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家族奋斗史（一个农村家族的生活变革）

引言：时间的旅程

1、

打开地图导航，键入“黄坭坵”三个字，用手机搜索，这个地处湘鄂赣三省交界的自然村落，几乎成了一个小点。在中国，自然村这样一个偏重于地理概念的基层地方单位，几乎可以被忽略掉。

祭祖:洞开的宗祠大门，沉潜着多少关于村庄和家族的记忆。

从我所在的杭州去往黄坭坵，可选择的路线主要有三条，一条是传统的沪昆高速，也就是沿过去的铁路浙赣线一路向西；此外，则有杭瑞接德昌，以及杭瑞接黄浮再接彭湖高速等。当然，三条高速，中间还有各大枢纽衔接，如果碰上堵车，则可以中途切换弯道，这样就会交叉选择出多种路线。导航显示，三条高速里程在744公里到763公里之间，耗时8小时42分到9小时11分之间，也就是说，三条高速的时间相差，总共不超过半个小时。

2018年底，杭州各大媒体发布消息，黄山和杭州高铁开通，高铁时速可达250公里，265公里的路程，过去需要三个多小时乃至更多，而现在，高铁开通后，仅需1小时26分钟。这条高铁线路，正好位于去往黄坭坵的起始路段。

杭黄高铁开通，是这些年交通进一步提速的缩影。这些年来，高速路网四通八达，日益密集，交通也越发快捷。拿去黄坭坵来说，三条高速一路延伸，先是从省会南昌一路延伸到宁县县城，再后来，又从县城一直延伸到黄坭坵所在的仁乡镇。高速公路所到之处，披荆斩棘，所向披靡，那些大山里幽闭千百年的老村落仿佛一夜之间“冒”了出来，却又在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被一个又一个崭新的集镇取而代之。

图引-1 杭州去往黄坭坵的高速路网越来越密集（导航上的村庄名，“坵”字去掉了“土”）

1997年10月，我23岁，正值香港回归，我从江西宁县去往浙江绍兴工作，仍旧在地方党报，未婚妻燕要到次年春节后才会过来。我们俩是在宁县工作时认识的，那时都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在地方党报，燕在一家国有企业。去绍兴之前，我们举办了一个订婚仪式，仪式很简单，两家主要亲戚聚在一起，吃了顿便饭，双方父母，还有燕的爷爷、叔公悉数到场。我这边则由大姐、姐夫作为代表作陪。那一年，大姐夫在宁县县里任职，配了一辆小车，沾了姐夫的光，那一次岳父是被这辆小车送回村庄的，结果车还没到家，人就吐得一塌糊涂，酒精加晕车的缘故。

订亲那天，岳父生了气，原因是义叔没能到场。没来的理由，是因为国庆生意特别忙。义叔九十年代初就离开黄坭坵村庄，闯到县城做百货批发生意。他也是较早走出村庄的一个，带着一个农村青年冒险的基因，当然，也是为了摆脱贫困的处境。在他出走村庄的前前后后，村子里的人也陆陆续续离开了，一直到现在，几乎剩下“两头两尾”，绝大多数外出打工去了。

义叔是岳父的大弟弟，两人相差9岁，却无话不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义叔娶了我姨妈为妻。换句话说，我岳母的妹妹，当年嫁给了我岳父的弟弟。两人年龄相仿，打小因为哥姐这门亲事，被人开玩笑，没想到还真撮合在了一起。在岳父看来，我和燕的订亲，是这个农村大家庭下一代第一门亲事，义叔为了生意，却把这个事推了，这就无异于眼里只有钱没有人，这当然都是一时酒兴上来的气头话，事后早已烟消云散，却也看得出岳父对于义叔的格外在意。

2、

离开宁县后，每年春节，都要返乡探亲，我的返乡之旅，跨越长长的二十多年，一直持续至今，这成了铭刻内心中最深刻的记忆。

第一年春节返家，我把单位发的年货悉数带回。就连那些冰冻的海鲜，也被我用一只破棉袄裹了，小心地放进一个大行李袋中。我想象着餐桌上，家人会为这些沿海地区的食材发出一声惊奇的赞叹。我的右手拖着一个大行李车，行李车上绑着五大箱黄酒，两肩上则挎着为数众多的土特产。后来，终归是经不住这般超负荷，转车时，将其中一箱黄酒打碎数瓶，这让我的那一次返乡行程，满溢着黄酒的芳香。

关于绿皮火车，大概是这一代人共有的记忆。春节是短暂的，在乡下过了年初一，就开始忧心返回的行程。没有网络购票，先得提前一天乘长途大巴到省城，然后止步于售票厅里人山人海的购票队伍。我经常是花上两倍乃至更高的价钱，从黄牛手中买一张无

座票，一夜站回杭州。硬座车厢里，挤满正月外出打工的人群。身子贴着身子，背贴着背，我的身下，几乎已无立锥之地，我采取金鸡独立之势，左右脚轮换着。而沿途的小站，带着大包小包外出的人群，仍然不断地涌入。车厢门早已不能打开了，玻璃窗便被硬生生地扒上来。扒车的人先把行李从窗户中扔进来，又以“金钩倒挂”之势，由车下的同伴抱着，把一只脚伸进来，车上的旅客，为了捍卫自己早已拥挤不堪的地盘，挥拳猛击扒车者，扒车人则踢腿还击。火车上喧闹一片，尖叫声、怒骂声、嘶吼声……顺着人挤人的缝隙，我看见车下有扒手贴在如潮的旅客身后，不停地掏着钱包。等到我发现猛喊，无力的喊叫声，早已随着扒手远去的身影，瞬间消失在站台的另一端。

图引-2 1999年春节，我和燕结婚时拍下的全家福，背景是岳父家新造的房子。后排左起：岳父、岳母、礼叔、族亲、燕和我、孝能叔公、大舅子老兴、三婶、大舅。前排左起：奶奶、爷爷和外婆，蹲着的孩子分别为大龙、小龙和刚子。老兴那年刚读大一。没到齐的，老旺参了军，其余要么经商、要么打工在外。

图引-3 出嫁时燕和父亲在家门前合影。那时所有人都很年轻，岳父才46岁。而今，爷爷和外婆去世经年，岳父也已年近古稀。

宁县和省城之间，那时远未开通高速，来往走国道，中途得翻越陡峭的南高山。群山起伏，一山连着一山，山高路窄，车在S形的山道上盘旋而上，车窗外，则是陡峭险峻的悬崖。一直以来，这里经常发生车毁人亡的事故。在坑洼的国道上一路颠簸，到了午间，车就在国道线某个不知名的小饭店前停了，车门打开，上来几个大汉，先把人清下长途大巴，再逐个人手发一张白条，饭是夹生饭，有时还会泛着馊味，菜是几片青菜叶子，漂几块肉花，人均二十元，付过帐后，由店家签字，回车时逐一验过，方能上车。

2000年，女儿出生，我和妻子大包小包的行囊，自此又多了一个襁褓中的婴儿。妻子背一只包，右手抱女儿，左手再挎一只大的旅行袋。我则左右各推一只行李箱，背一只旅行袋，左手右手再挎一只包，包里是衣物，也有买给各家各户老人孩子的礼品。

2004年，我用5万元买下一辆二手奇瑞，从此较早加入到了私家车主行列。那时我刚刚拿到驾照，当年底，便开着这辆旧车上路了。妻子抱着女儿坐在副驾驶上，仍旧是沿着浙赣线，不过是铁路换成了高速。想着过去数年间，和妻子拎着大包小包、抱着女儿赶火车的情景，好生感慨。上浙赣线，经杭金衢，到浙江常山，下高速，经国道，一路从浙赣边界的山区县城穿行过去，婺源、浮梁、上高……好不容易在景德镇重新上了高速，可是，两个小时后，高速九景段一过，又重新回到国道线上，依旧在赣西北不停穿越，穿过山路，穿过集镇，穿过村庄，终于回到日思夜想的黄坭坵村，年复一年，周而复始，就这样，直到高速全线开通。

3、

认识燕之前，我一直住在乡村，却没有完整的乡村生活经验。

我从小生活的那个矿区，是驻宁县的军工企业，直属于其时的核工业部，自大而又封闭。矿区周边，是延绵的山丘、村庄和稻田。因为是军工企业，矿工们大多来自五湖四海。工作待遇、生活保障也是丰裕的，后勤物资部门每月定期从省城运来各种物资，冰冻带鱼、成筐的时令水果、蔬菜。排长队领后勤物资的日子，整个矿区就像过节一样。而作为矿区子弟，如果没有大的变动，他的人生也应该是这样的：在子弟学校从小学上到高中，然后被招录到技校，三年后，就可以穿上崭新的工作服，去到冶炼车间上班，然后娶妻生子，每周或每月去后勤窗口排队领取福利物资，复制着父辈的生活。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这种生活很让周边的村民艳羡不已。也因此，我小时候，从来对于乡村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自我封闭的生活，一直延续到九十年代初期，等到我高中毕业后，世界早已过了冷战时期，国家政策逐渐调整，军用物资过剩，矿区终于在几年后下马了。若干年后，我再回矿区，儿时记忆中的辉煌，早已土崩瓦解，那些厂房和宿舍，变得破败不堪。当年那些健硕的老工人，不少英年早逝，死于高发的癌症，核辐射难逃干系。

我第一次看贾樟柯、王小帅的电影，有一种异常熟悉的感觉。《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山河故人》，都有我少年时生活的影子。记忆最深刻的是电影《青红》中，那个着的确良衬衫、穿喇叭裤跳的士科斗舞的镜头，让我不由回忆高中时代混迹于矿区知青楼一个简陋的交谊舞厅的情景。我也无数次从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中，回到年少时的岁月。小说起首，作家如是写道：

1965年的时候，一个孩子开始了对黑夜不可名状的恐惧。我回想起了那个细雨飘扬的夜晚，当时我已经睡了，我是多么的小巧，就像玩具似的被放在床上。

读着这样的句子，瞬间被记忆攥回到孤独的少年时代。

1999年春节，我和燕返乡结婚。婚礼这次放在了宁县县城，婚宴摆了10桌。一早先到黄坭坵村庄接亲，然后再返回县城。我按照地方风俗，带去4000元聘礼，返回县城前，在祖堂给列祖列宗作过揖，岳父交给我一个红包，用一张大报纸糊着，上面贴着红纸封条，里面是8000元钱。我后来听说了乡村这样一句俗话，“上等人赔钱嫁女，中等人将钱嫁女，下等人赚钱嫁女”。岳父这个举动，在村庄里开了先河。我也自此正式成为这个农村大家庭中的一员，直到二十年倏忽而逝，这个偏远的村庄终于融入我的血脉。

接亲时，一大家子拍了一张全家福。我和化着新娘妆的燕站中间，其余则是爷爷奶奶、岳父岳母、叔公叔婶、大舅子老兴、堂弟堂妹等。背景则是岳父家的小楼，头一年造的，把七十年代的泥瓦房推倒了，造成两层砖混结构。岳父家的小楼，自此开启乡村新一轮建房热潮，直到村庄通往集镇的一条机耕道逐渐被拉直，被拓宽，被铺上水泥路面，道路两边的农田也逐渐消失了，一栋栋楼房沿线立起来，挤挤挨挨的，一户接着一户，遮挡了望向田野的视线。

4、

一次次的返乡之旅，让我终于忍不住提起笔，希望完成对故乡的书写，献给村庄，也献给这块土地上的亲人们。

岳父生于1953年，在家族“友”字这一辈中，他是老大，取名“仁”。顺数下来，除了早年出嫁外乡的一个姑姑，余者分别为义叔、礼叔、智叔、信叔、㳟叔。几兄弟多数有外出打工经历，至今留在村里的，除了岳父外，还有礼叔，礼叔上世纪八十年参与淘金，不幸染上矽肺病，为此付出了健康的代价。

岳父这一代人，几乎历经各轮政治运动，也因此烙上鲜明的时代印记。他至今几乎能够背下大多数毛主席诗词，“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初一甫入学，就因“文化大革命”而辍学，跟着一群大人后头参加修水利，那正是一个战天斗地的年代。16岁刚满，又去到邻县参加十万人水利大会战，修号称全亚洲最大的柘林水库。回乡后，担任了生产队长，以十九岁之龄，带着生产队老小下地干农活。后来又做社队干部、搞农村“社教”，分田到户后成了全乡第一个“万元户”，做过二十年的农村信贷员。

大半辈子人生，最让岳父引以为憾的是，他曾几次与吃“公家饭”擦肩而过，一次是柘林水库施工将结束时，部队到营地招兵，眼看着最后的政审关通过，却染上了肝炎。还有一次则是七十年代末期搞农村“社教”，原本指望借此获得“提干”机会，“文革”结束，运动中止了。他后来做农村信贷员，身份上也一直是“临时工”。

他把人生最大的精力，投注在子女的培养下，关注教育，也通过电视报纸，关注时势变化。就这样，我的妻子燕，还有两个舅子老兴与老旺，最终都得以离开村庄，这无疑极大弥补了他内心中的遗憾。

老兴大学毕业后，就留在了广东。他在南方沿海城市的打拼经历，是这一代人靠自身奋斗改变命运的场景之一。老旺部队退伍后，则回到宁县县城。在过去数二十年间，宁县打造“一江两岸”，新城迅速崛起。老旺就职的拆迁公司，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有形之手”。在这样的造城运动下，近郊村庄被城镇化湮没，而更多有如黄坭坵般的偏远村庄，则受到挤压，变得再度“失血”。老兴和老旺的亲身经历，可以触摸到一个时代的变动。

这是一部有关乡村人的口述史，或者也可视作“小人物史记”。借助他们的口述，我试图梳理出一个大时代之下村庄变动的时间主轴，努力恢复他们的人生拼图。在老兴帮助下，我曾去到南方沿海城市，寻访在那里务工或者创业的村里人。小宣、启福、老于和老星兄弟，还有木林、路易斯……等等，他们出走村庄，跻身于时代洪流之中，获取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资源，奋力游向人生的上游，有时不得不承受边缘化的困境，甚至游走于某种灰色地带。

出于可以想见的原因，书中绝大多数人名和地名，都用了化名。“每一个人类学者，都必须经历伦理的拷问。”这是人类学者黄树清在他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农村变革》一书中所记下的。面对亲人，面对村庄，这样的话语，弥漫在我在观察和写作中，让我为之警醒并惭愧。

5、

过去二十多年间，我几乎目睹了这个村庄每个变化的细节。村庄发展缓慢，农民增收困难，改变之不易。

黄坭坵只是一个自然村，全村由范姓聚族而居，无一杂姓。说到“自然村”，学者高默波在《高家村》中这样定义：

自然村指的就是生活在同一地方的同一群人。他们同宗共姓，房屋都置在一起。彼此之间保持着紧密的纽带。除了来自政府的管理和干预外，每个村子都是独立的整体，有自己独立的内部治理体系，有属于自己的独特的领土观念。1

而学者徐慧文则认说：

这些村庄仍然保持一种蜂窝状的状态，也就是说，每个村子都是彼此分离的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极为有限，除了时时仍能感到地方官吏的粗暴存在之外。2

黄坭坵和周边的王家垄、石坳脚下、彭家、寺前等多个自然村，共同组成了景村。在行政建制上，景村才是最小的基层单位。在人口变化上，黄坭坵呈抛物线状，从建国初期的十余户人家、69人，增长至高峰时期的70户人家、350余人，再到这些年，又因打工、求学、工作外迁等，再度逐年下降，常年在家者还有200余人。尽管传统宗族威仪不复存在，村庄仍旧保持着某种家族凝聚力：村子里建有祖堂、三军殿等建筑，祖先崇拜、对土地神的祭祀，构筑了另一个精神世界；日常生活中，每天供奉祖宗牌位，给土地神烧长香等，年三十则在祖堂举办请神仪式。此外，还有做道场、打生圹等丧葬习俗。这些固有的文化习俗，渗入人与人之间交往，影响日常生活，也赖以抵御现代化冲击。以自然村为横断面，或许更能检视城镇化喧嚣之下，乡村业已逼仄的生存环境，以及一个大时代的动荡与起伏。

尽管历经分田到户，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村庄仍然极度贫困。“做得那么苦，半数却吃不饱饭”成了多数人的记忆。在妻子燕的记忆中，“小时候全家五口就着一个菜下饭”的景象，铭刻脑海，几十年不忘。

学者曹锦清1996年5月31日曾对兰考一个乡镇做过深入访谈，借助他在《黄河边的中国》所作观察，我们可以看到，农民负担是怎样被加重的：

财政所长说，乡财政收入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来自本乡的税费与罚款收入，一部分是县财政拨款。税种有工商税、农村特产税、契税、耕地占用税。农业税由乡代征，但不返乡。农业税征收实物，每亩征小麦10斤，很轻。罚款名目甚多，主要是超生罚款。因本乡的第二、三产业极不发达，工商税极其有限，故乡财政对农村特产税及罚款的依赖甚大。农村特产税征收范围，包括水产养殖、水生植物、果树、西瓜、大宗特产（如大蒜、树苗、食用菌、畜产品）等等。税源分散且难估值，分别征收十分困难，实际上按承包地或人头均摊。本乡如此，其他各乡皆然。财政所长说，本乡1994年税收收入只有29万（其中上缴县财政8万）。1995年增至63万（其中10万上缴县财政）。1996年，县上要求他们完成85万，乡党政要求他们完成108万（我暗自思忖，税源决不可能在三年内持续翻番。我估计他们只能以“农村特产税”的名义分摊到各农户。但我没有问这样的问题）。他说，1995年乡财政收入是53万（征收63万上缴10万），加上29万县财政拨款，计82万，另有罚款5万（今年任务是罚款24万。不包括计划生育的超生罚款，关于全乡超生罚款数额我没有问，因为这是一个过于敏感的数字）。

谈到县财政支出时，财政所长说，基本上是干部与教师的工资，占全乡财政支出的90%以上。在全部工资支出中，教师占大头。这些年来，上面不断强调教师工资优先发放，不能拖欠。但乡干部们的工资却是一再拖欠，数月领不到工资是常事。“说我们是‘吃财政饭’，还算是客气的”。该乡财政状况，在全县各乡镇处于中等水平。 3

2000年3月2日，时任湖北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的李昌平，在他那封给时任总理朱镕基的著名去信中，曾经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时代呐喊，农民负担过重情况，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我们这儿的田亩负担在200元/亩。另外还有人头负担100-400元/人不等。两项相加350元/人亩左右。一家五口种地8亩，全年经济负担2500-3000元（不含防汛抗灾、水利劳动负担）。农民种地亩产1000斤谷子（0.4元/斤），仅仅只能保本（不算劳动负担），80%的农民亏本。农民不论种田不种田，都必须缴纳人头费、宅基费、自留地费，丧失劳动力的80岁的老爷爷老奶奶和刚刚出生的婴儿也一视同仁交几百元钱的人头负担。由于种田亏本，田无人种，负担只有往人头上加，有的村的人头负担高过500多元/人。我经常碰到老人拉着我的手痛哭流泪盼早死，小孩跪在我面前要上学的悲伤场面。我除了失声痛哭外，无法表达我的心情。痛苦与无奈一切尽在哭泣中。今年的负担还要加，您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少壮去打工，剩下童与孤，又见负担长，唯望天地哭！4

也因此，过去四十年，考察政策变动给乡村所带来的重大影响，除了分田到户外，莫过于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颁发，在全国范围取消农业税，几千年“皇粮国税”一朝清零，绑在农民身上的税负枷索被去除，让他们得已喘息。走在村子里，和他们聊农田收入，几乎每个人都会如是说道，“一年田土种下来，不但不收税费，还有钱补贴（每户有粮食特补），这是历朝历代前所未有的。”发自肺腑，充满感恩。

以村子里友水一家为例，全家三口人，两夫妻带着一个傻儿子，年收入2.5万元（详见书后附件一《黄坭坵村庄经济调查》），其中包括：

1. 承包20亩稻田收入12000元（村子里青壮年劳力普遍外出，抛荒严重，友水流转一部分土地种植，成了全村少数几个种粮大户）；

2. 水塘养鱼收益3800元；

3. 在门口机制砖厂（那是村里人开办的唯一一家“企业”，村民友丰扮演着老板和工人双重角色，友水是他唯一的雇工，土地是租来的。为此，村民友发废掉了机耕道边的一大块上等粮田）打零工收入9000元。

这样的收入水平，相较仍然是低下的，但是，比起赋税减免之前“普遍吃不饱饭”，已经是极大改观了。

事实上，像友水这样的纯农业户家庭，村庄里早已所剩无几。1992年的南巡讲话，国门进一步打开，为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在沿海一带的城镇和工厂里，找到了更为广阔的就业机会。这些年，青壮年劳动悉数外出了，劳务输出成了村民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用媒体话语来说，村庄里但见“三八六一九九”部队。

当家家户户外出打工，留给时代的，却是亲人分离之苦。老人带着孙辈留守村庄，土地抛荒严重。此外，迷信盛行、聚赌成风等。一个村庄，日常几乎不见人影，大概是各地乡村的写照。书稿里反复提到的村庄祖堂建设，实在是当下中西部地区农村公共建设投入不足、举步维艰的一个缩影。

6、

这不是一本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书。就村庄而言，我只是一个观察者，观察并记录，努力保持一个职业记者的本能。

这些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对乡村投以关注的热情。比如，每到春节，各大媒体版面上，照例会充斥着博士返乡的长文和字眼。家园、故土、乡愁、失落、凋败、沦陷……，以及留守问题、乡村剩男、赌博之风、迷信……都会成为高频热词。但是，在我看来，任何走马观花式的叙述，远不足以反映真实的乡村。把乡村当作田园牧歌、梦中桃源式的期望，或许只是某种内心间一厢情愿。所谓的“三农问题”，不能完全等同于简单的结论。

我的写作一度受到梁鸿《中国在梁庄》的启发。2014年，当我第一次看到她的这本书，我便毅然决然地向所在报社递交辞呈。那个念头在我内心中冲动已久，我曾经在随笔《村庄三题》当中，记下我对村庄的眷恋：

这些年，只要一说起“黄坭坵”三个字，仿佛觉得有一个小人儿，在内心里，踢我，咬我，撕我，攥我，噬我，折腾我……

与此关联的一个细节是，那一年，我被查出青光眼。疾病触动了我对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思考。我甚至认为，那种困坐于书桌边“居庙堂之高”的生活，是毫无意义的。

报社最终挽回了我的辞呈，却宽许了我长达两年时间的病假。我也终于在那年底得以迫不及待地出发，带着放寒假的儿子一道，在那里度过了有史以来最长的一个假期。每天跟着岳父走东串西，不停地询问，也不停地记录。此后，在一年当中，我又多次回到那里。我相信，岳父早已察觉了我的意图，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过问过，从始至终。

同样受到启发的，还有一本《江城》。中文名何伟的这个外国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美国和平队志愿者，来到长江边的涪陵山城。他后来记下18个月的点滴中国日常，他的悉心描摩，常常让人会心一笑，却又意味深长。我常常想，为什么那些习以为常的细节，烙下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却为我们轻易忽略。

2015年底，当我终于拿出初稿，我原以为很快就能结束这个写作计划。可是，事与愿违，这个初稿又被我自己推翻了。此后，观察、修改、增补，再否定，这本书稿就这样困挠着我，长达5年多时间，纠缠不休，如影随形，无数次面对“瓶颈”，无数次想放弃，一直到现在……我记起何伟在他的书稿前言中所写下的：

……写完最后一个字，一切都犹如崩溃了似的。我陷入了可怕的沮丧之中……差不多有一个月，我抑郁不已，寢食难安。书稿依旧摆在那里——我无力把它们邮寄出去。

这其实也是我的感受。

7、

和燕结婚时拍下的那张全家福，早已经在记忆中变得泛黄。照片中的那些容貌、服饰、神态、场景，被时间的流水磨平了，甚至几近冲刷殆尽，却在无意之中，为我留下一个情感的起点。

仍旧得说回岳父。妻子燕每每回忆成长的细节，总是和父亲紧密关联。那是烈日下的一个场景，暑期农忙时节，一个中年父亲，带着年幼的女儿，一前一后，踩着淤泥一刻不停地插着手中的秧苗。烈日暴晒，汗滴如雨，却被父爱所包容。两人一前一后，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学业，也关切成绩，那大概是妻子这一生中最艰辛也最美好的劳动教育。

在我和燕共同的感受中，父亲形同陈忠实笔下的白嘉轩，在艰辛的世事中，始终挺直着腰杆，有如某种传统乡间绅士。他在村庄里，扮演着“调停人”的角色，主持红白喜事，热衷民间事务。他努力以自身的公正和无私，平衡各种人际关系，保持乡村的某种秩序和威严。在村庄和“我”之间，他是最为重要的一根情感纽带，代表着当下乡村的某种精神特质。

我的返乡之旅，终于在一年一年的候鸟返乡中，变得不复顺畅。日益增多的私家车，让节假日的高速变得拥堵起来。而乡村振兴的话题，也在城乡之间密切的互动之中，终于变得炙手可热。拿我所在的杭州城市来说，相较雄厚的财力，让更多的资金有机会流入到乡村。连续多年，这座城市由人大代表票决民生实事，和乡村有关的项目，甚至占到半数以上。我曾经无数次去到那些村庄，村庄整修得洁净漂亮，农村人安逸富足。

可是，每一次，当我开车从杭州出发，一路向西，从东南沿海，到中部内陆，横跨上千公里，在完成空间转换的同时，似乎也在穿越着时间，巨大的落差，恍若鸿沟。东南沿海的村庄，中西部的村庄；快速变化的村庄，发展缓慢、举步维艰的村庄。我不知道哪个才是故乡真实的模样，甚至不知道，哪里才是故乡。

也因此，尽管过去的二十多年，每一次都会像候鸟般义无返顾踏上返乡的路程，内心中总是欢呼雀跃，希冀丛生，却又总是那样，充满深深的失落。这是一趟温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就像梁鸿说：

当我们谈到故乡，总是悲欣交集。

我想，如果仅仅从“人”这个视角来观察和判断，真正的故乡，无论东南沿海，还是更广大的中西部地区，都应该是充满内生活力，人与村庄和谐相处，家园和土地给人以庇护，每一个人回到这儿，都会停留下漂泊的脚步。也因此，村庄怎样才能实现“留住人”，换言之，如何重拾农村人的尊严，或许才是当下所必须直面的问题。

和一个大时代相比较，每一个个体，或许都是卑微的，这其中包括你和我。

说到时间这个概念，其实还有另一个纵深，即村庄本身。也因此，我在书稿开篇部分，放入了一个发生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流血事件。那其实是一个小小的楔子，却足以触摸到历史现场。当年某一个看似不经意的事件，早已预示着日后命运的分野。这其实是一个更深层次的话题，任何结论或许都为时过早。

此刻，我想起自己反复阅读过的《江村经济——中国农民的生活》、林耀华的《金翼——一个中国家族的史记》。此后，则是黄树清先生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以村支书“叶书记”富于戏剧性的生命史为主轴，铺陈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初期这一幅社会文化变迁图像。人类学民族志是以人为视角的，就像当年费孝通先生去往江村所看到的那样：

……文化教育的价值在人们眼里，还不如孩子们割草直接为家庭作出的贡献大。缺课人数与村里养羊的头数相关。5

寥寥数语，勾勒出抗战前夕整个中国乡村经济濒临崩溃的景象。

这些业已成为经典的民族志著作，在时间节点上，恰好纵贯从辛亥革命起，直到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初。一百多年乡村的巨大变动，一个又一个个体的人，悲欣，挣扎，彷徨，奋斗，跌荡而起伏。

那是一道奔向远方的时间的旅程。

是为序。

初稿于 2015 年 2 月 22 日—11 月 25 日

二稿于 2019 年 2 月 10 日—08 月 17 日

三稿于 2019 年 8 月 20 日— 11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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