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陵有什么事迹流传后代(陕西黄陵桥山谒拜黄帝陵)
随着中华民族的复兴和民族认识的醒悟,旅居世界各地的华裔回国寻根时,总是要到陕西黄陵县桥山谒拜黄帝陵,忠实祭祖;而且祭奠黄帝早已成为我国政府例行的一种礼仪。这当然是水源草本的盛事。
但是,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吗?
以黄帝为中华民族的始祖,是司马迁《史记》两千年来的庞大影响造成的。此事要从孔子删书说起。
《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史书,唐尧以前的远古洪荒史,被孔子删掉了,但洪荒之迹并未因此而消逝,《尚书》之外的典籍仍在,中华大地上的史迹和传说仍在。所以,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针对孔子的删削,纷繁补述远古史。例如:
《列子》和《吕氏春秋》对远古人的生活方式曾作这样的描画:“男女杂游,不媒不聘”,“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那么谁是最早的帝王呢 《管子》说:“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七十二代帝王,我们只知道十分之二,于是《管子》罗列出五家:“昔,无怀封泰山禅云云,宓羲封泰山禅云云,神农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庄子》说:“古之人,在混茫之中……当是之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及燧人、伏牺始为天下,故顺而不一……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故安而不顺。”纵观如上诸子之说,至少在黄帝以前有燧人、无怀、伏羲、神农四代帝王。《论衡》中又说:“女娲之前,齿为人者,人皇最先。”谁是人皇 有“三皇五帝”说。《周礼·春官》:“掌三皇五帝之书。”《吕氏春秋·孝行·贵公·用众·禁塞》四篇中,都提到了三皇五帝:“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此三皇五帝之德也”、“此三皇五帝之所以立大功名也”、“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这里的三皇子,细致指何人 虽有四种不同说法,但黄帝之前有先皇,这是无疑的。
从战国时期开端,对中华民族远古史的认识,便分红三大派。一派是坚执孔子的“尧以来”,不招认尧以前;对立的一派是坚信尧以前有着很多帝系,并且明白表示反对孔子滥删《尚书》,如韩婴说:“自古封禅者万有余家,仲尼观之不能尽识,”所以他就把尧以前的远古史一笔勾销了;另一派一定反孔,但取折中,如司马迁的始于黄帝说,以司马贞为代表的始于包牺氏说,他们既不同意孔子的武断,也狐疑传说中渺芒的洪荒史。
司马迁是第一位突破孔子的“尧以前”说而部分采用先秦诸子说的史学家,撰《史记》时,亲身调查史迹,躬身访问传说,证明了“他说”“其所表见皆不虚”,于是在尧以前补入了黄帝、颛顼、帝喾三代帝纪,与尧、舜并称为五帝,放弃了三皇说。
司马迁固然比孔子进步了,但还是遭到了很多批判。如后汉的大科学家张衡就以为,司马迁不应该“独载五帝不记三皇。”唐代的司马贞批判道:“《史记》宜应上自开辟,下迄当代。”宋人刘恕说“包牺神农缺漏不录”,使后世“莫知是从”。所以《史记》问世未久,后汉、三国、魏晋的史学家们便广搜古事,稽验史迹,纷繁补撰黄帝以前的远古史,如班固等人的《白虎通义》、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徐整的《三五历纪》、项峻的《始学篇》等,关于远古史都有新的构建。至隋唐时期,中华民族远古洪荒史的蓝图曾经绘制出来了。《艺文类聚》《初学记》这两部官修类书,汇集了唐以前历代史学家的古史研讨成果,这说明《帝王世纪》等书中的远古史已被普遍地认同了。于是,唐人司马贞作《三皇本纪》,以包牺、女娲、神农为三皇,补入《史记·五帝本纪》之前。宋人刘恕撰《通鉴外纪》,拓展了司马贞的三皇说。稍后,宋人罗泌著《路史》,明人陈士元辑《荒史》。至此,上自天皇地皇人皇开辟以来的远古洪荒史,由于代代相继的挖掘、梳理,终于得以完好地传世了。远古洪荒史的代表作是罗泌的《路史》,在明清两代固然有几种版本,但传播不广——主要缘由有二:一是卷帘繁繁杂乱,一是多引谶纬之书,采道家之言。特别是后者,遭到清人和近人的批判,因之现当代史学家也漠漠视之。例如:《四库全书总目》说:“皇古之事,本为茫昧。泌多采纬书,已缺乏据”,又“皆道家依托之言”,“殊难免庞杂之讥”。又如清人崔述的《考信录提要》说:“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肖道者也”,“始祖之前,复别有一祖在,岂非因纬书而误乎 ”近人甚而一笔抹掉自战国以来述远古史的一切,以为全是“累层地构成的”伪古史。难免过于偏颇。
现知的关于开辟之言和述远古史之书,确有苍茫恍惚、无稽无征的内容。但是,依据现代的科学发现,也确实有可信的史迹。例如,人类由巢居到穴居,由洛阳涧西孙旗屯遗址的袋穴居式,到山西太谷白燕遗址的坑穴居式,再到河南密县遗址的半地穴式土坑房……有巢氏的存在,是不容狐疑的吧 再如,云南元谋遗址的炭屑,山西芮城遗址中火烧过的兽骨,据此而说180万年前有个燧人氏,不能说是荒唐吧 至于驯禽兽,造舟车,播谷蔬,教渔业,都有一个创始时期,把这些时期的创始者加以姓氏而称谓之,能说是无稽无征吗 若说这一切全都不是信史而是传说,难道黄帝不是传说吗 黄帝的时期标志着中华民族展开的新阶段,以其为始祖之一的代表者而祭奠之,理所当然。我们不用为每一位始祖都建陵墓,但我们的史书却不可弃而不述;我们不能无视近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著作疏于撰述远古史的事实,我们不能只给子孙保管那越来越难看懂的古籍。所以,要倡导研讨民族的远古洪荒史,运用现代的科学发现,写一部新的科学的远古史,以使传说史和信史完好地接轨。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责无旁贷的历史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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