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电影成长三部曲云端之上(摆脱唱跳刻板印象)

印度电影成长三部曲云端之上(摆脱唱跳刻板印象)(1)

提起印度电影,人们总会联想到豪华的婚礼、夸张的舞蹈和俗丽的色彩,宝莱坞(Bollywood)常被视为印度电影的唯一代表。实际上,除去宏大的布景和音乐中的浪漫姿态,近些年印度电影发展也呈现出不少新特点。

从获得奥斯卡关注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到批判社会的《厕所英雄》,再到被称为“印度版《辩护人》”的《杰伊·比姆》《印度女孩》,印度电影的取材视角深刻渗进平民生活,以至于政客选举都要借助电影来宣传造势。

新冠肺炎疫情中,陷入生存危机的印度电影人咬牙坚持——印度电影正带着种种社会现实之镜像,继续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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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武器”


近年来,印度媒体娱乐市场增长迅速,媒体娱乐(M&E)行业现估值为12.6万亿卢比(约合153亿美元,下略),虽然只占该国GDP的1%,份额仍大于耐用消费品与在线零售业产值之和。

印度电影成长三部曲云端之上(摆脱唱跳刻板印象)(2)

2022年1月28日,印度新德里重新开放的一家电影院,观众观看电影。图|澎湃影像

作为媒体娱乐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印度电影市场规模目前已达150亿卢比,预计到2024年将达212亿卢比;年生产影片数量居世界首位,堪称“电影帝国”。这一体量同中美两大电影市场相比仍存差距,但不可否认的是,印度电影正迅猛增长,甚至跻身全球电影市场增长的重要推动力。

围绕电影产业,印度制定了较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这是其稳步发展的前提。

印度独立后没多久,中央政府就修订《印度电影法》并成立印度电影审查委员会(CBFC)。21世纪初,印政府对电影全产业链开放投资,近年更是继续加大支持力度,允许100%的外国直接投资用于电影和电视制作。

在审批政策上,2013年,印度信息与广播部(MIB)设置电影拍摄单一窗口审批机制,各邦可通过标准操作程序,单独审批国内外电影在当地拍摄。这极大地简化了电影审批流程,为电影制作方在印拍摄电影提供便利。

在激励政策上,各邦和地区政府每年会获得促进当地电影产业发展的中央财政援助(CFA)。旅游部门和电影协会也积极合作,在各种国际电影节和海外市场上推广印度电影,在国际舞台上树立印度电影品牌。

此外,印度电影节总局(DFF)还在国内组织电影活动、参加国外国际电影节,以促进印度电影和文化交流。该机构下设国家电影奖和印度国际电影节 (IFFI),每年还致力于在海外电影节上推广印度电影。

2021年,印度影片《无知之夜》(A Night Of Knowing Nothing)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2022年的戛纳电影节上,印度荣获戛纳第一个“荣誉国家”(Country of Honour)称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致辞中表示,印度拥有成为世界内容中心的巨大潜力。

产业集群模式,也是印度电影的一大支撑点。

提起印度电影,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宝莱坞。宝莱坞电影是孟买制作的印地语电影,凭借其强大的营销推广力度,不仅囊括了印度国内市场四成票房,甚至风靡全球,这才让人们将其与印度电影画上等号。

实际上,宝莱坞电影仅占印度电影总产量的25%左右。除了宝莱坞,印度还有托莱坞(Tollywood)、考莱坞(Kollywood)、莫莱坞(Mollywood)和桑达坞(Sandalwood)四大影视基地,形成各具特色的电影产业集群。

完全不同的语言体系、拍摄风格、商业运作模式,共同构筑起印度电影帝国。这种多集群、多元发展模式,推动电影文化成为印度大众文化的重要内核,也成为其文化输出的核心竞争力。

印度电影产业同音乐产业、旅游产业深度绑定,产业协同发展是其壮大的主要推力。

在印度,最受欢迎的音乐形式是电影音乐,在印度音乐产业中占据主导地位。许多印度电影之所以成为经典,恰恰是因为影片主题曲长期广为传唱。据统计,仅宝莱坞电影配乐就占到印度音乐总消费的50%。电影产业和音乐产业彼此助推,实现总体增长。

此外,热映影片的拍摄地通常会为当地带来就业机会和基建投资。有报告指出,到2022年末,印度电影旅游业有望创造30亿美元收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其年度收益虽有所下降,但从中仍可看出电影业对旅游业的深度影响。

印度电影产业数字化,是其发展的突破点。

近年来,互联网流媒体和 OTT(over-the-top,通过互联网直接向用户提供应用)已然成为印度电影放映的新平台。智能手机的快速扩张加之数字融合,为印度OTT平台发展铺平道路,进而影响全印电影产业格局。近年来,亚马逊(Amazon)、网飞(Netflix) 、迪士尼(Disney)等国际影视巨头大量在印投资。预计到2023年,印度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OTT市场。

同时,部分线下表现不佳的电影纷纷也把OTT作为避风港。2021年,有近40部印度电影绕过院线,直接在OTT平台上放映。例如体育电影《板球好女将》(Shabaash Mithu),成本为3亿卢比,影院放映票房仅2000万卢比。然而该片在网飞上映后获广泛好评,连续2个月在网飞印度榜单上排名前十。

尽管流媒体平台发展势头明显,但行业专家并不认为传统影院会被完全替代,因为“印度电影经常是在3个多小时的影片中伴随着说话、鼓掌和笑声,这种观影经验不可能在手机或电视上复制”。

这些都是助力印度电影飞速成长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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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国门


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电影出口国,电影出口国家达70多个。

2016年,印度海外票房占到总票房收入40%左右。也正是从那时起,印度电影大举进军中国市场。2017年和2018年,印度电影在中国市场的票房增长率高达110.6%和87.68%。继《摔跤吧!爸爸》在中国拿下12.91亿元人民币票房后,《神秘巨星》等系列印度电影也在中国市场异军突起,票房表现远超印度本土。如今,印度电影正以新的创作理念在国际电影圈攻城略地。

*国际化的电影制作,保证印度电影的海外影响力。

一方面,印度电影在制作环节保持和国际电影机构紧密合作。例如,《摔跤吧!爸爸》由印本土电影制作方阿米尔·汗影视公司(Aamir Khan Productions)和国际电影公司迪士尼影业联合出品;《风筝》(Kites)的制作团队来自印度、美国和墨西哥多国,还推出多个版本,在60个国家和地区同时放映。

另一方面,国际发行商也助力印度电影在海外放映。印度各大电影公司相继和迪士尼、索尼等大型公司合作,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印度影片。例如,在全球收获13.5 亿卢比票房的《地球上的星星》(Taare Zameen Par),其国际版就由迪士尼公司发行,大大拓宽了印度电影海外传播渠道。

*在国际化进程中降低“文化折扣”,努力平衡文化独特性和价值观普适性。

所谓“文化折扣”,是指囿于不同地域文化结构差异,某些影视作品在国内市场很具吸引力,但在其他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却大打折扣。放眼近年来国际上广受好评的印度电影,往往是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弱化文化差异、寻求共同价值观,以求获得更多海外观众。

例如电影《起跑线》(Hindi Medium),不仅体现了印度教育中利好低种姓群体的保留政策(Reservation Policy),影片主题也迎合了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的中产阶级焦虑等社会问题,继而引发海外观众共鸣。

【注:保留政策,一般指为少数族群在升学、就业、政府职位等方面保留一定名额,并在经济上给予特殊照顾。】

近年来,在海外取得良好成绩的印度电影大多取自现实题材,用真实的镜头展现生活矛盾,再以人文情怀弥合分歧。这种超脱出信仰、性别和阶级的独特视角,让国内外观众愿意为影片中的真情实感埋单。

不过,也有人对印度电影中展现的种种现实问题表示担忧。

有德媒评价,《贫民窟的百万富翁》虽让印度获得了奥斯卡的关注,代价却很高昂。棕调滤镜下拥挤脏乱的街道、瘦骨嶙峋的孩童,大银幕对印度人生活的猎奇描绘,被视为“为迎合西方观众”而对贫困的浪漫化表达。《百万金臂》(Million Dollar Arm)等电影中融入的“西方人帮助贫穷的印度人民克服命运的愿望”,只是满足了“西方的助人者综合征”,而对改善现实问题并无用处。

*改变自身传统,在印度特色和国际化上寻求最大公约数。

影片时间长、歌舞成分居多,是印度电影的最突出特点。然而,从近些年在国际市场上声誉良好的印度电影中可以看出,创作者不仅有意避免出现纯歌舞片段,还越来越多地选择将歌舞与叙事衔接融合,以歌舞推动剧情发展。

例如在中国影院上映的《嗝嗝老师》(Hichki)和《小萝莉的猴神大叔》(Bajrangi Bhaijaan),纯歌舞成分大幅缩减,音乐和舞蹈成为推进剧情的重要手段。另有讽刺印度基层选举制度的电影《倔强的牛顿》(Newton),在未脱离印度特色的情况下甚至完全放弃纯歌舞表达,深受海外市场欢迎。

这不仅降低了海外观众对印度电影“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刻板印象,也将影片更多放在故事结构的完整性上,成为印度电影国际化的重要标志。

3

坎坷前行


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各国电影产业发展,印度亦难幸免。

过去,印度影院票房通常占到电影收入的一半以上。疫情之下,印度电影产业承受巨大压力,2020年收入暴跌至 3.77 亿美元,相较2019年下降80%,与此同时,影院观众人数缩减73%。受此影响,电影生产商、广告商和影视从业者陷入生存危机。电影和电视艺术家协会(CINTAA)甚至呼吁宝莱坞一线明星捐款,帮助影视基地的日薪劳工渡过难关。

印度电影成长三部曲云端之上(摆脱唱跳刻板印象)(3)

2021年5月11日,印度塞康德拉巴德的一家电影院,工作人员在悬挂电影海报。

有行业报告预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印度电影、电视和音乐产业仍需1至2年才能恢复。

除了疫情变数,因宝莱坞深陷经营困境,印度电影产业开启“向南转移”。

宝莱坞之所以长期享有印度“国家电影院”特权,不仅是因为印地语母语者人口较多,其中也有印地语邦政治影响力因素。然而,最新印度票房统计数据显示,疫情暴发后,宝莱坞的受欢迎程度每况愈下,2022年上映的宝莱坞电影票房均不理想。

与此同时,考莱坞、托莱坞出品电影却在影院和流媒体上大放异彩。在第47届土星奖(Saturn Awards)中斩获最佳国际电影的《RRR》就出自托莱坞,该片上映后打破多个票房纪录,位列印度影史前三。

国际电影公司和媒体平台的投资重点也在向南流动,以达摩影视制作公司(Dharma Productions)为首的顶级宝莱坞制作公司也在积极同南方印度电影制作人合作、生产多语种电影,越来越多宝莱坞明星参演泰卢固语和泰米尔语电影。印度电影贸易分析师苏米特·卡德尔(Sumit Kadel)表示,“宝莱坞正经历2-3年来最糟糕的时刻”。

此外,印度电影产业发展频频遭遇阻力。

纵观宝莱坞热门电影,并不乏揭批政府的内容题材。哥伦比亚大学学者德巴什里·穆克吉 (Debashree Mukherjee)认为,宝莱坞从来都是印度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符号:电影资金来自古吉拉特邦、电影配乐作词用乌尔都语,电影产业劳动力信仰不同宗教。

可如今,印度电影愈发沦为政治工具。

2022年3月,《克什米尔档案》(The Kashmir Files)在印上映,影片讲述了20世纪90年代印度教徒从克什米尔地区撤离的故事。该片一经上映,立即受到印国内右翼群体强烈追捧,短短一个月就成了疫情暴发后印度国内票房最高的印地语电影,甚至得到了执政党印度人民党(以下简称为印人党)高层的大力支持。有批评者指出,该片歪曲史实,夸大了被害印度教徒人数,回避了伊斯兰教徒伤亡惨状。

无独有偶,宝莱坞影星阿米尔·汗(Aamir Khan)筹拍多年的新片《阿辛正传》(Laal Singh Chaddha)前不久上映,仅收获5.6亿卢比票房,这一数字不及成本的四分之一,主演阿米尔·汗遭受印右翼势力抵制,宝莱坞生存空间日趋逼仄。

提升工业化制作水平,搭建与完善技术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培育电影产业生态圈,在电影主题上挖掘世界价值内核……这些都是印度电影在迅速成长、迈向国际历程中的宝贵经验。与此同时,其国内电影产业发展不均、意识形态问题依旧棘手,背后原因值得深思。

但值得肯定的是,渐渐褪去“一言不合就跳舞”的刻板印象后,印度电影愈发渗入现实。社会变迁下的难耐痛症、足以弥合分歧的情怀大爱,历史之沧海桑田、日常之酸甜苦辣,这些都映射在影院的灰色幕布上,见证着印度电影的前行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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