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说一口地道的美式英语（对不起你嘲笑的）

高种姓婆罗门说梵语，穆斯林上流社会讲波斯语，而英语向任何阶层的人开放。

文／柳展雄

莫迪率领印度人民党赢得2019年印度大选，保住议会多数席位，成功连任。早在第一个任期，莫迪总理就摆出强硬的右翼民族主义姿态,推行“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文化”,强化印地语的地位。

印度号称“千语之国”，1961年建国后的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出民间大大小小的方言共有1549种，宪法规定的官方语言有14种，英语是其中之一。民族主义者争取到独立之后，为何还保留前宗主国的语言？

假洋鬼子和假印度人

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英语大国，2012年印度的英语使用人口达到1.25亿，占总人口的10%，预计2022年内数字将翻倍。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在日常生活中，印地语和英语无缝切换，印度人在Facebook、Twitter上跟欧美用户交流无障碍。在硅谷，印度裔IT人员比华裔表现更出色，执掌了谷歌等公司的高管职位。

中国人很容易把印度当成西方世界的一部分，印度采取西式民主制度，地缘政治上倚赖华盛顿。龙象之争中，西方似乎偏袒印度，对中国千方百计地提防。其实印度亲美也只是近几年才转向的，在过去冷战的漫长岁月里，新德里更倾向于克里姆林宫而非白宫。苏联在垮台的前夜仍然向南亚提供武器援助，美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直到克林顿时期才结下。

199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政府严格限制欧美外资进入，近乎闭关锁国状态。印度人从未忘记近代屈辱史，教科书痛说西方殖民者的罪恶，甘地反对外语教学：“让数百万人掌握英文，等于让他们成为奴隶。”在印度独立之初，只有3%的人能说英语。

开国总理尼赫鲁原本打算用印地语取代英语，由于方言众多才作罢。印度历史上没有形成车书同文的大一统，使用印地语的主体民族仅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他各地人说泰米尔语、泰卢固语、孟加拉语、古吉拉特语、卡纳达语等等。印地语以梵文天城体为字母，从左向右书写，穆斯林的乌尔都语文字从右向左书写，泰米尔文则从上向下读。

在印度独立的代表大会上，议员们各说各话，没法顺利沟通，英文反而成了唯一的共通语言。总理尼赫鲁跟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聊天，也只能用英语。在殖民统治中，少数知识分子、企业家、政治家接受西式教育，学会了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是这个国家3%的金字塔顶尖人群，精英中的精英。

宪法规定英文为国语之一，仅仅是权宜之计。在独立后初期的反西方、反资本主义气氛里，精英阶层把英语当作纯粹的工具来用，家里关起门来仍然说母语方言。如果一个人过分热衷学洋文，在私下场合跟亲朋好友说英语，那么他会被大家嘲讽为“麦考利崽子”，相当于汉语里的假洋鬼子。

按照现在欧美左派的文化多元观点，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属于不折不扣的白人至上主义者。他骄横傲慢，浑身上下充满了盎格鲁萨克逊的文化自信。麦考利是19世纪上半叶的贵族，曾在英印政府任职，力主推行英语和英国文化，规定西式课程是印度学生的唯一课程。

托马斯·巴宾顿·麦考利

他提出：“要在印度国内培养一批精英，他们有着印度人的血统和肤色，头脑里装的却是白人的品位、思想、道德和才智。”1835年，麦考利一派的官员上台，颁布新的教育法，以英语教学的学校数目增加一倍，东印度公司在本地招收雇员，优先录取会说英语的。

很多人在学语言的过程中，改不掉本民族浓重的口音。他们习惯性把P发音成B，把K发音成G，把T发音成D。简单的句子“How old are you？I’m thirty.（我三十岁）”印度人会说成“I’mdirty. （我有点脏）”

直到今天，一口咖喱味的“Hinglish(印式英语) ”，仍是互联网上的吐槽对象。诗人泰戈尔厌恶邯郸学步地学外语，说：“一个民族忘了自己的文化传统 , 只知抄袭西方, 就是在慢性自杀。”

对英格兰自身而言，推广国语并不合乎传统作风，那种直接统治、强制同化的做法是法式风格。法国人在越南殖民地，热烈传播天主教，强制推广拼音语（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越南语）。东南亚学童们读着“我们的祖先是高卢人”的教科书，长大后成为精神法国人，完全脱离本国的文化土壤。

日不落帝国的海外扩张以间接统治为特征，因俗而治，尽可能不触动原有的政治社会结构，教学方面自愿开放，不强制同化。如果亚非拉的有识之士愿意主动学英语，固然很好，不愿意学，英国政府也不强求。

英格兰殖民者在进入印度之初，尊重当地文化习俗，限制牧师的传教活动，不侵犯印度教信仰。底层的士兵和公务员入乡随俗，摒弃了本国的生活习惯，裹上头巾，吃咖喱饭，娶印度女子。这些融入当地社会的欧洲人，又称为“白莫卧儿人”，跟假洋鬼子相反，他们是假印度人。

知识分子还主动了解东方的哲学、艺术、法律，开设梵文学院。黑斯廷斯总督（1773年10月至1785年2月在任）赞助文化活动，他告诉同僚：了解一个民族最快的方式是学习对方的语言。黑斯廷斯利用闲暇时间学习了孟加拉语、乌尔都语等诸多语言，在写给妻子的家书中经常引用《薄伽梵歌》。

总督府搜集珍藏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手稿，以及东方绘画艺术作品。东印度公司职员如果编译亚洲典籍，会获得嘉奖，黑斯廷斯还自掏腰包，预先支付稿费。《摩诃婆罗多》《奥义书》等梵语著作传到欧洲后，刺激了哲学发展，叔本华、康德从中获得灵感。

正是在翻译研究的过程中，语言学的学术获得重大突破。西方学者发现，印地语和英语具有共同的语法与思维方式，在动词词根和语法形式上有惊人的相似性。语言学家确认世界上443种语言是同源的，它们都属于印欧语系。

麦考利一派官员对文化交流毫无兴致，鄙视印度等亚洲文明。麦考利自大地宣称：“欧洲任何一个图书馆里，一个架子上的文学书籍，抵得上整个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所有文学作品。”自由主义者约翰·穆勒支持殖民统治基于同一理由，他辩护说，不列颠征服印度，目的不单单是掠夺资源，还是为了向落后民族传播文明。

印度的亲英分子相信，想改变国家愚昧贫穷的现状，必须吸收先进科技文化，非全盘西化不可。然而当印度人果真文明开化后，英国的统治阶级就感到恐慌。1883年，总督宣布一项改革方案，提升印度法官的职权。之前白人和白人的司法诉讼只能由白人法官审理，若改革顺利实行，印度法官也有权审理。

住在印度的英籍侨民，听到新方案后，怒火冲天。报纸煽动说，印度法官会捏造罪名，伺机报复。种族主义者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认为印度人天生懒惰、狡猾、奸诈、迷信，即便在欧洲受过留学教育，本质仍是劣等民族。一个茶叶贸易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凯瑟克，领导了反抗运动，鼓吹道：“一个印度法官在英格兰居住三四年后，就能从本质上变成欧洲人吗？猎豹能改变它皮毛上的斑点么？”

这场运动号称“白人兵变”，跟印度大兵变（殖民政府认为1857年人民大起义是兵变）形成了微妙的对比。事件以总督妥协退让收场，改革半途而废。种族隔离愈发严重，主动融入印度文化的白莫卧儿人日益减少。在每一个城镇里都划分一条楚河汉界，界线的一边是白人居住区，另一边是印度人社区，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以夷制夷

经历白人兵变一系列事件后，日不落帝国急需新的统治合法性。立顿总督（1876年至1880年在任）抱怨说，印度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西化教育，然后用英语写报纸文章，到处抨击政府，麦考利路线分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白人的统治合法性，从传播先进文明，转变成保护弱小群体，遏制婆罗门的权势。巴基斯坦独立运动的先驱伊克巴尔向真纳致信：“吃饭问题越来越严重。穆斯林感觉到过去二百年间他们越来越走下坡路。他们通常认为，他们贫穷的原因在于印度教徒的放债。穆斯林痛恨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教富商、放贷者、柴明达尔（印地语意为地主）。”

在全国各地，高等种姓印度教徒几乎掌握了全部高利贷行业。就教义而言，根据《古兰经》，穆斯林禁止从事金融交易，印度教没有清规戒律。而且首陀罗里的部分种姓世代经商，很顺利转型为现代资本主义，西化进程比穆斯林快一节拍。

在英军进入之前，印度的主宰者是伊斯兰游牧民族，他们从中亚策马南下，建立了强盛的莫卧儿王朝。宫廷、军队、各省总督官府通用波斯语。大航海时代，欧洲人初来乍到，跟莫卧儿权贵往来通商，他们可以不带印地语翻译，但必须带着一个波斯语翻译。

波斯语的统治地位维持到1837年，从这一年开始，英语正式成为官方工作语言，殖民政府和法院文件必须用英文书写。出人意料的是，印度民族主义者欢迎这个举措，非常热情。因为，英语取代波斯语是一种外语取代另一种外语，并不值得伤心，而且客观上有益无害。那些接受了英式教育的开明印度教徒，通过文官考试录用，跻身军事、财政、司法等部门，淘汰了说波斯语的穆斯林精英阶层。在全国最繁华的城市孟买，高级行政、司法官员里的花名册上，没有一个波斯化的名字。

1890年英印政府计划试点民主选举，70个城市的40000名穆斯林联名上书伦敦当局，请求在立法会议获得特殊照顾。请愿者还提议，部分公务员职位取消考试，改由上级选择任命，如此一来，不擅长考试的穆斯林，获得更多担任公职的机会，与印度教徒保持平衡。

英国高层在政策优惠上，逐渐向穆斯林倾斜。印度的毛拉做祷告时，保佑英王陛下的健康，祈求白人与奥斯曼、伊朗等伊斯兰国家和平相处。二战爆发后，伦敦在未征得印度立法机构的同意下，宣布备战。甘地、尼赫鲁进行了抗议，结果被投进监狱；真纳选择了合作，结果成了官府的座上之宾。1947年，真纳把穆斯林占人口多数的几个省份带走，脱离印度，成立新国家巴基斯坦。

英国拉拢的另一个团体是贱民，他们处于最底层，干着最脏最苦的活，遭到社会孤立。欧洲人用不着顾忌印度的种姓制度，招收贱民为军官等体面的职业，打压婆罗门贵族。

这种拉一派打一派的方法，并不完全出于利益考虑。殖民者里不乏理想主义者，尤其是基督教福音派，信奉“上帝面前，人人平等”，非常厌恶印度教的种姓制度。传教士来到南亚后，移风易俗，破除了歧视贱民、烧寡妇、杀婴种种陋习。印度部分偏远部落还保留掠奴的做法，全国在1843年有数百万奴隶，取缔奴隶制也是帝国主义的功劳。

那些援助弱势群体、从事改良活动的人，同样是麦考利路线的铁杆追随者，他们抱着救世主的心态，传播教化，把南亚次大陆从野蛮愚昧状态中解救出来。印度的西化派精英，响应改良号召。黑斯廷斯的部下曾打算开办梵语学院，却遭到印度人强烈反对。西化派精英认为，梵语记载的都是腐朽的封建思想，古代典籍还不如一把火烧了。“印度近代化之父”、首倡反殖民统治的拉姆·莫汉·罗伊，同样支持外语教学，鼓励门徒努力学英文，获取西方知识。

印度教传统体系里，语言文字不仅是文化的载体，它就是文化本身。为了维护梵语的高贵纯洁，还不能让低种姓群体接触污染。《摩奴法典》记载过一个故事，有贱民偷听梵文念诵，试图获得智慧，结果神灵察觉，把融化的铅水灌入他的耳朵，作为惩罚。

梵文本身书写复杂，跟现代通俗的印地语差别极大，两者类似汉字和汉语拼音之间的关系，汉字相对难学一些，拼音相对容易些。自古以来，只有少数婆罗门贵族完全掌握梵语，垄断了知识生产。1961年印度共和国行政调查显示，以梵语为母语的人口仅有5000人。

当1835年英印政府执行麦考利路线，推广西式教育后，一位印度民族主义领袖非常感恩：“英语是萨拉斯瓦女神（专司学术的神灵，梵文的创造者）献给人民的礼物。”高种姓婆罗门说梵语，穆斯林上流社会讲波斯语，而英语向任何阶层的人开放。

低种姓群体的领袖安倍多伽尔，获得基督教福音派的教育资助，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完成学业。他回国后领导民权运动，为贱民争取权益，跟反英爱国组织保持距离。国大党的高层如尼赫鲁，大多出身于婆罗门家庭，像甘地这种来自首陀罗低种姓的，属于特殊例外。

安倍多伽尔不期盼彻底独立，只要伦敦当局赋予自治权，他就很满足了。国大党发起历次反英运动，安倍多伽尔完全不理睬。1931年他第一次拜会甘地，受邀参加民族解放运动，安倍多伽尔明确拒绝了甘地：“我没有祖国，贱民在印度猫狗不如，连一滴水都喝不上，这片土地怎么能是祖国？”

在统治的最后岁月里，英国人大力笼络贱民和穆斯林两大群体，反过来指责民族主义者别有用心。丘吉尔说，大英帝国是来保障公平正义的，假设我们撤退，高种姓印度教徒获得独立自由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迫害贱民。

尼赫鲁针锋相对，宣称狡猾奸诈的殖民者“以夷制夷”，蓄意制造了社会分裂，印度四万万同胞不可中了奸计。事实胜于雄辩，独立之后，高种姓的印度教暴徒私刑打杀贱民的事情屡见不鲜，直到21世纪仍时常发生。贱民们怀念帝国主义者，一些省份的贱民社区每年要庆祝麦考利的生日，感谢他带来西方文明，瓦解印度教传统体系。

大英正统在印度？

尼赫鲁那一代国家领袖，对英语怀有爱恨交织的感情。一方面，他们在伦敦留学过，沐浴欧风美雨，生活作风洋气，平日吃西餐，穿西装打领带；另一方面，他们憎恨白人统治，民族情绪激昂。

右翼民族主义者就简单多了，对欧美文化只有恨，没有爱。他们从里到外抵制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禁止穿西服，抵制麦当劳等洋快餐，弘扬印度本土美食，鼓励用传统的阿育吠陀医术代替西医。右翼希望重现上古黄金时代，即所谓“罗摩之治（Ram Rajya）”，相当于今天新儒家希望重现尧舜之治。这支力量积少成多，最终把莫迪推上总理之位。

印度人民党要求强化主体民族的地位，推广印地语普通话。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接见外国领导人等场合，莫迪优先使用印地语，虽然他自己明明懂英语。过去尼赫鲁也有强硬推普的计划，因阻力太大而搁浅。

尼赫鲁把英语纳入法定语言，只是为期15年的过渡性安排，希望到期后由印地语代替。然而方言区各邦竭力抵制，声称中央在搞“印地语霸权主义”，比欧洲殖民者更专制。经过博弈斗争，英语保存下来。今天中央政府机构中英语的使用率为70%， 印地语仅为7%。

其实，方言区各邦仅仅把英语作为抗衡印地语的筹码，用完就扔。古吉拉特邦、西孟加拉邦禁止小学阶段开设英语课，只准中学开，全国范围内教授英语的公立学校不足10%。就算完全精通英语，毕业后工作也找不到用武之地，尼赫鲁追求工业自给自足，反西方反资本主义，在印度设立分部的外企寥寥无几。

1880年左右，印度一所接受西式教育的学校。这所学校接受了基督教福音派的资助。

无论是方言区各邦，还是印地语各邦，都发生了地名“去英文化”现象，很多城市在殖民时期繁荣兴旺，有着洋名。国家独立后，各大城市纷纷改回母语里的本名，比如孟买从Bombay改回Mumbai，柯钦从Cochin改回Kochin，加尔各答从Calcutta改回Kolkata。莫迪任期内，改名运动更加热火朝天，扩展到小村镇级别，共有25个村市乡镇废弃英文地名。

反西方的心态从1990年代有所转变，印度实行市场经济改革，迅速亲美。英语出现愈发频繁，逛街看商品标识、在餐馆点菜、用手机缴费，不可避免地碰到英文。新德里、孟买和班加罗尔等大城市，英语是默认的商业语言。

今天印度人对待西方文明有两种态度。

第一种是极端右翼民族主义，他们打算清理西方的痕迹，试图推动法案，路标、商店招牌、汽车牌照都不准出现英文。日本在太平洋战争期间，发起过相似的清除语言污染行动，勒令全面铲除英语。

第二种则完全反过来，认定“Hinglish(印式英语) ”最纯正地道，印度是盎格鲁萨克逊传统的正宗继承者。印度人不应该纠正自己的口音，去迎合英式发音，而是让别人包容接受印式英语。甚至有人说：“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英语口音太重，只能算地方英语，而印度英语才最纯正，没有口音，才称得上是国际英语。”还有专家从语言学的角度找理由，声称印欧语系各分支里，印地语直接从古老的梵语演变而来，比起英语进化链要短，所以保留了更多的精华。

英伦众多特色文化，打板球、公学体系、服饰礼仪等等，印度全盘继承下来，并且做得更出色。这种“大英正统在印度”的心态，在国际政治史上有过前例。李氏朝鲜以小中华自居，尤其是明朝灭亡后，文明道统在中原失传，转移到朝鲜。

随着印度国力持续增强，或许将来真有可能成为盎格鲁萨克逊文明的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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