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头巾和伊斯兰（女权头巾和伊斯兰）

法国人Mariame和Attika是两个在西方文化中成长的穆斯林女性。她们都是移民家庭出生，毕业于精英学府，口才好，踌躇满志。在很多人生选择中，头巾扮演了不大不小的角色。成年后，一个选择摘下头巾，一个选择戴上头巾。这和宗教有关，也涉及女性的选择。背后则是个人意识、社会共识和信仰自由的博弈。

从宗教层面，以穆斯林头巾为话题的辩论和纷争已经不少了。这次，我们希望从女权角度，让这两个穆斯林女性聊聊自己，以及她们的选择。这是下篇，讲的是Attika Trabelsi戴上头巾的故事。

Attika Trabelsi。

戴上头巾

1

2017年1月5日周四晚，24岁的Attika要干一件“大事”。她很镇定，一直告诉自己，绝对不能掉价。

20点55分，190万法国观众坐在电视机前。他们要看“政治节目”（Emission politique），这栏目每次请个政治人物， “折磨”她／他三个小时。看名字就知道是纯政治，但节目组备足了冲突的料，特有戏剧效果，收视率极高。如果“吐槽大会”严肃点，再严肃点，大概就是这个模样。

Attika作为“公民嘉宾”，对峙的主咖是位“过气”的大佬——法国前总理曼努尔·瓦尔斯（Manuel Valls）。他多次抨击穆斯林头巾，极为强硬，比如头巾等同于对“女性的奴役”。这名法国中年白人男性政治家曾说：“我们要帮助你们实现自我解放”。

“Attika Trabelsi，法国高等师范大学(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毕业生。企业家，曾创立出售摩洛哥手工艺品的网上公司。同时在Lallab协会很活跃，该协会致力展现穆斯林女性多元化。”主持人介绍说，她是穆斯林，也是女权主义者。

那晚，她戴了条墨绿色头巾，上衣也是墨绿色，蓝色牛仔裤，配上一双深棕色牛津鞋。坐在那儿，落落大方。她直视着坐在对面的前总理，说道，“听到你说的这些话，我感到被侮辱了，特难受。”不知怎的，提到“侮辱”或“难受”两个词，她总会试着挤出一些笑容。

因为头巾，她在生活中遭遇不少歧视，被银行禁止进入，或被陌生人莫名质问。在她看来，前总理的言论，为这些歧视正名。“女性可以自由选择，想怎么穿，就怎么穿。”她说，从这一层面来看，戴头巾和裸露胸部的象征意义，一个样。

我是这190万名观众的一员，第一次听到有人将女权和头巾联系在一起。在主流话语体系中，穆斯林女性都是受害者的形象，出现在别人的表述中。我们很少听到她们自己的声音。

“所有人都在谈论我们，政客也好，媒体也罢，但没人给我们讲话的空间和机会。”她也很清楚，这节目请她去，出于收视考虑。社交网络时代，语言暴力凶猛，她把自己暴露在舆论场，有危险。“但这是一个机会，一个（表达）平台”，Attika早有心理准备。

节目结束后三周，三个匿名推特账户每天给她发女性断头的照片，说“这就是你们这种女权主义者给伊朗带来的后果”。每天早晨都这样，她一醒来就看到血腥照片。“我当然强烈谴责这种行为。作为穆斯林女性，我只是呼吁个人自由，每个女性都可以去选择。”她不明白，这些人为何如此恶毒。

也有不少陌生人写信给她说，“我的女权观点还停留在六十年代，拼命地讲女性解放。我曾反对女性戴头巾，将她们排斥在外。听你辩论后，我意识到，自己的女权主义想法如此不宽容。”

Attika说她谈的是穆斯林女性，更是所有的女性。女权主义应该是包容的，“每个女性有权选择她喜欢的方式”。

她选择戴上头巾，感觉自己活得更好了。但有时人们会跟她讲，这是落后的表现。

2

我们约在巴黎十二区的“协会之家”(la maison des associations)见面。

怎么看，Attika也同“落后”不搭边。高材生，长得美且踌躇满志。那天她戴的是蓝色头巾，露出脖子的那种，有点长，左边搭下一截出来。她人很瘦，穿着特有腔调：白色丝质衬衣、黄色碎花细围巾、蓝黑色碎花裤子、黑色皮质凉鞋、脚指上涂了鲜红的指甲油。一看就知道她是个爱美的姑娘。

一次她去法国地缘政治学院(Institut Français de Géopolitique)面试，当时打算申请这里的硕士研究生。面试官老师问她，“你戴着头巾，以后打算干什么呢？”听到这话，她特别想说，这关你们什么事，看我的经历和能力就好，干嘛问这样的问题。

事实上，她特别温顺地回答，装幼稚说：“跟其他人一样啊，给人打工或者创业？呃……我不太明白你的问题。”顿时，面试官特别尴尬，又说“嗷，你没有问题，你戴着戒指了么。”

Attika当时戴着一个银质的戒指，有点伊朗风格。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师能说出这样的话，她感到震惊。“他意思是说我不是那种戴黑色头巾的姑娘......或是我长得好看，戴头巾也没事。”面试官的第一个问题，已经很不得体，第二个问题更是有些歧视女性的倾向。她想，天呐，怎么这样。

Attika是勃艮地（Bourgogne）人，高考结束那年她18岁，刚成年，来巴黎读书，开始戴头巾。之前，她不戴，但也戴。就是说，她去清真寺，会戴头巾。她一天要做5次祷告，也会戴头巾。

来巴黎前的暑假，她去了希农城堡(Chateau Chinon)的伊斯兰研究中心学习。两周时间，她都戴着头巾。来到巴黎，便没再摘掉。她说，“这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儿。”

很多女孩，年龄很小未成年，家里人也会要求戴头巾。Attika说这是伊斯兰教发展的“怪象”，跟穆斯林世界的“父权”现状相关。

一直以来，伊斯兰世界的智者都是男性，他们一代又一代，阐释文本。对可兰经的解读也是男性的解读，“父权”就是这么一点点形成的。

在法国，头巾引发的争议越来越多。在大学能不能戴头巾？在公司可不可以戴头巾？去年的“布基尼”风波闹得沸沸扬扬，成为一窥现代法国社会矛盾的一个切口。当时我想，如果我一亚洲人去法国沙滩，穿上青岛大妈的“脸基尼”，警察会来问我话么。

头巾和宗教相关，但也是女性穿搭，这是个略带私密的问题。关于这个话题，我不知如何谈起，有些支支吾吾，知道不管问什么，总会有些突兀。

Attika主动向我讲述她戴头巾的原因。

“我这么说很奇怪”，在一个“光着头”的女性面前，她这样开场来试图获得我的认同，“戴着头巾，仿佛我戴着伊斯兰的价值和理念。”“当我做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时，头巾提醒我，Attika，不行，你是个有价值观的人，必须做出榜样。你是一个戴头巾的女性，你代表了伊斯兰，你必须做出榜样。”

另一个原因，和她女权主义者身份相关。“在法国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大家觉得她们都是被压迫的。她们待在家里，看孩子。我做出这个选择，希望打破偏见。作为一个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我可以在很多层面做很多事情。”

3

目前她在一家名为“Cap ou pas cap ?”的公民环保协会担任项目总监，此前在联合国项目支持下，曾合作创立一个促进国民教育的协会，名为Solidascension。

她在工作之余，同丈夫合创手工艺品网购公司——Fez Online，从摩洛哥进货，在法国卖。去年七月，他们到摩洛哥旅游，看到当地手工艺品美妙，但却只是依赖旅游业，同时好多年轻人失业，才萌生开公司的想法。她的所做所想，总有些公共利益的东西在。

问她为何对参与公共生活和协会如此感兴趣？她说：“分享和互助，为了帮别人达成所愿。我希望离开人世时，能看到这个世界比我出生的时候要好一些。”这是宗教里讲的，也是父母教她的。

她在法国高师学习地缘政治，主攻国防方向，昔日的同学，大多在联合国或法国国防部工作。做外交官一直是她的梦想，如今她在一家协会工作，想想还是有些不甘心。看到同学的境遇，她觉得自己应该更有野心，“就算是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也要有追求和野心。”她希望，以后能在国际事务领域工作。

在法国，国家具有中立性（neutralité）。一个戴头巾的穆斯林女性，不太可能成为外交官。因为她不能既戴头巾，又成为国家的代表。Attika很清楚这点，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说到这里时，她苦笑了一下。

法兰西共和国的中立性是“政教分离”（laïcité）法律中的一条原则，即国家不得资助或雇佣任何宗教及相关人员。1905设立的这宗法律同样规定，共和国应该保证各种信仰自由，在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前提下，自由行使信仰的权利。

在法国，挺多人都不大清楚这点。Attika给我讲了她如何被银行禁止进入的亲身遭遇。

时间回拨到2015年“查理周刊遇袭事件”之后几个月。Attika回到勃艮地家，去银行办业务。她摁了办事处门口的按钮，等待银行工作人员开门。摁了又摁，门还是关着。她不明白，看到门口贴的通知，才恍然大悟，上面写着：“进入银行前，需要摘下头巾（dévoilé，也有露出脸的意思）”。“我就是这样啊，大家能看到我的眼睛，我的鼻子和我的嘴。”Attika很委屈。

她一直摁，一直摁。最后有个女人出来对她说，你不能进去，因为你不是光着头的。Attika说这么做违反法律，但这女的仍坚持。后来她威胁说要告银行，门才打开。

人心惶惶，这跟当时恐袭后时间点有关，但她“跟所有法国人一样，面对恐袭，很痛苦。”偏见战胜常识，她有时反问自己，到底生活在怎样的一个社会。

4

说到底，个体很难理解他者。这时候，萨特的那句话，“他人即地狱”，总可以派上用场。

作为一个“光着头”的女性，我不假思索，问她，“社会压力这么大，有没有想过，摘下头巾，说不定生活会更轻松？”和很多东方人一样，我对宗教信仰，总有一种务实、投机式的解读。

Attika从没想过。

她觉得戴不戴头巾是个人选择，也与信仰有关，是很深刻的一问题，若仅仅因为外在原因摘掉，自己也会觉得委屈。可大家总是对她们说，快呀，摘下头巾，生活会更简单的。

她身边很多朋友，为了找工作，摘下头巾。上班“光着头”，下班再戴上。但这么做后，她们并未因此有多开心。想起来都说，“靠，那（“光着头”的）真的不是我。”

“可能不戴头巾，不是一个引人关注的举动。但在这些女性内心，有种无法释然的难受在。”Attika说。

压力是双重的。

“一种是主流社会压力。你摘下头巾，大家说，太好了，你做了一个正确的选择。你被解放了似的。他们会把你当成借口对其她人说，你看，她就摘了下来。因此你也可以做到。”

摘下头巾，社会认为这进步积极；戴上头巾，社会认为这落后负面。社会认同“间接能够调控女性的意愿。”Attika说。

另一种压力，来自族群。“穆斯林群体认为，戴着头巾，代表了某些东西。一个女性戴上头巾，是一种选择，也是宗教层面的‘达成’。”摘下头巾，别人肯定会问她为什么。和戴头巾一样，Attika不希望大家老来问她为什么，到底为什么。

她说，“戴上摘下，问题性质都是一样的。”

她举了帕斯卡尔赌注的例子，这名法国哲学家拿上帝存在打了个赌，如果上帝存在，你信仰上帝，就赢了赌注；如果上帝不存在，你也不会损失什么。得出的结论便是，信仰上帝，无论如何，总不会吃亏的。

“可兰经里讲了戴头巾，我信了，觉得生活特美好。有人也说，古兰经没这么讲，戴头巾非常落后。讲或没讲，我的生命都有了意义，没什么可担心的。”

她采用“他者”的逻辑阐释自我，希望“他者”能明白。

“不要来解放我们，我们会自己搞定的。”她说。语气里仍是那种一如既往，满满正能量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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