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元济（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

张元济（1867—1959）与顾廷龙（1904—1998）都是20世纪中国著名的文献学家，张元济在其生涯的最后二十年，与顾廷龙在文化事业和文献整理上形成了忘年之交，成为中国现代文献学、图书馆学和出版事业史上的佳话。

1956年10月31日庆祝张菊老九十生日摄影，前排中坐者为张元济，第二排左起第二人为顾廷龙，后排左起第一人为张树年、第三人为张人凤。

始于合众图书馆的情谊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文化情谊始于1939年在上海创办的合众图书馆，当时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主要有叶景葵（1874—1949）、张元济和陈陶遗（1881—1946）三人，其中张元济在其中起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1937年11月，叶景葵因张元济为其整理家藏而萌发欲以其个人藏书为基础创办私人图书馆的意愿。1939年4月3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从国家文化安全和文化保护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创办合众图书馆的旨意：“弟因鉴于古籍沦亡，国内公立图书馆基本薄弱，政潮暗淡，将来必致有图书而无馆，私人更无论矣。是以发愿建一合众图书馆，弟自捐财十万（已足），加募十万（已足）。（此二十万为常年费，动息不动本）又得租界中心地二亩，惟尚建筑基金，拟先租屋一所，作筹备处。弟之书籍即捐入馆中。”1939年4月18日，叶景葵在给顾廷龙的信函中述及了合众图书馆的发起人和理事会主任和总编纂人选：“鄙意组织愈简愈好，大约即以弟与菊老及陈陶遗（彼在江苏声望极隆）三人为发起人，即为委员。委员中或推菊老为主任，其下设总编纂一人，请吾兄作任之，不再设其他名义。”（《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一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年4月）可见，张元济实为合众图书馆创办动因并与叶景葵等一起成为主要发起人，而顾廷龙作为合众图书馆的总编纂（后定为总干事）便与张元济开始了二十年的文化交往。

因叶景葵和张元济年时已高，故创办合众图书馆需要一位有志节的青年专业人才来具体主持，叶、张两人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顾廷龙。1939年3月至6月，叶景葵曾连续十次发函顾廷龙，切盼顾廷龙南下迅速料理合众创办事务。在燕京图书馆热请挽留、顾廷龙一时不得脱身之际，张元济情真意切、分析入理的信函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1939年5月25日，张元济致顾廷龙信函中云：“夙从博山昆仲饫闻行諠，久深企仰。先后获诵鸿著《愙斋年谱》《章氏四当斋藏书目》，尤钦渊雅。近复承寄《燕京大学图书馆报》第130期一册，大作《嘉靖本演繁露跋》，纠讹正谬，攻错攸资，且感且佩。蔽友叶君揆初雅嗜藏书，堪称美富。以沪上迭遭兵燹，图书馆被毁者多，思补其乏，愿出所藏，供众观览。以弟略知一二，招令襄助。事正权舆，亟须得人而理。阁下在燕京研究有年，驾轻就熟，无与伦比。揆兄驰书奉约，亟盼惠临。闻燕馆挽留甚切，桑下三宿，阁下自难恝焉舍去。惟燕馆为已成之局，规随不难，此间开创伊始，倘乏导师，使难措手。务望婉商当局，速谋替人。一俟交待停妥，即请移驾南来，俾弟等早聆教益。异日馆舍宏开，恣众浏览，受惠者正不知凡也。专此奉恳，伏祈垂察，兼颂起居。”（《张元济书札》）接到叶景葵、张元济的邀请函后，顾廷龙于1939年4月10日复函叶景葵：“玄黄易位，典籍沦胥，有识之士，孰不慨叹！一旦承平，文献何征？！及今罗搜于劫后，方得保存于将来。”并谓“菊老素所仰慕，曩在外叔祖王胜老斋次曾瞻丰采，忽忽忆十年矣。”并在信中表达了“茫茫前程，生也有涯，心有所怀，无以自试”，“他日以馆为家，有所归宿”的志向和抱负。（《顾廷龙致叶景葵论书尺牍》，载《历史文献》第二辑，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11月）1956年3月31日，顾廷龙在其《自传》中回忆道：“叶景葵来信说：‘弟与菊生均垂暮之年，欲得一青年而有志节，对于此事有兴趣者，任以永久之责；故弟属意于兄，菊生亦赞许。’张元济亦来信相促，使我异常兴奋。”（上海图书馆藏顾廷龙档案）学术前辈们的高度信任与期望，给顾廷龙极大的鼓舞与激励。在叶景葵坚邀、张元济的敦促下，经过婉商燕馆当局，顾廷龙终于在1939年7月17日，辞去燕京大学图书馆之职后，南下至上海创办合众图书馆，成为顾廷龙一生学术生涯的转折点和新起点。

顾廷龙先生题赠作者的《涉园序跋集录》

密切的学术交流

合众图书馆创办之初，顾廷龙与张元济、叶景葵围绕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是否采用《四库全书》四部分类法进行过讨论。顾廷龙认为，图书馆工作以图书分类最重要，由于古籍多属综合性质，完全采用近代学科分类，往往不切实际。叶景葵虽赞同四部分类法，但也提出了内心的疑虑，他认为：“惟中国文化日渐发展，新出之范围不仅哲学一门难以归纳。譬如蔽藏所有《殷虚书契》各编，既不能归入小学，又不能归入金石。又如《汉晋西陲木简》，非金石，又非雕刻。又如《安阳发掘报告》，及《城子崖》《貔子窝》诸书亦不能以地理古迹包括之。又如各种学报，各种季刊周刊之类，似非丛书。又如教育学、心理学、美术学之类，亦在国粹范围以内。中国地质地文之类，非地理所能概括。细思问题甚多。”（《叶景葵致顾廷龙论书尺牍》）叶景葵所提出的以上种种问题，在当时图书馆界文献分类中是一个普遍面临的现实难题。自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科学文献等的大量产生，传统的四部分类法开始受到冲击。1896年梁启超（1873—1929）编《西学书目表》，1904年徐树兰（1837—1902）编《古越藏书楼书目》，1919年陈乃乾（1896—1971）编《南洋中学藏书目》，均突破了四部分类法，另辟新路。特别是1933年至1936年柳诒徵（1880—1956）等所编《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分为经、史、子、集、志、图、丛七部，对四部分类法进行了改良。顾廷龙十分赞成当年江苏省立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采用《四库全书》分类法而加以扩充的办法。此事后由张元济讨论定局。张元济对顾廷龙的建议展诵再四，认为“具见虑周藻密”，并就采用四部分类法复函顾廷龙谈了自己的想法：“《四库总目》疵类诚多，然本馆收藏既以国粹为界，《四库》奉行已久，且集历代之大成，鄙见既已奉为准衡，则凡《四库》已收之书，原属之类，似不必加以移改。移改究属少数，或去或留，事有未周，言之亦难成理。至于近出之书，无可比附牵合者，则以增析济其穷。原表所增所析，经阁下再三斟酌，自无可议。”（《张元济书札》）这样，合众图书馆图书分类的重要业务在张元济远见卓识、颇具智慧的指导下确定了下来。记得20世纪80年代前期，笔者在问学期间，顾廷龙先生在讲课与交谈中曾多次比喻，认为衣服是否合身，穿在身上才知道，四库分类法这件“衣服”，穿在古籍的身上正合适。1959年至1962年，顾廷龙在主编《中国丛书综录》时，也采用了四库分类加以扩充的方法，只是《中国丛书综录》不仅收录相对完备，检索十分便捷，注明收藏机构，其中的部、类、属的分类更加细密，而且在经史子集“类编”之外，新创“汇编”，细分为杂纂类、辑佚类、郡邑类、独撰类等，成为中国现代图书分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之作，于学术研究功莫大焉。

张元济的道德文章，为顾廷龙所景仰。顾廷龙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对张元济的一生作了如下的评价：“菊生先生耆年硕德，经济文章，并为世重。余事致力目录、校勘之学，而尤以流通古籍为己任。数十年来巨编之辑印，孤本赖以不绝，其嘉惠后学，实非浅尠。综览先生行事，忠信笃敬，识胆具备，宜发为文章，词意并茂，语无空泛，洵足以信今而传后。”在合众图书馆的十数年中，张元济的言行举止，也时时影响感染着顾廷龙。“尝闻人言，先生每日早餐后，即伏案作书，书就即付商务印书馆通讯员汪志清君分发。大病稍痊，仍坐床上支坑几作书如常，数十年如一日。龙常往谒，尚亲见之。”（《张元济书札跋》）由于合众图书馆自创办起至解放后捐献，张元济始终其事，“龙因得追随左右者十余年，尤在其卧病中，数日不往谒，即以便条见招。使龙对版本之鉴别，图籍之保护，以及晚清之典章制度，薄有所知。”（《张元济年谱序》）

张元济利用合众图书馆里馆藏编辑《涵芬楼烬余书录》期间，由顾廷龙为其担任助手。当时张元济隔日便有便条交顾廷龙，顾廷龙则一二日必去张元济处一谈，学术交流甚密。由于顾廷龙有深厚的目录版本和文字训诂等历史文献学的基础，且做事十分认真，所以张元济在学术上十分器重和信赖顾廷龙。顾廷龙曾多次回忆起当年在张元济身边作为学术助手的美好时光。“曩岁承命佐理校印《涵芬楼烬余书录》时，病偏左未久，偃仰床第，每忆旧作，辄口授指划，如某篇某句有误，应如何修正；又如某书某刻优劣所在，历历如绘。盖其博闻强识，虽数十年如一日，此岂常人所能企及，谓非耄耋期颐之征而何？”（《涉园序跋集录后记》）《涵芬楼烬余书录》出版后，张元济曾于1951年5月26日致书毛泽东（1893—1976）时曾专门附呈《涵芬楼烬余书录》一部，当年7月30日，毛泽东复函张元济，谓“惠书并附大作及书一函，均收到了，谨谢厚意”。（《张元济年谱长编》）在《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文章中，顾廷龙也曾回忆道：“先生病后，记忆力仍很强，某字某名要查，而且要查原书，这种校勘工作，在‘合众’做最为适宜。”顾廷龙还或有为张元济代笔的情况，如1957年署名张元济的《影印宋本杜工部集跋》就是由顾廷龙代笔的。这种常年侍座的学术助手角色，使顾廷龙与张元济之间形成了忘年之交并结下了深厚的学术情谊。

张、顾之间的学术情谊，还延及了两家数百年的世交，被视为奇缘。张元济之孙张人凤回忆道：“早在1942年，张元济应顾廷龙之请，为其先人顾竹庵先生遗墨题了七绝一首：‘钢铁横行今世界，羽毛丰满不中书。应将笔阵销兵气，留与他年作楷模。’张元济得知顾廷龙得到了他八世族祖顾侠君藏书处《秀野草堂图》，兴致很高，为此图题写了《秀野草堂图跋》，详述顾、张两家三百年藏书历史。张元济又取出自藏查日华所绘《张氏涉园图》请顾廷龙题词，“敬乞赐题数行。务祈将先生交谊叙入。三百年世交，恐世间不多得也。”（《张元济研究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年9月）1943年8月17日，顾廷龙在《涉园图卷跋》中也记录下了这段张顾两家的文献奇缘：“今涉园与草堂皆赖图咏以留鸿雪，而两图又皆展转为楚弓之得失，卒得同庋于合众图书馆，为文献之征，亦奇缘已。”

顾廷龙题签的部分张元济研究文献

捐献合众图书馆

1953年6月，张元济致函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1901—1972），指出合众图书馆创办十多年来，“规模略具，亲友响应，捐购书共达廿二万册。共中名人稿本及名校精抄，不亚于‘东方’所藏。”（《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下引同）时任合众图书馆董事长的张元济与常务董事徐森玉（1881—1971）拟定呈交了《上海市私立合众图书馆捐献书》，共中提到：“我馆欣逢盛世，思贡献出一分力量，故由董事会议决，捐献上海市人民政府，俾可作有计划的发展。”张先生还将所编著的《涵芬楼烬余书录》赠送陈毅市长，陈毅市长在1953年6月13日复函张先生信函中提到：“惠书及《烬余书录》收阅，甚佩长者保存古籍之美意。今者人民政府明令收集古代文物，设部专司其事。先生之志，继起恢宏，诚可庆也。” 1953年6月18日，时值合众图书馆捐献之日，当天清晨，张元济给顾廷龙发去信函，对顾廷龙表达了发至内心的感激之情：“今日为‘合众’结束之期，若干年来，弟尤得读书之乐。吾兄十余载之辛勤，不敢忘也。苦心孤诣，支持至今。揆翁有知，亦当铭感！”

张元济在合众图书馆的十四年发展中，自始至终鼎力支持顾廷龙在合众图书馆的各项工作，除以上提及的图书分类外，还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十分赞赏顾廷龙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1939年7月18日，顾廷龙在从北京南向到达上海的第二天，即不顾旅途的劳顿，草拟提交了成竹在胸的《创办合众图书馆意见书》，提出了“建设一专门的国学之图书馆”的合众发展愿景，张元济与叶景葵均给予了充分的肯定，给初来乍到的顾廷龙以很大的激励。二是身体力行，践行合众图书馆众擎易举、各出所藏的办馆理念。张元济于1941年4月至10月，先后以所藏嘉郡先哲遗著、海盐先哲遗著、张氏先人著述及刊印之书，分40次捐赠合众图书馆，共计935部、3793册，成为合众图书馆的重要馆藏。三是推进指导合众图书馆的馆藏主题目录的编制和合众图书馆丛书的编印。四是奔走呼号，以解合众图书馆经费的燃眉之急。1949年上半年，合众图书馆面临经费危机，达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叶景葵于1949年4月28日因心脏病逝世的当天下午，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董事李宣龚（1876—1953）即来到合众图书馆，对当时处于彷徨无措的顾廷龙讲：“一切事情由我们负责，请放心。”张元济随即向有关方面呼吁帮助求援之事，并亲笔致函写寄，这种关键时刻的鼎力支持和亲切关怀，使面临经费断源的顾廷龙得以继续集中精力于合众图书馆的管理和业务工作。五是保护合众图书馆免遭兵乱之灾。上海解放前夕的1949年5月17日，国民党军队要求合众图书馆楼顶腾空，经交涉无果，至当晚八时，国民党军队将图书馆的大门打开进行骚扰，关键时刻张元济挺身而出，在现场坐镇，与之周旋。经过通宵守护，国民党军队终于深夜离去。顾廷龙回忆道：“犹忆抗战期间，先生与叶丈揆初等举办合众图书馆，艰难经始，励志不渝，涉园藏箧，溉泽群英，即今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之创基，先河之功，为不可及也。廷龙辱招编摩，主馆有年，杖履亲承，益我良多。名山盛业，蕲昭方来。”（《涉园序跋集录后记》）

张树年先生题赠上海图书馆《张元济年谱》

顾廷龙为张元济生前文献整理和生平研究的功臣

顾廷龙自1939年夏南下创办合众图书馆之后的近六十年中，始终生持“只为前贤行役、不为个人张本”学术旨趣，曾先后纂辑、汇编、整理了张元济的多类信札、序跋和目录，撰写了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等多篇论文，对张元济生平文献和学术生涯进行了总结汇编和研究疏理：1951年，在张元济著录的基础上整理《涵芬楼烬余书录》（全五册）；1956年，汇编《涉园序跋集录》并撰《涉园序跋集录后记》；1980年代起，撰写《回忆张菊生先生二三事》《张元济书札跋》《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祝贺商务印书馆百龄大庆》《我与商务印书馆》《张元济访书手记辑录小引》《张元济年谱序》《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序》等多篇文章。

张元济的生平文献整理有的虽未署顾廷龙的名字，但实基于顾廷龙的前期整理，或由顾廷龙协助进行。如《张元济书札》《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等就是如此。顾廷龙在1981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张元济书札》书后跋文中曾回顾了张氏书札等文献的整理过程：“先生文章不多作，而与友好书札频繁，声气广通。评论时事，商量学术，发抒己见，情见乎辞。由今观之，皆成史料……先生秉性纯厚，言必信，行必果，爱国热情，始终如一，其真性情，皆可于书札中见之。”顾廷龙认为：“先生交游至广，书札散佚必多，当勤事访求，有所得，即先摄存，俟为续编。先生捐馆后，陈叔通丈即属龙纂辑其遗稿，拟编诗文、日记、书札、专著等。诗文录出，均经叔丈校阅。叔丈与先生为数十年之挚交，无让管鲍。未几，叔丈作古，又未已而‘文化大革命’爆发，此事遂废。”《张元济书札》后经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原（1918—2004）奔走联系，并经由张树年（1907—2004）检理幸存旧稿后增补重编出版。遗憾的是，清代末年，张元济曾到世界各国考察教育将近一年时间，每到一地，必取当地明信片记述作为家书寄回，可视同日记文献。这些珍贵的史料曾储之箧衍数十年，但未及整理。“内乱中，尽付劫灰。事后，目击者言之，殊深惋惜！”（《张元济书札跋》）商务印书馆1983年出版了《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收录了1912年至1947年间两位学人的622通书信，这些论书尺牍的整理工作正是在顾廷龙协助下进行的，书信中颇多记载有历史文献和出版印刷的史料和故事。其中由张元济捐赠并由上海图书馆收藏的傅氏原信和底稿曾请人抄录，这些抄件均经过顾廷龙的亲自校对。

1956年，在迎接纪念张元济九十华诞之际，顾廷龙将张先生的序跋汇为一编，名为《涉园序跋集录》，之所以取“涉园”的名称，其中还有故事。原来张元济平时撰文、题识、通读以及书翰扇册，均只署“张元济”之名，但人们多以“菊生”的别号尊称之。古代和近代文人雅尚，多取别号、室名，而张元济并不喜欢这样的社交习俗。这样，顾廷龙在汇编张氏序跋时有些犯难，既不能违背张先生不喜别号的习俗，又不欲直呼其名，于是便冠以“涉园”之名。1985年7月30日，我研究生毕业之际，顾廷龙先生曾将自己收藏的《涉园序跋集录》送给我并作了题签。此为顾廷龙生前的文献整理的工作之本，书前目录多有红笔和铅笔的打勾，多处书名处有“抽出”字样，正文中也或有校勘文字。顾先生在《涉园序跋集录后记》中论述了将散在各书并分隶卷末的180篇序跋汇集一编的编辑宗旨：“举凡先生校印群籍，早播士林，读者于所撰各书跋文，咸谓探赜索隐，启发攸资。徒以分隶卷末，检阅不易。因谋古典文学出版社辑为专集，以贻来者。”对于张元济序跋的学术价值，顾廷龙在后记中也给序了极高的评价：“先生既创建涵芬楼，广蒐善本，间复留意乡邦文献，及先世遗泽，专精毕力于丹黄楮墨间，积累蕴蓄，倾吐心得于题跋文辞中，往往发前人所未发。方诸前贤如义门、抱经、荛圃、千里辈无以过之。抑且访书南北，留珍海外，过眼琳琅，会神应手，允宜征引众说，阐幽发微，拾遗补阙，洞中要窍，此更前贤所未逮。”

《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是顾廷龙所撰写的论文中较为全面论述张元济在合众图书馆十四年间的重要贡献和事业历程的文字，论文中以第一手的史料为人们展示了当年上海孤岛期间创办和管理合众图书馆的经过，并详细回顾了张元济在建国前后主持合众图书馆馆务中理书、印书、救书、捐书等种种事宜，是研究张元济与合众图书馆的最为权威的资料。

顾廷龙也曾有志向编纂张元济和叶景葵之年谱。1949年春，胡适（1891—1962）曾到访合众图书馆，适逢张元济与叶景葵均在，胡氏曾力劝两先生撰著年谱，“两先生皆含胡应之，而龙不知揆量，即自告奋勇，谓胡先生曰：‘我能成之’。”（《张元济年谱序》）但不意叶景葵因患心脏病发于1949年4月突然去世，张元济在建国初赴京返沪后也中风卧床，当时、顾廷龙馆务鞅掌，编纂年谱之事便无暇顾及。后年谱由张树年编纂完成，1991年由商务印书出版。年谱出版之际，顾廷龙在序中感概道：“先生年谱为龙有志所未逮，今得乐观厥成，欢喜之情，莫可名状。”20年后，由张人凤、柳和城共同编写出版了《张元济年谱长编》（上下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1月），在前出年谱基础上增补考订；张人凤又汇编有《张元济全集》（十卷本）（商务印书馆2007年9月—2010年11月），其中第1-3卷为书信，第4-5卷为诗文，第6-7卷为日记，第8-10为古籍研究著作。全集中书信总数达到4753件，包括1-3卷的4475件，及截稿后又发现附于第10卷末的278件，为研究张元济提供了更为翔实的第一手资料。

顾廷龙还曾具体指导审定了由王绍曾（1910—2007）撰写的《近代出版家张元济》（商务印书馆，1984年11月）一书。早在1980年，王绍曾就曾撰写了《试论张元济先生对近代文化事业和目录学的贡献》的文章，1982年商务建馆85周年时出版纪念册征集纪念文章。看到王绍曾的论文，当时商务印书馆领导经研究，认为张元济尚无传记，因与顾廷龙商讨，是否在王绍曾论文的基础上扩写为传记，用以表彰菊老对近代出版事业及整理古籍之丰功伟绩，获得了顾廷龙的首肯。从1982年起，王绍曾即投入传记的写作，当执笔之初，顾廷龙即示意此书应着重阐述张元济对古籍整理之重要贡献。后王绍曾写作中每成一章初稿，即寄顾廷龙审阅，一经发现问题，顾廷龙即于原稿上随手修订，迄1983年全稿杀青，为时两年。当时顾廷龙正忙于《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定稿事宜，但对王绍曾寄送的稿件审阅，仍一丝不苟。1985年7月19日顾廷龙致函王绍曾：“菊老平生学术文章，出版事业，得公椽笔，为之表彰，特别关于古籍整理一章，尤非吾公莫能道其详也。”，王绍曾感叹道：“其实无先生，即无《近代出版家张元济》，余感激之不暇，岂能反受先生之褒奖。”（《顾廷龙文集序》）

顾廷龙还先后为商务印书馆所出《张元济书札》（1981年6月，1997年12月增订本）、《张元济日记》（1981年9月）、《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1983年10月）、《近代出版家张元济》（1984年11月）、《张元济诗文》（1986年10月）《张元济年谱》（1991年12月）、《张元济古籍书目序跋汇编》（2003年9月）、《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2004年1月）题写了书名，使这些张元济的生前文献和研究著作显示出整齐划一、大气典雅的气象。顾廷龙不仅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同时也是一位书法家。其真草隶篆各体俱佳。王元化（1920—2008）曾对顾廷龙的书法艺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雅量之美，淳厚浑穆，神明内敛，气静机圆；书林中之诸葛孔明、谢太傅是也。雅量之美，谈何容易！融厚柱之学、博洽之闻见、清澄之心地、沉着之干才于一炉，全幅人格之呈现，即《礼记》所云‘清明在躬，志气如神’。”（《顾廷龙先生纪念文集》，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9年8月）

两位世纪老人在文化上的共同追求

张元济与顾廷龙的一生追求始终围绕图书文献展开，举凡藏书、购书、征书、捐书、校书、救书、修书、编书、跋书、印书、题书，无不涉略。两位的事业重点和学术着力点既有相同之处，也各有所侧重。张元济以流通古籍为己任，顾廷龙以孤本不孤为使命，此为殊途同归。张元济编印《续古逸丛书》《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在前，以校勘重印、继往存绝、方便学林为重；顾廷龙主编《中国丛书综录》《中国古籍善本总目》《续修四库全书》在后，以文献普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见长。张元济当年的文化自觉与文化担当以及把握历史机遇意识给顾廷龙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顾廷龙认为：“先生之编印《四部丛刊》及《百衲本二十四史》两大巨制，断非常人所能成。先生尝谓龙曰：‘景印之事，早十年，诸事未备不可也；迟廿年，物力维艰，不能也。’赖其精心编校，遂成不刊之本。”（《张元济年谱序》）两位忘年之交也或有文献整理合作的项目，如《涵芬楼烬余书录》，《涉园序跋集录》，前者顾廷龙承命为张元济作学术佐理，后者为张元济著，顾廷龙编。在合众图书馆的事业发展中，张元济注重宏观和管理着眼，致力于合众的创办、人才的引进、业务的指导、经费的落实、合众的捐献；而顾廷龙则注重从中观和微观着手，倾力于合众的运行、文献的征集、目录的编制、丛书的出版、读者的服务以及日常的主持，可谓各司所长、配合默契，灵犀相通。

顾廷龙当年在南下创办合众之前，就对张元济所编印的《续古逸丛书》及《四部丛刊》十分关注，认为这些丛书搜传善本甚夥，但也发现其中有可以进一步过多善之处，如其中未能包括日本所藏宋本《集韵》，顾先生认为“独不及此，殊为憾事”。1936年12月3日，顾廷龙在给叶景葵的信中建议：“《集韵》宋椠本国中早失其传，诸家所校亦仅据影宋抄本，惟查日本宫内省图书寮尚藏有淳熙刊本，异阙卷一，字大悦目，当称孤本。……先生如晤菊生先生，盍纵恿其访摄景本刊入《续古逸丛书》，早日公之同好，不其盛欤？”其实，《集韵》尚有更好的祖本。2000年，常熟翁所藏六世藏书80种、542册整体转让入藏上海图书馆，其中有《集韵》的南宋明州本，为众版之祖，也是翁氏藏书的核心之一，顾廷龙仅见过书影而未见原书。傅熹年在《常熟翁氏藏书图录》（上海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中对明州本作了如下的评价：明州本《集韵》“为此书传世最早刊本。清初为钱曾所藏，载入所撰《读书敏求记》中。约康雍之际进入怡新王府，同治初转归翁氏。自入怡府至今，近二百八十年中秘藏于王府、贵邸和海外，不为世知。清代著名学者段玉裁、阮元、陈鳣等只据其影抄本进行研究，即推重备至，是在清代学术界有重名的孤本秘笈，也是清代通行诸本的祖本。”明州本重现于世，为《集韵》的详校与定本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文献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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