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墓也被盗了吗（让乾隆皇帝震怒）

上一篇《让乾隆皇帝震怒，引出金瓶掣签的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一）》 里，我们讲到身为“四大神巫”（拉穆、乃琼、噶栋和桑耶）之一的拉穆吹忠，是梵天护法神的代言人，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乾隆皇帝的墓也被盗了吗?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乾隆皇帝的墓也被盗了吗

上一篇《让乾隆皇帝震怒，引出金瓶掣签的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一）》 里，我们讲到身为“四大神巫”（拉穆、乃琼、噶栋和桑耶）之一的拉穆吹忠，是梵天护法神的代言人。

“吹忠”即藏语中“护法”之意。

由于拉穆寺（拉穆吹忠住锡地）与格鲁派祖寺（甘丹寺）相距不远，两寺之间有很多渊源。甘丹寺两大札仓之一的“夏孜札仓”，奉梵天神的怒相为护法神，寺内每年都举行祭祀梵天的活动，遇到疑难大事也都请拉穆降神谕指示。

随着五十达赖时期，格鲁派在固始汗的扶持下，夺取了西藏的宗教控制权，拉穆吹忠作为御用护法神，地位也随之水涨船高。

随后，在固始汗家族存亡、五世班禅转世灵童认定上，拉穆吹忠都起到了重大作用，让拉穆俨然成了“四大神巫”之首。尤其在灵童寻访和认定环节，具有重量级的话语权。

当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圆寂后，乾隆皇帝为避免五世达赖去世后的乱局再现，特意派遣最信任的章嘉活佛入藏主持。

章嘉活佛在四大神巫意见相左时，以六世班禅和拉穆吹忠的意见为重，认定了生于后藏的孩童为转世灵童（八世达赖喇嘛坚白嘉措）。

虽然章嘉活佛平稳完成了，达赖喇嘛的转世过度，但从乾隆心里来说，却未必真正满意。

因为此时，活佛转世已呈现越来越明显的家族化特征，大量活佛转世于特定家族，所形成的的利益集团，显然对清朝的统治不利。

例如，六世班禅的哥哥是时任扎什伦布寺总管的仲巴活佛、弟弟则是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夏玛巴），妹妹是羊卓桑顶寺的女活佛。这次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也与六世班禅是亲戚关系。

此后，外蒙的哲布尊丹巴活佛转世在八世达赖喇嘛的亲戚家，而青海佑宁寺的章嘉活佛、却藏活佛，又与塔尔寺的拉科活佛是兄弟关系。

难怪乾隆皇帝在《御制喇嘛说》碑文中指出，“现在之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之呼必勒罕，及喀尔喀四部落供奉之哲布尊呼图克图，皆以兄弟叔侄姻娅递相传袭，似此掌教之大喇嘛呼必勒罕，皆出一家，几与封爵世职无异！”

虽然乾隆心里可能不甚满意，但毕竟转世规则由来已久，不好直接硬来。他默默咽下不满之余，暗中筹划改变“活佛悉出一门”现状。

清史里有关拉穆吹忠的奏本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先按下不表，接着说拉穆忠吹。

章嘉活佛在藏期间，对拉穆忠吹的赞许，开始让清帝对他重视起来。

在故宫最近发现的文物里，整理出了拉穆吹忠献上的供物和奏折。

清朝对有权进贡的藏官人选，有明确的规定，拉穆吹忠不在此列，只能由章嘉代呈。

但章嘉多次代呈的拉穆供物，都被乾隆接受，并装藏于宫内佛塔之中，也可看出清廷对他的重视。

另外，在庆祝八世达赖坐床的赏赐清单里，拉穆吹忠位列第四，仅次于达赖、班禅和第穆摄政活佛，高于其他活佛和官员。[6]

1780年（乾隆四十年），六世班禅入京参加乾隆皇帝70大寿，不幸染天花圆寂于西黄寺。

六世班禅在京期间，京城各界贡献了大量的财物。班禅圆寂后，这些财物被哥哥仲巴活佛占有，弟弟红帽系活佛夏马巴心中不忿，引喀尔喀兵入藏抢劫。

廓尔喀入藏后，并未受到有力的阻击，清朝驻藏大臣以保护为由，将七世班禅移至拉萨，导致人心惶恐。

札寺内的孜仲喇嘛与札仓堪布降神占卜，得了一个“不可与贼交战”的神谕，仲巴活佛直接卷贵重财物逃走，导致札寺惨遭廓尔喀人洗劫。

“十全老人”惨遭打脸后，终于等到了契机，他严令福安康、海兰察带兵进藏。

大清国像一头被开水烫了屁股的巨兽，隆隆作响的狂奔而来。

乾隆确实没用错人，福康安在寒冬腊月里，带兵从西宁奔赴拉萨，全程4600多里，仅耗时60天。

等清军开启了狂奔的节奏，廓尔喀这种级别的石头，就绊不倒这头巨兽了。

驱逐廓尔喀后，福康安带兵返回，清算首先展开。

祸首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夏马巴，被勒令禁止转世，主寺羊八井寺改宗格鲁派，寺属田产、财物用作军饷。仲巴活佛被押送北京治罪，孜仲喇嘛被“剥黄正法”。

随后《钦定藏内善后章程》颁布，乾隆亲自设计了两只奔巴瓶，分别供奉在大昭寺、雍和宫，用以推行金瓶掣签制度。

作为《钦定藏内善后章程》的第一条，金瓶掣签制度规定，在寻找灵童的问题上，可问卜于四大护法。

但这今后需将候选孩童的名字及出生年月，用满汉藏三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再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佛像前正式认定。如只找到一名的灵童，则须放入一个空白签牌。若抽出空白签牌，便要重新寻访。[7]

在廓尔喀事件发生的前后，清廷对拉穆吹忠的态度，可谓云泥之别。

福康安奉诏进兵期间（五十七年正月），在清朝造办处的赏赐清单上，达赖喇嘛获赐礼品22件、班禅额尔德尼14件、拉穆吹忠8件、第穆活佛7件。

拉穆吹忠高于卸任的摄政活佛，位居三甲。

而到了得胜而回的同年七月，乾隆便在《金瓶掣签之上谕》中，指名道姓的斥责，“拉穆吹中或受贿恣意舞弊，或偏庇亲戚妄指，或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暗中受意，令其指谁，此等皆有之事，朕悉之知……而此辈班禅额尔德尼之呼毕拉罕，又系拉穆吹中之外孙。”

短短几个月间，乾隆的态度如此前恭后倨，很显然不是因为廓尔喀人，也不仅仅因为确认八世达赖人选，而是转世乱局的长期积累。

乾隆不过是拿夏马巴和拉穆当靶子，要推行早有腹稿的掣签制度。

这个金瓶掣签制度，其实可以看做是民主集中制的抽签版，在寻访候选人环节，降神、打卦原来怎么弄，还怎么弄，最后用金瓶集中一下，让佛陀自己选择，由中央政府批准。

掣签制度推行后，不知进退的拉穆吹忠居然再次“顶风作案”。

乾隆五十八年，外蒙喀尔喀部活佛圆寂，拉穆受命降神，一开始的说法是“要到东方的人家寻找”，但收了厚礼后，又直接指认了喀尔喀部土谢图登汗车登多尔济的儿子。

乾隆获知后震怒，革去了车登多尔济的汗爵，在抄送驻藏大臣的处罚意见中，再次指名道姓的斥责，“吹忠不过如汉地的巫师之类，活佛转世之类，永远不许忠吹指认”。

同时干净利索的，禁了拉穆的进贡权利，“拉穆吹忠非办事职任，又无真才干，尚不宜进献丹书克贡物。”[8]

“丹书克”藏文音译，意为“贡品” 。

由此，拉穆吹忠的地位一落千丈，八世达赖后期请神谕之事，开始由乃琼和桑耶神巫代替。

但在寻访十二世达赖时（1856年），拉穆吹忠获得了翻身的转机。

在这次降神中，神谕明确指示说：“父母名字中有‘札’和‘玉’两个字段”，经掣签确认后的灵童，母亲名叫“次仁玉珍”，吹忠说对了一半。 [9]

十二世达赖坐床后，因拉穆吹忠指示有功，授予“达喇嘛”头衔，并在封文上加盖自己的手掌印，堪称“满血复活”。

拉穆吹忠进贡的物品（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但没过多久，拉穆吹忠又栽了一个跟头。

甘丹寺夏孜札仓的僧人，染指噶厦地方政权的政治斗争，与摄政活佛矛盾激化。

时任摄政德珠活佛准备处罚他，这位名叫贝旦顿珠的僧人逃回甘丹寺，向拉穆吹忠问卜，降下的神谕被解读为，“如果对抗，一定可取得胜利！”

可等到摄政活佛与驻藏大臣沟通后，藏军兵围甘丹寺，切断了饮水和粮食供应。甘丹寺法台只好向达赖喇嘛磕长头请罪，并迁怒于拉穆吹忠，削减了对拉穆寺的供养。

不过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时期，拉穆吹忠的地位回暖，又获得了“札萨”头衔，位列三品，比肩西藏地方政府最高行政长官（噶伦）。 [10]

拉穆吹忠连续复起的原因，并非其个人有多大能力，而是要放在西藏敬神崇教的大环境下考虑。

西藏社会神权与王权的伴生，导致统治阶层有用神话加强权威的需求。

因此，拉穆忠吹才能历经皇帝斥责、摄政打压后，依旧能春风吹又生。

凭借达赖、班禅及格鲁派的信任，拉穆忠吹家族拥有了庞大的个人资产。这个父子相袭的家族，不但拥有两座神殿、三座寺院、八大八小十六个庄园、一座巨大的神宫府邸，管辖着两千农奴，俨然一副大贵族之家的模样。

也正是有了庞大的经济资源，拉穆家族才不会被一两次挫折打倒，屡屡有能力复起。

但随着西藏农奴解放运动的深入，拉穆家族之类以神秘主义为根基的贵族，都必将雨打风吹去，成为一场南柯旧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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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1] [3] [9]、《拉萨胜迹探幽》_崔世鑫；

[2] [10]、《雪域西藏风情录》_廖东凡；

[4] [6] [8]、《西藏神巫拉穆吹忠与乾隆宫廷往来史——乾隆帝设立金瓶掣签制度内因研究》_王家鹏；

[5] [7]、《活佛转世——缘起、发展和历史定制》_陈庆英、陈立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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