟通也并不总是畅通。许多身着民族服饰的采购者不懂中文和英文，只在谈价格的时候会蹦出一两个中文或英文单词。中介就成了门店拉客和采购者沟通的桥梁，留学生娜德也做过这样的中介。这位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多哥姑娘，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广州通。她带着从非洲过来的老乡在市场内看货，对方给她报酬，据说市场价是一天200元人民币左右。

留学生娜德，摄影：陈忧子

陈芳档口楼上的新登封宾馆正在装修，这里的套房也有小冰箱和简易的厨房。“食在广州”对于非洲商客而言，也许并不奏效。娜德初到中国时，就吃了一整年的炒饭。

新登峰宾馆外，贴着义乌牙膏广告

晚上八九点之后，陈芳的生意渐渐多起来。那些上午十一点从小北的出租房和宾馆离开去做礼拜的人，去佛山工厂买货的人，都拎着大大小小的黑色塑胶购物袋陆续回到了小北。

2.小北的兴与衰

“其他（非洲）人看到我们从中国回来，穿好鞋，开好车，有一个漂亮的房子，于是开始讲故事，认为在中国赚钱很容易，到处都是机会，到处都是美元。他们可能以为我们伸手就能从某棵树上摘到钱。所以他们也来中国……”一名非洲商人在美国纪录片导演贝杰利的镜头前，用很有节奏感的英语，描绘他在广州的生活。

口耳相传的财富故事，在遥远的非洲大陆编织成绚烂的“广州梦”。在他们看来，中国是新的机遇之地，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地方。攒够钱，买一张到广州的机票，拎一个黑色的大塑料袋，从小北开始的淘金之旅，在非洲大陆，曾是无数人的愿望。

“中国人说，不到长城非好汉。对于非洲人而言，不到小北，不算来过中国。”广州学者王亮长期跟踪小北的非洲在华人群，她见过不少非洲来客如此形容小北的地位。

如今已经很难追溯第一个到小北落脚的非洲商人是谁，学者和广州政府普遍认为，“巧克力城”的形成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与香港回归之后。港澳台资加速来华投资设厂，原本盘踞在东南亚与香港重庆大厦的非洲商客，辗转来到广州，寻找更低廉的商品，或者源头工厂。

小北地区最高的两座写字楼天秀大厦与怡东大厦，分别竣工于1997年和1999年，并在当年迎来了第一批非洲商人。2006年与2007年，越洋商贸城与金山象商贸城相继开业，新增上千家铺位，全部都是为非洲商人服务。

市场周边配套的物流中心

为什么选择小北？

王亮设想过这样的图景：非洲淘金者们带着少量的资金，飞越重洋，先抵达香港，从深圳入关，坐广深线到广州火车站。白马商城、红棉服装城、新大地等，无所不包的批发市场围绕火车站而建，是扫货的胜地。小北离火车站仅3公里。登封村的村民提供了廉价的旅馆，成为非洲商人绝佳的落脚地。

当时的珠江新城还是一片农田，小北往东两公里的淘金才是广州的CBD。高端百货公司友谊商店开在这里，诞生过广州第一家麦当劳和星巴克。老字号的星级酒店白云宾馆和花园酒店毗邻友谊商店，欧美跨国公司的精英们喜欢住在那里。

新来中国的非洲商客会自然地向小北聚集。

“很多从非洲过来的老妈妈和老爸根本不懂中文，甚至连英文也不懂。他们从来过中国的朋友那里听说过小北，拿着朋友给的一张酒店名片就找到这里。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到朋友介绍的地方会比较有安全感。”娜德认为小北承载了一部分人的“乡愁”，她的妈妈十年前也来过中国和小北。

因为肤色的原因，广州的出租车司机将小北称为“巧克力城”。宝汉直街也逐渐出现生肉店、穆斯林餐厅、非洲餐厅、理发店、化妆品商店、服装店等，覆盖衣食住行所有领域。美元和人民币，是小北的通用货币，菜市场的摊贩也会盯着实时汇率。

2013年以前，广州市政府对非洲人的管理相对放松，小北非洲商客的人数达到顶峰。陈芳清楚地记得那时候的繁荣，入夜之后，宝汉直街上的夜市摊依次排开，烧烤摊烟熏火燎，土耳其餐厅里飘出烤肉的香味，非洲商人摩肩接踵，挑选10块钱一件的衬衫与200元的手机。登封商场二楼音响店里的音乐响起，年轻的非洲小伙和姑娘在路中间开始随节奏摇摆。

非洲餐厅门口，等餐的非洲商客

许多非洲客商持有的只是短期签证。回国前夕，女孩们经常会去做指甲、纹眉，男士会穿上锃亮的皮鞋、崭新的西装。他们打扮得像我们小时候看到的香港人回来大陆时的样子。他们还会到陈芳的摊位上，购买手袋当作礼物。有些非洲国家依然沿袭一夫多妻制，男士们带回去当礼物的包包经常一次要买十几个。

那一时期，王亮所居住的社区在小北附近，10户人家中，便有6户非洲商客。她带着学者的好奇和热情开始关注这一群体。政府没有公开的数据显示，到底有多少非洲商人，但有媒体估计来来往往的可能有50万人。鼎盛时期，小北聚集了来自73个国家和地区的商人。

这一情况并未持续。

2014年，广州开启了“美化市容”的行动，宝汉直街增设了警力和摄像探头，“走鬼档”与烧烤摊随之消失。同一年，埃博拉病毒爆发，广州加强了对非入华人员尤其是“三非”人员的管理，设置更严格的签证资质。非洲商客的人数随之急转直下。2016 年，广州市公安局公布数据，实际在广州常住的非洲人约为1.1万人。

在广州，对非贸易的市场已经相对稳定。商人们像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样，围市场而居。王亮观察发现，批发箱包皮具的人聚集在白云区，另一些人则居住在广大商贸城附近，而那些主要做建材、门窗、灯饰生意的商人，甚至直接住在源头工厂附近，比如产卫浴的佛山以及产灯饰的中山，以及代工厂扎堆的东莞。而陈芳档口所在的大楼外部，张贴着去义乌采购的广告，几年前小北就已经开通了直达义乌的大巴，那里正在形成新的非洲商人聚集区。

市场大楼外的广告牌

尼日利亚的杰玛，依然喜欢小北。对于他和很多非洲商人而言，没有比小北更适合排遣寂寞、寻找归属感和交换生意信息。餐厅里坐满非洲小伙和姑娘，行人多是自己的同胞。坐在宝汉直街，和朋友聊聊生意，懒散地待上几个小时，可能是杰玛“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光”。

3.从国际小贩到跨国公司老板

8月底的一天，黄昏时分，宝汉直街入口处的非洲餐厅客流如织，化妆品商店挤满了年轻的非洲姑娘。伊娃手舞足蹈，兴奋地描述着她在广大商贸城的经历：“她们非常热情，指着成堆的童装对我说sister，sister，买下它们吧，都买下吧。”

娜德的朋友们依然渴望来中国。但是，她认为将小北与非洲人挂钩有点刻板印象。非洲人离开小北，并不意味着离开中国。“我就不住小北，我认识的长期待在中国的朋友没有一个人住小北，年轻人受教育的程度高，喜欢住在学校和其他更舒适的环境里。”她说。

官方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连续九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2017年中非贸易额达1700亿美元，同比增长14%。“小北人流量减少，可能是因为贸易方式发生了变化。”王亮说。在她所熟悉的小北，许多早期肩包手扛的国际“倒爷”，逐渐安顿下来，租赁小北附近的办公室，转型成为大大小小的跨国贸易公司或者物流代理。

与宝汉直街一道天桥相连的天秀大厦，隐藏着至少40多家非洲商人开设的贸易公司。以小北为中心，方圆10公里范围内，都属于非裔经济区，一直到三元里，甚至延伸到花都、白云区。

1997年竣工的天秀大厦

非洲是一块“分裂”的大陆，近13亿人口，分布于54个国家和地区，用超过1000种语言交流。在小北，非洲商人也形成了自己的江湖，他们通常只和本国人做生意。天秀大厦是法语区，那里几乎是西非人的天下，东非商人则相对集中在怡东大厦。

如今，两座大楼的基础设施已经十分破败了。底下几层是格子商铺，每间不过10来平米，从、冰箱、电视到婴儿纸尿裤、洗发水，应有尽有。每到下午三点多，年轻的迪亚按照习俗，在二楼的楼道里祷告。

顶上几层则是办公室，一间也不过十几二十平米。这个狭窄的地方也是他们的会客厅，有时也是堆货的仓库。每到广交会期间，天秀大厦便人头攒动，拎着大包小包的非洲商人拥挤在电梯口，排起长龙。

外贸公司的业务其实并不复杂，一边与中国的商人、工厂联络，将货物运回国售卖，或者向其他非洲客户批发。闲暇时期，他们还会带不熟悉市场的非洲客商去采购，或者开户、报关、看病，有时候可以拿到高达10%的提成，有时候只能拿到2％。在小北的江湖，人脉对于非洲商客至关重要，零基础的同乡会来到这里，寻找信息、服务，结识老手，收获一份“防骗指南”或者“讨价还价秘籍”。

衣服印有中、非国旗的安徽搬运工

在这些贸易公司中，不乏“成功者”，来自尼日利亚的莱万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祖国人口数量达1.9亿，是非洲的第一人口大国，这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市场。早在2003年，莱万便在广州注册了自己的贸易公司，并举家移居中国。目前，他和家人住在花都的别墅，雇佣了湖南的保姆。

莱万的贸易公司聘请了中国的律师和员工。莱万的三个儿子都在中国长大，小儿子甚至出生在中国。他们就读于美国人办的国际学校，每人每年的学费需2万美元。盛产球星的尼日利亚，去年有4名国脚在中超效力。今年的世界杯期间，广州恒大的球探，就秘密接触国脚穆萨。莱万的小儿子热爱足球，在恒大的足球学校读书，理想是成为职业球星。

来自喀麦隆的金斯利，同样是非洲商人眼中成功的典范。不到40岁，他就拥有了西服工厂、造纸厂和货物航运公司，成了喀麦隆最大的西服供应商。他在祖国喀麦隆读完大学后，经朋友介绍去山西教了两年英语，并在那里遇到后来的中国太太。金利斯的工厂开在广东，在中国购买原料，雇用本地工人加工生产，再把成品卖回非洲。

竞争越来越激烈，规模化越来越明显。一个人，一点资金，就可以跨国淘金的梦想，变得越来越难实现。更敏锐的人则意识到，新技术带来的商业变革早已在路上。

4.电商的曙光

“在多哥，很多年轻人都想创业。”在广州东站附近的一家咖啡厅里，娜德挠着头发，若有所思地说。一个月前，她刚从洛美回到广州。

“年轻人非常多，他们毕业了，去找工作，可是并没有那么多岗位，只能想办法创业。”这种烦恼，并不止于出现在娜德的国家。非洲是一片非常年轻的大陆，尼日尔和乌干达的平均年龄甚至只有15岁，过高的失业率，给许多国家造成了困扰。

资金与技术，成为横亘在创业新人面前的高峰。“他们能想到的法子，就是存一笔钱，然后沿着父辈的足迹，乘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辗转到广州小北。乘坐280路，去批发市场打货，再运到自己的国家销售。”在家的那段时间，很多朋友找到娜德，打听广州的行情。而她本人，也在准备开始自己的生意。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麦高登的团队曾经跟随肯尼亚的女性商人，从中国一直到内罗毕。她们中很多人，通过倒卖中国商品获得丰厚的利润，在国内成为中产，拥有汽车，雇佣多个职员。

在肯尼亚国内失业率达40%的情况下，她们令很多同胞敬佩。一位商人告诉麦高登的团队，她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了新房，二楼用来出租。盖完房子之后，她希望能凑齐资金到中国购买领带、沙发等，装满整个集装箱，运回来售卖。

一辆货车，运载着即将发往非洲的商品

在非洲的许多国家，跨国“倒爷”依然有利可图，且非常流行。但娜德清楚，这种模式并不高效，要忍受舟车劳顿，而且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我也很希望我的国家能像中国一样，有自己的电商平台。” 她拿起桌子上的IPhone，晃了晃，“但是，诚信如何建立呢？如何保证我买的10块钱的杯子，收到的不是7块钱的？”即使是当面交易，非洲的客商也已经在广州的市场交了太多的“学费”，“例子太多了”。

一些和非洲商人交往密切的中介，也看到电商的机会。在新鸿汇商厦里，两年前，王亮所知的就有两家“代购”公司，专为非洲人提供网购服务，却终因入不敷出而不了了之。“即便是电商平台建立初期，让中国人放心地把钱转给陌生商家，也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何况是个人或者小平台。”娜德对此并不奇怪。

尽管缓慢而艰难，变化却已经开始发生。

在宝汉直街上，行色匆匆的非洲商人和中国的年轻人并无二致——戴着耳麦，一边走路，一边盯着手机屏幕。这也是娜德在故乡所见的情景。目前，非洲互联网网民人数为4.35亿人，且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远超世界7％的平均水平。这片“处女地”，给互联网创业带来无穷的想象力。

根据非洲科技媒体Weetracker的报告，2018年上半年，非洲见证了120次跟电商相关的初创企业交易，投资总额达1.68亿美金，已经超过2017年全年的投资额（1.67亿），其中超过一半的投资在科技金融方面。

“（非洲的）年轻人都渴望获得成功。”娜德说，“现在中国政府、企业鼓励年轻人创业，多哥的政府为什么不能做呢？”她无奈地摊摊手，“如果我的国家也能设立创业基金，明天我就飞回去创业”。

不过娜德依然会去小北，并且细心地留意到，最近地铁站的广告牌换了。2013年，麦高登初来小北，穿过喧哗夜市与烧烤摊后，他将广州与19世纪末的纽约相提并论——全世界的冒险家都聚集在这里寻求财富和成功。

这可能是小北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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