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成为科学家需要什么条件（要想成为科学家）

科学的发展扩大了我们对世界的认识，也提高了我们对世界的掌控力；影响了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反过来也受到社会与文化的影响。和任何人类活动一样，科学是有历史的，大多数人都能想起那么几个用重大发现塑造现代思维模式的“伟大人物”。但显然，除了科学史本身外，科学对现代思维的塑造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科学与性别有着怎样的关系？科学是具有性别歧视的吗？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科技史教授彼得·J.鲍勒和科学史学家、威尔士阿伯里斯特维斯大学历史学教授伊万·R.莫鲁斯合著的《现代科学史》一书中，二人特意探讨了科学和性别的关系。在过去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里，科学和性别的关系总是备受争议。通常，科学被视为客观探索的理想方式，不受其从业者阶级、政治和宗教信念、种族或者性别的影响。

彼得·J.鲍勒和伊万·R.莫鲁斯发现，最近几十年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领域内的许多进展让科学作为价值中立的终极知识的形象越来越难以维持。而女性主义学者对科学客观性的批评带来的争议最多。女性主义者指出了客观的科学研究这一传统想象中存在许多问题。例如，20 世纪 60 和70 年代出版的一些关键文章就指控科学从根本上说其实是男性的活动，有一些甚至主张男性和女性与自然世界互动的方式存在根本性差异。另一些人指出，从从业者角度看，科学历来是男性占压倒性多数的活动。其他人矛头指向科学史学者，认为他们和科学家一样忽视女性对科学探索做出的贡献。

以下内容节选自彼得·J.鲍勒与伊万·R.莫鲁斯合著的《现代科学史》，经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丨[英]彼得·J.鲍勒 [英]伊万·R.莫鲁斯

整合丨何安安

《现代科学史》，[英]彼得·J.鲍勒、[英]伊万·R.莫鲁斯著，朱玉、曹月译，中国画报出版社2020年6月版。

科学是否历来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

伊夫琳·福克斯 ‒ 凯勒（Evelyn Fox-Keller）和卡罗琳·麦钱特等评论家提出，16、17 世纪所谓的科学革命让欧洲人与自然世界的互动方式发生了转变。她们特别把科学革命与男性自然观逐渐占据支配地位的过程联系在一起。概括地说，她们声称在文艺复兴前自然哲学强调人类与周围自然世界和谐共处的重要性。当时人们主要将自然想象为“地球母亲”。

然而，新科学兴起后，自然逐渐被视为人类开发的资源。自然哲学家越来越喜欢把自己的活动描述成暴露、洞悉一个被动的、女性化的自然的行为。女性在探索自然知识的活动中逐渐被边缘化。男性曾经（现在也同样）占自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绝大多数。一些女性主义学者曾经表示女性对科学研究的贡献被系统地剔除出了科学史。她们认为通过重新发现被遗忘的女科学家的工作和生活来研究女性理解自然世界的独特视角非常重要。她们希望通过重新评估女性对科学的贡献、鼓励更多女性从事科学事业，让科学实践和科学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决定性变革。

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认为，在科学革命后，女性的身体逐渐成为科学研究的客体。比如，历史学家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认为在科学革命期间，男性和女性身体本质上相似的观点转变成了男性和女性身体有根本不同的观点（Laqueur，1990）。男性的身体被视为正常的，而女性的身体则被视为病态的，也因此更需要医学和科学的干预。其他历史学家讨论了 18 世纪解剖学家如何将女性的颅骨描绘得比男性的更小（因此大脑也更小）。

到了19 世纪，医生和科学家越来越认为女性身体需要精细的医学控制。人们普遍认为男性身体被他们的思想安稳地控制着，而女性的思想则被她们的身体控制，特别是生殖器官。因此，女性被认为在精神和智力上天生逊于男性。类似的观点在 19 世纪后期被用来反对女性接受教育和参与政治活动。妇女解放的反对者（如欧洲白人种族优越论的支持者）可能会声称，科学证实了女性（就像非欧洲人一样）在体力和精神上都不适合接受大学教育，只能在家里劳作，必须表现得卑顺。

电影《居里夫人》（2016）剧照。

那么，科学是否历来带有性别歧视的色彩？一些女性主义学者认为，自现代早期以来，科学从根本上表现出了男性视角的自然观。他们声称科学在维系人类对自然世界的剥削关系中，扮演了重要（即便不是关键）角色。此外，科学和科学家还被指责系统地贬低其他鼓励人与自然之间相互滋养、友好共处的，本质上属于女性的观点。还有其他一些方面可以证明科学本质上存在性别歧视。

科学一直都是男性占绝大多数的活动。之前那些世纪里，自然哲学和科学实践确实几乎全部都是男性专属的。极少数能参与科学研究的女性一般也都被排挤到科学边缘。这可以视为男性科学家系统性地歧视女性的证据。然而，这也可以用来证明科学从根本上说是男性思维的结果，所以几乎没有女性认为科学研究是吸引人的活动。看待这些问题有许多方法和角度，而本章中我们只能进行简单的概述。

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从完全不同于传统印象的角度看待16、17 世纪的科学革命。传统上，科学革命被广泛认为是新启蒙时代的启明星。根据这个观点，新科学的兴起预示了实践经验将战胜权威。实验方法的出现和人类理性被系统地应用到理解自然法则上都被视为与亚里士多德经院哲学决裂的证据。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革命毋庸置疑是进步的，并且本质上是仁慈的。我们已经知道新一代科学史学者已经对科学无疑是进步的这一美好的传统观点产生了怀疑。科学史学者和科学哲学家现在并不确信存在一种独一无二的科学方法。如今，科学史学者更倾向把新科学的出现置于欧洲现代早期文化的特定语境中理解，而不是把它视为应用普遍人类理性的必然结果。此外，有些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也提出，科学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上都是男性占压倒性优势、带有性别歧视的事业。

主张地球是母亲的观点带有强力的道德约束

在 1980 年出版的一本关于现代科学兴起的重要著作中，卡罗琳·麦钱特提出，科学革命推翻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传统观念，支持生态开发，并且鼓励压迫女性（Merchant，1980）。她指出了女性和自然之间“长久的联系”，并且声称科学革命必须为新机械论世界观的出现负责，正是这一观念直接导致了对女性和自然的剥削。传统自然哲学观认为自然本质上是女性的。地球是哺育人类的母亲，为人类提供了所需和所求。主张地球是母亲的观点带有强力的道德约束，限制了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因为人类掠夺地球自然资源的行为在道德上无异于孩子攻击其母亲。从这个角度看，传统自然哲学鼓励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而非试图开发自然。与自然母亲的想象相伴随的，还有把宇宙看作有机整体的观点。当时主流的宇宙观把宇宙当作活生生的躯体。

电影《居里夫人》（2016）剧照。

麦钱特和伊夫琳·福克斯 ‒ 凯勒等人都认为科学革命的主要结果之一就是它推翻了把宇宙比作有生命的女性这个传统比喻，并用宇宙是机器的比喻替代（Merchant，1980； Fox-Keller，1985）。前现代欧洲人认为宇宙有生命，但科学革命的煽动者认为最好把宇宙看作无生命的机械部件的集合。他们最喜欢用钟表来比喻自然的运行。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蒂迈欧篇》（Timaeus）中就曾明确地将宇宙描述成拥有女性灵魂的生命体。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者，如英国炼金术士罗伯特·弗卢德（Robert Fludd）等也同样将世界的灵魂描绘为女性。类似的形象鲜明地支持宇宙本身就是活体（女性）的观点。

包括勒内·笛卡儿等新科学的支持者则持相反观点，他们用明确的机械论观点看待宇宙。自然是没有灵魂的机器，上帝赋予其运行的动力。笛卡儿认为连动物都没有灵魂。其他 17 世纪的自然哲学家，如英国人弗朗西斯·培根和爱尔兰裔英国人罗伯特·波义耳也与笛卡儿持相似观点。

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想表明的是，机械比喻越来越占据主流导致欧洲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产生了巨大转变。自然不再是哺育人类的母亲，只是待开发的资源。事实上，一些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已经提出，越来越普遍的对新科学和自然之间关系的比喻应该是强奸。在科学革命煽动者还把自然看作女性的情况下，他们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支配和渗透。

弗朗西斯·培根把实验过程描述成“探究自然”，并提出“自然的子宫中仍有很多极有用处的秘密”。新科学的目的就是揭开自然的面纱，曝光她的所有秘密，洞察她的所有神秘之处（Merchant，1980）。福克斯 ‒ 凯勒同样注意到培根在这种语境下使用的语言，以及培根把实验方法塑造成强迫女性化的自然屈服于男性力量和权威的行为（Fox-Keller，1985）。培根在其《新大西岛》中描绘的科学乌托邦“所罗门宫”没有给女性知识留下什么空间。自然哲学越来越被定义为本质上是男性的活动，女性在其中扮演边缘的角色，或者干脆出局。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认为科学的男性化趋势和机械论哲学的兴起，导致了女性经济地位逐渐边缘化，并通过公共机制攻击女性的文化地位，比如女巫审判。

电影《放射性物质》(2019)剧照。

从这个角度看，科学革命被视为与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工业化开端紧密联系的事件。现代科学被描绘为这样一种哲学，至少可以为广泛的环境破坏和系统地过度开发自然资源进行辩护。麦钱特认为把自然看作有机生命体、看作哺育生命的母亲的观点至少限制了过度利用环境的行为。她指出，罗马的普林尼等古代作家就明确地用地球母亲的比喻警示人们不要过度采矿或者砍伐森林，提出地震等就是地球母亲正在对人类掠夺她的宝物表示不快。过于热切地开采自然资源，进而破坏地球身体的神圣性的行为被视为贪婪、自私、欲望的表现。通过攻击传统的“宇宙是有机整体”的观点，并把宇宙描绘成无灵魂的机器，机械论支持了对自然的广泛破坏。培根等自然哲学家明确表示“知识就是力量”，自然哲学的目的就是让自然资源为人类经济利益所用。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哲学——特别是机械论哲学——从上述意义而言可以被视为无止境的商业和工业扩张的哲学和意识形态的辩护词。

科学有时被视为男性权力的表现，有时被视为开发自然的工具和辩词，有关二者之间关系的辩论反映出 20 世纪下半叶女性主义和环保运动之间越来越强的联系。比如，卡罗琳·麦钱特就明确地尝试通过她的著作推动激进的生态女性主义发展。麦钱特和其他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她们对科学的描述，既是在努力将她们眼中现代科学的男性视角置于历史语境中，也是在尝试复兴完整的、女性主义的人与自然世界的关系。她们大部分关于现代自然哲学根本上是男性的、反女性的行为的言论都令人难以辩驳。

17世纪自然哲学家的世界观毋庸置疑也绝对是男性导向的。然而，这是否使自然哲学成为现代早期阶段最具性别化的活动还有待商榷。女性主义者认为古代和中世纪作家的自然哲学更具有机体论和女性导向色彩，从表面上看这更令人难以接受。各个历史时期的思想家都多多少少表述过有机体或机械论自然观。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那些倾向有机体自然观的哲学家，如柏拉图，比那些支持机械论自然观的哲学家对女性更友好。

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希望证明科学活动核心的男性本质，另一些则尝试展示过去的女性曾对科学知识做出了重要的、极具影响力的贡献。后一种研究通常具有双重目的。一方面，一些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试图展示男性科学家（和科学史学家）系统地歧视女性，蔑视或者忽视女科学家的成就。

另一方面，坦率地说，许多重新发现历史上女性对科学贡献的努力本质上是值得称道的。她们的目标就是赞颂女性的贡献，并且塑造女性楷模来激励女科学家（Alic，1986）。有些人还尝试通过研究过去的女科学家案例，探索女性和男性研究自然的方式的不同（Fox-Keller，1983）。她们希望通过这种研究证明女性参与科学可以改变科学知识的本质。至少，回顾女性对科学发展的贡献能帮助纠正人们的传统科学观念，即科学是伟大男性连续的发现和远见卓识的成果。它展示了我们身边还存在多少关于科学是什么、科学如何实践，以及谁来实践的不同观点（Abir-Am and Outram，1987）。

女性被定义为在抽象推理能力上弱于男性

近些年来，历史学家开始关注过去科学如何被用来定义性别特性。女性主义历史学家经常声称不仅科学本身主要是（甚至本质上是）男性活动，而且过去科学对女性和女性身体的定义及描述也极具性别歧视色彩。从她们的视角来看，女性的身体在过去曾经被定义为比男性身体低等，且推测这种低等性将影响女性的精神能力和社会地位。女性的身体——特别是生殖器官——被认为让女性极易精神失常或者神经紊乱。

女性被定义为在抽象推理能力上弱于男性（也因此不太可能成为好科学家）。19 世纪，类似这种观点经常被用来反对女性接受教育。能量守恒定律等物理学新理论和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等生命科学新理论都被用来解释为什么女性不论是在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天生就比男性低等。和科学种族主义用科学去证明非欧洲人天生比欧洲人低等的方法一样，这些科学理论也被用来证明女性在社会上从属于男性。

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托马斯·拉克尔曾表示，主张男性和女性身体本质上不同的现代观点其实是非常晚近才出现的（Laqueur，1990）。从古希腊开始到近代早期，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区别一直被定义为等级差异而非类别差异。女性的身体被简单地看作男性身体的不完美版本。女性的生殖器官被认为是颠倒的男性生殖器官。比如，卵巢被认为是睾丸的对应器官；子宫是颠倒的阴囊；阴道是颠倒的阴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男性和女性身体最首要的区别在于身体储存的热能。男性的身体比女性更热，而这导致男性的生殖器被推出至体外而女性的生殖器还在体内。到了大约 16、17 世纪，年轻女性因为突然休克导致生殖器官掉出体外从而变成男性的故事广为流传，自然哲学家和医学从业者也在表面上接纳了这个故事。然而 17 世纪以后，人们逐渐认为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具有解剖学上的差异。性别的一性模式被两性模式取代。

科学史学者隆达·席宾格（Londa Schiebinger）认为，到了18 世纪末，解剖学家开始接纳一个观点：男性和女性的身体差异不仅是生殖器官的位置和功能不同而已，这种不同是整个身体的不同。她引用一位 19 世纪早期评论家的话描述两性的身体：“整个生命都呈现着女性或男性的特征”（Schiebinger，1989）。

人类男性骨骼强健和阳刚的特征通过与马骨骼的对比体现出来，出自约翰·巴克利《人体骨骼解剖》（1829）。

18 世纪中期，新一代解剖学家开始描绘人体细节图解——尤其是人的骨架，展示出女性和男性在解剖学各个层面都有差异。男性骨架的腿部被描画得比女性的更长，女性骨架则有着更宽更强壮的骨盆带以满足女性的妊娠功能。女性头骨体积占身体的比例一般被描述为小于男性，这标志着男性拥有更优越的智力功能。

爱丁堡解剖学家约翰·巴克利（John Barclay）在他 1829 年出版的《人体骨骼解剖》（Anatomy of the Bones of the Human Body）一书中把男性的骨架与马的骨架相对比，强调男性的结构强度和健壮性。相较而言，他把女性骨架和鸵鸟骨架相对比，强调了大骨盆、优雅的颈部和相对较小的头骨。

人类女性骨骼脆弱的阴柔特征通过与鸵鸟骨骼的对比凸显出来，出自约翰·巴克利《人体骨骼解剖》（1829）。

到了 19 世纪，女性越来越被塑造成因体格原因而非常容易患上神经紊乱或精神病。几位历史学家曾指出，男性身体被认为是正常的典范，而女性身体被认为是病态的，所以需要持续的医学和科学干预（Moscucci，1991）。女性被认为极易患上歇斯底里症，原因是她们的生殖器官扰乱大脑。

事实上，歇斯底里一词就来源于古希腊语的“子宫”一词。爱丁堡教授托马斯·莱科克（Thomas Laycock）等 19 世纪女性神经疾病的专家认为，女性生殖器官的紊乱刺激大脑产生反射动作，导致她们精神不稳定。由于上述疾病，“优雅、真诚、奉献自我的女性”变成了“狡猾、好争论、自私的女性；她们的虔诚堕落成了伪善甚至恶行，她们再也不关注自己的外表或别人的感受”。维多利亚时代完美女性的形象被描绘为合乎科学的女性行为模式（Showalter，1987）。与这一理想形象的差别于是常常被视为女性患有神经疾病的证据。莱科克和亨利·莫兹利（Henry Maudsley）等 19 世纪中期的专家，以及让 ‒ 马丁·沙尔科（Jean-Martin Charcot）和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等 19 世纪后半期的专家，都标榜自己掌握了关于女性精神和身体的正确科学知识，这让他们能够控制女性患精神疾病的自然倾向（Masson，1986）。

每当新的科学理论出现，它们很快就会被用于解释女性智力和体力上的劣等性。19 世纪中期物理学的“能量守恒定律”就是一个例子。许多 19 世纪的医生和科学家普遍认为，人体内只有有限的精力，当为了一个目的使用过多的能量时人体可能没有足够的能量完成其他功能。

能量守恒定律为这个广为人知的假设提供了全新的、有力的基本原理支持。这个定律突出展示了女性受教育的危险。如果女性受教育过多，她们体内有限的精力就会被大脑过度消耗，那么其他功能（比如生育功能）就没有多少可用能量了。能量守恒定律因此可以被用来证明允许女性接受大学教育将会导致她们不孕。能量守恒定律也证明了为什么大部分女性无法从大学教育中获取益处。这很简单，因为她们有限的精力都被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殖器官，因此少有能量可以为智力活动服务。女性身体的物理特性似乎显示她们更适合居家生活而不是公众生活或者专业活动（Russett，1989）。

同样地，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被用来证明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自然决定的，而不是任何社会的限制。根据这一观点，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认为典型的男性或女性的生理和心理特征仅仅是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达尔文特别指出，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性别选择的结果。男人互相竞争以获得接近最性感的女人的机会。结果，只有最强壮、最机智的人才能成功地繁殖。在这些情况下，选择女性仅仅是因为她们的性吸引力，而不是体力或智力等其他素质。

达尔文的观点是，自然和性别选择的最终结果是“无论男性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是需要深刻的思考、理性或想象力，还是仅仅使用感官和双手——他都比女性更有成就”。 像达尔文的朋友兼盟友赫胥黎这样的人也发展了类似的观点，关注男女特定社会角色的进化适应性。19世纪末 20 世纪初，人类学家以类似的方式论述了在不同的文化中，男人和女人是如何适应特定的社会角色的（Richards，1989）。

女性主义科学史学者认为，这些例子展示了科学如何有力地支持了女性从属的社会地位。采取这种视角的科学可以被认为是加强了，甚至制造了对女性地位的社会歧视。上述例子经常被用来证明，厌恶女性的男性科学家允许他们对女性的偏见歪曲科学的客观性。根据这种观点，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各个男性科学家散布了女性低等的陈腐观念。

电影《隐藏人物》（2016）剧照。

在科学种族主义的问题上，人们也提出了类似的主张。该论点坚持认为科学本质上是客观的，是被科学所处的文化背景所污染；此外，该论点还假设有“好的”和“坏的”科学实践方法，性别歧视的科学和种族主义的科学都明显是坏的科学。另一些人认为，科学本身就是有性别偏见的，所以科学提供对女性的认识从而加强男性对女性的歧视也并不奇怪。从这种角度看，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好科学。然而，如果我们认为科学永远是特定文化环境的产物，那么科学经常反映出所处年代的特定文化价值观这件事也就不令我们惊奇了。

要想成为科学家，女性必须像男性一样思考吗？

最激进的女性主义科学观认为科学本身，或者至少是现在科学实践的方式本质上就是性别歧视的。这种观点经常以两种方式呈现。一些评论人士指出，无论是现在还是历史上，科学界的构成都存在严重的性别失衡。他们认为这标志着科学界制度性的性别歧视，并且阻止女性从事科学活动。持这种观点的评论家呼吁引进特殊方式来让科学对女性更有吸引力，它也为重现女性历史上作为新发现和远见卓识的重要贡献者的角色——提供了动力。

一些历史学家希望找到伟大的科学女性作为潜在女科学家的楷模。更多的激进女性主义科学批评家则认为，性别不平衡是一个深层次的问题。根据这种观点，女性在科学界里代表名额不足，因为科学是过于男性的、性别歧视的思考方式及与周围世界互动方式的产物。因此，性别不平衡远不是可校正的历史潮流：它已经渗透进科学的四肢百骸（Harding，1986）。

更广泛地说，这种论点建立在本章开头提到的一个观点上，即现代科学起源的自然观认为自然就像是等待被侵犯的女性身体。激进的女性主义批评家指出，现代早期把科学方法（特别是实验方法）比作渗透、强暴、侵犯自然的比喻广为流传，透露了过去和现在科学对世界的根本看法。她们认为这种比喻是科学世界观中不可或缺的部分，甚至处于科学探索的核心位置。此外，激进女性主义批评家也声称，科学的核心思想本质上是男性的。从这个角度看，女性不想成为科学家也不足为奇。要想成为科学家，女性必须像男性一样思考。

电影《隐藏人物》（2016）剧照。

许多女性主义科学批判文章中都有一个核心观点，主张现代科学与自然保持着本质上是剥削性和破坏性的关系。这也是哈丁（Harding）所想，她认定科学一直持有“自然是分离的且需要控制的”观点。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这是极其典型的男性思考方式。男性历来认为自己是与自然相分离的，因此需要控制自然；而女性认为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需要与自然和谐共处。

科学批评家布雷恩·伊斯利（Brain Easlea）在他的《科学和性别压迫》（Science and Sexual Oppression）一书中提到，科学不仅与男性对女性的压迫难分难解，而且更与西方（男性）对非欧洲文化的压迫和对环境的破坏相互联系。伊斯利提出：“如果将科学为改善全人类的生活所提供并将继续提供的潜力与压迫和破坏性的现实相比较，这种压迫和破坏性现实往往是 16 世纪之后科学的特征，那么毫无疑问，科学实践是极其非理性的。”（Easlea，1981）他认为科学进行补偿的唯一方式就是推翻作为科学基础的男性自然观以及社会关系观。

为了找到男性科学的可替代物，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家提出可能存在本质上基于女性认知方式的科学。她们认为与其勉强认同男性视角的支配地位，女性不如发展自己独特的女性主义科学。这些批评家最激进的观点就是，女性主义者不仅仅要鼓励更多女性从事科学事业，还应该积极地尝试阻止女性与本质上厌女的集体发生联系。

科学组织也经常在制度上进行性别歧视

女性主义科学需要建立在促进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女性特征之上。根据这个观点，就像男性科学从根本上建立在男性思维方式上一样，女性主义科学将会从根本上建立在女性思维方式上。比如说，这种科学将是直觉的而不是理性的，是实际的而不是抽象的，是合作的而不是竞争的，是滋养的而不是剥削的。讽刺的是，一些女性主义科学批评家似乎认同维多利亚时代厌女的祖先的观点，认为男性和女性思维方式确实截然不同。事实上，她们经常表现出认同男性女性之间的差异。不同的是，这些女性主义批评家赞叹这些本质上的女性认知方式比男性的世界观更高级，而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则贬低女性认知方式。

然而，一些女性主义科学批评家已经转向后现代主义来寻求男性化科学问题的解决办法。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女性主义者并没有尝试用与男性对立的、看似更包容的女性客观性来替代男性的科学客观性，她们建议大家接受一个事实：世界上有无限种与自然互动和理解自然的方法。

电影《隐藏人物》（2016）剧照。

唐娜认为所有这些认知方式都应该具有同等的有效性（Haraway，1991）。她提出的是一种交流对话的模式。她表示与其把世界看成是被动等待被描画和掌控的客体，科学家不如认为自然有自己的能动性，并且据此与自然互动。她还认为与其把传统的男性科学客观性观点看作“无所凭依的观点”，科学家和其他人都更应该认同且接纳所有知识都是“有情境”的。她声称：“有情境的科学需要把知识的客体刻画成演员或主体，而不是荧幕、场地和资源，更不是一个以唯一的‘客观知识’的能动性和创作身份来消除辩证关系的主人的奴隶。”（1991，188）她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尝试理解自然的过程中，后现代观点可以用来建议科学家把自己和自然世界放在平等地位上，而非高于自然或独立于自然之外。

如我们所见，女性主义科学观点在多个层次上发展。一些女性主义科学历史学家提出科学在最初就被灌输了男性含义，甚至是彻底的厌女者含义。她们认为科学把自然看作女性的、被动的、可以主宰和控制的。另一些科学史学家尝试重现历史上女性对科学发展做的贡献。他们认为女性的科学贡献被不公正地忽视了，并且试图寻找与牛顿和爱因斯坦等男性科学英雄相抗衡的女性科学英雄。还有一些人尝试重现女性在科学中的其他角色，如观众、帮手或者推广者。

一些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已经成功展示了历史上特定科学理论和实践如何被用来支持女性在社会地位上应该从属于男性的主流观点。科学被用来证明女性的从属地位是自然天性而不是文化的结果。有些女性主义历史学家认为男性科学家精心扭曲事实证据来支持他们厌女的信念，也因此产出了“坏科学”。另一些人认为这种“曲解”是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而不是精心设计的阴谋。

如同我们早先暗示的那样，有些女性主义科学观倾向于本质实在说。换句话说，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科学有“本质”——也就是整个历史中一直维持静态的最典型科学特征的不变核心。科学史学家、科学哲学家和科学社会学家越来越认同，最好把科学理解为经常相互竞争的活动、态度、观点、实践、理论和世界观的大杂烩，它处于持续不断的变化之中。也因此，大家也越来越难以接受科学本质上是男性的组织，或者男性女性的认知方式天生不同的观点。

电影《隐藏人物》（2016）海报。

本文提到的女性主义科学观中并非所有观点都相互连贯。比如说，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科学本质上就是存在性别歧视活动，而另一些人则尝试展示女性对科学的贡献来为潜在的女科学家提供榜样，这两种人的观点就很难调和。毕竟，根据第一种观点，世界上根本不存在女性科学楷模。女性主义科学史学家在更公正、更细致地描绘科学活动及其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现在几乎没有科学史学家会否认过去科学曾经为维护社会不平等发挥了核心的、有害的作用。

此外，从现在的角度看，科学组织也经常在制度上进行性别歧视，阻止、排斥女性平等地参与科学活动。女性主义者已经成功证明如果某个社会存在性别歧视，那么由于科学是一种文化活动，那个社会产出的科学将会反映出同样的性别歧视。

原文作者丨[英]彼得·J.鲍勒 [英]伊万·R.莫鲁斯

整合丨何安安

编辑丨罗东

导语校对丨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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