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到底是怎样的一回事（秦朝到底为何而亡）

“大秦粉”一直有一个“神逻辑”，就是商鞅的好经，被秦二世念歪了，完全没有考虑秦二世真正执政的太平日子连2年都不到。

而秦二世的“歪经”，请看《史记·秦始皇本纪》：

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外抚四夷，如始皇计。

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

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

总结起来有如下几件“大事”：

1，建郦山陵，从秦始皇时开始；

2，修阿房宫，从秦始皇时开始；

3，南北远戍，从秦始皇时开始；

4，征五万射士屯卫咸阳，秦二世首创；

5，命转输粮食刍（干草）藁（秸秆）的服役者命自备粮食，秦二世首创；

6，咸阳三百里内农民不得把出产作为口粮，秦二世首创。

可见，这二世自创的，也就后面仨，当然确实足够缺德，可对于天下人而言，他的这点创新，可能传导的速度还不够快。

事实的真相很清楚，秦帝国崩溃的所有要素，都是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秦始皇时代凑齐的，甚至连反叛的举措，也早已经在祖龙在世时，即已发生：

（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有坠星下东郡，至地为石，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燔销其石。（《史记·秦始皇本纪》）

其实这种手法，与元末韩山童、刘福通编造“莫道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如出一辙，只是秦始皇反应迅速，手段不分青红皂白地残酷屠杀，堵上这个火山口，也不过就是压住了2年罢了。

这么看来，李斯所谓的“善政”，还真没人领情，更不存在什么“万民戴主，死而不忘”，或许改个字，“万民恨主，死而不忘”才是真的。

具体看看当时人的造反动员，就可以知道他们到底恨的是谁：

武臣等从白马渡河，至诸县，说其豪桀曰：

“秦为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数十年矣。北有长城之役，南有五岭之戍，外内骚动，百姓罢敝，头会箕敛，以供军费，财匮力尽，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

陈王奋臂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响应，家自为怒，人自为斗，各报其怨而攻其雠，县杀其令丞，郡杀其守尉。今已张大楚，王陈，使吴广、周文将卒百万西击秦。

於此时而不成封侯之业者，非人豪也。诸君试相与计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无道之君，报父兄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业，此士之一时也。”

豪桀皆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数万人，号武臣为武信君。下赵十城，馀皆城守，莫肯下。（《史记·张耳陈馀列传》）

这段话很长，却是当时人有代表性的言论，三解就全引了，不喜欢文言文的可以不看，直接看下面的干货，也就是这段记载的几个要点：

1，秦朝有多差：乱政虐刑以残贼天下，几十年了，举例说明就是，北戍长城，南守百越，都是离乡背井的远戍，百姓疲惫不堪，同时还搞“头会箕敛”，也就是人头税供应军费，民穷财尽，还用严刑苛法，让父子不相安，这里应该说的就是连坐和告奸，父子互相监视；

2，革命形势好：陈胜称王振臂一呼，楚国2000里地的豪杰百姓都来响应，县杀县令、丞，郡杀郡守、郡尉，现在已经光复楚国，派吴广、周文百万大军攻秦，你们的风险已经不大了；

3，官爵诱惑之：这好时机还不赶紧建立封侯的功业，还算是豪杰之士吗？赶紧上啊，反秦大形势这么好，又能报仇雪恨，还能建立封侯的功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

武臣是带着3000人北渡黄河，这段忽悠的效果非常好，豪杰都觉得他说的对，就拉起了几万人的队伍，要说他这一大段靠着胡说八道的抹黑引来几万人一起提着脑袋造反，实在说不过去，更重要的是，他叙述的秦朝“残贼”的具体内容，全是秦始皇时候就开始的，二世独创的那些，一点没提。

不过相对关东地区，关中地区的腹心地带，应该被秦二世的高招儿搞得很受伤。

根据《史记·平准书》的记载：

漕转山东粟，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

所谓中都官，就是首都的朝廷了，哪怕是司马迁赞赏的“清静”的吕后、惠帝朝，一年也要转运几十万石的关东粮食到长安，那么，脱产人口远超长安的秦朝咸阳，又有多大的粮食缺口呢？

司马迁在记录秦二世登基后的这段“大折腾”时，把粮食问题放在了征五万材官屯咸阳之后，似乎关中缺粮与这个制度安排有明确的因果关系，其实如果我们粗略考量咸阳的人口，就能发现，最多也就是雪上加霜。

只看《史记·秦始皇本纪》的一鳞半爪：

徙天下豪富於咸阳十二万户。

诸庙及章台、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泾、渭，殿屋複道周阁相属。所得诸侯美人钟鼓，以充入之。

美人的数目，见《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

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表中外殿观百四十五，後宫列女万馀人，气上冲于天。

仅以上部分，咸阳周边脱产人口就已经近100万了，再加上骊山的70万刑徒，约200万人要吃饭，关中地区粮食供应绝不轻松，一个典型案例是：

始皇为微行咸阳，与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盗兰池，见窘，武士击杀盗，关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

而秦国官府的官价，见睡虎地秦墓竹简《司空律》：

（繫）城旦舂，公食當責者，石卅錢。

也就是说，1石米官定价格为30钱，而“关中大索”，也就是戒严搜捕20天，米价即跃升到了1石1600钱的高位，可见在“商品粮”受限的情况下，咸阳这个消费城市的物价平衡何其脆弱。

在这样的消费背景下，所谓“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藁，皆令自赍粮食”就不能视为秦二世的倒行逆施，而是为了养活咸阳周边人口的必然之举，而“郡县”转输，也就意味着是“都”外，即“内史”辖地之外的设郡之县。换句话说，这实际上是国家督导的“首都菜篮子工程”，把消耗甩到“内史”辖地之外。

而“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如果理解为政令就太不可思议，不吃“其谷”吃什么？吃草能活吗？而且租税再重，总有个数，不能直接搞余粮收集制抢光全部收成吧？

司马迁的这句话，实际上是一个现象描述，“不得”不是“禁止”的意思，而是“捞不着”的意思，正因为咸阳是超大规模消费城市，咸阳三百里内，大体相当于内史辖地的范围，即汉代的“三辅”地区，完全被拉进了咸阳消费圈，所有农业产出全部投入咸阳市场供应，还是不够，而他们卷入商业化系统，更会加剧区域市场对输入粮食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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