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次人口普查武汉老年人口（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武汉人口发展特点研究）

摘要

在我国人口增速放缓和人口集聚程度增强的大背景下，武汉市人口发展呈现出总量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常住人口家庭结构更趋小型化、人口性别结构正逐步突破合理区间、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期仍将持续、少子老龄化问题仍将进一步恶化、人才资源优势居全国前列、流动人口有效改善人口结构、人口的空间分布渐趋合理等新特征。针对武汉人口发展现状，一是充分发挥武汉在自然生态和科教、产业上的优势，出台更加包容的户籍政策吸引人才；二是完善公益性基本公共教育制度，出台更多有利于女性参与的劳动就业创业政策，建立覆盖流动人口的住房保障制度，助推人口生育率提升；三是提高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保率，鼓励健康老年人社会服务，培育银发经济，保障老年人合法权益，化解老龄化危机；四是制定重点突出的区域人口政策，增强区域间协调性，推进武汉人口政策改革。

[关键词]全国人口普查；人口老龄化；人口红利；人才政策；户籍改革；社会保障

法国哲学家孔德（Isidore Marie Auguste François Xavier Comte）曾指出人口就是一个国家的命运。经济发展、政治稳定、文化繁荣、国防建设、社会的长治久安都有赖于人口安全。没有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就谈不上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甚至可以说，稳定的人口规模与合理的人口结构是延续民族文明、保持大国实力、应对各种挑战的必要前提。

定期开展全国人口普查，是世界各国普遍采取的人口措施。曾指出：通过人口普查查清我国人口数量、结构、分布等方面情况，把握人口变化趋势性特征，为完善人口发展战略和政策体系、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准确统计信息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分别在1953年、1964年、1982年、1990年、2000年、2010年和2020年共举行过七次全国人口普查。

武汉作为国家中心城市和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通过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准确把握武汉人口发展变化的新情况、新特征和新趋势，深刻认识这些变化对人口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对于调整完善人口政策，推动人口结构优化，促进人口素质提升，提升城市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

一、武汉人口发展的八个特点

在我国人口增速放缓和人口集聚程度增强的情况下，武汉市人口发展呈现以下新特征、新变化。

（一）人口总量持续保持快速增长趋势

新中国成立以来，武汉作为中部地区最大都市及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常住人口总量一直保持增长趋势。武汉市在1953年常住人口总量仅为360.24万人；1978年常住人口总量就超过500万人，达到548.29万人[1]；2011年常住人口总量超过1000万人[2]；2021年武汉城区人口超过1000万人[3]，首次进入超大城市行列。

从人口总量来看，2020年武汉常住人口总量达到1232.65万人[4]，同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978.54万人相比，增加254.11万人，增长25.97%（见图1）。武汉人口总量的全国排名从2010年的第14位上升至2020年的第11位，上升了3位；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由2010年的0.73%上升至2020年的0.87%，增加了0.14个百分点。

从年均增长率来看，1953年至2020年，武汉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85%，比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1.33%高出0.52个百分比。具体来看，武汉市除1964-1982年的年均增长率（1.52%）低于全国人口年均增长率（2.09%）外，其他区间的年均增长率均显著高于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特别是1990年以来，在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明显放缓的情况下，武汉常住人口的年均增长率逆势上扬。1999-2000年全国人口的年均增长率为1.07%，2000-2010年为0.57%，2010-2020年再降至0.53%[5]。同期1999-2000年武汉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为1.55%，2000-2010年为1.97%，2010-2020年为2.34%。武汉人口年均增长率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常住人口家庭结构更趋小型化

武汉常住人口总户数呈快速上涨趋势，户均规模则呈下降趋势。从1953年的84.02万户，至2020年的464.09万户，武汉市常住人口总户数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呈快速增长趋势。尤其是2010-2020年的十年间，家庭户数量增长了139.48万户，增加了42.97%（见图2）。

平均每户的人数除1964年比1953年多外，其他年份均呈下降趋势：1982年为每户4.29人，1990年为每户3.97人，2000年为每户3.33人，2010年为每户3.01人，2020年每户仅有2.66人，首次低于3人的标准。特别是全市家庭户，2020年为408.25万户，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2.47人，比2000年增加了114.97万户，而平均每个家庭户人口减少了0.31人。

家庭户仍占主体，但集体户比例也在小幅上升。2020年武汉家庭户户数为408.25万户，占总户数的87.97%；家庭户人数为1008.95万人，占人口总量的81.85%。家庭户仍是武汉常住人口的主体。

从集体户人数来看，集体户人数由2010年的162.38万人，增加至2020年的223.70万人；集体户人数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由2010年的16.59%增加至2020年的18.15%。也就是说，2010年至2020年的十年间，武汉集体户人数增加了61.32万人，占比增加了1.56个百分点，但集体户的平均人数却减少了1.18人。

（三）人口性别结构正逐步突破合理区间

生物学规律表明，“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出生100名女婴，相应地有103~107名男婴出生。”因此，世界各国通常将出生人口性别比的正常范围定为103~107。统计结果出现在该区间内则视为正常。反之，数值过低或过高都被视为异常[6]。性别失衡不仅会导致婚姻挤压，也会增加暴力冲突、偷盗抢劫和违法犯罪的可能性，还会促进性产业的繁荣，增大性疾病传播的风险，直接影响人口健康与安全[7]。

从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来看，武汉人口性别比的平均值为106.53，高于103.16的全国平均水平，处于正常范围之内。但需要注意的是，2020年武汉人口性别比为108.17，高于武汉2010年人口性别比105.91，也高于2020年全国人口性别比105.07，更略高于国际通用的合理区间（见表1）。特别是东湖高新区和武汉开发区，人口性别比分别为119.89和121.09，仅低于广东省（主要是东莞、深圳）和西安、郑州的部分市区[1]，属于全国少有的性别比严重失衡区域，应引起高度的重视。

（四）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期仍将持续

武汉劳动力人口增幅减缓。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劳动年龄人口（15~65岁）是经济中的生产者和储蓄者，非劳动年龄人口（儿童和老人）是经济中的消费者[8]。2020年，武汉市常住人口中15~64岁劳动力人口总量为926.22万人。从武汉劳动力人口总量来看，2020年比2010年增加了124.59万人；但从武汉劳动力占常住人口的占比来看，占比却从2010年的81.89%下降至2020年的75.14%，下降6.75个百分点；从武汉劳动力年均增速来看，2010-2020年的年均增速为1.46%，比2000-2010年间的年均增长率2.93%，低了1.47个百分点。

武汉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处于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期。如果以人口总抚养比[2]小于50%作为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期（也称人口机会窗口期），2020年武汉市人口总抚养比为33.08%，比2010年的22.11%上升了近11个百分比，但武汉市仍处于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期。2020年我国人口总抚养比为45.9%，联合国人口方案预测结果表明，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期将延续到2032年[9]，按此趋势推测，武汉市人口年龄结构红利期仍将持续较长的一段时间。

（五）少子老龄化问题仍将进一步恶化

武汉少子化现象未来走向不明。少子化是指生育率下降造成幼年人口逐渐减少的现象。从全国人口出生率来看，1949-1975年间，除1961年因自然灾害出生率略低外，其他年份人口出生率均高于21.0‰，处于超多子化阶段[3]。1980年9月，随着独生子女计划生育政策正式出台，1976-1991年间我国进入严重多子化阶段。但1992年后，人口出生率出现反转，1992-1995年处于多子化阶段，正常阶段只维持了三年（1996-1998年），中国就于1999年正式进入少子化阶段，在2002年进入严重少子化阶段。随后中国分别于2013年、2015年出台了“单独二孩”“全面二孩”政策[10]，人口出生率略有上升，但2018年后中国又进入到超少子化阶段，甚至在2020年人口出生率下降为8.52‰，首次跌破10‰,少子化问题令人担忧。

从武汉户籍人口出生率来看，2009-2016年间（见表2），武汉市户籍人口出生率虽然多数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人口出生率却在不断提升，处于从超少子化阶段向严重少子化阶段转化期。2017年起，随着户籍制度的不断放开和“二胎政策”的全面推行，武汉市户籍人口总量在大幅上升的同时，2017年武汉人口出生率达到15.57‰,上升为少子化阶段。但至2019年，武汉人口出生率又下降至12.8‰，再次进入严重少子化阶段。

现阶段，武汉人口出生率面临多方面的博弈。一是武汉市户籍育龄妇女人数由2010年的245万人降至2020年的215万人，总量减少30万人。二是随着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中国女性的生育意愿明显低于更替水平[11]。三是2021年起，中央出台了“三孩政策”“双减政策”，上海、湖北等地出台了“增设育儿假”等一系列重磅政策。武汉，抑或是中国，人口出生率的未来走向仍有待观察。

武汉人口老龄化进程将进一步加快。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人口年龄结构大体上经历着“年轻型-成年型-老年型”（见表3）的不可逆的演化过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经历“年轻型 - 成年型 - 老年型”的重要转向[12]。国际上一般有这样的认识：一个国家60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超过10%，这个国家即进入到老龄化社会，10%到20%之间属于轻度老龄化，20%到30%之间为中度老龄化，超过30%是重度老龄化[13]。

从历年武汉市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来看，2000年武汉65岁及以上老人占比仅为6.99%，还处于成年型。2010年，武汉市60岁及以上老人为124.1万人，占比12.69%，进入轻度老龄化阶段。到2020年，武汉市60岁及以上老人上升至212.44万人，占比上升至17.23%，略低于同期全国的18.7%（见表4）。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出生人口经历了1949-1958年、1962-1975年和1981-1997年三次高峰期[14]。2020年，武汉市60-64岁常住人口达到66.82万人，比2010年多了22.23万人，同时随着第二次出生高峰期人口进入老龄阶段,“十四五”期间，我国将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8]，武汉估计也会在5-10年内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六）人才资源优势居全国前列

武汉人口素质显著提升，大学文化程度人群首次成为各学历中人数最多的群体。武汉市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数，1964年仅有1939人，1982年为2876人，1990年迅速增长至6149人，2000年增加了1倍，达到12290人，2010年又增加了1倍，达到25191人，2020年又上升至33867人（见图3）。2020年，武汉市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首次超过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人口数25342人，成为武汉常住人口中，学历人数最多的群体。2020年，武汉市每3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人是大学以上学历，武汉市的人才资源储备优势非常明显。

优质教育资源助推武汉人口素质的提升。2020年，武汉每10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人数为33867人，列全国第4位；每10万人拥有高中文化程度人数为19690人，列全国第19位。综合来看，武汉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96年，仅低于北京的12.64年，位列全国第2位。武汉现拥有普通高等学校83所，列全国第2位，其中双一流学校7所，居全国前列。武汉优质的教育资源优势对于提升武汉人口素质有显著的作用。

（七）武汉流动人口有效改善人口结构

逐步放开的户籍制度有效提高了武汉户籍人口机械增长率。人口自然增长是指某地区内通过人口自然繁殖和死亡（死亡原因包括疾病、战争等）得到的人口变动数据。人口机械增长是指某地区内通过人口迁入迁出得到的人口变动数据。

2009-2016年，武汉市户籍人口一直处于负增长状态，特别是净迁移人口，2011年就减少了4.9万人。自2017年武汉启动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工程”、不断降低户籍制度门槛以来，武汉市净迁移人口由负转正，2017年至2020年间，武汉市净迁移人口达到66.76万人，户籍人口总量也由2017年的853.65万人，增至2020年的916.19万人（见表5）。

武汉的人口流动更趋活跃。2020年，武汉市人户分离人口[4]701.96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56.95%。相较于2010年，2020年武汉市人户分离人口增加了318.46万人，占常住人口总量的比重增加了17.76个百分点（见图4）。

2020年人户分离人口中，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为307.42万人，占43.79%；流动人口为394.54万人，占56.21%。而2010年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仅为118.66万人，仅占人户分离人口的30.94%。也就是说，2020年武汉市大约每3个常住人口中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且户籍人口的流动也更趋频繁。

大量年轻高学历的流动人口对于改善武汉人口结构起到了积极作用。历年武汉市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对比表显示，武汉市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在人口结构方面仍存在一定的差异（见表6）。

从城镇化率来看，由于武汉大量新城区农业人口向城镇转移，2010年至今，武汉市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一直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高了10个百分比及以上。

从年龄结构来看，相较于户籍人口，武汉常住人口大幅增加了劳动力人口的占比，小幅减少了儿童占比（2020年比2010年减少了1.55个百分点），但大幅减少了老年人口的占比（2020年比2010年减少了2.93个百分点），有效缓解了武汉人口老龄化的进程。

从男女性别比来看，2010年武汉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性别比差异不大。2020年，武汉常住人口性别比为108.04，高于103.22的户籍人口性别比。武汉流动人口逐渐造成常住人口性别比失衡等问题。

（八）人口空间分布渐趋合理

武汉人口的空间分布渐趋合理。为测量某个现象是集中分布在特定区域还是在该地均匀分布，经常采用集中指数和人口密度两个指标进行研究。

人口集中指数[5]能够反映人口在该地域分布是否均衡[15]。武汉人口集中指数由2010年的0.48降至2020年的0.45，可以看出，武汉市人口正在逐步分散。

人口密度是研究人口分布最常用的指标，能够直接反映出某地人口密集程度。武汉人口密度从2010年的1141.93人/平方公里上升至2020年的1438.48人/平方公里，但武汉市人口密度最大的三个区——江汉区、硚口区、武昌区在2010-2020年间人口密度都出现明显下滑，特别是硚口区，人口由2010年的20648.07人/平方公里，下降至2020年的16641.56人/平方公里，每平方公里减少了4000余人。

武汉常住人口正逐步向开发区和新城区转移。武汉大力支持优化开发区加快集聚经济和人口。2010-2020年十年间，武汉市人口增量最大的五个区均是开发区和新城区，分别是洪山区增加了67.94万人，人口占比增加了3.3个百分点；东湖高新区增加了53.85万人，人口占比增加了3.53个百分点；东西湖区增加了39.39万人，人口占比增加了2.24个百分点；江夏区增加了32.99万人，人口占比增加了1.32个百分点；黄陂区增加了27.67万人，人口占比增加了0.4个百分点。人口增量减少的四个区都是主城区，其中硚口区减少了16.2万人，人口占比减少了3.06个百分点；武昌区减少了10.64万人，人口占比减少了3.39个百分点；青山区减少了5.83万人，人口占比减少了1.57个百分点；江汉区减少了3.56万人，人口占比减少了1.73个百分点。

武汉市公安局登记的历年流动人口区域分布数据同时显示，武汉市常住外来人口中居住在主城区的比重由2013年的75.9%快速下降至2020年的52.3%，而居住在开发区的比重则由2013年的11.2%上升至2020年的23.3%，居住在新城区的比重由2013年的12.9%上升至2020年的24.4%（见表7）。

随着产业分布的空间转移，武汉市四个副城[6]成为新的聚集地，人口不断向开发区和新城区转移，四个副城也越来越多地承担接纳常住人口，特别是流动人口的功能。

武汉常住人口正逐步向面积更大的武昌区域转移。2020年，武汉市主城区人口中汉口地区人口227.99万人，占34.95%；汉阳地区人口83.73万人，占12.84%；武昌地区人口340.6万人，占52.21%[7]。如果将东西湖区、黄陂区、新洲区纳入大汉口区域（长江以北）；武汉经济开发区、蔡甸区纳入大汉阳区域（长江以西）；东湖高新区、江夏区纳入大武昌区域（长江以南），2020年武汉常住人口中，居住在大汉口区域的有513.77万人，占比41.68%；大汉阳区域的有187.3万人，占比15.19%；大武昌区域的有531.59万人，占比43.13%。也就是说，武汉市常住人口中有四成人口集聚在大武昌区域。

武汉市各区人口特点不一。江岸区，2020年常住人口总量接近100万人，是武汉第4个人口大区，每10万人拥有大学和高中文化程度人数均列各城区第5位。但该区60岁及以上人数占比达到22.53%，列各城区第二位，老龄化问题较重，且是武汉唯一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人数的区。

江汉区、硚口区是武汉七大主城区之一，也是2010-2020年人口总量减少的四个城区之一，也是武汉人口密度最大的两个区。2020年两区性别比低于正常值，儿童占比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但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却高于全市平均水平，大学学历者拥有量略低于全市平均水平，但高中学历者拥有量却高于平均水平。

汉阳区，是主城区人口增幅最大的区。人口结构均属于全市平均水平。

武昌区（含东湖风景区），是武汉三个百万城区之一。2010-2020年间，该区常住人口总量下降了10.64万人，降幅列全市第二名。老龄化程度较高，儿童占比却偏低。但该区大学学历人数拥有量却达到45444，远高于其他城区，列全市第二。

青山区，是主城区人数最少的区，也是2010-2020年武汉市常住人口减少的四个城区之一。该区是60岁及以上老人占比最多的区，也是儿童占比最少的区之一，是少子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区，大学生和高中生拥有量也是中心城区最差的区。2020年，除性别比属于正常范围外，青山区是武汉市人口结构最不合理的城区之一。

洪山区，作为高校聚集地，大学学历拥有量全市最高，也是武汉第一人口大区，劳动力占比列全市第二。虽仍属于老龄化区，但老年人占比列全市倒数第二位，是老龄化问题较不严重的区。

江夏区、东西湖区，均是人口增加的新城区，老年人占比不高，但男女性别比失衡，城镇化率还有一定的上升空间。

蔡甸区、黄陂区、新洲区都是新城区，是人口增加区，城镇化水平不高，老龄化问题严重，同时儿童占比较高，性别比也处于失衡阶段。

武汉经开区、东湖高新区，作为武汉最具活力的开发区，是武汉人口增幅最大的城区，是劳动力占比最高的城区，是大学学历人口集中的区域，更是人口老龄化占比最低的城区，尤其是东湖高新区，是武汉市唯一不属于老龄化阶段的城区。但两个区均存在儿童占比少，男女性别比严重失衡的问题。

二、对策与建议

“十四五”时期应是武汉人口走向的关键时期，武汉未来的人口政策的走向必将深刻影响武汉经济社会未来的发展。针对武汉人口发展的现状，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一）包容性户籍制度提升武汉人口吸引力

在人口红利正在消失和各城市基本放开学历型人才落户限制的背景下，盲目攀比性的人才引进政策，不仅不利于城市留住高端科技人才，反而会造成房价和社会生活成本的迅猛提升，最终导致大量优先劳动力的流失。武汉现行的人口政策，特别是户籍制度已不能完全适应建设现代大武汉的需要，只有更加包容的户籍政策才能留下更多的人。

第一，武汉应充分发挥武汉水资源优势，优化城市生态和人居环境，通过打造的生态园林式的国际宜居型社区吸引高端人才来汉发展。

第二，武汉应充分发挥科教资源和优质产业优势，一方面通过产学研深度融入，将武汉的高校资源优势与武汉的产业体系接合起来，推动武汉民营企业做大做强。另一方面，在制定人才策略时跳出传统户籍制度视角下对于“人才”“流动”的思维定式，构建更加包容、更具效率、更可持续、更加精准的人才策略[16]，让更多的在汉大学生愿意留，留得下，发展好。

第三，“十四五”期间，户籍制度改革的重点应由“抢人大战”转变为“留人大战”，城市现存的大量优质农民工资源必将成为新一轮户籍制度竞争的重点。降低“积分落户”门槛,确保在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落户武汉，应是武汉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二）人性化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助推人口生育率提升

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仅1.3，已到达国际学术界所划分的极低生育率水平的临界。育儿成本持续上升、生活压力大、房价高、生育观念改变等因素均显著抑制了生育意愿。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让改革的成果更多地惠及全民,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增强全体人民在共建共享发展中的获得感、提升人口生育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是，进一步完善以公益性为目的的基本公共教育制度。通过出台更加有效的政策，逐步强化学校在教育主战场的决定性作用，降低家庭在子女教育的经济成本、接送子女的时间成本和升学的精神压力。同时加快发展以政府为主体，企业和市场有效参与的0-3岁婴幼儿托育服务，有条件的区和街道可逐步将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

二是，出台一系列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基本劳动就业创业政策。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通过税收优惠、企业女性占比奖惩机制等措施鼓励企业保留或提供妇女特别是生育后再上岗妇女岗位，保障女性就业权益，鼓励女性自主创业，提升女性幸福感和满意度。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适龄妇女愿意生、敢于生、放心生。

三是，尽快建立覆盖全体流动人口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作为城市边缘群体，不仅享受不了城市改革所带来的住房红利，还要被迫接受远超他们承受能力的高房价，这也是他们生育意愿下降的重要原因。逐步将流动人口中10%~15%纳入以公租房为主的基本住房保障制度行列，让更多在汉有稳定工作的流动人口租得到房、买得起房，才能真正把大量优质的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资源长期稳定地留在武汉，有效提升流动人口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三）积极稳妥的老龄化政策化解人口老龄化危机

人口老龄化将是我国，也是武汉必然要面对的重要国情。长期停滞理论指出，缓慢人口增长和老龄化，可能使经济增长持续陷于低于潜在增长率的境地[17]，但危和机是同生并存的，只要应对措施得当，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

一是加强以流动人口为主的社会保障推进力度，提高养老保险参与率。2018年笔者撰写的武汉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武汉农民工中仅有51.20%办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有44.86%办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随着在城市长期生活的第一代农民工（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出生）逐步迈入老年，如果他们中的多数如果没有办理社会保险，未来这些没有稳定收入的农业转移人口极有可能成为影响城市稳定发展的重大风险。通过政策强制推进和降低社会保险缴纳费用等措施，提高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与率，应是未来一段时间武汉市关注的重点之一。

二是鼓励、保护、支持60岁及以上健康老人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和就业。以社区和企业为主要切入点，积极鼓励健康老人参与社会活动，充分发挥老年人的专长和作用，不仅有利于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还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

三是积极培育银发经济，发展适老产业。如以老年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严把质量关，支持老年产品关键技术成果转化、服务创新，满足老年人提高生活品质的需求。再如根据老年人居住需求，开发更适合老年人居住的房地产项目，创新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模式。

四是保障老年人的权利。市场监管等部门要加强监管，严厉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行为，维护老年人消费权益，营造安全、便利、诚信的消费环境。

（四）重点突出的人口政策加快区域协调发展

2010－2020年十年间，武汉市主城区人口已逐步转移至光谷和车谷两大副城，但以江汉区和硚口区为代表的主城区仍是人口密度最大的区域，以洪山区、东湖高新区为代表的武昌区域仍是人才密集区域。

“十四五”期间 ，武汉应按照“主城做优、四副做强、城乡一体、融合发展”空间发展格局。以“两江四岸”为核心，推动三镇聚合、均衡发展。加快“四副做强”，特别是临空经济区和长江新城的建设力度，推进优质高校资源、产业资源向长江以西和长江以东布局，促进全市人口，特别是人才向车谷、临空经济区、长江新城和光谷副城四大副城转移。

武汉市各城区受历史渊源和产业发展现状的影响，各城区人口特点虽然总体符合全市人口特点，但也会有一定的差异。各城区应根据各区人口结构和经济发展特点，制定更有针对性、重点突出的人口政策。

主城区应以青山区为突破口，加大与“银发经济”和0-3岁子女托育相关产业的政策支持力度，重点解决户籍人口的养老和子女托育问题。以此为切入点，提高户籍人口的安全感和幸福感，改善户籍人口出生率持续低迷的现状。

开发区应以东湖高新区为突破口，通过合理的产业布局、加大流动人口住房保障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子女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措施，重点解决性别比失衡、人口出生率低和农民工未来养老问题，避免出现暴力冲突、偷盗抢劫、性疾病传播等各类社会问题。

新城区应以蔡甸区和江夏区为突破口，通过产业发展吸纳农村人口在城镇就业、居住，提高新城区人口城镇化水平。

三、小结

武汉市作为国家中心城市、长江经济带核心城市,其在全国、中部，特别是湖北的龙头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进一步彰显。2020年，武汉市每2人中有1人居住在主城区，约有1人居住大武昌区域；每3人中有1人拥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人口，有1人是流动人口；每4人中有1人是老人或小孩。武汉市虽然与全国多数城市，特别是超大、特大城市一样，存在家庭规模缩减、少子老龄化现象突出等问题，但人口结构总体优于全国水平，特别是人才资源储备处于全国前列。

但是也要考虑到问题的另外一面，即现阶段我国东部地区人口聚集能力仍在不断增强，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的快速发展对全国人口的虹吸效应将会进一步彰显。中部地区的郑州、长沙、合肥等城市，在人口出生率本就优于武汉的情况下，还不断地在人口总量、教育资源优势等方面快速追赶武汉，而武汉却要面临湖北人口不断萎缩的大环境。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汉只能通过不断改革，提升自身人口素质，调整人口结构的同时，通过提高城市竞争力，吸引武汉周边更多的青年才俊融入武汉，为武汉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人口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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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部分省市（如北京、上海等）没有公布各区的男性、女性人数或人口性别比数据。

[2] 总抚养比=(0-14岁人口数 65岁以上人口数)/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数。

[3] 一般定义，人口出生率 21.0‰ 以上为超多子化；21.0‰～19.0‰ 为严重多子化；19.0‰～17.0‰ 为多子化；17.0‰～15.0‰为正常；15.0‰～13.0‰ 为少子化；13.0‰～11.0‰ 为严重少子化；11.0‰ 以下为超少子化。

[4] 人户分离人口是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人户分离人口包括市辖区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是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流动人口是指人户分离人口中扣除市辖区内人户分离的人口，也就是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非本市户籍人口。

[5] 人口集中指数计算公式：

其中：C 为该地区流动人口集中指数；i为该区域内的行政单元数；n为该区域内的行政单元个数；Pi 为第 i 个行政单元内流动人口数量；P 为该区域的流动人口数；Si 为第 i 个行政单元的土地面积；S为该区域的土地面积。C 值介于 0和 1之间，最小为 0，最大为 1。C 值越小，越趋近于 0，说明人口相对于土地分布越均匀； C值越大则说明局部区域人口集中的程度较高，分布越集聚，越不均衡。

[6] 武汉的四个副城是指光谷、车谷、临空经济区、长江新区。

[7] 汉口地区包括江岸区、江汉区、硚口区。汉阳地区包括汉阳区。武昌地区包括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

原文引用：曹莹.基于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武汉人口发展特点研究,2022,（07）：22-33

来源：《决策与信息》2022年第07期

作者：曹莹（1979-），女，湖北武汉人，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农村与生态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人口社会学、统计社会学和农村社会学研究。

责编：甘小梅、胡梁

编辑：邓汝濛、倪杰（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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