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组歌歌曲全集完整版（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

文/孟红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演出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自1965年首演以来，至今已历经半个世纪了这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的合唱作品，以其恢宏的气势、浓郁的诗意、真挚的情感、独特的风格，生动全面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激昂深情地讴歌了红军的崇高理想、钢铁意志、超人胆略，以及不畏艰险、坚韧不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部音乐史诗在体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史诗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创作技法及演唱风格，成为了一部脍炙人口、魅力无穷的合唱经典，那难忘的旋律已深深地铭记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中，每每唱起就有一种昂扬和振奋的力量激荡心头，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长征组歌歌曲全集完整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长征组歌歌曲全集完整版

文/孟红

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演出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自1965年首演以来，至今已历经半个世纪了。这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的合唱作品，以其恢宏的气势、浓郁的诗意、真挚的情感、独特的风格，生动全面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激昂深情地讴歌了红军的崇高理想、钢铁意志、超人胆略，以及不畏艰险、坚韧不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部音乐史诗在体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史诗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创作技法及演唱风格，成为了一部脍炙人口、魅力无穷的合唱经典，那难忘的旋律已深深地铭记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中，每每唱起就有一种昂扬和振奋的力量激荡心头。

词作者千辛万苦创作，终圆讴歌长征多年梦

1964年2月，从长征的血雨腥风中走来的开国上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染上了严重的肝炎。4月下旬，经组织安排，他由妻子王新兰陪同去杭州疗养。

萧华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喜欢诗词歌赋，因而部队文艺单位约他写歌词的不少。由于工作忙，答应后都无法兑现，这次正好利用难得的治病闲暇还这笔文字债。

时近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的1965年，全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准备筹办一些主题纪念活动。萧华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时年18岁、时任少共国际师政委）且又擅长舞文弄墨，文艺界的同志自然想到了他，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其实，对于讴歌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堪称奇迹的长征，萧华是早有创作意愿的。

原来，早在1938年，享誉文坛的著名文人阿英在上海出版了一本由24幅漫画组成的、名为《西行漫画》的长征画集。由于画稿是由萧华让人带给阿英的，所以阿英以为这些画是萧华所作。此书印了2000册，大部分流散于上海和新四军活动地区。时隔20年，也就是1958年夏，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同志在北京图书馆发现此书。萧华见到此书，如获至宝，带着书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重印此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答应了萧华的要求并请他作序。萧华直陈，此书不是自己所作，但想不起谁画的，只知道是一位搞宣传的同志画的。1961年，黄镇大使从国外回来，李克农向他提及这本画集，才知道，此画集是黄镇创作于长征途中。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度精印这本画集，并正式改名《长征画集》，而这次萧华又应黄镇之约再次作序。这件事对萧华触动很大，他在与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交谈时曾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他还对夫人王新兰十分感慨地数次提及：“如果有一整块时间，一定要写写长征。”到杭州治病疗养，萧华终于有机会潜下心来施展这一抱负，以缅怀在长征中牺牲的无数战友。

落笔之前，萧华先思考一番：该用什么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呢？他长于诗词歌赋，到杭州后，又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了唐宋诗词中的名家之作。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概括、含蓄，极强的表现力，加之优美的格律和高度的形式美，对他启发很大。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表现长征，并根据舞台表现通俗性的要求，确定了总体创作原则：有一定的格律，但又不囿于格律。最后，他确定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新的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4个3字句、8个7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押一个统一的韵脚。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朗诵、谱曲及演唱，又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比旧格律自由。

◆左起：生茂、唐诃、萧华、晨耕、遇秋1964年摄于杭州。

萧华根据自己长征时的亲身经历和搜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从长征极其丰富而又富于传奇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后来确定为10个）最具概括性的典型场景进行组诗创作，用叙事的方式，从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写到三个方面军在陕北会师，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

从1964年9月11日起，萧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了忘我的创作境界，室内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回忆长征那段历史，这位长征时没有流过一滴泪的坚强战士，打开了感情的闸门，所写的稿纸常常被泪水打湿而无法写下去……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身体、意志与情感的洗礼，萧华终于完成了这一组长征诗歌的创作，并初步起名叫《长征组诗》。

后来萧华摘取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其后总称《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

这部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词作者萧华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创作《长征组诗》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病中的萧华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也经历了一次艰难、煎熬的“长征”：转氨酶升高了4次，体重降低了数斤。据著名词作者石祥回忆：“组诗于1964年4月开始酝酿，9月至11月进行诗词文学创作，初稿10月完成，后又经过广泛反复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经过近10次的修改，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目的长征组诗于1964年11月中旬基本正式定稿，完成文学创作阶段的工作。”这一《长征组诗》文字精练、形象生动、感情真挚、起伏跌宕、动人心魄，为随后音乐创作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将军忆长征细节，曲作者融情谱曲

1964年11月中旬，萧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为《长征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蒙和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他们分别组成《长征组歌》谱曲创作的两套班子，并形成鲜为人知的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一个是由总政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简称“总政版”；另一个是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后来摄制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并广为传唱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称为“战友版”。

这两套创作班子，都是在周恩来和萧华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进行创作和排演的。

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演出非常成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一度将其摄制成舞台艺术片的计划夭折，人们只得寄希望于后者。

后来，战友版的《长征组歌》，作为普及作品，由战友歌舞团排演、推广，为观众喜闻乐见，流传甚广。

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曲作者晨耕、唐诃、生茂和遇秋开始初稿的创作。这4位音乐才子从青少年起就参加了革命，既有战争年代的切身体验，又有丰富的作曲经验和深厚的专业功底，而且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一个取长补短的创作集体。他们从组诗选出10首谱成组歌，将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把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及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浑然天成地有机运用到谱曲创作里，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稿。

1965年4月下旬，4位作曲者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逐段试唱谱曲的效果。唱后，萧华沉吟了片刻，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邀请大家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期间，他不断神情凝重地给他们讲述那些长征中颇为感动的人与事，来进一步启发和感染他们的谱曲神经。很快，4位作曲者颇得要领、齐心协力地圆满完成了旋律部分的创作。

◆1977年，萧华（左二）出席观看《长征组歌》演出并接见演职人员，左一为马玉涛，左三为贾世骏。

后来，每当谈及与萧华将军的沟通以及与另外三位作曲家的配合这段难忘的经历，李遇秋依然能够记得起几乎每一个细节，仿佛一切只是昨日刚刚发生：“萧华同志留我们在那儿住了10天，每天搞一个上午，一天一曲。第一天第一曲，第二天第二曲地这样讲。他向我们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怎么出发的，为什么说是‘热泪沾衣叙情长’，为什么说是这样，为什么说要那样……我们一开始理解红军长征要革命，要北上抗日，那自然是浩浩荡荡的，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红军离开根据地时怎么可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解难分的感觉呢？但是后来萧华同志说：‘听周总理讲那个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不是什么浩浩荡荡的。’当时，上哪儿去、能不能回来，萧华说连我这样的师级干部都不知道。所以，萧华出发前与姐姐告别，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去哪儿？’萧华说：‘不知道。’姐姐又问：‘什么时候回来？’萧华回答：‘不知道。’所以才有这个送别，告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这么一个效果。第二曲，他跟我们介绍，‘路迢迢，秋风凉’。这几个字，从字面上看，很难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讲，我们才知道：那时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那死人是最多的。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倒一大片，然后又冲上去……就是这样子过的封锁线啊！当时过封锁线的时候，连我们的朱老总都亲自甩上了手榴弹……我们1949年建国以后，50年代初，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部队，当时配备了非常精良、最好的装备，重走了一遍长征路。看到的当年最壮烈的场景依然是这两个地方。建国以后，我们的战士从那里走的时候还看到：草地上，风雨中，摆躺着烈士的尸骨、武器、马灯和刺刀……听了以后，对我们曲作者感受很深……所以对我后来的后期创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感情的铺垫’。然后第三曲、第四曲……萧华同志就这么一直讲下去……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所以进入后期创作以后，非常非常快。最后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3天一首。当时也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而已。3天一首，现在如果让别人来抄总谱，他一天也不一定抄得完，他得抄一天半。我还得构思呢！所以这个创作速度，在我这一生里边，创作速度是最快的，并且创作质量也是最高的。”

这部大型声乐套曲表现了十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一、《告别》（混声合唱）;二、《突破封锁线》（二部轮唱、合唱）;三、《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混声合唱）；四、《四渡赤水出奇兵》（领唱、合唱）;五、《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六、《过雪山草地》（男高音领唱、合唱）;七、《到吴起镇》（齐唱、二部合唱）;八、《祝捷》（领唱、合唱）;九、《报喜》（领唱、合唱）;十、《大会师》（混声合唱）。这十首歌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长征的壮阔图景，展示了革命军队的光辉形象，构成了一部宏伟壮丽的英雄史诗，使《长征组歌》成为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合唱经典。

《长征组歌》的曲目中，不少是吸收和采用了长征途中所经省、地区不同风格韵味的民歌所写成的。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途经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陕西十一省和地区。作曲家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地域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使作品更加形象生动、别具特色、贴进群众、易于传播。

周恩来等高度重视，数度排演广为传颂

1965年5月初，战友歌舞团排出最强演出阵容，正式排练《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等。

任务下达后，《长征组歌》的排练就在加班加点状态中紧张进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挂帅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长征亲历者罗瑞卿、杨成武专程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要求他们抓紧排练，做到严密组织、严格要求、严肃态度。排练现场有一幅很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红箭头标出了每首歌曲在长征中所对应的具体位置。排练每一首歌，演职员都要选读红军回忆录来激发感情和酝酿情绪。

周恩来对《长征组歌》情有独钟。从排练、审查到公演，他百忙中抽空几次到排练现场为大家加油鼓劲，对排练提出具体意见；他观看《长征组歌》则不下10次。《长征组歌》共分为十曲。周恩来指出：第一曲《告别》，要唱出当时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沉重和无奈的心情，而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第六曲，“雪皑皑”一段，“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要表现红军战士克服艰难困苦的钢铁意志，要用心去唱。一次，周恩来来到现场，为了不打扰大家，就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排练。排练结束时，同志们发现了周恩来，顿时引起了轰动。周恩来走上台与演员们合影，指着担任指挥的唐江幽默地说：“你的衣服全湿了，你这是十曲大会师了。”后来战友歌舞团的同志都叫唐江为“大会师”。

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加班排练，1965年7月19日，战友歌舞团到天津人民礼堂演出《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接受词作者萧华的审阅。萧华第一次审看完演出后，流着热泪动情地对演员们说：“没想到你们把《长征组歌》演绎得这么感人，谢谢你们！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

同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首次公演，大获成功并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50多场次，场场爆满。观众反映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所罕见。

◆《长征组诗》舞台照。

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评价。到中南海演出时，马国光领唱“四渡赤水出奇兵”，唱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时，毛泽东也高兴地鼓掌了，说：“他唱得潇洒、活泼、幽默、风趣，手势很有神。”唱完，毛泽东问担任指挥的唐江：“领唱者叫什么名字？”唐江说：“他叫马国光。”毛泽东幽默地说:“就是国光苹果嘛！”唐江介绍说：“马国光还唱过‘真是乐死人’。”毛泽东说：“听过听过，唱得也很好。”

一时间，《长征组歌》成为全国人民争相学唱的对象，《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唱段广泛流传。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

当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耿莲凤等演员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

1966年6月，周恩来出访东欧，点名《长征组歌》合唱队随同访问。战友歌舞团组织了18名合唱队员随访，除了文艺招待会的正式演出外，好几次周恩来亲自指挥演职人员和使馆同志一同高唱《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一段是周恩来的最爱，常常唱得大家热泪盈眶。周恩来在生命的尽头，还反复听着这首歌。

1975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决定复排公演《长征组歌》，并把它拍成电影艺术片搬上银幕。当时，邓小平建议萧华将部分歌词作变通修改，以利于《长征组歌》复出。萧华根据建议作了两处改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接受任务后，原班人马重新排练。

领受这一光荣任务的战友歌舞团成员个个激动万分。时值“文革”时期，恢复排练很难，因为“文革”把思想搞乱了。歌舞演员们顶着压力上，他们多年被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释放，很快就胜利完成了重新排练的任务。之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长征组歌》的电影拍摄又步履艰难。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导演曾问指挥唐江，有人反映你们胆子太大了，可能要挨批，你是指挥我是导演，如果批判你，我去陪绑，但你同不同意把《长征组歌》完整地拍下来？唐江说坚决同意，就是刀架脖子也要拍下来，拍完再批判嘛。当得知周恩来总理因病与世长辞，同志们悲痛欲绝。想起当年周恩来对《长征组歌》的呵护关怀和悉心指导，大家含着泪以更大的热情全力投入到演出和电影拍摄之中。

最终，经过战友歌舞团的出色演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精心拍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被制作成电影，于1976年正式公映，在全国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

《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堪称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几十年来，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演出了上千场次，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至海外，观众达上千万人次，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最多、银幕上复制最多的作品。

《长征组歌》是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红色经典、歌颂红军英雄功绩的颂歌，又是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的历史诗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旺盛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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