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艺术市场（空前繁盛的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

北京艺术品市场在清初恢复以来，经历了清中期的全面发展，至晚清已空前繁盛，并在清末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体系，成为同时期中国乃至东亚最大的艺术品流通中心，一时间享誉海内外。

道光以降，清朝国力日渐衰败，中国社会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过，北京艺术品市场却逆势而兴，成为晚清国内艺术品交易中心，声誉日隆，名扬海内外。19世纪末20世纪初，清廷内府所藏古物珍宝大量流散，流通于北京艺术品市场的藏品数量激增。

晚清北京的艺术品经营区域较清中期进一步扩大，琉璃厂、隆福寺、打磨厂、阜成门内、东华门内、杨梅竹街等均有艺术品商户，其中专业化程度最高、最有影响力的仍为琉璃厂。作为全国最重要的艺术品集散地之一，琉璃厂市肆林立，图书充栋，宝玩填街，蜚声海内外。面对琉璃厂的交易盛景，时人曾感叹道：“人至此间，目为之眩。”在当时，琉璃厂的艺术品数量庞大、品类繁多，以至于“每入一店，披览竟日，尚不能尽” 。从朝廷名宦到市井百姓，多以“厂肆闲步”为乐。

琉璃厂东街街景

同治、光绪年间，艺术品交易门类更加丰富，以往不被重视的器玩不断流入市场，这成为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繁荣的首要表现。罗振玉在《雪堂藏古器物目录》中便提道：“······若封泥，若饼金，若三代陶登、陶量，若范金、陶土之梵象，皆前人所未见。而近三十年来，若明器，若珧骨、犀象、雕镂诸器，若殷墟甲骨，若竹木诸器，则又道、咸诸贤所不及见也。”自清末实行“新政”后，铁路、公路等现代建设工程在全国各地陆续推进，不断有古墓、古建筑遗址重见天日，大量文物出土并流入市场，如在陇海铁路汴洛段修造时首次大规模发现的唐三彩陶俑也现身北京市肆。

当然，古代书画、金玉铜瓷等传统藏品在晚清北京艺术品市场中仍旧占据了较大的比重。琉璃厂店铺所经营的字画“为大宗售品，土地祠、火神庙皆悬挂无余地”。汉唐碑拓、宋明刻帖、元明清书家真迹等亦备受晚清文人士大夫推崇，《宋拓韩敕造孔庙礼器碑》并二册、《宋拓东汉西岳华山庙碑》册、沈周《游张公洞图》卷等古代名迹均曾于晚清北京市场中流转。

明 沈周 《游张公洞图卷》（局部）

晚清艺术品市场中交易数量最大、种类最多的是陶器和瓷器。历代名窑瓷器及仿品在整个晚清艺术品市场中所占份额远超其他器物，其中明清景德镇瓷器，尤其是御窑精品瓷器的市场地位十分突出。晚清文人鉴藏秉承宋、元、明鉴赏传统，最珍重汝、定、官、哥等宋代名窑器物，且“以汝为冠”。自晚明已出现的“贵华贱素”倾向愈加显著，加之受外国藏家偏好的影响，钧窑瓷器异军突起，时有“钧窑无对，窑变无双”之说，带紫红斑窑变釉瓷的价格不断攀升。

明清官窑陶器和瓷器普遍受到国内外藏家的重视，其中永乐、宣德青花，成化、万历彩绘瓷，康熙素三彩，雍正、乾隆粉彩和珐琅彩等为海外藏家所珍视，被大量购藏，流向国际市场。古陶瓷的供不应求在北京艺术品市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仿古瓷数量因此成倍增长。北京古玩商除去往各地收购外，还利用旧白瓷在北京制作“后加彩”，真假同体，以假乱真。带古文字的古陶器则颇受金石学者关注，然而真赝难辨的高仿品在市场上大行其道。光绪年间，张之洞曾在琉璃厂海王村古董店见一巨型作古陶瓮，误以为真，只因对瓮上铭文极感兴趣而不惜以二千金购得。作伪行为的猖獗也反映出当时北京艺术品市场需求的激增和交易的繁盛。

清 乾隆款粉彩勾莲纹天球瓶 故宫博物院藏

随着北京艺术品交易规模的扩大，以及市场公开化、专业化、精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和行业分工的愈加细化，出现了更为专门化的店铺，如主营书画的松竹斋、博古斋、论古斋，主营瓷器的德珍斋、崇古斋、赏奇斋，主营玉器的英古斋、大观斋、青山居，主营铜器的德宝斋、通古斋、尊古斋，以及专营印泥等文房用品的清秘阁等。与上述古玩店铺协同发展的书画装裱店、锦匣纸盒店等作坊商户也集中于琉璃厂及附近街区，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形成了相对完备的产业链。

清 佚名 《弘历是一是二图》 故宫博物院藏

晚清北京地区的古玩商经营管理有方，有效地抑制了偷盗、欺诈等行风，避免了恶性竞争，在维护市场秩序、树立行业信用等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保持市场有序运行的内在因素。在业务能力上，北京古玩商通过长期实践，已形成较高的职业素养，部分古玩业的行家甚至博古通今，鉴定能力令文人士大夫刮目相看，“其掌各铺者，目录之学与鉴别之精往往过于士夫”。潘祖荫、翁同龢、叶昌炽等与古玩商亦师亦友，以鉴真辨伪、把玩金石为乐。这一批学养深厚的古玩商在经营中发挥的纽带作用是以往牙侩、驵侩、掮客、掌眼等交易中介难以比拟的。他们在艺术品经营方面承前启后，对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发展有着重要贡献。

以琉璃厂为代表的晚清北京艺术品交易场所不仅吸引着八方游客和海内外藏家，也聚集了全国各地的艺术品商人，其中除北京本土商人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外，河北、山西商人的地位也极为突出。冀州人有着“幼而读书，长而经商”的传统。晚清时，全国各省几乎都能看到冀商的身影，尤其集中于资源充沛、经济发达的北京。咸丰年间，琉璃厂曾被称为“冀州一街”，论古斋、隶古斋、茹古斋等知名古玩铺均由冀商创办。太平天国后，冀商在琉璃厂已取代了江西商人的地位。除冀商外，晋商也为数不少，德宝斋、英古斋、永宝斋、寄观阁等均是咸丰至光绪年间由山西人开设的古玩铺，时称“山西屋子”。经营过程中，冀商与晋商还通过多种途径结成鉴藏交易网，互相帮衬，彼此制约，共同维护自己的利益和信誉。

琉璃厂西街的朝花书画社

为招徕顾客，北京古玩店的装潢大都非常讲究。为迎合文人士大夫的品味，其中一部分商铺的内部环境如私家庭院般古雅怡人。松竹斋等店铺则在店内分设柜台，前柜服务一般顾客，后柜接待贵宾。一些店铺还设置了客房，备有餐桌、床榻、暖炕。清秘阁中还设有更衣室，方便官员下朝更换便服。文雅幽静的环境使得晚清北京古玩铺不仅成为艺术品展陈之地，而且成为京师文人雅集的场所。曾任军机大臣的翁同龢常至琉璃厂、报国寺“阅市”，不仅购买书画、古籍，也于古玩店铺汇聚友朋、商讨政事等。据《翁同龢日记》记载，他常光顾的古玩铺达29家。1909年，北京古玩商会成立，大观斋掌柜赵佩斋任会长，这标志着北京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逐渐走向成熟。

本文节选自《中国美术》2022年第1期

《清代北京艺术品市场的探索与演进》

《中国美术》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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