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梦的发展原因（从美国梦到）

来源 | 现代出版社

陈思进，著名国际金融专家，畅销财经书作家。曾任美国华尔街瑞信证券投资部助理副总裁、美银证券公司副总裁、宏利金融财团资深顾问等职务，目前任某国际金融财团风险管理资深顾问。作品有畅销书《看懂财经新闻的第一本书》《读懂金融的第一本书》等。2020年出版新作《美国生活经济学》。

作为一名出国留学并在北美（主要是美国、加拿大）工作、生活约30年的海外华人，想借此机会跟大家谈谈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人留学生的境遇变迁。

1978年底，中国重新开启了海外留学的大门，光阴荏苒，一晃40年过去了。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从1978年底到2017年底，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519.49万人，留学归国人员总数达313万人。以2017年为例，中国出国留学人员目的地仍相对集中，多数都选择前往欧美发达国家和地区求学。

中国2017年继续保持了以公派留学为引领、自费留学为主体的格局。国家公派出国留学全年派出3.12万人，分赴94个国家。其中，访问学者1.28万人，占派出总数的41.17%；硕博研究生1.32万人，占42.29%。单位公派留学瞄准行业需求，派出人数较上一年度翻番，达到3.59万人，增幅为119.71%。在2017年出国留学人员中，自费留学共54.13万人，占出国留学总人数的88.97%。

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海归人数占总数的61%，已然成就卓著，特别是在诸多科技领域中。目前，在中国1700所大学中，留学归国人员担任校长的比比皆是；留学归国人员创办企业，从事高新产品的设计和制造，在高新产业领域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而广东、上海的留学生创业园更成为世人注目的焦点。

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美公派生

1978年12月26日，我的朋友大平和其他49人一起登上了去美国华盛顿的飞机。那天，除了他们的亲友以外，中国国家媒体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都派记者为他们送行，因为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派出的第一批留美访问学者。从此，中国留学生奔赴全世界的序幕正式拉开！

这50位访问学者下飞机后，首先来到华盛顿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在使馆人员的帮助下才给美国大学提出了入学申请。当时，他们还不清楚怎么跟美国大学联系，甚至连对方回复的信件都看不太明白。

大平在国内是生化所的，来美国前都还没有确定选攻哪门学科，他查了大量的资料之后，最后选择了分子神经生物学。当时，这个领域中美间的水平简直有天壤之别，将来学成回国一定大有作为。果不其然，如今他已是中国这门学科的权威，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在这个领域里大大缩短了与美国的差距。

早期的留学生基本上都是公派，这是一种不充分竞争下“无奈”的精英留学。他们原本就是各个单位的“培养对象”，公派出国不愁学费，更不担心生计，只要好好地“保质保量”把书念完拿到学位，回国后往往都能“更上一层楼”，不出意外多半都已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这些年来，公派留学生的状态变化不大，在这儿就不另赘述了。

自费留学初起

自费留学，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自费生的比例超过了公派生。不同时期的自费生各具不同的生活状态，这里我就着重聊聊前来美国的自费留学生的变化吧。

30多年前的自费留学，起初必须有近亲、至亲（甚至嫡亲）的海外担保才能申请护照。最早的自费留学生几乎都是“真”担保，也就是真由担保人负担学费、生活费。

我的朋友南茜，就是靠舅舅的“真”担保来美国的。她舅舅感谢她母亲变卖了唯一值钱的首饰换了他去台湾的船票，日后才有机会辗转到美国。中美关系恢复后，她舅舅回国探亲，国内就只剩她一家亲人了。南茜家最艰难的日子早就过去，不缺吃也不缺穿，于是她舅舅带着她去公安局申请了护照，同时让纽约的语言学校寄来录取通知书I-20，再带着她去美领馆签证，前后不到一个月就办完了。南茜到纽约后先修了两个学期英语，托福考到520分，随即转入纽约市立大学读会计，4年后拿到学位。其间，南茜吃住全在舅舅的家里，而且她舅舅还负担了南茜的学费。放假时，南茜去舅舅开的餐馆打工赚些零花钱。1985年，美国经济正兴旺，南茜还没毕业就到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实习，毕业后转为正式员工，办身份就顺风顺水了，一年不到便拿到了绿卡。随后，在美国安定下来，然后结婚生子，实现了“美国梦”，过着所谓“五子登科”的日子。南茜是最早期自费留美学生的典型。

对于没有直接海外关系的普通百姓来说，他们自由出国留学则始于1985年，这标志着留学大戏的真正开场！

早期自费留学生的特点

早期的自费留学生绝大多数是“苦出身”，因为他们的经济担保几乎都只是“假”担保——名义上的担保，除了运气好拿到学校的全额奖学金（学费 生活费）外，绝大多数人都只能依靠勤工俭学来维持学业和生活。那时，每个国内来的留学生刚到美国时，都会得到“前辈”们的“谆谆教导”——“在美国，三样东西是绝对不能借的：金钱、车子和老婆”。

《北京人在纽约》里的主人公王启明，他下了飞机还没开始品味美国，便一头扎进纽约的餐馆洗碗，这是当年关于自费留学生最经典的镜头。

20世纪90年代，一提起留学生，国内的人总会下意识地联想起《北京人在纽约》。其实，王启明的经历只与初期的自费留学生有点相似，实质却有很大的不同，而最大的不同点是身份。

作为新移民，来美国没有读书的必要，而且在美国糊口很容易，随便找份工作，即使每月挣五六百美元，吃住也够了，像王启明那样在餐馆洗碗的，至少一个月能赚800美元。留学生则不同，我们手持F-1留学签证，为保持学生身份就必须全日制读书。

那时，留学生没有一个是大款，更得不上父母和亲友的资助。对于绝大多数没有奖学金的学生来说，他们必须打工挣学费，而且学费还比当地人至少多付一倍以上，起码是基本生活费的三四倍，甚至更多！

按照美国法律，留学生在校内打工每周不能超过20小时。对于留学生来说，校内打工的收入只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挣学费就必须到校外打黑工，也就意味着超低的所得、超长的工时，所以一个人同时打两三份工稀松平常，不足为奇。这种“全工全读”的艰辛和压力，远非王启明们可比。与留学生相比，王启明所吃的那点儿苦，简直是“A piece of cake”（小菜一碟）。那时，就是自费出来的高干子弟也不例外，最耳熟能详、津津乐道的是一位高干的女儿，她曾在纽约长岛的犹太富翁家打工，说得好听是做管家，其实就是保姆……

1992年放暑假，我找了三份兼职散工，中午和晚上送外卖，下午在一家华人的东北菜馆做派单，就是把餐馆的外卖菜单挨家挨户塞进住户的门缝里，虽然这种活儿倒是不累，但收入太低——3个小时只有10美元。

东北菜馆有一个中年人麦克，中国东北来的，老实忠厚。他已经出国四五年，先拿奖学金读文科，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于是转到电子工程。可是转了专业读到一半，又觉得电子工程学生太多，工作前景也不佳，于是再调头专攻电脑。

麦克在餐馆的“级别”比我高，是端盘子的侍者，除了拿底薪外还有小费。餐馆老板是台湾来的东北人，曾经去中国大陆做过生意，极力希望麦克毕业后留任餐馆当经理，总管跑堂伙计，并打包票为他办绿卡。

头一年，老板让麦克睡在餐馆地下室的简易房间。一天半夜，麦克从梦中惊醒，听见餐馆内有人讲西班牙语，还有搬东西的声响，这不是被“江洋大盗”光顾了吗？他吓出一身冷汗，哆嗦着摸到床旁的电话，躲进被窝给老板汇报了“敌情”。老板让他千万不要“轻举妄动”，随即拨打了911报警电话。警察在10分钟后赶到了餐馆，将盗贼一网打尽。没想到，平时刻薄员工、骂声朗朗的餐馆老板，关键时刻挺有人情味儿的。当然，麦克的表现也可圈可点，尤其是他的鼻子那晚非常“争气”，竟然没有打呼噜。

那起事件发生之后，餐馆立刻安装警报系统，老板留下持有执照的手枪给麦克壮胆，但还是觉着不妥，最后给麦克另外安排了住房。毕业后，麦克在餐馆边打工边找白领工作，一年后在华尔街找到了一份正式工作。后来才知道，麦克的父亲曾是东北一个省城的书记、省委常务委员！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初到美国的自费留学生和公派留学生的相似之处是他们大多是国内名校的毕业生，过五关斩六将考托福（TOEFL，美国教育测验服务社ETS举办的英语能力考试）、考GRE（Graduate Record Examination，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全是精英留学生。他们的不同点是公派留学生是各个单位的培养对象，出国镀金后便要打道回府，而自费留学生则千方百计想留下来扎根。

其实，那时绝大多数自费留学生出来的目的就是移民，留学则是出来的手段。留学生一般要读了硕士学位，才能找到体面的工作，才有可能办绿卡定居美国。那时，留学生很少会有回国的念头，即便想回国，也会等拿到“绿卡”或者转成美国公民再回去，好像不“解决身份”便“无颜见江东父老”似的。

自费留学生的个人身份问题

那时，中国有一个政策——“大学生工作5年后才能申请出国”，外加考托福、考GRE、找担保、联系学校，很多人出来时已过而立之年。其中，单身的留学生往往要等拿了学位、找到工作、办好身份再结婚生子，好些留学生过了40岁甚至过了50岁才有孩子。我有一个朋友长得有点儿老相，一次他带女儿去公园，一个美国人过来打招呼：“你的孙女真可爱！”还有些朋友一拖再拖，至今没生孩子，挑剔些的甚至还是孑然一身。

结婚后出来的留学生，有些配偶因为有移民倾向（的确有移民倾向），移民官不批陪读签证，使不少夫妻相隔五六年才能团聚，而更有甚者还没等到团聚就已经离婚了。出国前就有孩子的留学生，不得已将两三岁的孩子留给父母带，出来时孩子还小，等到团聚时孩子都不认识父母亲是谁了。

最难拿到美国身份的，是1990—1996年进入美国的那批留学生。众所周知，老布什总统在1993年底给中国留学生发放了特别绿卡，一下子解决了1990年4月11日之前进入美国的10万名留学生的身份问题，但也因此把中国后五年的移民配额提前用光，使原本拿到学位找到工作后最多两年便能拿到的绿卡往后延续了四五年，或者根本就办不下来。

我是1990年9月20日出国留学的，飞行了十几个小时后，兴奋地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第二天，一位朋友带我走进了一家超市，印象最深的是物资丰富，奶酪各式各样竟有几十种，接近一半的水果我叫不上名字。我非常震撼！

我是朋友中最后一个出来的，出国前对未来的艰辛生活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对“全工全读”的生活并不意外，已经能够坦然面对。我选课时尽量把三门课放在一个时间段，以方便安排打工。那时，纽约经济不景气，非法移民又多，他们几乎不懂英文，便包揽了餐馆的洗碗工作，而做waiter（服务员）小费高，又被老板的亲友承包了。于是，我只能寻找需要懂英文又有“生命危险”的兼职——送外卖，因为身上有现金，容易被不肖之徒盯上，便有了丧命的危险。

有一天，纽约下了一整天的鹅毛大雪，晚上因积雪太深没有办法骑车送外卖，于是我只能一脚深一脚浅地步行着一单一单往外送。下工后，我走到家门口时发现掉了20美元，而那可是我忍受风雪两个小时的辛苦所得！我不甘心，便顺着来路折回去，想寻找丢失的钱。结果，我来回寻找了一个小时，回到家时已是半夜12点。当我垂头丧气到家时，太太小玲哭丧着脸等在家门口。因为我们居住的小区毒贩出没频繁，她以为我出事了，要是再过10分钟我不回家，她就要打911报警了。

为了留在美国，我又读书又同时打两三份工，前后转过两个专业，在不到4年的时间内拼下了电脑硕士学位。没想到，毕业也就意味着失业，美国经济依然不景气，找工作艰难，办身份更难。

1994年6月2日，我终于毕业了，几经反复周折好不容易闯入华尔街，找到了肯担保办身份的公司。原以为就此一马平川，但就在要拿到“劳工卡”之际，不幸因为公司兼并而下岗。我再找一份工作很容易，可工作签证有效期只剩不到3年，办绿卡的时间已经不够了，而且“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再也不想为保持H-1B（工作签证）而整天提心吊胆。

俗话说，东方不亮西方亮。1995年，美国隔壁的加拿大向中国大陆出生者打开了直接移民的大门，我的许多同学、朋友移民过去后都说挺不错的，不仅生活方式与美国相似，而且还有更胜一筹之处。于是，1998年我移民加拿大多伦多，3年后成了加拿大公民。随后，又借助北美贸易协定返回纽约华尔街，却在“9·11”事件中与死神打了个照面儿。其实，像我这样来回折腾闯荡北美的中国留学生还真不少，我算是个典型吧。

我留意到，国内的新闻媒体对于留学生大部分着眼于两个极端：要么是特别优秀的奇才，要么是穷困潦倒混不下去的惨例。做新闻的都知道，“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所以像专家洗碗、教授当保姆这种个例很有轰动性，可以吸引好奇的读者。事实上，成千上万留学生的生活充满了哀愁喜乐，对我们这些早期的留学生来说，北美“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中国的巨大变化引起自费留学生的选择变化

在“新经济”泡沫爆破、全球经济普遍萎缩的情况下，中国“风景这边独好”，经济几经考验蒸蒸日上，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高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初中期，在史无前例的经济起飞大发展后，中国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同国际接轨，民生大幅改善，国力迅速增强，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所谓的“中国梦”就此诞生了，“海归热”也逐渐升温。在这种情况下，出国留学的“机会成本”显然越来越高。像我们这些从零开始历尽坎坷奋斗了几十年的老留学生，与没有出国的同学、朋友相比较，生活水平并没有什么明显的高低，只是各有千秋而已。如果出国留学仅仅为了追求房子、车子、票子那几个“子”的话，就大可不必了。

1996年之后，随着中国经济的巨大变化，留学生的状况也迅速改变，渐渐形成全民留学、大众留学的普遍现象，只要有钱就可以留学，并且对是否留下并不在意，能留则留，留不下来就回去。他们有一点倒颇像公派留学生，就是出来镀金拿个洋学位，再积累几年实际工作经验，目的是回国谋求大发展。目前，不端盘子不打工的小留学生，正成为中国留学生的主要趋势，而且年龄越来越小。

从整体来看，早期的自费留学生因为想留下来，攻读数理化、工程和电脑的人比较多，即STEM——Science（科学）、Technology（技术）、Engineering（工程）、Math（数学，包括电脑），容易找工作、办身份。曾经有几年，留美学生中不管原先在国内是什么专业，男的都转学电脑，女的都转学会计，我和我太太就属于这样的“黄金搭档”。我太太在国内是会计，而我原先在国内是机械工程学士，出来后先转为传播，后来转攻电脑。

至于那些以出国镀金为手段，以回国求发展的留学生，他们多半会选择适合在国内发展的专业，如管理、金融、法律。我的小弟就是一例。他1992年从杭州大学国际商务系毕业，先在中外合资企业工作了几年，随后1997年便去英国读MBA（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学位），没有考托福，也没有考雅思（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简称IELTS，国际英语水平测试系统），更不用考GRE、GMAT（Graduate Management Admission Test，经企管理研究生入学考试），带了5万英镑付了学费就读书。因此，他也不那么留恋英国，1999年毕业后就立刻回国了。

对于新老留学生的不同，我的一个朋友只用一句话便形象地道出了——“我们一下飞机直奔餐馆洗碗，现在的留学生一下飞机直奔车行买宝马；我们那时一进超市便眼花缭乱，现在的留学生都说纽约不咋地”。

前几年，我的老同学云霞在MSN（Microsoft Network，微软公司的一款网络服务软件）的题头上写道：“可怜的坐经济舱的孩子！”原来，她是心疼她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读书的女儿，因为放暑假飞回国没有买到商务舱的机票，而且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经济舱。但是我们这批留学生，直到现在都舍不得回国时坐商务舱，而留学的时候往往是还不知道下学期的学费在哪儿呢。那时，别说没钱回去，就是有钱也非要等拿到身份才敢回去，而有的人甚至连父母去世都不敢回去送别最后一程，生怕回去了再签证时出问题“回不来”了。

前两年，中国有一部电影《时差7小时》，剧中描写一个16岁的中国女孩独自到英国闯荡，并将这段美妙经历写成了《长翅膀的绵羊》，然后自导自演拍成了电影。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剧中，女孩一到国外便有帅哥机场迎接。不过，最令我心动的一个镜头是女孩和一个男同学骑车逛街，而我当年是骑车送外卖，真是时过境迁啊！

原来，现在的小留学生非但不愁吃穿、不愁学费，还一边读书一边谈恋爱，甚至还写书、拍电影。乍一看到这个故事，我心里还真不平衡。“货比货要扔”，一样是留学生，人家的留学生活怎么就这么滋润呢？不过，回头想想，按年纪她都可以做我的女儿了，不正是靠我们这一代人的奋斗他们才能幸福生活吗？我怎么能妒忌下一代呢，应该为他们高兴才对呀，更不能吃他们的醋，而这正体现了中国这些年的巨大变化嘛。

中国驻英国大使傅莹曾在其母校英国肯特大学发表演讲，也提到了新老留学生的变化：“联想到中国城市人均收入在过去30年里增长了30倍，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不为奇。”

归去来兮——留学生在美国扎根后的现状

我们留学生刚出国时就像“北漂”，而“北漂”一旦拿到北京户口就能成为“新北京人”，可是在北美无论我们待多久，即使成了美国、加拿大公民，却仍然是不在主流的“边缘人”。

我曾经和国内好些亲友谈到我们在这儿很难进入主流，他们不太明白，因为他们生活在国内的主流之中，反倒不能理解什么叫“主流”了。在北美，我们比国内的人多了一些选择的机会，但很难真正融入这个社会，形象的说法就是“得到了天空，失去了大地”。

我太太的教授在英文写作课上说，即使像工程师这样的工作，“能否成功，90%不是取决于你的技术能力，而是取决于你的语言文字和交际能力”。我们与白人相比，英文的确是我们的“短处”，但对我们留学生来说，真正的软肋其实并不是英文。FIASCO（《诚信的背后》）的作者说过：“1994年，我在瑞士信贷的培训课程就很具代表性：绝大多数实习生都是白种男性，不是哈佛、耶鲁、牛津的毕业生就是富家子弟……就我所知，瑞士信贷还没有聘用过任何有色人在美国工作……”

我是2003年初进入瑞士信贷的，而我的同事吉姆是山东的高考状元，北大物理学学士、硕士，中科院天体物理学博士，美国哈佛博士，在华盛顿国家级实验室做过两年博士后。吉姆是个天才，能力超强，没有他解决不了的问题！吉姆知道英文是我们的短处，下了大功夫矫正我们的口音。我第一次听吉姆说英文时，以为他是ABC（America born Chinese，美国出生的华人），没一丝中国口音；而他写的英文报告更不比美国人差，但他的级别至少比同等资历的美国人相差三级！我们部门几次三番将吉姆升迁的名字报上去，并且有部门总经理查理的强力推荐，可他的升迁之路一次次被堵在公司高层。在一次公司大会上，吉姆终于忍不住大胆地质问公司高层：“我们公司是根据什么标准升迁的，是根据工作能力，还是依据姓氏？”这就是所谓的“玻璃天花板”，你能望到天空，就是冲不破那层玻璃板……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近几年海归潮起。据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透露，留学回国人员每三年增长1倍多。每次我和周围的朋友聚会时，我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归与不归、何时归去。在这里，我引用我另一篇文章里的一段话以说明：“美国是一个发展完备的国家，一切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海鳖’们的生活犹如一汪平静的湖水，一阵风吹过，只激起浅浅的波纹，极少掀起狂波巨浪。宁静让人向往跳动，永恒让人憧憬变化，诱惑涌动着渴望的心。人总是向往动感，而且是向上的动感。如果永远生活在一种静止的环境中，慢慢地会变得麻木。生活在美国，真的有‘鳖’的感觉。中国则是波浪翻滚，在这个变革的社会里，‘海鳖’们都想去冲浪，他们的心在剧烈地跳动着：回去吧，我们要做‘海龟’！海归呀，已经成为我们这些海外学子挥之不去的梦……”

也许，倒转回去20年或15年，对绝大多数留学生来说，回去还是留下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那时候中国和美国完全没有可比性，中国在各方面都大幅落后于美国，生活、工作等方方面面的差距相当大，只要有可能就都会想办法留在美国，哪怕“博士洗碗、教授做保姆”也要出来。然而现在情形不同了，中国和美国有了可比性，留学生们有了选择的余地。何时归去，我们在等待最佳时机！

当然，出国不见得不爱国，回国也不见得只为爱国。尽管还有许多留学生没有回国，他们一样可以为母国的发展作贡献。留美学生大多毕业于国内一流大学，他们既接受了中国的传统教育，又吸取了西方的先进理念和精华，积聚了珍贵的中西方“杂交优势”，最大的价值在于为东西方搭建桥梁。大洋那边千千万万的“海龟”，与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海鳖”，将为世界了解中国和中国通向世界，为中国的崛起而共同努力！

延伸阅读：陈思进《美国生活经济学》：从财经视角读懂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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