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佛像造像（为什么需要佛像造像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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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资本横流的都市，最不缺这样的人——一双眼阅尽千帆不动神色；一张嘴言辞圆滑滴水不漏；扫过衣领的标签、手表的价格、鞋子的款式，不着痕迹的几眼打量，便能给人贴上标签，计算出对方强弱，像是丛林动物确定自己在食物链中的位置。

世俗社会，被分出三六九等，衡量的标尺里，钱权当道。是，有钱真好！有权真好！

然而，有一种纯粹的平等和安宁，却无法单纯以钱权营造。

我不信佛，但深深理解匍伏在佛前那一刻的众生平等。没有富贵贫贱，没有男女老幼之分，在佛祖拈花微笑的俯视中，只有芸芸众生。你和我，与一朵花一只云鸥并无差别。

人们见不到佛，便铸造了佛像。

然而，在佛教起源的古代印度，人们认为雕画佛像是冒渎神圣的事，仅仅以佛法、菩提树、足迹等标记象征佛。

心中有佛，但是无形象可以膜拜，并不利于佛教在民间传播。

于是，公元 1-2 世纪，处于中亚，国力强盛的犍陀罗地区开始出现了佛陀塑像，这种融合了希腊、波斯、印度三种元素而自成一体的艺术形式，称为犍陀罗艺术。

有寺便有佛像——在寺庙中供奉佛像的风气，由大月氏经过疏勒、高昌、于阗、龟兹等地逐渐地流行到河西和中原。

北魏的佛像多受到欧美藏家追捧，大多在海外成交。

这种具有明显深眉高鼻特征的佛像，身体骨骼构造、肌肉及衣服纹理等塑造特征与欧美雕塑审美一脉相承。

北魏 皇兴元年（467）

铜佛立像

高 21 cm.

估价：港元 120,000 - 180,000

这是一尊北魏的佛像。北魏，在这个朝代，有一位将年号改为太平真君的皇帝拓跋焘，这位皇帝笃信道教，因为怀疑僧侣与民间起义军勾连等种种原因，于太平真君七年（公元 446 年）下诏灭佛，焚毁佛像和佛经，坑杀沙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家灭佛运动。

直至公元 452 年，拓跋焘的孙子拓跋濬继位，下令复兴佛教，倾全国之力建造武州山石窟，后来称之为云冈石窟，佛教才又逐渐兴盛起来。

所以，这一尊公元 467 年铸造的佛像在艺术价值之外，更具有特殊的历史意义。高肉髻，着袒肩式袈裟，左手下垂，右手施无畏印，跣足立于莲座上，座下有一四足方床，有火焰背光，火焰纹为北魏佛造像常用纹，原为西域佛教艺术中的忍冬纹，在中国经过本土化逐渐成为反 C 型火焰纹。

铭文：皇兴元年八月十八日弟子姚景造，符合北魏小金佛造像者多为个人的特点。

接下来这一尊隋代佛像也是在北周武帝建德三年（公元574年）灭佛运动之后铸造。在经历了北周灭佛时期之后，复造的佛像大部分在恢复旧有的样式，所以此时的佛教造像带有明显前朝遗风。

隋 开皇七年（587）

鎏金铜观音立像

高 15cm.

估价：港元 60,000 - 80,000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佛造像艺术的大发展时期，虽然受到灭佛运动的冲击，但因为时事动荡、皇室信仰的影响，人们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教传播之兴盛可见一斑。

有意思的是，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动荡时期往往文化大繁荣，比如春秋战国、比如魏晋南北朝。

乱世中一切价值要重新评估，士族和贩夫走卒同样惶惶不可终日。佛教以妙法玄理和报应轮回安慰着在战火中挣扎的众生的同时，也在中国扎根壮大。

于佛教建筑艺术而言，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高层佛塔，石窟、佛像、壁画等有了巨大发展。

敦煌 278 窟 菩萨 隋代

隋代的菩萨多颔首挺胸，婷婷玉立，姿态曼妙优美，无论佛与菩萨皆衣薄贴体，纹饰处理上大幅度简化，只在与佛像或菩萨身姿相映衬的线条上作表达，造型更趋写实。

从隋、唐开始，便盛行一手持柳枝，一手持净瓶的观音造像。观世音遍洒甘露法水，令众生了悟菩提，是为慈悲为怀，普洒佛法。

唐

鎏金铜杨柳观音立像

高 25.5 cm.

估价：港元 1,800,000 - 2,800,000

观音立于莲花台座，下承一六方开光底托。右手持杨柳枝，左手下垂持甘露瓶，颈戴项链，腕穿手镯，下身裹裙，发束高髻，中有一阿弥陀佛像。

此类观音菩萨立像为典型唐代作品，菩萨脸圆带方，眼下视，鼻翼宽，嘴型阔，表情平静祥和，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笑容转变为自省而内敛的笑意。让人感到既有出世的超然与神圣，又有入世的情怀与亲近。

唐代，封建王朝达到前所未有的繁荣和统一，佛教艺术也空前的实现高度融合一致，体现在佛造像上便是形成了极具代表性的中原审美的唐代标准，通常无论佛及菩萨均符合人体比例，服饰轻薄，佛造像的外在造型同样体现出内在精神和个性，可视为中国高古雕塑艺术的巅峰。

唐代泥塑菩萨像

由于受汉传佛教的影响，唐代的佛像面部都非常丰满，鼻子高高的，樱桃小口，身材都是以胖为美，经常讲，唐代的宫女像菩萨，菩萨像宫女。

引人注目的是这尊佛像优雅的优雅的立姿，头、胸、腹古典似地以不同角度倾斜成三道弯。这种“三弯”的姿态体现着体态美和生命力，广泛存在于中国舞、印度舞等东方系舞蹈中。

菩萨像 敦煌249窟

西藏 十三/十四世纪

鎏金铜嵌银释迦牟尼佛坐像

高 40 cm.

估价待询

头饰螺发，以青金石混合动物胶涂蓝，与佛经中描述佛为“绀青螺发相”，而菩萨头上便没有螺旋。右手施降魔触地印，左手结禅定印，双腿结全跏趺坐，为释迦牟尼成道的经典标准像。

此尊造像轻挑眉毛、额宽下颌窄，表情柔和，符合尼泊尔的造像特点。而白毫嵌绿松石，袈裟衣边明显突起的错银连珠纹则是藏地藏传佛教的审美。

在藏传佛教文化中，绿松石是“醒石”，象征着指点迷津、警示愚顽的图腾，80%以上的藏传佛造像和法器都镶嵌绿松石。

释迦牟尼佛坐像 15世纪 西藏

佛造像大致可分为汉传和藏传两大支。

汉传大多受到犍陀罗等集中造像风格的影响，造型相对简单，人物敦厚温和，大多一头二臂；藏传主要接受印度密教等艺术流派，以愤怒形象居多，多为多面多臂或异类身形，坐立舞等姿态各异。

清乾隆

青金石喜金刚立像

高16.3 cm.

估价：港元 180,000 - 250,000

就收藏价值而言，在藏传佛像里，忿怒相比吉庆相价值高；菩萨装高于佛装。以材质稀缺昂贵、品相精致完整为佳。

元 天历二年（1329年）或更早

漆金铜橛金刚坐像

高 25.5 cm.

估价：港元 600,000 - 800,000

此尊金刚坐像与大理王朝的忿怒相铜像相仿，但是造像风格更为精细。

佛像的收藏和研究兴于海外市场， 2000 年以后，国内佛像收藏才开始升温，但仍有极大潜力可挖。

海外和国内藏家审美品味也大相径庭，前者热衷于高古佛像、汉传佛像，在欧美拍卖市场中，也是北齐、北魏、隋唐时期的佛像占据主流，而国内藏家则热衷于追捧明清佛像，特别是宫廷佛造像。

明宣德

御制鎏金铜四臂文殊菩萨坐像

「大明宣德年施」楷书刻款

高 25.5 cm.

估价：港元 5,500,000 - 8,000,000

文殊菩萨，被视为智慧的化身。四臂鎏金铜文殊菩萨像中有数件刻永乐年款，但刻宣德年款的例子却不为多见。

明永乐/宣德

御制鎏金铜菩萨像

高 13.3cm.

估价：港元 2,400,000 - 3,500,000

观音半跏趺坐于莲座上，手持祈祷印，下身系裙，肩有飘带，身戴珠宝璎珞，头戴五叶宝冠，整体铸造精细华美，金水饱满，体现了明初宫廷藏传佛像精湛的水平。

因为年代、风格、佛教宗派等不同，有些读者观赏佛造像的时候，有时会分不清佛和菩萨，其实从坐姿可以判别一二。

一般来说，全跏坐（或称结跏趺坐）为如来坐，半跏坐为菩萨坐。

结跏趺坐：互交二足，将右脚盘放于左腿上，左脚盘放于右腿上的坐姿。诸佛皆依此而坐，故又称如来坐、佛坐。

半跏趺坐：即单趺一足，跏于另一足上之安坐法，半跏趺坐亦称菩萨坐。其中半跏思惟坐仅有一足上盘，另一足垂放而下，一手指颊、低首侧身的冥想沉思状。

敦煌 205 窟 半跏菩萨

金刚总持又称执金刚神，在藏传佛教中被视为本初佛、原始佛，尤为噶举派所尊崇。形象多见手执金刚铃及杵于胸前，代表智慧与善巧的结合。

十五世纪

鎏金铜金刚总持坐像

高 22.5 cm.

估价：港元 500,000 - 700,000

本金刚总持像的裙上錾华丽的缠枝莲纹，纹饰工整有规律，与永乐宣德御制瓷上的青花缠枝莲纹相呼应，也同永乐朱漆挟经板上的戗金缠枝花卉纹饰异曲同工。

菩萨塑像优雅，慈眉善目，赤足安立，左手施触地印，右手则持莲蕾上举至肩。顶有肉髻，头戴五叶花冠，发绺披肩，双眼垂视，嘴带微笑。身缠众宝璎珞，踏于莲台法座。光背边缘锤绕卷草纹样一圈，上下沿则饰以细密连珠。手脚及面部见肉泥金。

清乾隆

铸铜锤胎菩萨立像

高 58.5 cm.

估价：港元 800,000 - 1,200,000

所谓“见肉泥金”，就是佛像泥金脱落露出的底。一般古代鎏镀金厚，成色发熟黄，手脚、面部、前胸、盘腿膝盖、胳膊肘、衣摆等人手抚摸处，多为金脱落后发自内胎的氧化铜黑底，肩弯、衣褶处多有积尘包浆。贴金、涂泥金佛像更易脱落。观察见肉泥金也可佐证佛造像真伪。

当佛教传到中国汉民族地区后，汉文化的传统观念也通过佛像工匠、佛画作者反映在佛的容貌和服饰上，因此在汉地的寺庙中出现了众多的丰颊广颐、两耳垂肩、双手过膝——富含汉民族心中“福相”特征的佛和菩萨形象。

例如下面这一幅观音像，就呈现出汉民族的普遍审美情趣。

明

莲池观音像

192 x 92.5 cm.

估价：港元 3,500,000 - 5,000,000

此画绘白衣观音，悠然坐在莲池亭台间，斜倚栏杆，并俯视莲池中盛开朵朵的莲花，后方还见假山及数株紫竹，石上栖身一枝金刚鹦鹉。观音头戴宝冠，冠中有阿弥陀佛。其右栏柱上置一杨柳净瓶，左下角有善财童子赤足立于岩上，其双手合十呈礼拜观音貌。

另，对看过《甄嬛传》的亲们多一句嘴，此画中央高处并钤有满汉合璧的“和硕果亲王之宝”藏印。

果然，果郡王品味如人，不俗。

这是一件极有可能是御赐给活佛的缂丝唐卡。

清初

缂丝六臂大黑天唐卡

78 x 38 cm.

估价：港元 4,000,000 - 6,000,000

顺治时期，世祖皇帝特邀格鲁派的五世达赖来访北京。五世达赖接受了邀请，于 1652 年出发，在北京逗留了近两年后回到西藏，期间收到许多清廷赠与的礼物。此件缂丝六臂大黑天唐卡不但具有格鲁派造像的特征，其作工精美细致，用色明亮多变，极具宫廷风格，非常有可能便是当时赠送给五世达赖的皇家礼物之一。

除了佛造像，还有法器。

普遍意义上，在宗教寺院内、修行之人，用于祈请、修法、供养、法会等所用器具或具有一些特殊功效的器具都可称为法器。佛法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使之不再普通，也在收藏市场颇受瞩目。

清十八/十九世纪

青白玉金刚杵

9.1 cm.

估价：港元 80,000 - 120,000

金刚杵原来是古印度的兵器，后被密教吸收为法器，象征着所向无敌、无坚不摧的智慧，与法铃一起使用有阴阳和之意。

金刚杵多为金银铜铁的材质，这种青白玉材质的金刚杵标明仪式性和观赏性远大于实用性。

明宣德

局部鎏金铜金刚铃

「大明宣德年施」楷书刻款

高 22.2 cm.

估价：港元 550,000 - 800,000

法铃是喇嘛诵经作法时一刻不离手的法器之一，有碰铃和金刚铃等。法铃上半部分相当于佛身，下部相当于佛语，金刚于其心中，有惊觉诸尊、警悟有情的意思。

以上两件属于藏传佛教八大法器，还有用于佛教庆典、宗教仪式的法鼓、象征法音的右旋法螺、一般以菩提子制成108颗的念珠、辟邪护身可携带的嘎乌盒、用以祈祷诵经的转经筒、供奉祭祀用的酥油灯。

法鼓

嘎乌盒

右旋法螺

汉地的佛具和法器虽然各朝各代各有不同，但是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曲生吉，直生煞”的观念一脉相承，有“忌方直，尚圆融”的典型特征，具有庄严朴素的普遍审美。

明永乐

鎏金铜鱼龙形三足供座

「大明永乐年施」楷书刻款

高 15 cm.

估价：港元 450,000 - 600,000

历壬午年（1582年）

御用监造局部鎏金银锤胎经变图簋式炉

《万寿寺大明万历壬午年御用监造银重壹佰贰拾伍两陆钱》款

宽 39.5 cm.

估价：港元 2,000,000 - 3,000,000

有明一代的皇帝大多尊崇佛教，只有嘉靖帝信道教，在他统治期间，许多佛寺经阁荒颓失修。隆庆皇帝时，曾下令修葺两经厂，然而事业未竟便薨逝，其贵妃——信佛的明神宗之母李太后继续完成先帝遗志，自己出资命司礼监太监冯保修建护国万寿寺。

此件银炉便是供奉于万寿寺的御制的皇家礼佛器。器大重工、制作工艺尽显皇家御制工艺，制作日期也别有深意，万历十年——太子朱常洛出生、万历皇帝登基十年、隆庆十年冥诞等等。银炉款识所记银重一百二十五两六钱，以今天的重量换算为 4684.82 克，与银炉实际重量 4717 克竟相差无几，匠心可叹。

明永乐

朱漆戗金如意宝珠吉祥纹经文挟板

长 79.5 cm.

估价：港元 120,000 - 180,000

包括金轮、宝伞、金 鱼、宝瓶、妙莲、海螺、盘长、宝幢等八种图案或器物的“八吉祥”纹样最早出现于唐宋时期的 敦煌绢画上，逐渐成为汉地佛教重要装饰纹样，广泛应用于各类器物中。

清十八世纪

织锦八吉祥杂宝纹佛坛供桌围

97 x 97cm.

估价：港元 120,000 - 180,000

清乾隆丁巳年（1737）

青花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罗汉盖钵

宽 19 cm.

估价：港元 1,500,000 - 2,500,000

汉地佛教法器除少数装饰精美的器物外，更多的为素器，法器 素朴、清净、不重雕饰的装饰风格体现了佛教审美中“禅”的意味，楷书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勾画罗汉的青花盖钵。

清乾隆

《御书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大悲心陀罗尼》刻本

34 x 12 x 2.8 cm.

估价：港元 80,000 - 120,000

清代宫廷中有很多佛堂，大部份都建于乾隆时期。笃信佛教的清朝皇帝平日都习惯抄写经书，尤其乾隆皇帝无论国事多么繁忙，都会坚持每日抄写经文。

佛教自两汉之际进入中国，在南北朝时期得以弘扬，至唐代达到鼎盛，一方面有佛法佛理适应本土化发展，一方面也离不开统治阶级的追捧和支持。反观发源地印度，公元十三世纪初，佛教已在印度消亡，而最初的小乘佛教在中国却适应发展为大乘佛法而得以弘扬和发展。

而随着大乘佛教的兴起，佛像雕刻开始盛行，所以大乘经典中有许多关于造像因缘及其功德之记载。佛教兴盛推动寺宇、佛像广布，而礼佛寺庙、佛像的发展又促进了佛教的深入人心。

在佛法中，与最初弘扬“真善美”理念相比，“西方极乐世界”“鬼神报应”似乎更加深入人心，当时人们认为修补佛像胜造七级浮屠，可谓最直接积累福报的方式。所以，佛造像与一般工艺品不同，虽然在今天的资本市场被大大低估，但是其艺术价值、历史人文价值仍然历久弥新。

每尊佛造像，都是古人对佛的崇敬和虔诚皈依，供养人耗尽财力，工匠用尽力敬造，这是功德。

另一方面，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而言，佛家思想已经融入日常，化于无形。

彼时，除了出家人和信佛之人，很少有人用“缘分”“刹那”这样的词语，而今天，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对“有缘”“三生有幸”“回头是岸”“弹指一挥间”信手拈来。

故而，与各位相遇于此，共赏佛像之美，共沐佛光，实乃缘分，感恩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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