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谱有几个版本(书谱与续书谱赏析)
一、孙过庭其人
说起来,孙过庭这一人物可是一个谜。尽管他给后世留下了不朽的《书谱》;但作为官员的孙过庭地位不高,在新旧两《唐书》中似乎也没有传记。也只有孙过庭同时代的文学家陈子昂所撰的《孙君墓志铭》和《祭孙录事文》中有关于他的约略记载。另外,唐天宝年间成书的《述书赋》“窦蒙注”和张怀瓘《书断》中,亦存孙过庭相关的载录。但是,这些记录和后世北宋《宣和书谱》里所书事迹不尽相同,间存异处。关于名字,《书谱》称撰者孙过庭,陈子昂《孙君墓志铭》称孙虔礼,论者认为是另有其人。《祭文》曰:“元常既没,墨妙不传,君之逸翰,旷代同仙。”能和草圣张芝抗衡的书家,应该就是此人孙过庭吧。恐怕似“唐人多以字行”,称谓之不同乃名和字的混杂而引起。再是“吴郡”和自署的地名,在唐代的行政地名中不见,从出生于“吴”地这一地域概念而言,这里是他的祖籍吗?而现籍还是不能明。因此,无论是哪一种孙过庭行状,正确的记录是没有留下了。
二、孙过庭的生卒年
著论中涉及孙过庭生卒年,但不管是何种记述,皆扑朔迷离。《书谱》曰:“余志学之年,留心翰墨,味钟张之余烈,挹羲献之前规,极虑专精,时逾二纪。”文尾又云:“垂拱三年写记。”于此,“垂拱三年”的“三”字,始为“元”字,“三”为改写。“志学之年”,按《论语》之说为“十五”岁。“二纪”,若以“十干”为一纪,是“十年”;若以“十二支”为一纪,则是“十二年”。故简单地推算,孙过庭在垂拱元年(685年),时三十五岁(按“十干”);垂拱三年(687年)的话,就是三十九岁(按“十二支”)了。又如《宣和书谱》曰:“文皇尝谓过庭小子,书乱二王。”如果此说值得信赖,那么其时间当在唐太宗崩御(649年)之前。由孙过庭可乱二王之程度书法之事,可以推测到他的年龄。然而它的可信性又是如何呢?按《祭文》所载“忽中年而颠沛”,“枉大当年,嗣子孤藐”,孙过庭似乎是英年早逝的。《墓志铭》撰者陈子昂,于公元694年遭牢狱之灾,翌年,死在狱中。应该确信,《墓志铭》是作于其投狱之前的。也就是说,孙过庭死于公元694年以前。总之,孙过庭生卒年确实是无法弄清楚。
三、《书谱》是孙过庭的真迹吗?
《书谱》确实属于孙过庭所书吗?传记中很难获得他写此书的确凿证据。《书谱》文首有“吴郡、孙过庭”字样,但无“书”字。文末有“垂拱三年记”,但不置名字。尽管文章是孙过庭的,可书者同样是他吗?今天,虽然在《书谱》和其他文献中留下了孙过庭书法与传记,与之传世的诸如《草书千字文》、《景福殿赋》等,认定是与所谓《书谱》同笔,可这两种咸被判断不是唐代的墨迹,而是后世所伪托。只有《书谱》,果真属唐代之书,而且是孙之真笔吗?事实上,清王朝灭亡后,墨迹本《书谱》通过写真、珂罗版的广泛流布而被世人周知是始于1920年。在这当中,似见到由后人所作的多种摹本。主要的理由是:至今所知的《书谱》刻本,享有善本之称的是所谓“薛氏本”(元祐本),然此本远与“墨迹本”异趣;那么,还不如说与之相似的则是“安刻本”(天津本)。 昭和四年(1929年),松本芳翠在其主办的《书海》杂志发表了著名的《节笔论》。《书谱》即现存的墨迹本是所有刻本的底本,并证明了墨迹本不是“双钩填墨”的摹写本的事实。其论据为:《书谱》大概是在折叠为八分(2.7cm)为间隔的纸张上书写的。笔锋经过折线而产生冲突的部分,线条出现类似“竹节”般的不自然笔致,即“节笔”。这种“节笔”,无论是哪种刻本皆与墨迹本相同,存在这一情形。墨迹本的用笔线条中留下了折行的痕迹,从写真等,若仔细观察“节笔”部分,笔势自然,决非类似“双钩填墨”等技术摹写,从而确定了《书谱》乃是真迹。《书谱》笔致清晰,节奏明快,能占唐代名笔之位置。
四、“点去”和“改写”
《书谱》云:“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谓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云没·”始写仅数十字,就和前行文字重复,用旁点加以订正(“点去”),可谓是浅陋的目误。
这里应该是书“钟张云没……”的,极靠近前行的“钟张信为……”因眼花缭乱而误写。这误写极相似于抄写他人文章。书写自己的文章,从开头就犯这样的目误是颇为粗忽的。不禁对撰者孙过庭《书谱》为他自己所书产生了疑问。
《书谱》中,像这样的“衍文”,用旁点的方法消除,即“点去”的部分,在整篇中竟有十数处,其中有几处所犯的都是同样的单纯的目误。例如第83~84行中的“然消息多方性情不一乍刚柔以合体或蒙”十七字实为后文第266~267行的文字(“或”后文书以“忽”),这决不是简单的目误所能说明的。
还有如第69行点去的“轻重之”,旋即又改为“挥运之”再续写的情况。这就无意中流露出是一边在推敲一边在改写的形迹。确实如此,《书谱》末行“垂拱三年写记”,开始写作“元年”,之所以改为“三年”,恐怕是孙过庭在垂拱元年写的是草稿,三年中边推敲边修正改写。
即使是相距甚远的文字,也会因目误而被“点去”。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这也不是他未曾研究周边的文章所致。例如第164~165行中的“其有显闻当代,遗迹见存,无俟抑扬,自标先后”。在第152~153行曾一度书写而被“点去”,第183行再次书写而又“点去”。何故出现如此反复“点去”?其中之谜却是难以揭开的。
五、“序文”还是“全文”?
现存《书谱》文章之前,有宋徽宗的瘦金体题签:“唐孙过庭书谱序。”北宋内府的藏品目录《宣和书谱》中有“书谱序上下二”之记载。但是,《书谱》文章中,自始至终,不见“序”文。而且卷末的十行是“跋语”文体,最后以“垂拱三年写记”完篇。那么,《书谱》果真是“序文”,抑或“全文”?类似“跋语”的十行中,有“……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之语,若以《书谱》全篇观之,应该是有六篇之分的。清代朱履贞在《书学捷要》中对《书谱》试作六篇的分段,而现存《书谱》的是前两段,后四段佚散,也即是失去了下卷。近年,有关对《书谱》的文章相继发表了六篇分段说。有中国的朱建新,日本的西川宁、松井如流、西林昭一等。各人的分段之说稍有出入,不完全一致。大致上宁可把《书谱》看作序文的文体,而且从“谱”的意思而言之,《书谱》当是列叙书家之优劣和品第。启功先生认为,唐张怀瓘的《书断》又称《书谱》为《运笔论》,殆以既无谱式而称之为谱,义有未合,故就序文所论,为立此名,俾符其实而已。
六、“卷下”之谜
“序文”还是“全文”?二者都成了问题,而“卷下”存在吗?亦是个谜。
《书谱》卷首有“书谱、卷上”字样,其后则不见“卷下”二字。但是,最后处相当于跋语部分又有“今撰为六篇,分成两卷”之记。那么,何处尚存“卷下”?又如上见,《宣和书谱》有“书谱序上下二”之记,“下卷”又是以如何的状况而被收藏的呢?
启功先生认为,孙过庭的“卷下”,尚未书写人已卒亡。徽宗内府时,现存《书谱》分为一半,装订上下二轴。证据是瘦金体的题签“唐孙过庭书谱序”之下稍微有“下”字残留,也许后人在把二轴合装之时,上轴的题签已散失,而移装了下轴的题签。
启功之说中,孙过庭所言“分成两卷”之上下和《宣和书谱》记载的“书谱序上下二”尚须作另番考察。
西川宁认为,观卷《书谱》的全文是在垂拱元年的草稿上加以修改的,在部分的改写当中,孙过庭就去世了。“卷下”不见于记录,推测是由于改写尚未完成。而且当初,他已把《书谱》分为“两卷”,《宣和书谱》的“上下”沿袭于此,后来才合装成一卷的形式。
《书谱》是本文还是序文,这个问题更显突出。现卷在宋代确实是分装成上、下两卷,启功、西川宁先生咸把第十三纸的从首行“约理”开始至200行为下卷。其理由是:前后处纸的残损的痕迹全然不同(第185~199行亡佚),更是第13纸的右边,西川先生以为稍微有印痕残留,此或为“宣和”之印。又如在明代,只有收藏下卷的文徵明在《停云馆帖》刻入《书谱》,上卷部从别的刻本刻入。这样一分析,文徵明所藏的下卷也是“约理”以下作为分轴的。
七、“切断”和“亡佚”、“错简”
现装的《书谱》全三十三纸,合为一卷。然而,其中第十二纸中的185~199行中的十五行和第十五纸中的232~234行中的三行亡佚。另有第九纸部分的前三行(133~135)误装在十三行(136~148)之后。何故出现这样的“亡佚”和“错简”,仍是一个谜。 启功先生指出,第十二纸的十五行是“宣和”时的上卷之末尾,可后来的某一收藏者把全部369行作了均等的分卷,上卷的末尾处从第186行中割取十五行插入下卷,其后散佚。然而,关于第十五纸的三行的亡佚和第九纸的错简没有说明。 西川宁提出,“书谱尝几度分割”,分割之处引人注目。并说:“上卷中每处有一处,下卷稍为复杂些。”而上卷,由于对自己言辞的部分改写,孙过庭利用分割的地方“尝试,终形成了册页的形式”。测量尺寸,每页的宽度极为参差不齐。“第十二纸中失掉的十五行特长(推测37.3cm)……形式上就按原状作为一纸流传下来。最后的十五行散失,是因为形成册页形式之际,分割了最后的一页”。但是,“卷下的隔断处空隙极大,这说明彼此的连接兼备了册页的形式”。同样是谜。且说“下卷”,同为册页形式之论的谷村熹斋发表了自己的设想,他提出分割的方法,基准是单一的“三纸四分”。杂复的“下卷”,从分割处寻求,稍微留有印痕,特定上卷同样每纸存有一处的分割处。“下卷”亦推测为“三纸四分”。 恐怕从南宋至元代,民间收藏的《书谱》为上、下两卷,或者大致在这时期,各纸用“三纸四分”改装成上、下两册的册页形式,成为当时分割的原因。后来在改装之际一部分佚亡,就出现了“错简”现象。再说,上卷的亡佚15行未必是一页,也许末尾的数行,其后有“宣和”、“政和”的印记,共为第17页。其后不知从何时,《书谱》上、下两册(又称卷)辗转收藏,上卷保存的环境尚好,而下卷的命运残酷,尤其是形成这种宽度狭小的册页形式,经过了反复的改装,许多地方屡有切割,结果必定导致了严重破损这一状况。
八、S字、逆S字形的虫损
卷下(下册)经历了残酷的命运,其破损以及颜色变化上,和上卷相比,可谓有目共睹。可是破损部分,和古时的“太清楼本”、“薛氏本”或者“停云馆本”、“天津本”等刻本一比较,对于这种破损程度和问题,饶有余趣,现仅举两例。 (1)235行的下部书有“云”字的纸片,可原来此处是221行下部“绘”字的一部分。“天津本”中沿袭原状,而“停云馆本”按原来的位置刻入。 (2)256行的上部“通”字,其一部分笔画割入左边之字,致使字形脱落。“天津本”中,旁边全部笔画靠近左边,这一模刻不大正常,“停云馆本”则模刻位置端正。类似这种现象有多处出现,第十九纸中不可理解的是,发觉有“虫损”迹象。304行和313行的下部有“逆S字形”的虫损,而316行的下部存“S字形”的虫损。“S字”的破损,从多处出现的同种形状上看,绝非单纯的“破损”,而一定是“虫损”。无论是卷子本,还是册页,我们不能按正常的排布状况去作考虑。第十九纸304行和310行由于左右分别切割,细小的分割后是否杂乱的堆积一起,然后就按原状放置了?其实,跳过第二十二纸355行之下,能够确认细小“逆S字形”的虫损。像这样毫无秩序,混乱的情形无疑愈发加深了《书谱》文字排布之谜。或者“卷子”和“册页”以外,最早还有所谓“龙鳞装”(旋风装)的装订形式?更待进一步地研究。
九、“节笔”和“折痕”
《书谱》中最见重要之处就是所谓的“节笔”了。前述,根据松本芳翠的“节笔”研究,《书谱》作为书法史上的古典名迹,确立了较高的地位。然而,“节笔”说从发表迄今已经过了七十余年,当时的珂罗本,尽是些单色的写真,这是对真迹的想象的一种研究。可如今,不仅有鉴赏真迹的机会,而且容易见到类似真迹般的复制、精印的彩色印刷本。在这样一个发达的时代,更期待有新的研究进展。
成为《书谱》的“节笔”原因即是所谓的“折痕”。因为折纸的缘故,致使在大约八分(2.4cm)为间隔的纸面上出现呈凸状的棱线,这种纸张的加工方法,在很早的时候业已形成诸论。于大的方面,可分为(1)纸的折叠方法;(2)刮刀的按压方法。
《书谱》中的用纸明显有“折痕”的迹象。今日,如观复制本还是原迹,得出的几乎是同样的结论。我的调查是:A、折的间隔的距离不相一致,不管是何种用纸,左边的间隔狭小,渐向右方徐徐宽大。B、所折界线的痕迹,不管何种用纸,左边明显,渐向右方悄悄减弱以至消失。
《书谱》中大量出现的“节笔”
由此,我们对《书谱》的“折痕”的方法有了了解,首先是把纸张细细地卷起,然后压扁。不管孙过庭所用的属何种纸,其正面上都因“折痕”而出现棱角,折幅宽广,折行徐松,向右退去。
现在的《书谱》用纸,因折叠出现的痕迹尚不能确认的,就是每一张的右方。由于折幅渐增,书写时凸起的部分是“折痕”的位置。确认这是孙过庭在折幅宽广的每纸的右边,在约略有“折痕”的行间中复原后书写的。
十、《书谱》书写状态之谜
对《书谱》自始至终作一缓缓鉴赏,犹如平静、翻滚的波涛,反反复复,高低起伏,徐徐上扬,达到高潮,然后又归于终焉。这种自然构成的妙趣是《书谱》的魅力所在。
西川宁在《书谱》的研究中,把平静、稳实的部分归于A类;自然奔放的部分归于B类。全卷由A、B类两种样式的分布、调和构成。卷下的后半十一纸全相当于B类模式,卷上的前十二纸中,A类、B类混杂。但是,其中一纸内一部分是A类,一部分是B类的共有四张。A类、B类两种样式的风格迥异,主要是由书写的时间不同造成的。推测《书谱》在垂拱元年书写的温和、妍润、平稳的草稿是A类;垂拱三年改写部分,趋于笔致奔放的部分是B类。
这是一种大胆的设想。可是,如果《书谱》全卷书写不是始终一贯,这就成为大问题了。
西川先生在卷上中认为,作为B类的有第九纸与三、六、七、八之分割部分之后。如果注意孙过庭的草稿即部分改写之处,改写前后及其部分的文字数量必定相同。假如部分改写后仍是一纸,而要复原为原来纸面的宽度的话,那字形必须变小,行间也必须要狭隘些。
西川先生所指出的部分没有这样的变化。尽管是相同字数的改写,其接合处是按平稳的字行书写,还是恢复改前和后面的笔势自然相连接?书写时候相隔的改写部分尚不能理解。
西川说是在单色写真复制的接点研究上提出来的。在正仓院文书中所常见的“折痕”,也许是一种“反折”(从背面折)。由于卷折,没有考虑一纸之内的折行之强弱,这是臆测。
关于《书谱》书写样式的真相,我作了如下考证。
垂拱三年,孙过庭改书元年时所写的《书谱》草稿,他用卷折的方法对纸施以“折痕”,即把纸卷成直径为15~16毫米后再经压扁,成折幅为24毫米左右,外侧折幅稍大,折棱趋缓。孙过庭全用折棱的正面,在折幅宽大,折棱趋缓的纸面上自右向左书写。开始的数行,折幅宽大,折棱缓和,折间书写的文字平静、稳和。然而,随着书写的进程,体势变得摇动歪曲,字行慢慢地开始倾斜,折痕狭隘,折棱也逐渐高凸。因此,笔锋受到折棱的牵制、阻碍,不经意间笔致开始出现了“节笔”这一特殊现象。
一旦“节笔”出现,笔的跳动振幅就激荡起来,折距越来越狭隘,折棱也渐趋明显,“节笔”的现象就愈发显著。但是,在每张纸的靠近左端,因为有与下一纸相接的意思,沿着纸面垂直的左边的字行又恢复了平稳。
《书谱》的二十三纸全按这样的模式书写。然而,开始的时候,孙过庭也频繁地改变体势,字行因受折距的牵制,逐渐奔放,于折棱处也就不经意地写下去了。因此,即使在一纸之内,“节笔”也有在开始处便出现的,增强了笔锋的折棱和冲突的激荡感。它的构成恰恰似欣赏一曲交响曲,充满无限魅力。根本原因即是因为书者孙过庭心情的波动。而产生如此效果,则又好似凭借其舞台的装置——“折痕”。
现存的《书谱》是一边加以推敲,一边改写的未定稿,但从起首到最后都是始终一贯之书。由于是3700多字的长文,断断续续,写写停停,或许是要经过数日的徐笔书写。不过,孙过庭书写的笔致摇动,与用纸因“折痕”而出现的间隔、强弱有密切的关系,平静和高扬交替,徐徐上升从而达到了令人振奋的高潮!
《续 书 谱》南宋·姜夔
一、总论
真行草书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圆劲古澹,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然而真草与行,各有体制。欧阳率更、颜平原辈以真为草,李邕、西台辈以行为真,亦以古人有专工正书者,有专工草书者,有专工行书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书千字,不抵行草十字;行草十字,不如真书一字。意以为草至易而真至难,岂真知书者哉!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专务遒劲,则俗病不除。所贵熟习精通,心手相应,斯为美矣。白云先生、欧阳率更书诀亦能言其梗概,孙过庭论之又详,可参稽之。
二、真书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
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理也,唐人师之,法也。真书用笔,自有八法,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有向有背,随字形势。横直画者,字之骨体,欲其竖正匀净,有起有止,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挑趯者,字之步履,欲其沉实,或长或短,或向上,或向下,或向右,或向左;或轻出而稍斜,或随衂而峻发,各随字之用处。转折者,方圆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悬针者,笔欲极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绳。若垂而复缩谓之垂露。故翟伯寿问于老米曰:书法当何如?米老曰: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古人遗墨,得其一点一画,皆昭然绝异者,以其用笔精妙故也。大令以来,用笔多失,一字之间,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体之后,至于今尤甚焉。
三、真书用笔
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大下小,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欧阳率更结体太拘,而用笔特备众美,虽小楷而翰墨洒落,追踪钟、王,来者不能及也。颜、柳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晋、魏之风轨,则扫地矣。然柳氏大字,偏旁清劲可喜,更为奇妙。近世亦有仿效之者,则俗浊不除,不足观。故知与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四、草书
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乘舟跃马、歌舞擗踊,一切变态,非苟然者。又一字之体,率有多变,有起有应,如此起者,当如此应,备有义理。 右军书“羲之”字、“当”字、“得”字、“慰”字最多,多至数十字,无有同者,而未尝不同也,可谓所欲不逾矩矣。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学诸家,则字有工拙,笔多失误,当连者反断,当断者反续,不识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笔赋形,失误颠带,反为新奇。自大令以未,已如此矣,况今世哉!然而襟韵不高,记忆虽多,莫湔尘俗。若风神萧散,下笔便当过人.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日连绵、游丝,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尝考其字,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自谓得长沙三味,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流至于今,不可复观。唐太宗云:“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恶无骨也。大抵用笔有缓有急,有有锋,有无锋,有承接上文,有牵引下字,乍徐还疾,忽往复收。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横斜曲直,钩环盘纡,皆以势为主。然不欲相带,带则近俗,横画不欲太长,长则转换迟,直画不欲太多,多则神痴。以捺代\,以发代辵,辵亦以捺代,惟丿则间用之。意尽则用悬针,意未尽须再生笔意,不若用垂露耳。
五、用笔
用笔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如壁坼。此皆后人之论,折钗股欲其曲折圆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横直匀而藏锋;锥画沙欲其无起止之迹;壁坼者,欲其无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笔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矣。故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丿又有数样。一点者欲与画相应;两点者欲自相应;三点者有必有一点起,一点带,一点应;四点者一起、两带、一应。
笔阵图云:“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如口,音围。当行草时,尤宜泯其棱角,以宽闲圆美为佳。“心正则笔正”,“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大抵要执之欲紧,运之欲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执之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主执。又作字者亦须略考篆文,须知点画来历先后,如“左”“右”之不同,“刺”、刾之相异,“王”之与“玉”,“示”之与“衣”,以至“奉”“秦”“泰”“春”,形同体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孙过庭有执、使、转、用之法:执为长短浅深,使为纵横牵掣,转为钩环盘纡,用为点画向背。岂苟然哉!
六、用墨
凡作楷,墨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取运动;劲则刚而有力,圆则妍美。予尝评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世俗谓之揭箭;好刀按之则曲,舍之则劲直如初,世俗谓之回性;笔锋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后,已曲不复挺,又安能如人意邪?故长而不劲,不如弗长;劲而不圆,不如弗劲。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
七、行书
尝夷考魏、晋行书,自有一体,与草书不同。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虽曰行书,各有定体。纵复晋代诸贤,亦不相远。《兰亭记》及右军诸帖第一,谢安石、大令诸帖次之,颜、柳、苏、米,亦后世之可观者。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所贵乎浓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备具,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习,可以兼通。
八、临摹
摹书最易。唐太宗云:“卧王蒙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亦可以嗤萧子云。唯初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须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临摹。其次双钩蜡本,须精意摹搨,乃不失位置之美耳。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精顿异,所贵详谨。世所有《兰亭》,何啻数百本?而《定武》为最佳。然《定武本》有数样,今取诸本参之,其位置、长短、大小,无一不同,而肥瘠、刚柔、工拙要妙之处,如人之面无有同者。以次知《定武》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风神矣。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双钩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体。虽然尤贵于瘦,使工人刻之,又从而刮治之,则瘦者亦变而肥矣。或云双钩时须倒置之,则亦无容私意于其间。诚使下本明,上纸薄,倒钩何害?若下本晦,上纸厚,却须能书者为之发其笔意可也。夫锋芒圭角,字之精神,大抵双钩多失。此又须朱其背时稍致意焉。
九、方圆
方圆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草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所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书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则字有积薪、束苇之状,而无萧散之气。时参出之,斯为妙矣。
十、向背
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向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
十一、位置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须令狭长,则右有余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须与上齐,“呜”、“呼”、“喉”、“咙”等字是也;在右者皆须与下齐,“和”“扣”等是也。又如“宀”头须令覆其下,“走”、“辵”皆须能承其上。审量其轻重,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别称为善。
十二、疏密
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如“佳”之四横,“川”之三直,“鱼”之四点,“画“之九画,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乞,当密不密,必至凋疏。
十三、风神
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瘦,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
十四、迟速
迟以取研,速以取劲。先必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务速,又多失势。
十五、笔势
下笔之初,有搭锋者,有折锋者,其一字之体,定于初下笔。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锋,第二、三字承上笔势,多是搭锋。若一字之间,右边多是折锋,应其左故也。又有平起者,如隶画;藏锋者,如篆画。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则妙矣。
十六、情性
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其说见于昌黎《送高闲序》。孙过庭云: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凋疏。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二合也;时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懒,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
十七、血脉
字有藏锋出锋之异,粲然盈楮,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黄庭》小楷,与《乐毅论》不同,《东方朔画赞》,又与《兰亭记》殊旨,一时下笔,各有其势,因应尔也。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山谷云:“字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岂欺我哉!
十八、书丹
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为奇,而圆熟美润常有余,燥劲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不失真,朱有若书丹者。然书时盘簿,不无少劳。韦仲将升高书凌云台榜,下则须发已白。艺成而下,斯之谓欤!若钟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谓癖矣。
解说:
前言
《续书谱》为南宋著名书法家姜夔的书法理论著作,对唐代孙过庭的《书谱》,有补充增益之功,素为书家所重视。但原著系文言文,当代著名书法理论家冯亦吾老教授偕同永平悉心为之详加注释,并作译意和解说,以明其义。对原著部分论点,冯老酌加评定,借供书法爱好者鉴赏及研习之用,裨得正鹄,尤为初学指南。
关于《续书谱》墨迹,查阅各种资料,罕见传本。永平素有家藏赵孟行楷书《续书谱》法帖刊本,系在日本大同书会于大正壬戌(一九二二)年刊印的名人书画选粹》中,弥足珍贵。此卷尾署(至治元年九月十日过吴门,书与顾善夫友契,子昂)。加盖有“赵氏子昂”印章,卷未有项氏,董氏、杨氏等收藏家的鉴赏印记,可知明代此卷尚在中土,不知何时流入日本。而今回归祖国,可谓海内孤本,珍若珙壁,今藉编著《续书谱解说》之机,公之于世,以飨同好。但赵氏所书只有《总论》、《真书》、《用笔》三个部分,尚有《草书》、《行书》、《临摹》……等十五个部分,今由冯老亦吾补写,配成完壁。冯老年逾九秩,耳目聪慧,亦午夜青灯,犹能作蝇头细书。赵氏作此卷时,亦年近八旬,他们均以书法名家,享有松鹤高龄,以精湛书艺,驰名海内外,斯亦炎黄文化之瑰宝,中华人瑞之奇迹。
余酷爱书法,因受业于冯老之门,得朝夕问难,所作“注释”、“译意”,均受冯老启迪而笔录之,得附骥尾,益增惭悚。“解说”部分,冯老亲自——主笔。而今脱稿,谨略述成书巅末,但限于水平,不足之处,希方家惠于指正。
一、姜夔和他的《续书谱》
(一)姜夔生平简述
姜夔( 一一六三——二O三)南宋鄱阳(今江西波阳)人,字尧章,曾隐居浙江武康,与白石洞天为邻,因号白石道人,又号石帚。时逢秦桧当国,一生不仕,往来于鄂赣皖苏间,卒于杭州。他精于音律,工诗词,其诗风格高秀,词尤精深华妙,音节文字,冠绝一时,极为后世所推崇,为南宋杰出词人,甚至比拟为诗中的杜工部。著作有白石道人诗集》《白石道人歌曲》《大乐议》、《琴瑟考》、《绛帖平》、《禊帖偏旁考》、《续书谱》等。
(二)姜夔的书法艺术
姜夔精通书法艺术,《书史会要》评其书艺为:「迥脱脂粉,一洗尘俗」,因其在书法艺术上有精深的修养,发为文字,则为达识之言。宋谢采在续书谱序》中有云:「白石生好学,无所不通,书法得魏晋古法,运笔遒劲,波澜老成,尤好临习《定武兰亭序》。其
所作《绛帖平》,考据精博,使览者识其真伪,通其义理,然后究其点滴,对翰墨有所补益。」后人认为:「宋人论法帖者米芾、黄长睿以下,互有疏密,论者谓姜氏之评在米、黄之上,可见其研习之精湛。所著《续书谱》一书,尤为学书者所称道。」
(三)《续书谱》的评价
《续书谱》一书,已收入《四库全书》艺术类中,《提要》云:「是编乃其论书之语,曰《续书谱》者,唐孙过庭先有《书谱》故也。」可知姜氏此书,乃进一步阐发《书谱》所述书法理论而有所研讨,议论精到,用志刻苦,素为书家所重。近人邓散木作《续书谱图解》,认为:「此乃书法学习必读。」有 云:「姜白石的续书谱》,用通俗的散文格调,将《书谱序》的精意,归纳起来,作了具体介绍,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对真、行、草书的书写和学习方法、技巧以及用笔、用墨、结体、临摹等的各个方面,都做了科学分析,还举很多例子来作说明,说理浅显,不作高论,所以它不是空洞的理论文章,而是《书谱序》的注脚,又是《书谱序》的发展。」给予《续书谱》以充分的肯定。
(四)《续书谱》版本流传情况
关于该书版本,《四库全书提要》作了扼要说明:「此本为王氏《书苑补益》所裁,凡二十则:一曰总论,二曰真书,三曰用笔,四曰草书,五曰用笔,六曰用墨,七曰行书,八曰临摹,九曰书丹,十曰情性,十一曰血脉,十二曰燥润,十三曰劲媚,十四曰方圆,十五曰向背,十六曰位置,十七曰疏密,十八曰风神,十九曰迅速,二十曰笔锋。」其「燥润」、「劲媚」二则,均有录无书。「燥润」下注曰见「用笔j条;「劲媚」下注曰见「情性]条。然「燥润j之说实在「用墨」条中,疑有舛误;又真书、草书之后,各有「用笔」一则,而草书后之「用笔」,乃是八法,并非论草,疑亦有讹。考《佩文斋书画谱》第七卷中全收是编,临摹以前八则,次秩相同,临摹以下,则九曰方圆,十曰向背,十一曰位置,十二曰疏密,十三曰风神,十四曰迟速,十五曰笔势,十六曰情性,十七曰血脉,十八曰书丹。先后小殊,而「燥润」、[劲媚]二则,并无其目,盖所据之本,稍有不同,而其文则无所增损也。
《续书谱解说》乃据《佩文斋书画谱》本,赵孟所书部分,只有数处字句有出入,冯亦吾所书部分,参考佩文斋本,择善而从之,以求此书刊本之完善也。
二、赵孟 与《续书谱》法帖
(一)赵孟 生平
赵孟 (一二 五四—一一三二二),字子昂,号松雪道人。所居构有鸥波亭,人又以「鸥波」称之。孟系宋太祖子秦王赵德芳之后,湖州(唐时为吴兴郡,分属浙江)人。父祖辈皆仕宋,好书画,收藏甚富。孟年轻时,曾在宋任地方佐官。宋亡,家居自学,致力书画。元世祖派大臣往江南搜访遗逸,得二十余人,以孟为首,授兵部即中,迁集贤院直学士。仁宗延裕三年(一三一六),官翰林学士承旨。卒后追封魏国公,号文敏。
(二)赵孟 的书法艺术
赵孟 多才多 艺,修养深湛。他擅诗文,能词曲,元成宗把他比作唐代李白、宋代苏武。他的绘画,论者以为「有唐人之致去其纤,有北宋人之雄去其扩」,开创了元代新画风。他的书法主要学二王,并参以李邕,风骨秀丽,独树一帜,跨越两宋,直接晋唐,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极大,人称「赵体」。赵氏诸体中以正、行、草书成就为最突出,楷书尤为宋人所不及,元代碑刻多出其手,书迹传至今日的颇多。著名的有《三门记》、《妙严寺记》、《胆巴碑》、《福神观记》《仇公墓志》《汲黯传》《兰亭十三跋》以及《续书谱》等。
赵孟之书法,不拘一格,无论真、草、隶、篆,皆能运笔自如,挥毫落笔,潇洒大方,宋元之交,独领风骚,他的书迹,充分显示出汉字书体的优美刚健,被誉为「松雪体」,几乎左右一代书风。所以,在当时就被印度、日本僧人视为至宝,辗转手里,流传域外。赵氏手书《续书谱》,据其跋语谓:「至治元年辛酉(一三二一)九月十日过吴门书与顾善夫友契。」属款为「子昂」,加盖赵氏子昂印章。可知原为墨迹长卷,由“竹寿石」,文尾有此印章。至于此卷收藏,有明代著名收藏家项子京珍藏以及董氏,杨氏家藏之章,历历在目。可信此卷乃赵氏真迹。
赵氏将此卷书与顾善夫友契,盖善夫是孟的老友,相交已有三十来年。在延五年(一三一八)九月,赵氏在所画《重江叠嶂图》上题款云:「善夫副使一日过余,出长素索画,意欲老懒为辞。善夫语甚婉,色甚和,且有三 十年之友谊,焉可却也!余忆壬辰岁在集贤院时……。」按赵氏于至元二十九年壬辰(一二九二)正月孟进朝列大夫,任集贤院直学士。可能与顾善夫同在集贤院,已成好友。如果从书赠手卷《续书谱》之时为一三二一年,计算至和顾善夫偕同在集贤院一二九二,他们已有约四十年的友谊了。
据任道斌《赵孟 系年》记载,孟由于夫人管仲姬疾作,奉旨还吴兴故里于延六年(一三一九)四月二十五日离大都,五月十日,管夫人逝世于临清舟中,孟父子护柩还吴兴。一三二一年九月十日过吴门,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因为《系年》一书中,至治元年八月十二日松雪翁为中上人作墨竹。冬十月十五日孟书《嘉兴路资圣禅寺长生修造局记》。但是缺九月的生活记载。因此,孟于至治元年辛酉(一三二一)九月十日过吴门书《续书谱》,赠予顾善天,则成为填充空白的重要文献,盖见此卷的可贵。
赵氏此卷,有明代项氏、董氏、杨氏等收藏家的印记,故此卷明代犹在中国。可是这份寿石之后的法帖,却是从日本传来,孟此帖刊于日本大同书会于大正壬戌年出版的《名人书画选萃》中。我国尚无著录,故此帖已成海内孤本,今为之译注,详加品评,公之于世,一睹松雪翁晚年书法的风采。明代文学家宋濂云:「(松雪)公晚年书天机逸发,出入右军、大令间,实为妙笔。」此评最为公允。孟书此卷时,已将近八十岁高龄,而天矫纵横,潇酒跌宕的风貌,令人钦慕,洵为「松雪体」中不可多得压卷之作。
总论
原文
真、行、草书1之法,其源出于虫篆、八分、飞白、章草2等。圆劲古淡,则出于虫篆,点画波发,则出于八分;转换向背,则出于飞白;简便痛快,则出于章草。然而真草与行,各有体制。欧阳率更3 、颜平原4 辈以真为草,李邕、李西台5 辈以行为真,亦以古人有专工正书者,有专工草书者,有专工行书者,信乎其不能兼美也。或云:“草书千字,不抵行草十字;行草十字,不如真书一字。”意以为草至易而真至难,岂真知书者哉!大抵下笔之际,尽仿古人,则少神气;专务遒劲6 ,则俗病不除。所贵熟习精通,心手相应,斯为美矣。白云先生7 欧阳率更书诀8 ,亦能言其梗概,孙过庭9 论之又详,可参稽之10。
注释
1 真、行、草书:真书,又叫“楷书”、“正书”、正楷。始于东汉,盛行于魏、晋、南北朝,通行至今。因是由隶书演变而来,当时称作“楷隶”。魏钟繇、晋王羲之改变作势,创制法则,隶、楷完全分流,成为两体。历代皆以钟、王为“正书”之祖。但也有另说,晋代卫恒在《四体书势》中说:“王次钟善隶书,始为楷法。行书,行有行走之意。行书是具楷书的规矩,兼草书的流动,形成楷法和草法有机地融为一体的新形式。因书写方便,流行较广,但可变性很大。楷法多于草法的叫“行楷”,草法多于楷法的叫“行草”。相传起于东汉末年,为刘德升创造,盛行于晋代,至今不衰。草书,具有一定法度规则,是以书写简便迅速为特点的一种书体,有章草、今草和狂草。
2 虫篆:又叫“鸟虫书”,为篆书的变体。“秦书八体”、“新莽六书”中均有这种字体。因其字类似鸟虫形状而得名。古时多用于书写幡信(即旗帜),鸟能飞,象征旗帜飞扬。鸟又称飞虫,故又叫“虫书”。“八分”,也叫“分书”,“分隶”,传为东汉王次仲所创。魏晋时也称楷书为隶书,因别称带有明显波磔的隶书为“八分”,以示区别。唐张怀在《书断. 八分篇》中解释为:若“八”字分散,又名之为“八分”。飞白:是一种特殊风貌的书体,为东汉蔡邕所创。相传一次他在鸿都门前,见工匠用帚子刷字,得到启发,领悟到笔锋反复的道理,创造了“飞白书”。这种字体主要特征是笔画中丝丝夹白,若断若续,笔竭到,墨失意存。一般用散笔书写。汉末魏初,曾被广泛采用,多以装饰题署宫阙。唐宋御制碑多以飞白题额。章草:指汉代流行的草书体。是汉隶的草写。故也称“隶草”,或“急就”、“行章”。因书写便捷而广泛流行。它主要保留隶书的波磔(捺笔、挑势)形迹或某法式梗概,字取横势,每个字独立不连写。章草的得名,历来说法不一:一、因汉元章时史游作“急就章”而得名;二、因汉章帝爱好此种书体而得名;三、因奏章所用而得名,四、因与“章楷”、“章程书”的“章”字取义相同而得名。
3 欧阳率更:即欧阳询(557——641)唐代书法家,字信体,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历任太子率更令、弘文馆学士,封渤海县男。精书法,初效王羲之及北朝三公郎中刘珉书。后变其体,劲险刻厉,于平正中见险绝,形成一家独特风格,时称“率更体”,又称“欧体”。与虞世南、褚遂良、薛稷,并称为“唐初四大家”。
4 颜平原:即颜真卿709—785,唐代书法家。字清臣。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开元中进士,任殿中侍御史,因被杨国忠排斥,出为平原(今属山东)太守,故世称颜平原。安史之乱时,合兵二十万,抵抗叛军。后入京,历官至吏部尚书、太子太师,不久封鲁郡开国公,世称颜鲁公。德宗时,李希烈叛乱,派颜前去劝谕,被囚不屈而死。颜氏善真、草书。少时家贫,以黄土扫墙习字。书法初学诸遂良,上承王羲之传统,后得张旭笔法。其正楷绝妙,端庄雄伟;行书道劲舒和,创“颜体”新风。
5 李邕678—747:唐书法家。字泰和,扬州江都(今属江苏)人,李善之子,初为左拾遗,官历汲郡、北海太守,人称李北海。书法师“二王”,得其妙法,后有所创新。
西台:即李西台、李建中(945-1013)。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后随母迁居洛阳。
字得中,官至工部郎中。性恬淡简静,风神雅秀,不重名利,三次请求作西京留司御史台,故人称李西台。善书扎,行笔尤工,多构新体。草、隶、篆、籀、八分亦妙,人多摹习,争取以为楷法。
6 遒劲:指笔划强劲有力。遒刚劲。
7 白云先生:相传是王羲之的老师,善书法。陈思(书苑菁华》有“记白云先生书诀”一段,说是王羲之所作并不可信。
8 率更书诀:《佩文斋书画谱》载有欧阳询《传授诀》、《八诀》(一称八法),或又指欧阳询所著《三十六法》,传为率更所总结的书诀。因传世诸本文字出入很大,有排叠、避就、顶戴、穿插、向背、偏侧、小大成形、各自成形等三十六种结构方法。世多认为非本人所作,而是后人学习欧体的经验之谈。他强调“每秉笔必在圆正,重气力,纵横轻重,凝神静虑。当审字势四面停匀,八边俱备。”可作后学者的准则。
9孙过庭(约 648—703前后):吴郡今江苏苏州人,一说陈留人。名虔礼,字过庭。一生坎坷,四十岁后方官率府录事参军,后遭谗早卒。工书法,擅正、行、草书。其所著《书谱》,见解极为精妙,被誉为书文俱佳,妙尽其趣,为历代书法家所重。
10参稽:研究查考。
译意
我国书法艺术源远流长,就以楷、行、草书的技法而论,究其渊源,大都来自虫篆、八分、飞白、章草等,再从气韵来看,字的圆劲古淡,就是来自虫篆;点画带有波磔的,就是来自八分;笔锋有转换向背的,就是来自飞白;运毫简便痛快的,就是来自章草。可是,楷书、草书与行书,在形成自己的规范之后,就各有各的艺术特性,是不能混淆的。欧阳询、颜真卿等人用楷书的技法来作草书;李邕、李建中等人用行书的技法来作楷书,足见我国书法艺术可互相借鉴,而又各领风骚。因此,可以知道古代的书法家,大都学有专长,功底深厚,有专工楷书的,有专工行书的,也有专工草书的,各有自己的特长,但真正是兼工两种书体,都能写得出神入化,这是不容易达到的。有人说:“草书一千字,抵不上行书十字;行书十字,抵不上楷书一字。”他的意思可能认为写草书非常容易,写楷书就非常困难,这种观点,难道他真懂得书法的奥秘吗?书家在挥毫的时候,如果完全模仿古人,那就像优孟衣冠,缺乏神情;如果特别把字写得剑拔弩张,那么就会显得粗俗,不堪入目。我们要潜研书法,贵乎循序渐进,逐步通晓真、草、隶、篆等各种技法,达到心手相应,挥洒自如,最终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才算达到书法艺术完美的境界。白云先生和欧阳询的《书诀》,对于书写技法,论之甚详,孙过庭对于书法理论也说得十分扼要,都可作为参考。
解说
真书、行书、草书三种书体在笔划的根源上都是从古代书体上来的,只是在结体上各有不同而已。说欧阳询、颜真卿一些人用草书的笔意写真书,李邕、李建中一些人用行书的笔意写真书,书体虽有不同,而用笔可以互异,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理解为只要融会了运笔方法,在你写真书的时候,如果能运用行草的笔意,写出字来可以生动流畅;如果运用真书的笔意写行书,写出字来,可以严庄大方,二者互通,更为得体。所以古人专攻某一书体的书家,也不能不理解别种书体的写法。唐太宗李世民论书说:“今吾临古人之书,殊不学其形势,惟在求其骨力,而形势自生耳。”用意与此相似,如此写来,在形势虽不能兼美,而实质上可以兼二者之长,也是可以的。
至于“草书易而真书难非真知书”的道理,说是在于“所贵熟习精通,心手相应,斯为美矣。”如何才能做到“心手相应”呢?他举出了白云先生、欧阳询二人的《书诀》以及孙过庭的《书谱》,这里不妨略述其概:王羲之有《记白云先生书诀》一段,谓:“书之气必达乎道,同混元之理……阳气明则华壁立,阴气太则风神生,把笔抵锋,肇乎本性”,大意说书体的结构在于气的连贯,而气有阴阳,本于人的个性,而表现在用笔上。这就和真与草的笔划源流结合起来了。欧阳询《八诀》如“永字八法”。其《传授诀》有云:“每秉笔必在圆正,气力纵横重轻,凝神静虑,当审字势……”。看来也在气势上着意。至于孙过庭《书谱》,字数较多,涉及的方面较广,不便归纳,但就论真草一段有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真亏点画,犹可记文,回互虽殊,大体相涉。”这里说的使转,是指由笔划到结体的过程,所谓情性就是指结体所表现的精神。这两者何以真与草相反呢?他说“草乖使转,不能成字”犹如《草诀歌》所说,“有点方为水,空挑都是言。”渭水写作偏旁作三点或二点,而言字旁写作空挑这两者只差一点便大有分别。又如“真亏点划,犹可记文”,如真书写马字旁,繁体字下边四点,写作三点,还能认识,而今天只写作一横也可以,在草书上就不能如此。诸如此类,都能说明笔划与结体的不同写法与作用,但无论何种书体,都要熟习精通,“心手相应”,才能运用自如。在这段文字中,能明白了这些道理,对下文便可以不致迷失方向了。
真书
原文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1 ,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良由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4 欧、虞、颜、柳5 ,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且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田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或者专喜方正,极意欧、颜;或者惟务匀圆,专师虞永6 。或谓体须稍扁,则自然平正,此又有徐会稽之病。或云欲其萧散,则自不尘俗,此又有王子敬8 之风。岂足以尽书法之美哉!真书用笔,自有八法9 ,吾尝采古人之字,列之以为图,今略言其指:点者,字之眉目,全藉顾盼精神,有向有背,随字异形。横直画者,字之体骨,欲其坚正匀静,有起有止,所贵长短合宜,结束坚实。撇捺者,字之手足,伸缩异度,变化多端。要如鱼翼鸟翅,有翩翩自得之状。竖折钩挑剔者,字之步履,欲其沈实。晋人挑剔,或带斜拂,或横引向外,至颜、柳始正锋为之,正锋则无飘逸之气。转折者,方圆之法,真多用折,草多用转。折欲少驻,驻则有力;转不欲滞,滞则不遒。然而真以转而后遒,草以折而后劲,不可不知也。悬针者,笔欲极正,自上而下,端若引绳。若垂而复缩,谓之垂露。故翟伯寿问于米老10曰:“书法当何如?”米老日:“无垂不缩,无往不收。11”此必至精至熟,然后能之。古人遗墨,得其一点一画,皆昭然绝异者,以其用笔精妙故也。大令以来,用笔多失,一字之间,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混,求妍媚于成体之后,至于今尤甚焉。
注释
1 钟元常:即钟繇(151--230),三国魏书法家。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东)人。汉末为黄门侍郎,魏初为廷尉;明帝时官升太傅,世称“钟太傅”。书法能博采众长,兼善各体,结体朴茂,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
2王逸少:即王羲之(303-361),东晋书法家,字逸少。琅珂临沂(今山东临沂)人。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世称王右军,又称王会稽。后辞官,定居会稽山阴。工书法。少时跟卫夫人学书,后博采众长,精研体势,尤擅长行、草书,为历代学书者所师法,影响极大。后人称之为“书圣”。
3 颜鲁公:即颜真卿。《干禄字书》,唐大历九年(774) 年)正月刻。原石在浙江湖州。已佚失。世传为重刻本。宋欧阳修《集古录》谓:“鲁公书刻石者多,而绝少小字,惟此注最小,而笔力清劲可法,尤宜爱惜。”干禄,求禄位,通过科举,取得官职。唐代以《干禄字书》的规定,为科举应试书写的标准。
4 矧:况且;何况。
5 欧、虞、颜、柳:指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
6 虞、永:指虞世南、智永。 虞世南(558—638),唐初书法家,字伯施,越州余姚(今属浙江)人。官历秘书监,封水兴县子,贞观八年进封县公,故后人称”虞秘监”、”虞永兴”。虞能文辞,书法以正楷为最。据说笔法亲承智永传授。其书外柔内刚,点
划圆润,结字平稳,深得二王妙法。智永(生卒年不详):南朝陈、隋间书法家。名法极,俗姓王,晋王表之七世孙。居山阴(今浙江绍兴)永欣寺,人称”永禅师”。其书继承祖法,积年专精。相传智永曾居永欣寺临书三十年不下楼,所废秃笔十瓮,埋于山下,号“退笔坟”。其字真、草俱佳,草书尤妙。笔力纵横,名扬一时。
7 徐会稽.即唐代书法家徐浩。徐浩(703—782),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字季海。它至太子少帅,封会稽郡公,人称“徐会稽”。擅书法,受其父徐峤之传授,精于楷法,圆劲丰满,自成一家。
8 王子敬:即王献之(344——386),东晋书法家。字子敬,琅邪临沂,今山东临沂人。王羲之第七子。累迁建武将军、吴兴太守,至中书令。人称“王大令”。工书法,兼精诰体,尤以行草擅名,与父羲之,并称“二王”。
9 八法:即”水字八法”。相传久远,据说后汉书法家崔子玉早期传授,后经张芝、钟繇、王羲之、智永等的研究发展,更为完备。初学书法,须先学“永字八法”。永字的八种笔划名称为:侧*点*、勒*横*、弩*竖*、*钩*、策*斜横*、掠*撇*啄*短撇*、磔*捺*,永字八法,是按“永”字的八种笔划为例,说明正楷书法的用笔和规律。
10翟伯寿问于米老:翟耆年,字伯寿,宋书法家翟汝文之子,工篆及八分。米老,指米布(1051—1107),原籍太原,后迁襄阳,今湖北襄阳,定居润州,分江苏镇江,
初名黻,后改为芾,字元章,号襄阳漫士、海岳外史、鹿门居士等。官至礼部员外郎,人称“米南宫”。能诗、文,擅书画,行草尤工。
11无垂不缩,无往不收:此乃收笔的基本方法。无垂不缩,指写竖划时,笔到尽处,应停住下来,将笔锋向上回缩收笔;无往不收,指写横划时,往右行笔,写到尽处,应将笔锋向左回收。这样使起笔收笔来去分明,首尾照应,笔划含蓄,浑厚有力。
译意
写楷书以平正为好,这是一般世俗的看法,也就是唐人不足之处。泛观古今楷书,写得神妙的,没有超过钟繇的,其次就是王羲之。今天观赏他们的书法,都是潇洒纵横,笔意顿挫跌宕,并不拘限在平正上。大概由于唐代把书法列入科举取土考试之中,所以当时的土大夫们的墨迹,似乎都有点科举习气。颜真卿写过一本《干禄字书》,就是一个证据。况且唐代书法名家欧阳询、虞世南、颜真卿、柳公权等前后相望,所以他们每次挥毫运笔,都是循规蹈矩,就不再有魏晋人书法飘逸的风度了。况且字的长短大小,斜正疏密,本来就不同,谁能够使它们成为一种模式。例如:“东”字就长一些,“西”字就短一些,“口”字就小一些,“体”字就大一些,“朋”字就斜一些,“党”字就端正一些,“千”字的笔划就稀一些,“万”字的笔划就密一些。因此,我们在运笔时,遇到笔划多的字,笔划宜细,遇到笔划少的字,笔划宜粗,这也是书法的必然规律。魏晋书法高妙之处,常常是能够体现出各个字的本身所具备的情态,不把个人的私意参加进去罢了。但有的人专门喜欢字体方正,用很大力气去学欧阳询、颜真卿,有的人专门喜欢字体圆匀,用很大力气去学虞世南、智永。也有人说,字体要稍扁一些,就会自然平正,这样就会出现徐浩书法的毛病。也有的人,想把字写得潇洒飘逸些,当然就不尘俗了,这样又会出现王献之的偏颇。这又怎能完全表现出书法的造型美呢?
楷书运笔,自有“永字八法”。我曾经选择古人的字,排列成图,类似“笔阵图”,现在简要的说说它的要旨。
一个字的点,是字的眉、目,借它来显示顾盼精神,点的安排,有向有背,随着字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形貌;字的横直划,是字的骨骼,要求它刚健匀净,有起有落,要求它长短合适,结构坚实;字的撇捺,是字的手足,伸缩不定,变化多端,写出的形状,好像鱼的鳍,鸟的翅膀,有翩翩自得的样子;字的挑剔,像字的脚步,要求它沉着有力。晋代书法家写的挑剔,有的带有斜拂,有的横出向外,直到颜真卿、柳公权才用正锋去写,就丧失飘逸的气韵了,字的转折,有方笔、圆笔之分。楷书多用折笔,草书多用转笔。用折笔时,要求笔锋稍微一顿,这一顿就显得有劲;用转笔时,要求运笔较快,不能停滞,如果停滞,就会松散,没有力量。可是,楷书转笔,就显得刚劲有力,草书用折笔,就显得刚韧挺拔,这一现象,不可不知道。
关于悬针的写法,笔要拿端正,自上而下去写,要把写出的笔划,如用绳绷直似的。也有把直划回锋,这种写法叫垂露。宋代翟伯寿向著名书法家米芾问道:“学书法应当注意什么?”米说:“书法注意事项很多,最重要的是‘无垂不缩,无往不收’二语。”做到这种程度是不容易的,必须练到至精至熟,才能达到这个分寸。我们从古人的遗墨中去观察,体验到他们写的一点一划,都会令人感到惊奇,这是古人用笔精妙所产生的魅力的缘故。从王献之以来,对于用笔方法研究得很多,一定的间架结构,都精心搭配,呈现长短相补,斜正相拄、肥瘦相配合的审美情趣,力求字迹在成形之后更加秀媚可爱。在今天的时代,对于书法形式美方面,更是大力追求。
解说
此段开始几句说:“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似乎是反对平正的,其实也是作者之失,因为姜夔是宋人,宋代书家如苏武、黄庭坚、米茉的书法,皆不平正,所以他也以为平正是唐人之失。《书谱》说:“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盖谓平正是过程,也是终结。如果初学写字,不能平正,势必歪斜不成体统,即书法无所谓法了。我们认为写字当以平正入手,待能平正之后再务险绝。
今人学书,皆以唐人为法,初习颜柳,就是这个道理。作者以为平正为唐人之失,是一种偏见。又谓:“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王逸少,今观二家之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而唐太宗李世民在《王羲之传论》中说:“观其点曳之工,裁成之妙,烟霄露结,状若断而还连,风翥龙蟠,势如斜而反直。”这是说王羲之的字并不是不平正,而是势如斜而反直。就是说:看着不平正,其实是平正的。如有一道中线,是在纵横潇洒之中,没有离开中线的。当然姜夔之论不是没有道理的,讲平正也不能拘于平正,如“朋”字之斜,“党”字之正。那就是说,该斜的斜,该正的正,要看字形而定,不能一概而论。
古人为书,各有特长,字亦如人,本于性情,有所得也有所失。如欧阳询、颜真卿的方正,虞世南、智永的匀圆,徐浩的体扁,王献之的萧散……长中或有所短,或者短者即其所长,皆足以表示书体的一种美。正如《书谱》所云:“譬夫锋树、青琴,殊度共艳,隋珠、和壁,异质同研”,是不能概同一律的。我们认为作者在这一段最精采的地方是:“今略言其指”以下一段:“点者,字之眉目……”,以人体比喻,既切实,又形象,可以供学书者的参证。而米老所谓”无垂而不缩,无往而不收”之理,尤为学书所应深切体会。大概书法所忌,在于任笔为体,即收不住笔,以致涂抹为之,用笔多失,不可不知。
结体
原文
用笔不欲太肥,肥则形浊,又不欲太瘦,瘦则形枯;不欲多露锋芒,露则意不持重,不欲深藏圭角,藏则体不精神;不欲上小下大,不欲左高右低,不欲前多后少。欧阳率更结体太拘,而用笔特备众美。虽小楷而翰墨洒落,追踪、钟王2 ,来者不能及也。颜柳3 结体既异古人,用笔复溺于一偏,予评二家为书法之一变。数百年间,人争效之,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书法之无助,而魏、晋风轨,则扫地矣。然柳氏4 大字,偏旁清劲可喜,更为奇妙。近世亦有仿效之者,则俗浊不除,不足观。故知与其太肥,不若瘦硬也。
注释
1 结体:各书标题不同,也作”用笔”,因下文有”用笔”故改用”结体”。
2钟王:指钟繇、王羲之。
3 颜柳:指颜真卿、柳公权。
4 柳氏:指柳公权。
译意
一般挥毫写出的笔画,不要太肥,太肥就显得重拙;也不要太瘦,太瘦就显得干枯;更不要深藏棱角,如果藏得太深,写出的字就显得不够精神。对于字的结构安排,不要上小下大,不要左低有高,不要前多后少。欧阳询的字,结构虽太拘谨,但所使用的笔法却兼备各家之长,他的小楷,翰墨飘洒,可以直追钟、王,后来的书家都赶不上。颜、柳字体的结构既不同于古人,而用笔又陷于一偏。我认为颜、柳两家的书法,可以说是一次巨大的变化。所以几百年来,人们都纷纷向他们学习。因此写出的笔画都刚劲有力,当然得到颜、柳高明技法的帮助,可是把魏晋的传统风格都扔掉了。然而柳字也有可取之处,它的大字偏旁,清劲有力,着实可喜,有时也有奇妙之笔。近代也有人不断仿效这种笔法,如果不除去粗俗重浊的姿态,实在不值一观。因此,对于笔画粗细的掌握,要牢记这一点:与其写得太肥,不若瘦硬些为妙。
解说
这里说的是真书的用笔,有的书把这一段标题为用笔,主要在谈用笔肥瘦的问题,结论是”与其太肥,不若瘦硬”。用笔肥瘦本非大病,而太肥太瘦则是病态。卫夫人《笔阵图》说:”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这里说的多肉就是肥,多筋是瘦,与姜的见解相同。但用笔肥瘦是怎样造成的呢? 一般由于笔锋提按程度而定,用笔太重则肥,能提着笔,用笔的深度轻些则瘦,这是很容易办到的。至于说到露锋、藏锋问题,如何理解?我们以为,露、藏各有所失,但应宁藏不露,虽不精神也胜于轻薄。其余上下大小,左右高低,前后多少等,要看字体笔画的多少,不能一概而论,这里就不多说了。
姜对欧阳询的真书似乎比较称许,认为用笔特备众美,而结体太拘。任何书家都不是完全无缺的,我们学习书法也当取其所长,避其所短,即如颜真卿、柳公权为近代学书者所取法,姜则认为他们的“用笔复溺于一偏”,但又以为他们“字画刚劲高明,固不为无助”,可谓大醇而小疵,还是可以学习的,尤其柳公权“偏旁清劲可喜,更为奇妙”,如能避其”俗浊”不是很完美的么?就这段文字看颜柳二家宋代以来”数百年间,人争效之”,而米亨《海岳名言》则谓:”柳公权师欧,不及远甚,而为丑怪恶札之祖,自柳世始有俗书”。”颜鲁公行书可教,真便入俗品”。可知人各有见,是不能以管窥定全貌的。
草书
原文
草书之体,如人坐卧行立、揖逊忿争1 、乘舟跃马、歌舞僻踊2 一切变态,非苟然者。又一字之体,率有多变,有起有应,如此起者,当如此应,各有义理。右军书 “羲之”字、“当”字、“得”字、”慰”字最多,多至数十字,无有同者,而未尝不同也,可谓“所欲不逾矩”3 矣。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4 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学诸家,则字有工拙,笔多失误,当连者反断,当断者反续,不识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笔赋形,失误颠错,反为新奇。自大令5 以来,已如此矣,况令世哉!然而襟韵不高,记忆虽多,莫湔尘俗。若风神萧散,下笔便当过人。自唐以前,多是独草,不过两字属连。累数十字而不断,号曰”连绵、游丝”6 ,此虽出于古人,不足为奇,更成大病。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其相连处,特是引带7 。尝考其字,是点画处皆重,非点画处偶相引带,其笔皆轻。虽复变化多端,而未尝乱其法度。张颠、怀素8 ,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此法。近代山谷老人9 ,自谓:”得长沙三昧”,草书之法,至是又一变矣。流至于今,不可复观。唐太宗11云:“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恶无骨也。大抵用笔有缓有急,有有锋,有无锋,有承接上文,有牵引下字,乍徐还疾,忽往复收。缓以效古,急以出奇;有锋以耀其精神,无锋以含其气味;横斜曲直,钩环盘纡,皆以势为主。然不欲相带,带则近俗;横画不欲太长,长则转换迟,直画不欲太多,多则神痴。以捺代,以发代 ,亦以捺代,惟撇则间用之。意尽则用悬针12,意未尽须再生笔意,不若用垂露13耳。
注释
1 揖逊忿争:谦让,愤怒争执。
2擗踊:引申为跳跃,顿足。
3所欲不逾矩:见《论语》:”七十吾从心所欲,不逾矩。”言心中所想,都不会超越法度。
4 张芝(?-约192):东汉书法家。字伯英,敦煌酒泉属甘肃人。自幼勤学好书,善章草。后脱去旧习,省减章草点画波磔,打破章草字字分离的规则,创为“今草”。皇象(生卒年不详):三国吴书法家。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扬州西南)人,官至侍中。自幼喜书,师法杜度,得其妙韵。擅长篆、八分、章草各书体,以章草为最。笔势沉着,纵横自如,可谓登峰造极。古有”实而不朴,文而不华”之赞誉。索靖(239-303)西晋书法家。字幼安。西晋敦煌人。惠对,进封安乐亭侯。善章草,书出于韦诞,骨势峻险,传张芝章法而变其行迹,自誉字势为”银钩虿尾”,极富有笔力。前人评其书为”精熟至极,索不及张;妙有余姿,张不及索。”著有《草书状》,备述草书体势,学者多崇尚。
5 大令,指王献之。
6 连绵、游丝:连绵,是草书的技法,指一笔环写数字,连绵勾牵而不断的一种草书。游丝,也是草书的技法,指一种字画纤细如游丝、连绵环绕的草书。
7 引带:与连绵游丝同。
8 张颠、怀素,张颠,即张旭(658—747),唐书法家。字伯高。苏州吴(今江苏苏州)人,初为常熟尉,官至金吾长史,人称”张长史”。精楷书,草书最为知名。起伏跌宕,连绵回绕,别具一格。相传他往往在大醉后,呼叫狂走,然后下笔。或以头濡墨而书,醒后自看,以为神助,不可复得,世称”张颠”。有墨迹《草书古诗四帖》怀素(725785):唐书法家。字藏真,僧人,俗姓钱,长沙人。酷好笔墨,尤善草书,以“狂草”著名。前人评其狂草继承张旭的草书并有发展,故称“以狂继颠”,在历史上和张旭并称“颠张狂素”。
9 山谷老人:即黄庭坚(1046—1105),北宋书法家。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称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年间进士,历官校书郎、秘书丞、吏部员外郎。一生以学问、又章著称于世,尤其工书法。初以周越为师,后取法张旭及怀素,作书不为规矩所束缚,以侧取险,纵横奇岖,自成风格。为“宋四家”之一晚得苏舜元笔法而与苏轼齐名,并称”苏黄”。书迹有《华严疏》《松风阁诗》等。
10长沙三昧:长沙,指怀素,他是湖南长沙人。山谷晚年学怀素,得其三昧。三昧:佛教用语,意思是使心神平静,杂念止息,是佛教重要修行方法之一借指事物的诀窍。
11唐太 宗( 5 9 9—6 7 9):姓李,名世民,陇西成纪,今甘肃人,唐高祖李渊次子。在位期间,锐意图治,长于书法,工行、草、飞白书,尤喜王羲之书,广收二王真迹,善临古帖,得二王法,殆于逼真。
12悬针:指竖画的一种表现形式。也称”垂针”。写竖画时,行笔到尽头,不做顿笔回锋,把势蓄足,又提笔轻收,出锋如针悬而尖直,所以叫”悬针”。
13垂露:是竖画的一种表现形式。写竖画时,行笔至尽头,略顿笔,而后沿左侧逆上,回锋收笔,其状如露珠欲滴,故叫”垂露”。
译意
草书的形体,宛如人的坐卧行立,揖让纷争,乘船骑马,歌舞跳跃似的,一切生活变化情景,都反映在草书形体之中,难道是偶然的吗?再说,一个草字的形体,常常有很多变化。运笔有起有应,怎样起笔,怎样应笔,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王羲之书写“羲之”字、“当”字、“得”字、“深”字,“慰”字最多,有的多到数十字,形体没有相同的,从其韵味来看,终究没有不同的。可以说,王羲之的字,无论怎样想,怎样写,都不会超越法度。大概学草书,应当先取张芝、皇象,索靖等人的章草来临摹、学习,就会使字的结构安排,达到平正,去下笔书写,就会有根基。然后摹仿王羲之,增加一些变化,溶合一些奇妙的风韵。如果广泛学习诸家法帖、墨迹,而不加选择,但是工拙不同,也许存在着失误,该连的地方却不连,当断的地方反而连续,有时不知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运笔,任笔锋写成形体,以致于产生失误,颠倒错乱,这是不应该的。可是,有人却认为这是新奇,是不妥的。自从王献之以后,已经出现了这类的情形,何况现在呢。人品也很重要,如果襟怀风韵不高,即使记忆虽多,也洗刷不去尘俗之态。倘若人品高尚,情怀疏朗,挥毫作书,定有过人之处。
从书法历史来看,在唐代以前,所作草书,字字独立,可以称之为”独草”,最多不过两个字相连属。至于所谓”一笔书”,乃把数十字牵连在一起,美其名曰:”连绵游丝”,这种运笔方法,虽然出自古人,是不足为奇的。由于数十字牵连在一起,容易含混不清,疑似难分,更会形成大的毛病。古人作草书,如同今人作楷书,也是一笔不苟,十分认真,其相连之处,特别是牵丝映带之处,更是炉火纯青。我曾经考察所写的字,凡是点画之处,用笔都重;非点画之处,偶然牵丝萦,用笔都轻。虽然变化莫测,不曾紊乱书写的规律法度。著名草书名家张旭、怀素,最为狂放,但其草书,仍然使用此法。近世黄庭坚老人,自己衡量说,”在草书研习方面,得到了长沙怀素的真传”。所以草书的运笔方法,又出一次变化。流传到现在,不可能再看到了。唐太宗说过:“作出的草书行行字如春蚓崇绕着,字字若秋蛇缠绕着。”这是对柔媚无骨的厌恶。大概用笔,有时缓慢,有时迅速,有时有锋,有时无锋,有的承接上文,有的牵引下字。运笔,忽慢忽快,忽往复收。放慢是为了仿古,加快则是为了出奇;露锋是为了显示其精神,藏锋是为了涵融其韵味。无论草字的横斜曲直,钩环萦绕,都是以取势为主。然不要互相牵连,若牵连过多,那就粗俗,面目可惜了。凡写草字,横画不要太长,长了转换就慢;直画不要太多,多了显得神态发呆。以捺(长点,如“之”字)代捺,以发捺代走,走也用捺(长点)代替它。惟撇就偶然用它。笔意尽时可用悬针,如笔意未尽而要再生新意,那就不若用垂露为妙。
解说
草书变化多,是尽人皆知的,但有人以为草书比真书容易写,这是浅见。正唯变化多,才不容易掌握,而掌握的程度又有精粗的不同。可以说草书的书写,似易实难,而写好草书就更难了。姜夔说: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古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这里提到的是要从章草学起,要”下笔有源”。为什么要下笔有源?无非是为了避免错误,今人习草书多是”泛学诸家”,”笔多失误,当连者反断,当断者反续,不识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笔赋形,失误颠错,反为新奇,”可谓切中时弊的批评。
今世习草书者,皆以张旭,怀素为法;又以为人称”张颠、醉素”必然不拘法则,殊不知,张旭、怀素规矩最号野逸,而不失法度。大概古人作草,如今人作真,何尝苟且。虽复变化多端,未尝乱其法度。相传张芝曾有”匆匆不暇草书”一语,引起后人争论。我们以为草书既比真书为难,当然不是匆忙之间所能写好的;以其法度森严,必然一笔不苟,方可取以示人,非如一般以为可潦草从事,不像真书需要笔画清晰,因此可以胡乱去写,即令出乎规矩,也没什么关系。这是错误的看法,要不得的。也可以说,他们不懂得什么叫草书,传说有这么一个笑话:北京大观年间,丞相张商英好用草书,而不讲求法度。一天,他忽然得意,急忙用草书录出,回头让他侄儿再为缮写一遍。他侄子抄写时,有不认得的字拿去问他,张商英辨认许久,竟然自己也认不出了,只得回说:”你为何不早问我,以致使我也忘记了。”这就是由于不按法度写草字的笑话。平日也有些写草字的朋友,拿他们写的草字给我看,从表面看是很可观的,但逐一分析,有些字在行间还能顺着文字认出来,如果把上下文隔开,只把个别的字让写的人去认,他也认不得了,这和张商英一样,都是犯了不合法度的毛病。
用笔1
原文
用笔如折钗股,如屋漏痕,如锥画沙,如壁坼,此皆后人之论。折钗股2 欲其曲折圆而有力;屋漏痕欲其横直匀而藏锋,锥画沙欲其无起止之迹;壁拆者,欲其无布置之巧。然皆不必若是,笔正则锋藏,笔偃则锋出,一起一倒,一晦一明,而神奇出焉。常欲锋在画中,则左右皆无病矣。故一点一画,皆有三转;一波一拂,皆有三折;一撇又有数样。一点者欲与画相应两点者欲自相应;三点者必有一点起,一点带,一点应;四点者一起、两带、一应。《笔阵图》3 云:”若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便不是书。”如口,当行草时,尤宜氓其棱角,以宽闲圆美为佳。”心正则笔正,意在笔前,字居心后”,皆名言也。故不得中行,与其工也宁拙,与其弱也宁劲,与其钝也宁速。然极须淘洗俗姿,则妙处自见矣。大抵要执之欲紧,运之欲活,不可以指运笔,当以腕运笔4 。执之在手,手不主运;运之在腕,腕不主执。又作字者,亦须略考篆文,须知点画来历先后,如”左”、”右”之不同,”刺”、”“之相异,“王”之与”玉”,“示”之与”衣”,以至”奉””秦”、”泰”、“春”,形同体殊,得其源本,斯不浮矣。孙过庭有执、使、转、用之法:执为长短浅深6 ,使为纵横牵掣7 ,转为钩环盘纤8 ,用为点画向背9 ,岂苟然10哉!
注释
1 用笔:指正确使用毛笔,使笔锋在纸上,完成各种符合笔法要求的点划,也叫”运笔”。包括起笔、行笔、收笔三个连续过程,是书法中最重要的基本功。
2 折钗股:指钗股曲折后的形状。形容用笔的深刻有力。清代朱履贞《书法捷要》中说:”折钗股者,如钗股之折,谓转角圆劲力均。”屋漏痕:指房屋漏雨在壁上显现的痕迹。传为颜真卿悟得书法真谛所言,形容书艺的自然高妙。其行笔特点是手腕微微迟缓,顿挫行笔,犹如屋漏之雨痕婉蜒而下。锥画沙:画沙,是说锥锋画入沙里,沙形两边凸起,中间凹成一线。形容书法中锋之妙。壁坼:指壁裂开后的纹路,形容笔划自然清新,用笔端正,字有丝牵处,如新泥壁拆缝,无布置之巧,天然清竣。朱氏云:“壁坼者,壁上诉裂处,有天然清竣之致。
3《笔阵图》:传为卫夫人所撰。一卷。专论用笔之法,影响颇广,历来书论家多奉为圭臬。
4 以腕运笔:是指依靠腕部运笔的技法。手指、主管执笔,手腕、主管运笔,指腕各司其职,配合得当,方能用笔。运腕方法很多,有枕腕、提腕、覆腕、悬腕、回腕等。
5 执使转用:唐书法理论家孙过庭所著《书谱》中有执使转用之法,这四种方法,包括执笔运腕以及结构的全部书法技巧。
6 长短浅深:指执笔的高低。大字执笔高,小字执笔低。高则飘浮灵活宜于行草,低则实稳得力宜于楷隶。要在指实掌虚为尚。
7 纵横牵掣:指使笔书写横竖撇捺之类。牵掣,牵之使前,掣之使后。如一横画,先引笔向左,然后掣笔向右,至住笔时再回锋向左收笔,所谓三折法者皆属此类。
8 钩钚盘纡:指运笔圆转,于钩钚处皆应不出方折之谓。钚,同环,谓盘纡、回环。
9 点画向背:指字体结构上的笔法。点画的配合有向有背。《欧阳询书体三十六条结构法》,有向背一条云:”左右之势也。向内者向也,向外者背也。一内一外者助也,不内不外者并也。如“好”字为向,“北”字为背,“腿”字助右,“剔”字助左,“贻”“棘”之字并立。”皆须点画互为映衬。
10苟然:偶然。随便那样。
译意
一般行笔时,要讲究用笔的方法,古代书法家提倡笔划要像“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和”壁坼”。这都是后来书法家的一套理论。所谓”折钗股”就是形容笔划的曲折和深刻,沉实有力而不浮滑,转弯有韧劲,如叙股的曲折体圆,所谓“屋漏痕”,形象地比喻直横划力匀而藏锋,无起止的痕迹,所谓“锥画沙”者,指笔锋端正,如用锥画于沙中,体现中锋、藏锋之妙;所谓”壁坼”,指运笔神妙,看不出故意布置而自然有致。但是,书法是在不断变化之中,也不只受上述四个方面的限制。在挥毫时,只要执笔端正,就能做到藏锋,如果执笔稍偏,笔锋便会显露,运笔一起一落,一轻一重;用力有明有暗,有缓有快,都会产生奇妙的效果。作书要求中锋行笔,无论或左或右,均须力求不出败笔。因此,书写一点一划,毫尖须有三转,书写一撇一捺,毫尖须有三折。写一个撇,会有几种字样;写一个点,就要与一划相应;写两个点,就要彼此相应,写三个点,就要一点起始,二点萦带,三点照应;写四个点,就要一点起始,两点萦带,后一点照应。《笔阵图》云:”如果写一个字,点划都平直相似,过于呆板,宛如算盘子,便不是好的书法。”例如写口,当写行、草书时,尤应去掉棱角,以呈现宽闲、圆美的风韵为优。“心正则笔正”,”意在笔先”、”字居心后”,皆书家名言。因此,学习书法,须知取法乎上,仅得乎中,虽仅达到中等程度,但与其求工,不如求拙,与其纤弱,不如坚劲;与其迟钝,不如快速。这些在临池时都应掌握分寸,但须摒除庸俗姿态,字的神韵,便会显现出来。对于执笔之法,大概首先要指实,执笔时五指一齐用力,握紧笔管,其次要求掌虚,掌虽空而力在指上,方能运用自如。但是,在书写过程中,还要重视运腕,执笔在手,手不承担运笔;运笔在腕,而腕不承担执笔。手和腕应有明显的分工。又作书的人,须有一定的书法知识,必须研究一下篆文,知道由篆到隶的变化情况,点划的来历,先后有什么差别。如”左”、”右”二字的不同,”刺”、””二字的各异。又如”王”和”玉”,“示”和“衣”,以至奉j、[秦]“泰]、春”,字形大致相同,而结构笔划亦有不同之处,知道中国文字变化的本源,这才算有书法史的知识而不感到肤浅了。唐人孙过庭曾在《书谱》中提出过”执”、“使”、”转”、”用”之法:所谓”执”,是指执笔的位置和距离纸面高低;所谓”使”,是指使笔的基本特点,表现横竖撇捺上;所谓”转”是指运笔圆转,于钩环处能够不露锋芒,所谓”用”,是指用笔在字的间架结构上能够让点划搭配合适。把这四种方法,汇通起来,综合运用,是有理论根据的,难道是偶然的吗?
解说
草书用笔似乎与真书没有什么不同,而姜夔却分别为之说明,而且更为详尽,为什么呢?所以有的书把前一段《真书》后的用笔,改为”结体”,所以我们读古人书,往往误解,都缘不知作者用意所指,如本文所说”折钗股、屋漏痕、锥画沙,壁拆”几个典故,按出处都是由怀素学草书说起的,所以姜夔一并在这里提出来加以解释,这是有原因的。可见真书的用笔简单而草书的用笔复杂,所以如此。但姜夔在对这几句话解释之后,却又说“然皆不必若是”而另外提出一些见解,在这里使我们了解到古人所说,皆是他们个人的经验体会,由于每个人的理解和在实际上验证有所不同,而效果就因之而异了。正如陆游的诗所说:”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成,从知此事在躬行”,看来非亲身实践,是不能得到真知的。
在这段文字中提到”意在笔前,字居心后”一语,认为是名言。可有的人认为挥毫作字,尤其写草率,如怀素自叙所云:”忽然绝叫三五声,满壁纵横千万字”。又”驰毫骤墨列奔驷,满座失声看不及”,都以疾速为事,还谈得上”意在笔前”么?不知胸无成竹,不能画竹,意中无字,焉能写字。写草书更应注意这一点上,不然真如唐太宗所云: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馆秋蛇”了。至于运指运腕之说,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但大体也是主张运腕的多,尤其写大字,指不如腕有力,这是很明显的道理。
最后提到”作字者亦须略考篆文,须知点画来历先后”,这有关文字学的修养,尤为学书者所当注意,有人认为照帖写字,总不会错的,不知帖上的字也有不正确、不规范的,所以,学习书法不能不研究文字源流,”草不离真”,真书要规范,草书更要讲求规范,不然东涂西沫,既没有实用价值,更谈不上艺术表现了。总之,不能轻视书法,尤其不能轻视草书。*草决歌*云:”草圣最为难”,别的书法不能称圣,独然草书称为草圣,杜甫《饮中八仙诗》有”张旭三杯草圣传”,诚以草书入神化之境,可以超凡入圣的缘故,岂是 一般人所能轻于企及的么?
墨
原文 凡作楷,墨欲干,然不可太燥。行草则燥润相杂,以润取妍,以燥取险。墨浓则笔滞,燥则笔枯,亦不可不知也。笔欲锋长劲而圆;长则含墨,可以取运动;劲则刚而有力,圆则妍美。予尝评世有三物,用不同而理相似;良弓引之则缓来,舍之则急往,世俗谓之揭箭1 ;好刀按之则曲,舍之则劲直如初,世俗谓之回性2;笔锋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后,已曲不复挺,又安能如人意邪?故长而不劲,不如弗长;劲而不圆,不如弗劲。纸笔墨,皆书法之助也。注释 1 揭箭:拉弓放箭。 2回性:恢复原来的本性、模样。择意 一般作楷书,墨色要求干些,但不可太干燥。写行、草书,则要求干笔和润笔交相使用。以润笔增强字的妍媚,以干笔增强字的险劲。如果墨太浓,则笔运不动,有点板滞,如果墨太干,则笔稍燥浮,形成干枯。这一点不可不知道。对于笔的选择,要注意到,锋长、毫尖劲而有力。锋长含墨就多,便于挥毫运笔;笔尖劲挺,就刚健有力;笔身圆满,写出的字就会艳丽多姿。我曾经评说社会上有三件东西,它们的作用虽不相同,可是能够体会到相同的道理:就拿一张好弓来说,在拉弓的时候,要缓缓的用力才能逐渐开张,如果合弓时,就一下子松开,弓就马上合拢了。民间把这叫做”揭箭”;再拿宝刀来说,如果按它一下,就会弯曲,如果松开,刀就会很快复原,和当初一样。民间把这叫做”回性”,对于运用笔锋,也要这样有”回性”,如果刚刚写出一笔,笔锋就已弯曲,不能恢复挺直,怎么能够顺从人的意旨呢?因此,如果笔锋长而没有弹性,还不如不长,如果有弹性而不圆满,倒不如没有弹性。所以,纸、笔和墨,对于练好书法,会起到帮助作用。解说 这一节谈墨也谈笔,笔墨是相连的,墨无笔不能染纸,笔无墨何以写字。此谓真书与行草的燥润程度不同,也看纸的性质而定,在书写以前要调墨试纸,使之适度,然后书写自然,可以适应了。在过去是用砚磨墨,现在多用墨汁,墨汁的浓度不同,也要加以调合再用,这是书家所尽知的。至于笔锋要长些,圆劲有力,正如作者所云,无可非议。古人谓笔有四德,就是尖、圆、齐、健。尖是在把笔毫聚拢时,它的锋端是尖锐的;圆是指笔头饱满,成圆锥状;齐是指将笔头散开看,它的锋端是平齐的,健是指笔锋有弹性,提按皆能自如,有弹力。这与制笔人的选材有关,明人屠隆《考盘余事.笔笺》说:”制笔之法,以尖、齐、圆、健为四德,毫坚则尖,毫多则色紫而齐,用帖衬得法则毫束而圆,用以纯毫,附以香狸(鼬的一种),角水得法,则用久而健”,正如作者所评三物:良弓,好刀、健笔。笔健则刚劲有力,足为书家之一助。行书原文 尝夷考魏、晋行书,自有一体,与草书不同。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已。草出于章,行出于真,虽曰行书,各有定体。纵复晋代诸贤,亦不相远。《兰亭记》及右军诸帖2 第一,谢安石、大今诸帖3 决之;颜、柳、苏、米4 亦后世之可观者。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所贵乎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姿态各具5 ,真有真之态度,行有行之态度,草有草之态度,必须博学,可以兼通6 。注释 1 尝夷考:尝,曾经;夷,语助词,无意义。考,研究考查。 2《兰亭记》:即《兰亭序》。右军诸帖,王羲之法帖甚多,除《兰亭序》外,最有名的有《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及《十七帖》等。 3谢安石、大令诸帖:谢安石,即谢安(320385),陈郡夏阳(今河南太康)人。字安石,以战功卓著,进拜太保,卒增太傅,封庐陵郡公,谥文靖。擅行、隶书。传世书迹有《近问帖》、《善护帖》《中郎帖》等。大令,即王献之(344386),王之第七子。工书法,以行草擅名,传世书迹有《洛神赋十三行》《中秋帖》、《鸭头丸帖》等。 4 颜、柳、苏、米:即颜真卿、柳公权、苏轼、米蒂。颜有《郭氏家庙碑》、《颜礼勤碑》、《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争坐位帖》、《祭侄文稿》等,柳有《大达法师玄秘塔碑》《神策军纪圣德碑》、《兰亭帖》等,苏有《赤壁赋》、《黄州寒食诗帖》、《墨妙亭记》、《行书归去来辞》等。米有《溪诗卷》、《蜀素帖》、《虹县诗卷》、《多景楼诗帖》等。 5 风神洒落,姿态备具:指书法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精神、风采。南齐王僧虔在《笔意赞》中说:”书之妙道,神采为上,形质次之,兼之者方可绍于古人。”书法达到神采奕奕的境地是不容易的,只有技艺纯熟,方能达到得心应手,出神入化的地步。 6 博学、兼通:此言继承、发展的关系,在博习的基础上,而兼通诸位,方能运以己意,加以融会贯通,终于形成自己的风格。译意 我曾经研究魏晋的行书,它自成一体,笔法和草书是大不相同的。大体来看,接近楷书,以便于挥毫书写罢了。草书出于章草,行书出于楷书,无论真、行、草书,各有其固定的体制。统观晋代各名家书法,风格神韵都很接近。《兰亭序》和右军诸帖当为第一;谢安石、王献之诸帖当为第二,颜真卿、柳公权、苏东坡、米襄阳,也是后世值得观赏研习的。学好书法,大概以笔法老练为贵,切记运笔不要失误,才能够卷面洒落生辉。行书要有流动之美,要求达到浓纤相间,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呈现出生动的姿态:也就是说,楷书有楷书的姿态,行书有行书的姿态,草书有草书的姿态。作为一个书法爱好者,必须博采众长,潜心学习,才能兼通各种书体的奥秘。解说 行书相传创始于东汉末年刘德升,其后钟繇、胡昭曾师其法,其实行书并无定体,近于真的叫真行或行楷,近于草的叫行草。大体是真书少为放纵,不拘于真书的整齐方正而已。到了晋代王羲之的《兰亭序》出,遂为定则,因此后也习行书的人,皆以《兰亭亭》为宗了。在这段文章里,姜夔说,行书”大率变真,以便于挥运而已”,”大要以笔老为贵,少有失误,亦可辉映”。似乎比之草书为宽放些,但行书正唯无有一定局限,所以写好亦大不易,难能做到”纤间出,血脉相连,筋骨老健,风神洒落。”可见任何一种字体,若要作到一定的高度,都非一朝一夕之功。临摹原文 摹书最易,唐太宗云:”卧王 1于纸中,坐徐偃 2于笔下”,亦可以嗤萧子云3 。唯初学书者,不得不摹,亦以节度其手,易于成就。皆须是古人名笔,置之几案,悬之座右,朝夕谛观,思其用笔之理,然后可以摹临4 。其次双钩蜡本5 ,须精意摹拓,乃不失位置之美耳。 临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临书易进,摹书易忘,经意与不经意也。 夫临摹之际,毫发失真,则神情顿异,所贵详谨。世所有《兰亭》6何啻 数百本,而定武7 为最佳。然定武本有数样,今取诸本参之,其位置、长短、大小,无不一同,而肥瘠、刚柔、工拙要妙之处,如人之面,无有同者。以此知定武虽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风神矣。字书全以风神超迈为主,刻之金石,其可苟哉!双钩之法,须得墨晕不出字外,或廓填其内,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体。虽然,尤贵于瘦,使工人刻之,又从而刮治之,则瘦者亦变为肥矣。或六双钩时须倒置之,则亦无容私意于其间。诚使下本明,上纸薄,倒钩何害?若下本晦,上纸厚,却须能书者为之,发其笔意可也。夫锋芒圭角8 ,字之精神,大抵双钧多失,此又须朱其背时,稍致意焉。注释 1 王 :晋代书法家,字仲祖,太原人,善草隶。 2 徐偃:疑为徐僧权,南朝梁书法家,东海人,以善书知名。或疑为徐偃王。 3萧子云(486—548):南朝齐书法家,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官至侍中,国子祭酒,人称”萧祭酒”。工书法,行、草、隶、篆、飞白诸体皆精,为世楷法,善效钟繇、王羲之而微变字体,意趣飘然。 4 摹临:学书习字的方法,但临和摹却是两回事。临,是面对碑帖,对其大小形势而仿写,以便于掌握笔划形态,摹,则是用纸蒙在碑帖描习,随笔影走,容易学习字体结构的安排布置。统称”临摹”。 5 双钩蜡本.以透明的薄蜡纸蒙在碑帖上,依照帖字的轮廓,勾描出字来,再逐笔填满。 6 《兰亭》又名《兰亭集序》《楔序》、《楔帖》,行书。东晋穆帝、永和九年(公元 353年)三月三日,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人,在山阴(今浙江绍兴)兰亭”修楔”时,每人作诗一首,汇成诗集,王之挥毫作序。草稿为行书,既成后,几次誊写,均不及稿本。为王之生平得意之杰作。书法沉厚静穆,道媚劲健,梁武帝肖衍《古今书人优劣评》云:”字势雄强,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阁。”唐太宗李世民甚爱此帖,推为王书第一,玩赏一生,最后殉葬昭陵。 7定武:出于欧阳率更。定武本有二:瘦本、肥本,以宋仲温所藏《定武兰亭》肥本为佳。 8 圭角:即圭玉的棱角,借指字的棱角,亦指锋芒。又称“芒角”。译意 写草书是最容易的。唐太宗说:”临摹的方法,就是把王的字放在纸下面,或是把徐堰的字作仿影,用笔去描摹。”这样就可以嘲笑南朝齐书法家萧子云。当然,只要在书法上,下过功夫,不能永远临摹下去,要能创造出自己的风格;唯有在初学阶段,不得不对名家墨迹、法帖进行临摹,这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只有进行临摹,才能使手腕受到节制调度,容易取得成就。倘若在临摹上下功夫,要选取古代著名书法家的墨迹、法帖,或放在桌上,或挂在座旁,早晨晚上都要仔细审视,思考运笔的规律,然后就可以着手临摹。这是”谛视临摹法”;此外,还有”双钩临摹法”:就是用蜡纸蒙在碑帖、墨迹上,先用笔钩出轮廓,然后逐字填满,这种方法,不仅可以体现字的精神,同时也不会丢掉字的结构之美。 至于临书,很容易丢掉原来的结构位置,却能学到运用自如的笔意,摹书,很容易学到原来的结构位置,但却往往学不到运用自如的笔意。一般来说,临书虽然艰难些,但容易进步;摹书虽然容易些,但容易遗忘。因为临书要开动脑筋,摹书则依样画葫芦,也是收效不同的。 在进行临摹的过程中,如果有一丝一毫的失真,那么,所写出的字,精神意态就顿觉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对于临摹决不能粗心大意,要小心从事,必须仔细谨慎才好。社会上流行的《兰亭序》传本,何止数百种,其中以定武本《兰亭》为最好。可是定武本也有数种,字样各有差异。现在把许多传本都拿来比较一番,它的位置、长短、大小,没有不相同的,但是,字的肥瘦,笔划的刚柔、以及工拙要妙之处,宛如人的面貌,没有相同的。因此,可以知道定武本虽系石刻,又未必能得到右军真迹的风貌和神韵。 无论碑帖也好,或墨迹也好,都要以风貌飘逸、神韵淳厚为最高准绳。如果刻在金石之上,更不能粗心大意,草率从事。双钩的方法,须用墨填充其中,但墨痕不能溢出字外。填充的方法,从正面填充也可,从背面用朱墨填充亦可,都要求肥瘦适宜,和原来字形一致。但是,填充的墨迹,不要求肥,而以瘦为贵,这是应当特别注意的。如果钩出的字,使工人刻在石上,又要用凿子刻出来,虽然原来的笔划较瘦,也会在翻刻之后变成肥的了。 有人说,双钩出来的字幅要倒着放,这样,就会更客观一些,不会融入主观意图。在进行双钩的时候,如果下边的原本字迹明朗清楚,上边的纸非常薄,即使倒着双钩,也没有什么妨碍,如果下边的原本字迹昏暗模糊,上面的纸非常厚,这就需要擅长书法的人进行双钩,才能充分发挥出原书的笔意来。 关于字的棱角锋芒,这是字的精神所在,不容疏忽的。一般来说,双构多不能表现字的精神韵味,所以在用朱墨描其背面时,要稍为在字的精神韵味上多多留心。解说 学习书法都要经过临摹,在这段文字里把临与摹的作用和利弊分别作了说明,还是很扼要的。文中引用唐太宗的话说:“卧王于纸中,坐徐偃于笔下,亦可以嗤萧子云”,往日读《王羲之传论》时,对此曾致疑问,为什么嗤萧子云以王、徐偃为喻,似乎不类。今姜夔以此二语解释临摹之作用,即是说萧子云的书法无创造性,只是从临摹得来,没有什么价值可言,而王、徐偃,无非借谐音的”蒙、掩”二字而已,也就是说当你摹帖的时候,都是用薄纸蒙罩掩盖在范本的笔划上去用笔描写,这样写只能得到字的形式,不能得到字的神彩,所以,唐太宗说他”仅得成书,无丈夫之气”,言其不能独立的意思,这就可以得解了。 至于”双钩蜡本”,那是唐人复制墨迹的方法,不是学习书法的途径,也不在临摹之内,唐人为了把名人墨迹不失原样地复制出来,想了种种方法,那时无透明的薄纸,想要能透明就用蜡涂到薄纸上,再把它展平了,蒙在范本上就比较可以看清纸下的范字,然后用细毫的笔在每个字的笔画外围描摹下来,待双钩完毕,再用墨或朱色填充字的笔画,叫做廓填,廓即用的双钩,填即填充笔画的内含。但有时用双钩的人,不能忠实于原来的范本,往往以私意长短粗细,所以,作者说:”或云双钩时须倒置之,则亦无容私意于其间。”就是防止这种毛病的意思。今世传世的《兰亭序》,多是唐代双钩原帖的传本。有人以为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所写皆不如冯承素,不知虞欧等人所写为临本,冯承喜乃为摹本,此所谓”临本书易失古人位置,而多得古人笔意,摹书易得古人位置,而多失古人笔意”的原因。但今之虞欧等人临本,又为反复转刻,又失去原本之真面目,二者皆去原本真貌,而冯承素却差胜一筹者以此。方圆原文 方圆1 者,真草之体用。真贵方,划贵圆。方者参之以圆,圆者参之以方,斯为妙矣。然而方圆、曲直,不可显露,直须涵泳一出于自然。如草书尤忌横直分明,横直多则字有积薪束苇2 之状,而无萧散之气。时参出之,斯为妙矣。注释 1 方圆:是用笔的表现形式。笔画的直笔有棱角,收笔、转变处成方形的部分,都可成为方笔,又称”外拓笔”。凡笔划的起笔、收笔、转变处不出棱角的部分都是圆笔,又称”内笔”。 2 积薪束苇:形容把柴草捆起来堆积在一起。这里引申为笔划横直太多,有些杂乱。择意 用笔的表现形式,有方笔、圆笔之分。方圆的表现形式,在楷书和草书得到具体的运用。楷书以方笔为贵,草书以圆笔为贵。如果在使用方笔时参以圆笔,或在使用圆笔时参以方笔,相互交相使用,会使书法取得更为神奇的效果。可是运笔的方圆曲直,是不可以赤裸裸显露的。还要注意藏锋,含蓄浑厚,完全出于自然。譬如草书,尤其不可横直分明,如果横划、直划太多,所写出的字仿佛积薪束苇的形状,却没潇洒悠闲的气韵。对用笔表现形式,在挥毫过程中能够酌为参考,就能领会书法奥妙之所在。解说 此段所谓方圆,乃论用笔之法。分言之,方为正直,圆谓宛转,其源出于篆隶,元郑杓《衍极》说:”籀、隶与篆同笔意欤”?刘有定注云:”篆贵圆,隶贵方,八法不同,而六书则同。篆用直,分(隶)用仄(侧),用笔有异,而执笔无异。”这是说用笔有方有圆各从篆隶来的,篆笔圆转,隶笔方折。至云八法不同,八法是真书的用笔法,其中兼有方圆,而六书是《说文解字》,是说文字的制作,如象形、指事之类,当然无不同了。在书法上说,书体不同,用笔自异,尤其是由篆转隶,自然用笔有异了。据刘有定的见解,用笔直下,则锋尝在中,欲侧笔,则微侧其锋,而书体自然方矣。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缀法》第二十一中说:”书法之妙,全在运笔,赅举其要,尽千方圆,操纵极熟,自有巧妙。方用顿笔,圆用提笔,提笔中含,顿笔外拓,中含者浑劲,外拓者雄强,中含者篆之法也。外拓者隶之法也。提笔婉而通,顿笔精而密,圆笔者萧散超逸,方笔者凝整沉着,提则筋劲,顿则血融,圆则用抽,方则用洁(提也)。圆笔使转用提,而以顿挫出之,方笔使转用顿,而以提洁出之。圆笔用绞,方笔用翻,圆笔不绞则痿,方笔不翻则滞。圆笔出以险,则得劲;方笔出以颇,则得骏。提笔如游丝袅空,顿笔如狮狻蹲地。妙处在方圆并用,不方不圆,亦方亦圆,或体方而用圆,或用方而体圆,或笔方而章法圆,神而明之,在乎其人矣”。这一段话,可与本文参证。最后谈到草书,尤以圆笔为贵。草书贵在萧散,如横直多时,即方笔纵横,则有积薪、束之状,就失草书之美了。向背原文 向背1 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相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各有情理,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2注释 1 向背:指字的笔划形态变化关系的处理。相向,指左右相迎之字,字体结构左右两部分的精神向内汇集;或指左右背靠的字,字体结构的两部分精神左右顾盼。笔划有向背,偏旁有向背,要做到向不妨碍,背不脱离,各有体势,向背得直。 2 独步:清乾隆帝称王羲之字体为千古妙迹,古来楷法之精,未有与之匹者。故为古今独步。独步,谓只有他达到这种境地,别人都没有达到。译意 字的笔划向背,犹如人的顾盼指画。有的笔划,是相揖相向;有的笔划,是相对相背。从字的形态变化来看,发于左边的起笔,必须和右边相呼应;发于上边的起笔,也须和下边相迎合。大概字的点、划之间,它们的结构安排,每个字都分别有它们本身的情理。按这个标准,在古代书法中寻求,只有王羲之的字,才是古今独步。解说 欧阳询书法结字有三十六法,其第五条有向背,谓:”向背左右之势也。向内者,向也,向外者,背也;一内一外者助也;不内不外者,并也,如”好”字为向,”北”字为背,”腿”字为助右,”剔”字助左,“贻””棘”之字并立。”又如”妙”字在结构上,两部分相向,”兆”字在结构上,两部分相背,凡此类之字,无论”向”或”背”均要各有体势,须相互顾盼呼应,神气贯通。再如“非”、“卯”亦为相向,“肥”、“很”亦为相背。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云:”向:“妙”、“舒”、“饬”、“好”。向者虽迎,而手足亦须迥避”,”背:“孔”、“乳”、“兆”、“非”。背者固扭,而脉络本自贯通。”姜夔说:”向背者,如人之顾盼、指画、相揖、相背。发于左者应于右,起于上者伏于下,大要点画之间,施设备有情理。”其理正复相同。至云:”求之古人,右军盖为独步”,可从《兰亭序》等王羲之墨迹中求之,大抵合体字皆可以此类推。位置原文 假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一切偏旁皆须令狭长,则右有余地矣。在右者亦然,不可太密、太巧。太密、太巧者,是唐人之病也。假如”口”字,在左者皆须与上齐,”鸣”、“呼”、”喉”、”咙”等字是也;在右者皆须与下齐,”和”、”扣”等是也。又如宀头须令覆其下,”走”、”“皆须能承其上。审量其轻重2 ,使相负荷,计其大小,使相副称为善。注释 1 位置:即安排字的点划结构。 字的笔划有繁简,结体有大小、斜正,须能安排出妥贴的位置。2 审量其轻重四句:是说字的上下左右各部分笔划有多少,形势有偏侧,为求得字的整体上的平衡、相称,有些笔划须当伸张宽展,相依相托。或左边比重大,须得向右倾斜相靠;或上偏者,须得向下倾斜相靠。只有这样,字的结构才能重心平稳,看上去才匀称得体。译意关于字的结构位置,也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立人、挑土、田、王、衣、示等偏旁,都应当写得狭长,尽量靠左,那么,右边就比较宽裕了。字的右边亦应参照此理。不可把笔划写得太密、太巧。要知道,结构太密太巧,乃是唐人书法的毛病。例如:口字旁,在左边的,皆须写得稍为靠上些,甚至取齐,呜呼、喉咙等字,是这样的;在右边的,皆须写得靠下些,甚至取齐,和、扣等字,是这样的。又如穴字头,一定让它覆盖着下边;走、等偏旁,一定让它能承托住上面。所以字的结构位置是一种艺术技法,要能够审视笔划的交插轻重,使之能互相负荷;还要考虑到大小适度,使之相副相称,达到至善至美的境地,才是最理想的书风。解说 位置是指字的笔画分布而说的。一切偏旁皆须令狭长的缘故,是为了另一边留有余地。在左边的偏旁为右边留有余地,在右的为左边留有余地,这叫互让。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有“让右”、”让左”说,让右如”晴、螟、绩、峙”,宜右耸而左手,若左边有固逊之仪;让左如”助、幼、即、却”,须左昂而右低,若右边有谦逊之象”。《欧阳询书体三十六条结构法》也有”相让”一项,其言曰:”相让者,让高就低,让宽就窄,让险就易也。然亦须有相助之意为善。就位置论,字形有上宽者,如”宁”,”市”等字,下部应收紧,以让上宽,方可相应。有下宽者,如”夫”、“太”等字,上部宜收敛,以求相称。字形有上平者,如”师”、“明”等字,左方须狭,上必求平;有下平者,如”钦”、”叔”等字,右方宽放,或较短,下必求平。字有占地步不同者,如“哲”、[曾]等字,上方笔画较繁,须让上;又“禹”、”孟j等字,下部笔画宽放,须让下。要以审情度势,使不散漫为宜。清黄自元有《间架结构九十二法》言之甚详,且有举例,可以参看。疏密。原文 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如”佳”之四横,”川”之三直,“鱼”之四点,“画”之九画,必须下笔劲净,疏密停匀为佳。当疏不疏,反成寒乞2 ,当密不密,必至形疏3 。注释 1 疏密:即指章法布局。在一幅书法作品中,对着黑处和空白处的安排和布置,做到黑白分明,疏密相间,恰到好处,给人以艺术美的感受。弘一法师说:”写字最要紧是章法,章法七分,书法三分,合成十分。” 2寒乞:寒酸气。 3 凋疏:松散不紧凑。译意 字的间架结构,要着意布置,笔划的疏朗和密集,和字的风韵有莫大关系。一般认为疏朗表现神采,密集表现老练,必须着意布置,使之疏密停匀。例如:”佳”字的四横,”川”字的三竖,“鱼”字的四点,”画”字的九画,必须下笔健劲干净,疏密适当,最为妥善。倘若对于结构安排粗心大意,当疏朗时而不疏朗,反成寒乞之象;当密集而不密集,必然显得凋零萧散,因此,对于字的结构艺术的研求不可忽略。解说 此节与上两节《向背》《位置》皆就结构而言,所谓疏密,指写字时笔画安排的宽舒与紧密,疏密得法为佳作,不得法则为恶札。姜夔说:”书以疏欲风神,密欲老气”,都是有关字体美感的。明李淳《大字结构八十四法》云:”疏排,如爪、介、川、不,疏排之撇须展,不展则寒乞孤穷”;”缜密,如继、缠,缜密之画用蹩,不蹙则流宽开放。”又云:”疏,如上、下、士、千,疏本稀排,乃用丰肥相壮”。”密、如赢、龟、密虽紧布,还宜自老安舒。”清邓石如说:”字划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气,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这在章法上,也须如此。释智果《心成颂》说”繁则减除,疏当补续,”与此不同。姜夔所云乃在字的本体而论,谓笔画布局,而智果则谓字的笔画增减。此在旧日碑贴中往往见之,如”新”字在”斤”后加一点者(斥),如“曹”字少一笔画写作,但欲体势茂美,不论其字当如何书写,这等增减笔画,自己生造,古人虽有此等作法,但在今天讲求字的规范化,则不宜沿用。风神原文 风神1 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2 。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3 ,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楷如贤士。注释 1 风神:指书法艺术的风采气韵,是书者特有的人品、书品的集中表现,也是书法艺术作品的品评标准。 2时出新意:指书法的艺术美,是通过书写,造出新结构美、流动美、线条美和韵律美。囱癯:清瘦。译意 为什么说字有风神,它必须具备以下这些条件:一要人品高尚,二要师法古人,三要纸笔俱佳,四要笔意险劲,五要技法高明,六要翰墨润泽,七要向背得宜,八要时出新意。如果能具备这些条件,那么写出的字,就非常瑰丽多姿:字体长的宛如衣冠楚楚的学者,字体短的仿佛短小精悍的伙伴;笔划瘦的如同栖居山泽的隐士,笔划粗的如豪富显贵的阔少;风格强有力的就像英勇的猛将;柔妍娇媚的像是能歌善舞的美女;姿态有时倾斜好像醉仙,有时端庄如同贤人君子。能书者任笔挥洒,都能达到书法艺术的最高境界。解说 风神本来谓人之风采,如说人的气度,风神高迈,仪容俊爽。论书法则谓字之气韵。大概字也像人一样,各有性格,表现于外者必有其内。论人在其修养,论字自然也要看写字的人了。所以姜夔说:风神者,一须人品高,二须师法古,三须笔纸佳,四须险劲,五须高明,六须润泽,七须向背得宜,八须时出新意。”就此八项而言,有几个书家能做到的,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风神,都是不够真实的。如果把这八项作为书法具有风神的条件,那就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了。孙过庭《书谱》说.”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流。”其下即言五乖五合,五合是:“神怡务闲,感惠徇知,时和气润,纸墨相发,偶然欲书,”五乖是.”心遽体留,意违势屈,风燥日炎,纸墨不称,情怠手阑”。最后则谓,乖合之际,优劣互差,……若五乖同萃,则思遏手蒙,五合交臻,则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从。这又是一种境地,也可以说是一种风采能否表现的条件。有了不同的条件,就有了不同的结果,正如姜所说:”自然长者如秀整之士,短者如精悍之徒,瘦者如山泽之癯,肥者如贵游之子,劲者如武夫,媚者如美女,欹斜如醉仙,端揩如贤士”了。根据以上所说,风神的表现如此其广,而条件又如此其难,然则如何才能达到这种目的呢?明项穆《书法雅言》中有《神化》一章似乎说到一点门径。他说:“所谓神化者,岂复有外于规矩哉?规矩入巧,乃名神化…神化也者,即无机自发,气韵生动之谓也……人之于书,形质法度,端厚和平,参互错综,玲珑飞逸,诚能如是,可以语神矣。世之论化者,徒指体势之异常,毫端之奋笔,同声而赞赏之,所识何浅陋者哉……”孟子曰:”深造、自得、左右逢源。生也、逢也、皆由不二。深造得之,是知书之欲变化也,在诚其志,不息其功,将形著明,动一以贯万,变而化焉,圣且神矣。噫,此由心悟,不可言传。字者孳也,书者心也。字虽有象,妙出无为;心虽无形,用从有主。初学条理,必有所事,因象而求意,终及通会,行所无事,得意而忘象,故曰由象识心,徇象丧心,象不可着,心不可离,未书之前,定志以伸其气;将书之际,养气以充其志。勿忘勿助,由勉入安,斯于书也,无间然矣……”。这一段话,可谓走向表现风神的道路,学书者可以反复地读读它。迟速原文 迟以取妍,速以取劲2 。先必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务速,又多失势。注释 1 迟速:用笔方法之一由于中国书法书写工具和用纸的特殊性,用笔的轻重缓急,都与书法效果有密切关系。 2迟以取妍,速以取劲:言笔法迟与速,具有强烈的对比性。用笔迟缓其效果丰厚而妍媚,用笔急速则生刚硬遒劲之神采。应依据字体结构的需要和篇章结构的需要,当急则急,当缓则缓。择意 关于书写的速度,快慢的掌握,也有一定的客观规律:运笔慢,用来取得风韵美妍,运笔快,用来取得刚劲有力。但是,在练字过程中,首先必须能够熟练,达到快速,然后再要求把速度放慢。如果平时写字速度不快,而只单纯地求慢,那来,就会无精打彩,缺乏神气;如果一味地求快,就会养成草率的习惯,缺乏工整的姿态。解说 此段论迟速的文字甚简单,而在行笔上至为重要。孙过庭《书谱》云:”至有未悟淹留,偏追劲疾,不能迅速,翻效迟重,夫劲速者,超逸之机;迟留者,赏会之致,将反其速,行臻会美之方;专溺于迟,终爽绝伦之妙。能速不速,所谓淹留;因迟就迟,讵名赏会:非夫心闲手敏,难以兼通者焉。”正是姜夔用以发论的根据。至云”迟以取媚,速以取劲”乃手熟者得之,若不精炼,迟速皆不能工,何能取媚、取劲!而”必先能速,然后为迟,若素不能速,而专事迟,则无神气;若专务速,又多失势”。皆是未能精熟之病。唐张怀《书断》说:孙过庭和王秘监是好朋友,两人都是书法家,王秘监写字过于迟缓,而孙过庭就过于急速,如果两个人能够互相折衷一些就合适了。可见迟速是习惯,而迟速各有得失,怎样才能折哀呢?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揖.缀法第二十二说:”行笔之法,十迟五急”似乎以迟为主。古人以”意在笔先”为贵,如行笔过速,势必意在笔后,卫夫人《笔阵图》云:”执笔有七种,有心急,而执笔缓者,有心缓而执笔急者,若执笔近而不能紧者,心手不齐,意后笔前者败,著执笔远而急,意前笔后者胜。”虽言执笔,而以”意前笔后者胜”似乎与康有为”十迟五急”之论,较为适宜。我们以为行笔迟速要看字中笔画以及书体而定,如真书就较草书行笔为缓,而行笔在转折处亦较一般为慢,又未可一概而论呢!笔势。原文 下笔之初,有搭锋者2 有折锋3 者,其一字之体,定于初下笔。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锋,第二、三字承上笔势,多是搭锋。若一字之间,右边多是折锋,应其左故也。又有平起4 者,如隶画;藏锋者5 如篆画。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善含蓄,兼之则妙矣。注释 1 笔势:指每一种点划依着各自特殊的形体姿势的写法。因点划在字的结构中所处位置不同,各位书家的用笔结体特点不同而有异。笔势是结体的基础,主姿态美丑,为历代书家所重视。 2 搭锋: 笔法之一。指一个字第一笔划起笔的x笔锋,承上一字最后一笔的笔锋的写法。此法行草书多用。 3 折锋:指起笔时,笔锋欲左先右,往右回左;作直划时,上下运笔也是这样:笔锋欲下先上,往下回上,使笔笔生姿。 4 平起:平锋起笔,平法,指横向用笔,写横的方法。 5 藏锋:与露锋相对称。藏锋,指笔锋藏在点划中间而不外露。古人贵藏锋,汉代书法家蔡邕在《九势》中说:”“藏锋”,点划出入之迹,欲左先右,至回左亦尔。”择意 在挥毫的开始,所运用的基本笔画,有的是”搭锋”,有的是“折锋”。一个字的形体构成,决定在下笔之初。一般书写的规律,第一个字,多是”折锋”;第二、三个字,由于承接上一个字的笔势,多用”搭锋”。如果就一个字的结构来看,右边常常用”折锋”,这是和左边照应的缘故。又有用平锋的,如隶书的笔画;有用藏锋的,如篆书的笔画。大概”折锋”、”搭锋”,显示精神蓬勃;“平锋”、“藏锋”,显示笔意含蓄,若能兼而有之则就更加奇妙了。解说 书法讲笔势由来已久,蔡邕《九势》说:”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王羲之有《笔势论十二章》,莫不言势,所谓笔势者,指每一字的笔画都有它的姿势。在用笔的时候,因其形势而用笔取势各有不同,这是由于书写人的性格和功力有所不同的缘故。又时代不同,要求各异,书体不同,用笔也有所不同,其中也有巧拙、强弱之别。清康有为《广艺舟双辑.缀法第二十一》有云:“盖书形学也,有形则有势。兵家重形势,拳法亦重形势,义固相同。得势使,则已操胜算。”可见笔势的重要。至言”搭锋”、”折锋”,则属于笔法范围,搭锋,即搭笔,指一字起笔之笔锋,承上一字最后一笔之笔锋的写法。折笔指起笔时笔锋从相反方向逆锋着纸,随即转锋行笔,使笔毫再行平铺而出,所谓逆入平出者是。所以姜夔说:凡作字,第一字多是折锋,第二、三字承上笔势,多是搭锋。若一字之间,右边多是折锋,应其左故也。”按其语意,盖谓每一字的第一笔用折锋,第二笔用搭锋,起笔用折,续笔用搭,固无所谓上下左右也。又有”平起”、”藏锋”之说,谓隶书笔画为平起,篆书笔画为藏锋。按平起指笔毫平铺纸上,四面圆足,使笔毫根根皆起作用,故隶书多用之。藏锋指笔画一端隐藏起来,不露锋芒,即笔尖逆落纸上,即欲下先上,欲右先左,然后回笔,即可使笔锋藏而不露,如圆柱头形,故篆书多用之。大抵单一不如兼备,故云”大要折搭多精神,平藏多含蓄,兼之则妙矣。”情性原文 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其说见于昌黎《送高闲序》1,孙过庭云:”一时而书,有乖有章,合则流媚,乖则雕疏 3。神怡务闲4 ,一合也;感惠询知5,二合也时 和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6 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7 ,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8 ,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注释 1 韩愈(768—824):唐代古文家,善书,曾有《送高闲上人序》,论张旭作草书取得的成果。高闲,唐代僧人,湖州乌程人,居湖州开元寺,善草书,曾师怀素,成就较高。 2 有乖有合:乖,不和谐,不顺当。合,合心顺意。 3流媚:流露出使人喜爱的美感。雕疏,凋落粗疏,拙劣。 4 神恰务闲,精神愉快,事务闲暇。蔡邕谓:”欲书先散怀抱,任情恣意,然后书之,若迫于事,虽中山兔毫不能精也。” 5 感惠徇知:为知己意气感发。如蔡襄为欧阳修书《集古录序》,即属此类。 6 纸墨相发:纸和墨都很称心,自然起到映衬作用。周密云:“王右军少年多用紫纸,中年多用麻纸,取其流丽,便于行笔。蔡中郎非流纨丰素,不妄下笔。”当即此意。 7意违势屈:不高兴写,屈于形势又不得不写。 8 情怠手阑:精神不振,腕下无力。译意 凡艺术达到了顶点,没有不与精神相贯通的,这个道理,见于唐代韩愈《送高闲序》,孙过庭说过:在写字的时候,有顺意和不顺意的区别。顺意就能透露出使人喜爱的美感,不顺意就显得字体笨拙。大体上说,顺意与不顺意的原由,各有五点:心情舒畅,没有杂务,这是顺意的第一点;感人恩惠,赠送知己,这是第二点;天气睛和,气候宜人,这是第三点;纸墨笔砚,称心应手,这是第四点;灵感忽来,偶然有兴,这是第五点。反之,心慌意乱,身体困倦,这是不顺意的第一点;违背心愿,为势所屈,这是第二点;烈日酷暑,天气燥热,这是第三点;纸墨笔砚,皆不称心,这是第四点;精神不振,手腕无力,这是第五点。在顺意和不顺意的不同情况下,写出字来就有优劣的差别。解说 孙过庭《书谱》有云:”真以点画为形质,使转为情性,草以点画为情性,使转为形质”。前已言之,此不具论,今姜夔云:“艺之至,未始不与精神通。”似以精神为情性也。韩愈《送高闲上人序》有云:”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木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今(高)闲之于书,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迹,未见其能旭也。”姜所指,大概为此。至于引用孙过庭五乖五合一段,前已有解,兹不多及,而《书谱》中,能透露书家情性者尚有一段,足为参证,如:”写《乐毅》则情多怫郁,书《国赞》则意涉瑰奇,《黄庭经》则怡怿虚无,《太师箴》又纵横争折。暨乎《兰亭》兴集,思逸神超;私门诚誓,情拘志惨,所谓涉乐方笑,言哀己叹。”皆足为情性的表现。血脉原文 字有藏锋出锋之异, 然盈楮1 ,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为佳。后学之士,随所记忆,图写其形,未能涵容,皆支离而不相贯穿。《黄庭》小楷与《乐毅论》不同2 ,《东方朔画赞》 3又与《兰亭序》殊旨,一时下笔,各有其势,固应尔也。余尝历观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如见其挥运之时。山谷云:”字中有笔,如禅句4 中有眼”,岂欺我哉!注释 1然盈楮:很鲜明的洒满在纸上。楮:指纸张。 2 即黄庭经,又称《换鹅经》。因李白诗称:“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传晋王羲之书。小楷,六十行。书法雍容和穆,为小楷上品。《乐毅论》,晋永和四年十二月王羲之书。小楷,四十四行。书法开阖纵横,柔中寓刚。唐诸遂良谓其:”笔势精妙,备尽楷则”。列为王羲之正书第一。 3 东方朔画赞:传东晋王羲之书。 4 禅句:指佛学中的词句。译意 用笔技法有藏锋、露锋的不同,挥毫落纸,布置得井然有序,一定要做到首尾相应,上下一致为最佳。后世学书的人,仅凭自己的记忆,模仿写出所临摹的字形,未能融会贯通,熟练地掌握,因而写出的字皆支离松散,不相连贯。《黄庭经》和《乐毅论》的风格各异《东方朔画赞》和《兰亭序》的韵味有别,由于当时书写的情况各有其特殊要求,当然是这样的。我曾经观赏古代书法家的名作,没有不点画凌厉生动,好像看到这些书法名家挥毫自如的神态。宋书法家黄山谷说过:”写的字要富有神情笔意,好像参禅的人,所说的偈语中,蕴藏着玄妙的禅机(句眼)一样。”果然是这样的。解说 血脉指字的笔画与笔画之间的呼应关系,即笔势相连犹如脉络的相贯通一般。姜夔渭:”欲其首尾相应,上下相接”即是此意,清王澍《论书剩语》云:”作字如人然,筋、骨、血肉、精、神、气、脉八者备而后可以为人”。言外作字也要具备此八者,方可成为完美的字。又墨法亦称血法,按用墨之法,前人谓水墨者,字之血也,故临池学书时极为讲究。墨过淡则伤神采,太浓则滞笔锋。必须做到,浓欲其活,淡欲其华。元陈绎曾《翰林要诀》有《血法》,其言曰,”字生于墨,墨生于水,水者字之血也,笔尖受水,一点已枯矣,水墨皆藏于副毫之内,蹲之则水下,驻之则水聚,提之则水皆入纸矣。捺以匀之,抢以杀之补之,画以圆之。述贵乎疾,如飞鸟惊蛇,力到自然,不可少凝滞,仍不得重改。”言之可谓详尽,从知不知血法,则字支离而不相贯穿。至于说。”古之名书,无不点画振动”,乃运笔有力的表现,黄山谷所谓”字中有笔,如禅句中有眼”。按佛家谓有五眼,即肉眼、天眼、慧眼、法限、佛眼是也,在这段文字中,既言血脉,即是字的墨法,点画振动,即是用墨得法,在我们观看古人名书的时候,在他们的笔法上,也要用慧眼,去观察,才能窥见它的妙处。书丹1原文 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故书丹尤以瘦为奇,而圆熟美润常有余,燥劲老古常不足,朱使然也。欲刻者2 不失真,未有若书丹者。然书时盘薄3 ,不无少劳。韦仲将升高书凌云台榜4 ,下则须发已白。艺成而下,斯之谓欤!若钟繇、李邕,又自刻之,可谓癖矣。注释 1 书丹:古代刻碑,先以朱笔在碑上写字,然后镌刻。后亦泛泛指书写碑上的文字。 2 刻:指刻有文字、图画的碑碣等石制品或摩崖石刻。同时上面刻有文字、图画。 3 盘薄:亦作”磅礴”,形容宽阔广大。 4 韦仲将升高书凌云台榜:三国时期魏国书法家韦诞,字仲将,京兆今陕西西安人。他擅长楷书,汉魏时皇宫、馆舍及珍贵器物,全是韦诞题的字。魏明帝曹睿兴建凌云台。由于总监一时大意,先钉好匾额而没有题字。于是就用筐子盛着韦诞,用滑轮、长绳把他吊上去,叫他在上边题匾。匾额离地足有二十五丈高,韦诞胆战心惊,当他下地后,鬓发都白了。译意 在书写时,拿笔用墨尖来写,笔划就瘦,拿笔用银来写,笔划就肥。这是最常见的情况。因此,在书丹的时候,尤其以笔划瘦为佳,但往往写出的字,它的风韵达到圆熟美润为多,常常达不到燥劲老古的程度。究其原因,大概是由于使用银的缘故。因此,要想使石刻不丧失真迹的神韵,没有比用银书写的办法更好的了。然而书写时,要脱掉衣服,有时在石刻上趴着,或侧着身子来写,是十分吃力的,须使书法家吃了很多苦头。三国魏时,书法家韦仲将悬高为凌云台书榜,写完下来之后,累得胡须头发都白了。有了技艺,便为役使,要竭尽心力,完成艰巨任务,这就是典型例子。又如钟繇、李邕,不仅亲自书丹,而又亲自刻石,可以说是有特殊癖好了。解说 《后汉书.蔡邕传》:”熹平四年,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丹于碑,使工镌刻”。后称书写铭志为书丹,此即书丹一词原始。今姜夔谓”笔得墨则瘦,得朱则肥”,何故?盖丹砂为行笔滞涩,不易作细划之故,再加刻工刮制,则瘦者亦肥矣。所以书时要求其瘦,以期圆润。至云”韦仲将升高书凌云台,下则须发已白”,此非因书丹之故,特言善书不是好事,故有”艺成而下”之叹。自刻碑之说,盖恐刻工易于失误笔意,非有此癖好,然亦须书者有此技巧方好,否则何能保证不有失误么?传颜鲁公亦尝自刻所书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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