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康安报复皇帝（福康安生前是贝子死后追赠郡王）

乾隆一朝甚至说是有清一代，家族显赫如富察氏者实属少见，即便是说大清第一异姓贵族也不为过。自傅恒开始，他们家共出了两个郡王，三个一等公，傅恒父子五人皆官至一品，还有四人跻身军机大臣行列。

清代异姓封王者，除了清初的三顺王以及平西王吴三桂、义王孙可望，还有后来康熙朝黄芳度曾封王爵之外，剩下的两个就是傅恒以及他的儿子福康安了。

御史重点并不是要介绍傅恒一家的功名富贵，而是要讨论傅恒、福康安死后，他们的爵位沿袭问题。按照清制，一等公一般都是世袭罔替的，傅恒一人就兼有一等公和郡王两个爵位，那么他的后代又该如何继承呢？

按照正常情况，皇帝授予有功大臣公爵，其封赏的方式是不同的，这也意味着同样是公爵，含金量就不同。清初时期，朝廷在授予大臣公爵时，是要说明袭爵次数的。如果在册封上谕中没有说明袭爵次数，那么就仅限于本人，不能传给后代。

比如清初时期的黄梧，他因主动归降清廷，被顺治帝封为公爵，但顺治帝在上谕中并没有明确说明这个公爵是几等，也没有确定能否世袭。所以康熙亲政时，黄梧特地上折，请求朝廷明确自己是几等公以及袭爵次数。康熙帝念及黄梧之功，遂下旨封黄梧为一等公，准袭二十四次，即世袭罔替。

还有一种情况是，公爵是可以重复授予的。以傅恒为例，他于乾隆十三年金川之役得胜班师时，被乾隆帝授封一等忠勇公。乾隆二十年，师克伊犁，乾隆再次授予傅恒一等忠勇公。对于傅恒来说，二封一等公，实属旷世恩典。他不敢受，奏请乾隆收回成命。

像傅恒这样两次授封一等公的情况十分少见，除了他以外也没有第二个现成的案例。不过不管是傅恒还是福康安，他们的一等公爵都是明文规定可以世袭罔替的。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月，傅恒征战缅甸回京后，因在前线染病于四月间病逝。乾隆痛失股肱，谕令其丧葬规格以宗室镇国公规格办理，赐谥“文忠”。到了嘉庆元年时，乾隆又想起这位小舅子的功劳，推恩赏加郡王衔，并配享太庙。

福康安受到的恩宠比其父傅恒更甚。乾隆五十七年，福康安领兵平定廓尔喀后，被乾隆帝累封为一等嘉勇忠锐公，并于嘉庆元年晋贝子。同年五月，福康安在军中病逝，乾隆下旨追封嘉勇郡王，并配享太庙。

傅恒与福康安的郡王是不一样的，前者的“赏加郡王衔”，通俗地理解就是享受宗室多罗郡王的待遇，并不是实际上的郡王。这一点和普通的职官是一样的，比如正二品的侍郎赏加头品顶戴，但其原品仍是正二品。和现在厅级干部享受副部级待遇是一个道理。

既然是荣誉头衔，所以傅恒的郡王衔仅能止步于他本人，而不能传给子孙后代。事实也是如此，傅恒死后，他的一等忠勇公由他的第二子福隆安继承，他于乾隆三十五年，即傅恒去世后便承袭了一等公的爵位。

至此，傅恒的一等公爵位便由福隆安一脉承袭，总共传了六代，最后一位承袭者是松椿，他于光绪十七年袭了一等公直到大清灭亡。

福康安的情况就不同了，从制度层面而言，他生前最高的爵位并不是一等公，而是贝子。如果了解清代爵位的读者，应该都知道贝子是宗室爵位，等级比民公要高很多。况且福康安死后，乾隆是实打实地追封他为郡王。

所以福康安的后代如果承袭爵位，起点就要高很多。按照宗室爵位降级袭爵的规定，福康安的儿子应该承袭贝勒，孙子便是贝子，其后才是镇国公、辅国公等。

嘉庆元年，福康安之子德麟承袭了贝勒爵位。说起这个德麟也不是一般人，史料记载他是武状元出身，弓马骑射十分了得。乾隆帝对他很喜爱，所谓爱屋及乌，尽管德麟年纪尚小没有什么突出的贡献，但乾隆还是下旨，准其贝勒爵位世袭。

遗憾的是，德麟没有他的祖父、父亲那么幸运。嘉庆亲政后，对福康安很不友好，曾几次公开指责他带兵期间用度奢靡，导致军伍腐败，还把八旗战力下降的责任也推给了福康安。至于德麟同样也受到了父亲牵连，不仅丢了世袭贝勒这一爵位，还降为贝子。

德麟在嘉庆朝是吃过不少苦头的，曾几次因过被罚，最终被革去贝子发配伊犁赎罪效力。所幸，嘉庆帝还算仁慈，德麟死后他的儿子庆敏，于嘉庆二十三年承袭贝子一爵。

庆敏之后，贝子的爵位仅降过一次，他的儿子文谦于咸丰五年袭镇国公，此后爵位没有再变化，一直都是镇国公。至于福康安的一等公爵、贝子则按照袭高不袭低的标准，按例不得承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