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衡平法和普通法救济范围（英国衡平法的起源与发展）

1468年，英格兰的威尔斯主教罗伯特·斯蒂灵顿指出，他既是世俗法官，也是“良心法官”，一年后他在演讲时说：“在大法官职位上，一个人不应因错误或形式失误而受到偏见，而是应该因良心问题而受到偏见。”

在其他一些案件中，良心被描述地更为负面，例如“据说被告的行为违背良心”。在这些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良心不是在个人意义上使用的，而是在更抽象的术语中，作为一套共同的道德和法律标准，可以据此衡量什么是正确、公平和公正的。

这是高级神职人员特别有资格援引的概念，因此，他们一起“与上帝相知”，尽可能接近地了解上帝的旨意。这突出了当代的一种信念，即根据良心做出判断不是主观意见的问题，而是通过应用知识和学习获得的客观真理。

作者认为，一般的主教，特别是大法官，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精英，因此他们充分满足了这一要求。十五世纪的大臣是博学多才的。在1399年至1504年间被任命为大法官的十九人中，只有三人没有在牛津或剑桥获得神学、民法或教会法方面的高级学位，在这三人中，有两人是外行。历史学家很快提出，十五世纪总理的教育背景是建立核心原则的关键决定因素，公平作为一个独特的法律体系，在现代早期出现。

但是，同样有可能从相反的方向进行论证，并认为大法官在自由裁量司法领域的职权范围不断扩大，特别重视他们的教育背景和对自然法知识传统的熟悉程度，因此，国王和大法官的适当运作成为权宜之计，任命具有最高知识才能的人担任其首领。

在大法官的语境中使用“良心”一词强调了宗教和世俗世界的相互联系，以及睿智和博学的大臣在两者之间充当桥梁的作用，在世俗的民法背景下确定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因此，良心的出现描述了行使酌处管辖权的道德法律准则，希望更明确地赋予这种类型的管辖权神学知识和精神权威。诺曼·多伊（Norman Doe）描述了语言转变的意义，他指出：“虽然理性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技术性的权利概念，良心也是一种独特的道德力量，主要通过讲坛和忏悔室表现，但每个人都知道，冒犯一个人的良心会危及灵魂。”

“良心”一词的出现强调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大法官在伸张正义的同时，也在拯救人们的灵魂。A.W.B.辛普森言简意赅地说：“作为良心法官，大法官的主要职能对象不是请愿人，而是被告和他的灵魂。”

事实上，大法官程序的某些方面表明，良心与个人道德密切相关，因为普通法法院受到法律制度的约束，而在大法官法庭中，法律真相往往是通过询问和在大法官面前宣誓认罪来获得的。

因此，在十四世纪末提出的一项法案中，要求大法官“通过检查或认罪”为请求者进行帮助，1408年，大法官的诉讼记录指出，被告“向神圣福音宣誓，就此事说出真相”。大法官特别适合对涉及违反法律的案件作出判决，因为这通常是争端双方的个人诚信问题，到十五世纪中叶，此类案件在大法官事务中占很大比例。

在亨利五世统治时期，有一份特别有启发性的议会请愿书强调了当代人对大法官程序与民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的看法，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联系是消极的。

1416年3月，在议会期间提交的请愿书中，下议院抱怨大法官使用传票令状和因果关系证书来处理可以很容易地由普通法确定的事项。他们声称，令状减少了国王从其他法院的罚款，而且王室法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审查令状，从而分散了司法工作的注意力。

作者认为，关键的指控与大法官程序本身有关，因为没有任何记录表明令状是如何以及为什么发布的，这指的是总理权力的任意性。下议院指出，提交大法官和国库的案件无法结案，除非通过审查和当事人的宣誓证词，根据民法和圣教会法的条款才能解决，这是对普通法的颠覆。

为了强调这些新程序的神职人员来源，下议院指出“欺骗性创新”是由已故的索尔兹伯里主教约翰沃尔瑟姆引入的，其含义很明显：由于一名高级神职人员强加民法和教会法程序，大法官正在破坏普通法。

这不是对大法官管辖权的起源或性质的全面评估，因为它忽略了自由裁量正义和自然法的背景和应用，而且现代历史学家也倾向于这样做，但它确实强调了“由神职人员经营的大法官在很大程度上充满了教会法的精神”。

然而在议会中，神职人员清楚地阐明了上帝的旨意与法治之间不可改变的联系。通过这样的做法，他们含蓄地声称自己在王国内的法律事务上拥有最高权威，并领导臣民了解十五世纪英国国家法律的基础方面。

这些议会布道的一个共同点是遵守正义和权利的原则，不是因为这些规定共同构成了来自国王和议会的法典，而是因为这些规定来自上帝。因此在1414年，博福特主教敦促国会议员效仿国王，坚持“上帝神圣律法是最值得称道的处置”。

同样，1421年12月，达勒姆主教托马斯·兰利根据诗篇“上帝的律法是完美的，使灵魂皈依”向议会发表了一篇文章，他假设存在三种类型的法律：第一，权力法则，它使得人们因规定的惩罚而免于不法行为；第二，贪婪法则，或唯利是图法，它利用了人们的贪婪本性；第三，慈善法则根据上帝的律法，使一个人慷慨和自由，这是一切善的根源。”

博福特和兰利所说的“上帝的律法”究竟是什么意思？也许他们是故意说不清楚的，因为它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短语，暗示了一种高级的道德准则，应该支撑所有世俗事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神学家的心目中，上帝的律法是自然律法的同义词。

上帝的律法相对于其他法典的优越性受到十五世纪大法官的大力推动，因此在1439年，威尔斯主教约翰·斯塔福德（John Stafford）在议会开幕式上发表了一次演讲，暗示了神圣律法在社会和政府正常运作中的核心重要性。

斯塔福德宣布：“国王召集议会是为了在国家事务上团结起来，并遵守上帝的法律和规则，搁置或消除一切严厉的行为，以便生活变得美好和永久的和平可以被寻求并获得。”

1467年，威尔斯主教罗伯特·斯蒂灵顿同样宣称：“正义是每个领域所有繁荣、和平和政治统治的基础和根源，世界上所有的法律都建立在这些基础上，这取决于三件事：即上帝的律法、自然法则和实在法。”

在这种情况下，上帝的律法和自然的律法被描述为不同的法典，尽管它们之间的差异在议员的脑海中可能已经模糊不清。在1489年的议会中，约翰·莫顿对中世纪法律的基本戒律提供了最清晰的描述，对他来说，存在三种类型的正义：“交换、分配和特殊的美德，在减刑和分配中建立平等。”

换言之，建立在自然法原则基础上的自由裁量正义超越了其他法律分类，莫顿进一步阐述了正义的起源，指出它首先源于上帝，它被公正地称为永恒法则，据说印在生物身上的自然法则是不可熄灭的。

随着十五世纪的发展，这些思想的表达似乎变得更加复杂，神职人员在向广大平信徒传达神学思想和写作概念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

除了在政治背景下援引上帝的律法外，议会也开始使用“公平”一词，这在十五世纪的公共话语中更为突出，并没有指出存在一个独特的、自给自足的法理学体系，这就是“公平”在十六世纪大法官背景下的含义。

作者认为，这种情况指的是理性和良心密切相关并在许多方面同义的原则，它深深植根于自然法传统中，指出了合理性原则，即根据公平、正确的原则处理违法行为，特别是在普通法证明有缺陷或在其他方面不充分的情况下。

与理性和良心一样，衡平法在教会法中有着坚实的基础，因此，受过高等教育的高级神职人员应该就这个问题发表权威性言论，并在世俗法律背景下断言其相关性。

因此在1431年，威廉·林伍德，一位杰出的民法和教会法博士，代表因身体不适而缺席的约克大主教约翰·肯普向议会发表了开幕演讲。林伍德在演讲中宣称，英格兰王国的统治源于三种美德：即团结和统一、和平与安宁、正义和公平。

林伍德说:“最近这段时间，这些美德被不可容忍的邪恶所侵蚀，特别是正义和公平被诉讼的维护者和穷人的压迫者所破坏。因此，已召集议会提供适当的补救办法。”

两年后，威尔斯主教约翰·斯塔福德引用诗篇来解释国王臣民的义务：主教和领主应该带来和平、团结和真正的和谐，没有欺诈或伪装，骑士和中产阶级应该确保公平和真正的正义存在，没有对穷人的压迫。

平民百姓和地位较低的人被要求表现出“愿意服从国王和他的法律，不加掩饰或勉强”。有趣的是，斯塔福德和林伍德一样，将公平等同于对穷人的公正待遇。此外，这两篇文章的含义是：公平不仅仅是大法官在当时背景下表现出的品质，而是应该普遍实行公平对待，特别是与绅士的行为有关，或者期望在他们的行动中找到公平与正义并存。

公平与司法经常联系在一起，这意味着正义本身并不足以确保在所有案件中都表现出公平。此外，还暗示司法可能导致不公平的判决。

大法官在向政治界讲授关于公平和其他基本法律原则的重要性方面时，显然与最终仲裁者的角色产生了共鸣，但大法官在1453年向议会宣布将成立一个委员会：“所有人都可以求助于司法行政， 公平与智慧再次提醒我们，大法官没有垄断衡平法管辖权的运作。”

教会参与世俗管辖权的最后一个领域将讨论推向一个全新的方向，但它比迄今为止引用的任何例子都更表明了一个潜在的假设，即高级神职人员应该完全融入世俗的法律背景。

到目前为止，主教作为国王的法官所扮演的角色纯粹是在自由裁量正义的背景下描述的。理由相当明确：自由裁量权的司法需要健全的判断力和道德上的正直。

这些品质以理性、良心和公平的概念为基础，主教们被认为拥有这些概念，并且他们也声称自己拥有这些品质，因为他们每天都进行训练和圣召。但这反而扭曲了情况，因为人们早就认识到，理性、良心和公平与普通法的运作一样，就像在其他法律背景下一样地无力。

参考文献：坎贝尔J《英格兰的主人和守护者的生活》，摘自《乔治五世国王统治时期》第5页（1868年）

英国宪法事务部“宪法改革：改革校长办公室”(2003)

剑桥大学出版社大英百科全书《大法官大人》第11版（191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