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的内容和六大体例（这篇尚书三千字简述）

《尚书》是对记载上起尧舜下至春秋中期的历史文献的汇编之书，先秦时期称为“《书》”，大概到了战国末或西汉初开始被称为“《尚书》”，意思或是“上古之书”，为儒家“六经”之一。历代统治者和读书人都很看重《尚书》，“历代宝之，以为大训”，这可能和此书有丰富的统治策略、深刻的政治经验的记载有关，“足以垂世立教”，“示人主以轨范”。

《史记》说孔子删定《诗》《书》，这将《书》的编定时间定在了春秋末年。《书》是否真由孔子编次而成，现在看来还缺少确切的证据加以论定，但文献记载和新发现的出土文献都表明，先秦时期存在不少的《书》类文献，王充《论衡·正说篇》说“《尚书》本百篇”，这些文献在周王室和诸侯国的档案机构或史官部门传承，后来或流布民间，总的数量应该不少，《尚书》可能就是儒家基于上述材料选编而成。

清《孔子世家图册》之“退修诗书”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不过，《尚书》不少篇章虽来源于文书档案、史官记录，一些内容在文字和用语上也与西周金文接近，但这些经过编次、整理过的篇章，已脱离原始的文书档案性质，也与西周金文的性质有异。总体而言，编入《尚书》中的这些篇章，都或多或少经过史官或后世传习者的整理甚至增益，个别篇章固然还残留有文书档案的特征，不过基本都已是古书的性质，内容侧重在讨论治国之道及其教训。

流传到今天的儒家“十三经”中的《尚书》，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今本58篇的《尚书》，在内容上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一致性，在各部分之间、各部分的一些篇章之间又存在着足够明显的差异。

从体例上看，《尚书》篇章可以以例类分，《尚书序》谓之“典、谟、训、诰、誓、命之文”，约为六类，其特征确实也很明显，是《尚书》的独特体例。“典”被视为典范可百代常行，“谟”同“谋”是君臣之间的谋议对话，“誓”主要指战前的宣誓之言，“诰”主要是君臣或臣民之间的诰教之词，“命”主要是册命的内容。

《尚书新注》（新编新注十三经），何晋 撰

从内容上看，《尚书》中多数篇章重在记言，所记多为君主誓命臣民以及君臣之间谋议告诫之辞，另有少数叙事之篇。《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愼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谓《尚书》重在记言，大略不差。

秦朝焚书，通晓《尚书》的原秦博士济南伏胜，曾将《尚书》藏于壁中。西汉初年，他重新取出那些竹简时，仅存29篇，以教于齐鲁之间。伏胜之《书》后来用隶书写定，成为西汉经生学习的教科书。汉武帝时欧阳所传《尚书》被立为博士，宣帝时又立夏侯胜、夏侯建即所谓大、小夏侯《尚书》于学官。西汉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均来自于伏生29篇之传，此三家《尚书》因为用汉代隶书抄写而传授，后世称之为“今文《尚书》”。

[明]杜堇《伏生授经图》，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在西汉，孔氏家还藏有先世传下来的用战国东方齐鲁文字抄写的《尚书》，也即所谓的“古文《尚书》”，孔子第十一世孙孔安国把它与当时通行的伏生本相对照，发现古文本比今文本多出十余篇，这些多出来的篇章被称为“逸《书》”。古文《尚书》大概在魏晋之际亡佚。

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或作“颐”）献给朝廷一部有孔安国作传（即注）的“古文《尚书》”，此本是将今文《尚书》28篇（《泰誓》已佚）分为33篇，此外又多出25篇，再加上书前一篇所谓孔安国作的《尚书序》，共59篇。全书经文都有所谓孔安国作的传。但经过宋元明清历代一些学者的怀疑与考证，得出的结论是所增25篇为杂取传记中语以成文的伪作，《尚书序》、全书孔传也并非西汉孔安国所作。这多出的这25篇古文部分，就被称为“伪古文”，全书的传文被称为“伪孔传”。2008年清华大学入藏一批战国简书，其中有不少与《尚书》相关的内容，特别是有几篇可能就是战国时代真正“古文《尚书》”的篇章，它们和伪古文《尚书》25篇中的篇章大有区别，再次证明了伪古文《尚书》25篇为晚起的伪书。但伪古文的作者是谁，尚未能确知。伪孔传的撰作者，有人认为是魏时的王肃，或西晋的皇甫谧，或梅赜，但都无铁证，蒋善国《尚书综述》说：“总起来说，伪《孔传》的传文，是以《孔安国古文尚书说》为底本，扩大成《传》，以王肃《书》注为宗，参以西晋太康以前的诸家《尚书》注说和他自己的创见而成的。”认为伪孔传“在解经方面，是西晋以前《尚书》经说的总结，价值很大”。

清华简

刘知几在《史通·断限》中说：“夫《尚书》者，七经之冠冕，百氏之襟袖，凡学者必先精此书，次览群籍。譬夫行不由径，非所闻焉。”从古至今，《尚书》吸引了不少政治家和学者去研读它，早在先秦时期便已被儒家经典化，它试图通过对中国文明开端时期特别是三代历史书写的编纂，并主要利用君王、大臣亲口的言说诰教，来凸显夏、商、周乃至后世恒久不变的政治“常道”，总结中国古代政教最基本的价值，这些价值来自于对过往历史的借鉴和归纳，也在将来的历史中不断被重申和强调。

《尚书》在编纂的结构体例上，就体现了系统的历史建构，基本从一开始便获得了竞争上的优势和权威的地位，成为后世认识中国上古历史的基础文献，几乎被司马迁《史记》全部采用；也是铸造中华文明的基础经典，春秋时便作为《书》类文献用于贵族子弟的教育，《礼记·经解》说：“疏通知远，《书》教也。”其《虞书》中《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益稷》，这些篇的先后排列，形成了尧、舜、禹、皋陶、益的古史人物及其政治更替序列，作为基本认识被战国及以后时代的人普遍接受。《尧典》《舜典》篇题中特别使用的“典”字，更表达了编纂者希望其中所蕴含的贤人政治成为百代常行之道示天下以典范的理想。书中《夏书》《商书》《周书》三部分在结构上自然形成了夏、商、周的三代历史分期，各部分之首对《甘誓》《商誓》《泰誓》三篇的安排，提示夏、商、周不再是通过选贤举能的禅让，而是用暴力革命而来改朝换代，王位继承践行的是中国历史上另一种政治更替模式——世袭制。

武氏祠·武氏石阙铭武梁祠画像册，故宫博物院藏

上述《夏书》《商书》《周书》三誓，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坏的政治，什么是好的政治。此外，全书中不少政治上的嘉言儆语，还被历代传诵和引用，例如在用人上，君主要提防“巧言佞色”（《夏书·皋陶谟》）；仁爱的君主犹如人民的父母，其去世百姓“如丧考妣”（《夏书·舜典》）；君主应勤劳民事“兢兢业业”（《夏书·皋陶谟》），为政“无偏无当”（《周书·洪范》），行事要抓刚要“有条不紊”（《商书·盘庚上》）；为臣不能“作福作威”（《周书·洪范》）。

好的政治取代坏的政治，乃是顺天命而行。“天命”思想可以说贯穿于《尚书》全书，已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一个核心概念。书中认为，天命即上天之命，不为一族一姓所私有，“天工人其代之”（天之事由人来代做。见《虞书·皋陶谟》），故夏、商、周的明哲先王都曾受有天命而顺行之，广有天下四方，但后代若不敬天保民，天命则会转移，致使亡家丧国。牧民的君主仅是天下的托管者，并不能永久占有天命，一旦失德不顺天命，则会被改换。因此君主不断被提醒天命难知，而“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上天的视听乃是通过人民的视听，上天的威罚亦是通过人民而彰显。见《虞书·皋陶谟》）。“天命”与“民本”，这一上一下，就这样融铸为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体两面。

李零先生《禹迹考》中说：“中国经典，天文祖《尧典》，地理宗《禹贡》，《易传》道阴阳，《洪范》序五行，对中国思想影响至深。它们除《易传》附于《易经》，皆在《尚书》中。”此外，《尚书》中的《立政》讲“官职”，《顾命》记“礼仪”，《吕刑》述“刑法”，亦无不对中国古代的官制、礼法产生影响。即便是其中的伪古文《尚书》25篇，也因富含政治训诫、思想智慧，早已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中。

《周易新注》（新编新注十三经），王锦民 撰

《尚书》历来难治，本书虽名《新注》，但训释多参前贤，所谓“新”之所在，大概一是我们现在对《尚书》的认识、研究的角度和过去已有不同，二是在不断发现的新材料基础之上，出现了不少史学、考古学、文字学等方面的新研究成果可资参考利用。由此，与旧注旧疏相较，或有新处，仅以供大家参考和批评。

（题目为编者所拟）

袁行霈先生主编“新编新注十三经”之最新品种；

吸收古今中外研究成果，利用清华简等出土文献，

对《尚书》疑难字词详加解释，破除阅读障碍

《尚书新注》

何晋 撰

繁体横排

32开 平装

978-7-101-15602-7

68.00元

内容简介

北京大学袁行霈先生主编的“新编新注十三经”，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传》《论语》《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及《韩非子》。此次推出的《尚书新注》，即为其中之一。《新注》以皕忍堂刊唐石经《尚书》为底本，参考和吸收历代名家的研究成果，充分利用清华简等新出土的文献资料，对全书重要字词做了全面细致的注释，既疏通了句意，又注意兼顾《尚书》在经学、史学、哲学上的意蕴，对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做了积极的考论。

作者简介

何晋，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史、史料学、经学，主要著作有《战国策研究》等，点校整理有《尚书孔传参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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