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是不是断代体通史（争议近两千年左传的作者）

人们熟知《左传》，似乎也皆知《左传》的作者是左丘明；大约还知道，《左传》是和《公羊传》、《谷梁传》并列为解释孔子《春秋》的三传——不载于《春秋》，也不载于三传，就叫“不见经传”。

果真如此吗？

未必。这件事其实争议了已近两千年。

《史记》记载了左丘明这个人。《太史公自序》说——

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使命，厥有国语。孙子臏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

这段话里说，左丘因为郁愤而写了一部书，这部书的名字叫《国语》；从时间排序上，左丘在屈原之后，非为春秋而当为战国时人。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里，再次说到了“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接着说——

及如左丘明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论书册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

这样来看，左丘是姓氏，明为名。古时有壸丘子林、吾丘寿王、梁丘贺等人，皆是以地为氏。现代有人认为，左丘是复姓。

如果到此为止，一切皆无问题，只是左丘明的信息不够详尽而已。

但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又有两段值得注意的话。其一说——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

其二说——

孔子明王道，……西观周室，论《史記》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异端， 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第一段话，说他《史记》的“诸侯表”中，是自“周召共和”至孔子，依据《春秋》和《国语》，选择了一些大的事件列入。

第二段话，则讲，《春秋》是由孔子口述，七十个弟子记录而成的。左丘明担心这些弟子们不能尽记其详，所以专门写了《左氏春秋》，作为孔子《春秋》的补充。

照这个说法，左丘明成了与孔子同时或稍晚之人。而且，《左传》是这么来的。

这就出现了一个矛盾——左丘明是春秋时人还是战国时人。

别急，还有第二个矛盾。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

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大汉。

这是说，司马迁所依据的，是左丘明的《国语》，而非《左氏春秋》——根本没提有这本书。

可是，同样在《汉书﹒司马迁传﹒赞》里，又说——

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这是说，左丘明与孔子同时，孔子写《春秋》，左丘明为之作《传》，剩下的边角余料，凑成了《国语》。

西汉严彭祖所撰《严氏春秋》，主要诠释《公羊传》，但其引《孔子家语﹒观周篇》说——

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

这说的更加有鼻子有眼，孔子和左丘明似乎是很好的朋友。

《论语》里，似有他俩是好朋友的证据。《公冶长》云——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看起来，证据上也“互为表里”——左丘明与孔子同时；二人修好且观点相同；一起去周王室查看资料；回来后，孔子写了《春秋》，左丘明为其作了《左传》。

史上对此质疑声不绝。

好像不是问题的问题，可自古以来，竟然质疑之声不绝于耳。

清初的朱彝尊写了一部《经义考》，草草列举了一些对于以上的不赞同意见，包括——

晋人王接；唐代啖助；宋人王皙；宋代大儒程颐；宋人刘安世；宋人林栗；宋人罗璧；宋人吕大圭；史载，王安石亦曾有专著质疑此事，可惜亡失了；明代罗喻义；清人尤侗等。

以上人的具体意见不必罗列，归纳起来如下——

第一，孔子《春秋》中说到的，《左传》中或没有。同样，《左传》中讲到的，《春秋》里也常没有。由此可见，此为不相干的两部书。

第二，《左传》以鲁哀公十四年猎获麒麟后八十年作结，此时孔子已逝近百年；又用秦官秦語，作此传之人，必不能与孔于同时，如果《论语》中说到的左丘明确有其人，当也不是写《左传》之人。

第三，《左传》中，对周、晋、齐、宋、楚、郑等叙述最详，对鲁反而简略，可知，其依据的，为前几国史册。书中按年月编次，当为后来学者所为。

第四，以《左传》解读春秋， 始于刘安之子劉歆。书中的“君子日”， 都为刘歆的話。《春秋》与《左传》之年月相附，则始于魏晋时杜预。这两部书，经过刘歆和杜预的“安置”，成为了经和传的关系。

清代中期学者刘逢禄作《左氏春秋考证》，从《左传》里，挑出不少刘歆对此书作伪的实例——

有的本来是一篇，被刘歆拆成两篇；有的原来书里没有，被刘歆加了进去；有的本来连续多年没有记载，却被刘歆把一些不相干的事情塞了进去；有的为了维持“凡例”的体例，宁可编些事情填充。

对于《论语》中提到左丘明，刘逢禄的见解是——

为《左氏春秋》者，则当时夫子弟子传说已异，且鲁悼已称谥，必非《论语》之左丘；其好恶亦大异圣人，知为失明之丘明。

他认为，写《左传》的左丘明，肯定晚于孔子百余年，观点也与孔子不同；他是那个失明的左丘，与《论语》中说到的并非一人，只是同名而已。

康有为

再往后，就是1891年康有为所作《新学伪经考》了。他的主要观点是——

按照《史记》的《儒林传》，为《春秋》作传的，只有公羊、谷梁两家，没有左丘明。司马迁作《史记》多采用左氏的《国语》。如果左丘明为《春秋》作传，他怎么能不知道呢。《儒林传》讲六艺之学很明确，这是铁证。

《汉书﹒司马迁传》讲司马迁作《史记》依据《国语》；《太史公自序》和《报任安书》也说依据《国语》，都没说到有《左氏春秋》这件事。

刘歆并不博学，想借孔子的《春秋》创立自己的新学说以迷惑天下，于是看中了《国语》，削掉了周平王以前的记载，按照《春秋》编年，比附《春秋》,从中分出来一本《左氏春秋》。借西汉张苍、贾谊、张敞等名臣扩大自己的影响；又凭借王莽篡位后的权利，使天下人尊贵这部书。

《国语》原本藏于密室，只有司马迁、刘向等人看到了，外人很少看到。所以刘歆可以肆意篡改。他加进去了很多内容，比如少昊是黄帝的儿子；后羿寒浞篡权；少康中兴等等。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关于左丘明是孔子弟子的话，是刘歆篡改加进去的。

《国语》原来五十四篇。刘歆分出三十篇成为《左氏春秋》；剩下的他整理为二十一篇，成为现在的《国语》。

《论语》中说到左丘明，这也是刘歆篡改过的。

康有为原计划把他认为刘歆划入《左传》的内容，再复原回《国语》中去，并搞了一份《万木草堂丛书目录》，但后来发生的戊戌变法等事件，使此事没有完成。

康有为此书，引起了巨大反响，且后来发生了三件相关的事情——第一，1929年，钱穆出版《刘向歆父子年谱》，说康文中有二十八处不可通；第二，出版有《今古学考》的廖平，指康文内容剽窃自己成果；第三，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1926年出版了《论左氏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书，一方面对康文表示不很信任，一方面从文本角度探讨了《左传》的真伪。

在康有为之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的崔适，写了《春秋复始》和《史记探源》两书。他认为，《公羊传》原名是《春秋传》，是唯一的《春秋》传，谷梁传和左传，皆为刘歆所伪造。他被认为是清末民初今文经学的代表，所以其观点不详做介绍。

现代三种重要的观点

现代以来，对《左传》的研究正在继续，争议的声音仍在。这里面，有三种观点很值得关注。

第一种，前面说到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观点。

他的《论左氏传之真伪及其性质》一书，最初由陆侃如和μ聚贤翻译成汉语出版，名为《左传真伪考》。此书分上下两篇，上篇从历史证据上考证《左传》之真伪；下篇从助词的文法分析上研究《左传》的性质。

客观地说，高本汉先生确实是著名汉学家，但其对古汉语及古史料的把握上论证《左传》的真伪，仍然是勉为其难了。他对康有为的观点，不很以为然，认为政治因素多于学术。他这个看法，不必多去考虑。

但是他从文本角度对《左传》进行研究，肯定是受到了同为瑞典人的语言学家索绪尔的启发和影响。在索绪尔之后，又有皮尔斯等学者提出了“符号学”的相关理论。赵元任于1926年，也提出了“符号学”的概念和理论。高本汉最早通过文本相似与差异研究《左传》，具有重要的意义。

高本汉此书的下篇，分为三部分——

1，文法上证明《左传》非由鲁国人所作。

2，用《书》、《诗》、《庄子》、《国语》等比较《左传》文法，证明其自有的文法组织，非作伪者能凭空虚构。

3，用《左传》的文法来比较“前三世纪的标准文言”，证明《左传》是公元前四五世纪的作品。

他得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结论是——

在周秦和汉初书内，没有一种有和《左传》完全相同的文法组织的。最接近的是《国语》，此外便没有第二部书在文法上和《左传》这么相近的了。

第二种，顾颉刚的观点。

顾颉刚是上世纪初“疑古学派”的开山之人。他认为，“阴阳”、“五行”和“五德终始说”，创于邹衍，完型于董仲舒，光大于刘歆。他细溯了史上关于《左传》的争议，提出了自己的如下看法——

一是，司马迁写《史记》，只参考了《国语》而未参考《左传》。

二是，左丘明当为战国时人。

三是，不论《国语》和《左传》，都不是《春秋经》之传。

四是，《国语》和《左传》最初很可能是一本书，然后一分为二。

五是，把《国语》和《左传》一分为二的人，很可能是刘歆。

而且，刘歆很可能把一些原本不是《国语》和《左传》的内容加了进去，比如，通过“郯子说祖德”，证明少皞为黄帝之后；又证明“太皞即伏羲”等等。

六是，刘歆把《左传》说成是《春秋》之传，以增加其权威性。以此为据，作了《世经》，由此构成了“全史五德终始表”——太皞伏羲氏-共工-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皞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挚-帝尧陶唐氏-伯禹夏后氏-商-周-秦-汉-新（王莽）。

顾颉刚不认为《左传》完全是托伪之作，只是其中有刘歆掺入的内容。他的主张是，辨伪存实，回归《国语》。

顾颉刚

第三种，以徐中舒为代表的观点。

1962年，徐中舒写了《左传的作者及其成书年代》一文，是为其选注的《左传选读》的叙论。他的观点很有代表性，概括如下——

关于《左传》作者，他认为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有一个叫左丘明的瞽史，与当时的太史同属于史官，其与孔子的年代相去不远，靠口语传诵历史。经过多年的复诵，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后一个阶段，由孔子后人子夏的门人或再传弟子整理成书，是为《左氏春秋》。

关于《左传》的成书年代，他考证认为，赵魏盟于漳水是大事件，子夏曾在魏国当官，《左传》未记载发生于公元前351年的这件事，所以，当成书于此年之前，且在前375年之后。

关于《左传》与《春秋》的关系，他认为应该没有直接关系，不仅是时间上有百余年的早晚，从内容来说，《春秋》是鲁国史，《左传》参阅了更广泛的史料，特别是晋与魏赵韩的史料。

关于《左传》的名称，他说，此为《春秋左氏传》之省称，当在班固作《汉书》时才有此名。

关于《左传》之真伪，他基本认同为真。他提到了自汉代开始的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之争，《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秦皇焚书后，汉代经口述以隶书记录下来的，为今文；《左传》据称出自河间献王的私藏，以六国文字写成，此类称古文。今文学派认为古文书籍有托伪造假只可能，特别是伪古文《尚书》被发现后，《周官》和《左传》也被今文学派列为了重点怀疑对象。他说，汉代与东晋尚有区别，古文书籍造假还不厉害。

顾颉刚曾被人归入今文学派，因为他“疑古”。徐中舒先生话里话外也这样样认为，其实，他二人的关系很不错，顾颉刚反而就此称徐中舒为自己的“争友”。

至于《左传》中到底有无掺假成分，《左传》与《国语》是何关系，徐先生没有论及。但是他指出——

《左传》好预言因果休咎而以卜筮为验证，有很浓厚的迷信色彩。韩愈说：“《春秋》严谨，《左传》浮夸。”所谓浮夸就是指的这些前知的预言。

徐中舒

到此为止，好像问题解决了，又好像没解决。《左传》与《春秋》无关，不与《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所谓解经三传，这一点好像解决了。但何以出现前面说到的作者时代及《史记》记述的矛盾呢？其实还没彻底解决。《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好像问题不大。但是单独成书还是与《国语》本为一书呢？没有解决，似乎后一种可能性更大，因为司马迁写《史记》的确只参考了《国语》。《左传》记史的真实性，总体上问题不大，因为有其他古籍可以互为印证，包括《竹书纪年》。但刘歆有没有掺进一些本不在内的内容呢？不能绝对否认。等等。

我们的历史够久远；传下来的古籍够浩繁。当我们回顾和解读历史的时候，参考一下前人的见解，包括“疑古”的发问，或许不是多余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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