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80年代农村老电视剧北京往事（新千年后大院子弟）

站在2020年的关口，回望新千年的第一个十年，那是北京这座城市急剧变化的十年，也是极具包容的十年。这十年里，经历了申奥成功的狂喜和首次举办奥运会的荣耀，也成功抗击过“非典”疫情，北京变得更加开放多元。

这十年里，电视剧黄金时代的创作理念仍在闪闪发光，网文IP大行其道的种子开始萌芽，互联网与电视台的版权之争即将拉开序幕。这十年里，时代在变迁、行业在变革，但北京剧对现实主义题材的关注没有变。

时代是真正伟大的编剧和导演，好的影视作品不过是它的镜像与回响。在这个变化与包容的时代里，有人感怀过去，有人专注当下；有人找到了自己，有人照见了他人。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座城，剧中的这些“城”叠加到一起，构成了这十年间的北京故事——有回忆有畅想，但最终脚踏实地。

创作传承黄金时代

十九年前，人们对网络文学IP改编还毫无概念。而后捧红了诸多网文作家的起点中文网、晋江文学城，要在2002年和2003年才分别成立。2004年，第一部网络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问世，但它和刚起步的大陆网络文学无关——这部由佟大为、孙锂华、薛佳凝主演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改编自台湾作家痞子蔡的同名网络小说。

这十年间的北京剧，延续着“黄金时代”的创作方法论，组一个编剧班子搞原创，或者向传统文学要素材。《八兄弟》就是杨亚洲带着编剧在亚运村半年多憋出来的剧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根据刘恒的小说改编；《空镜子》根据万方的同名小说改编；《龙须沟》是对老舍经典剧作的影视化演绎；《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改编自王朔小说《玩的就是心跳》……值得一提的是，老舍、刘恒、万方、王朔，都是京籍作家。

这十年间的北京剧，大都以小人物为主角。《与青春有关的日子》《血色浪漫》，聚焦大院子弟的青春岁月和人生抉择；《空镜子》《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动什么别动感情》《浪漫的事》《鸽子哨》演绎大杂院里普通人家与时代的命运交响；《家有儿女》关注幸福小区里重组家庭的喜怒哀乐；《八兄弟》则是来京务工农民工的酸甜苦辣。

《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剧照。

现实里的大事件也在这一时期的北京剧里有所投射。《家有儿女》刘星嘲笑家人“拿绳子蹦跶几下就叫迎接奥运了”，并宣布自己要勇攀珠峰迎奥运。叶京在《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结尾用字幕交代人物现状时提到了“非典”，“金燕仍在医院妇产科当白衣天使，在抗击‘非典’的斗争中成绩显著，被晋升为护士长”。

外来视角看北京，镜头对准农民工

虽然都聚焦小人物，但创作者的不同视角带给这个时期的北京剧不同的样貌。叶京提供了大院子弟与北京有关的青春样本；沈好放用北京胡同生活经验塑造了贫嘴张大民的形象；杨亚洲把北京当做另一个故乡，以一种既沉浸又抽离的视角描写北京城里的芸芸众生。

哈尔滨人杨亚洲毕业于中戏，在西影厂工作过，2000年调到中央电视台。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杨亚洲把北京当做第二故乡。“我愿意在北京拍戏，因为北京代表了中国，北京的生活状态，很多时候能代表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活状态。”这十年间，他拍了三部北京剧——《空镜子》《浪漫的事》《八兄弟》，其中既有土生土长北京胡同人家的烟火气息，也有东北来京务工八兄弟的人生经历。

《空镜子》的投资方之前找过好几个导演，都因为缺乏戏剧冲突被拒绝，但这恰恰是杨亚洲的“菜”。“我喜欢《空镜子》，把平实拍得不平庸，是创作上要做的事。这样的戏如果不注意细节塑造，就什么都没有。”

杨亚洲不是地道的北京人，但他认为拍北京戏有自己的优势，能够跳出来以外来人的视角讲述北京故事。“就像我不是陕北人，但拍了《美丽的大脚》。我在那里工作了20年，又可以跳出土生土长西北人的视角，对西部题材有自己的解读。”拍《八兄弟》，杨亚洲跳出北京人的视角，关注了农民工在北京的生活。“他们对北京的发展是有贡献的，但很少有影视剧去表现他们，这不公平。剧播了之后，有观众跟我讲，他现在开始关注小区里的保安和清洁阿姨了。我感到很欣慰。”

住房困难，“贫嘴张大民”有普适性

沈好放曾留学日本，给佐藤纯弥（《追捕》《敦煌》导演）做过副导演。但他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北京人，曾在东城区的交道口一带住过，用他自己的话说，“确确实实对北京的胡同生活太熟悉了”。

沈好放拍摄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火了之后，出现过一大批以北京大杂院为背景的跟风作品，都未达到前者的高度。沈好放认为，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角色的诞生，跟时代背景和时代氛围要契合。“那时候住房困难，现在都是住小区，人们的生活已经不一样了。人物刻画要符合所处年代的真实，这个戏才会有时代感和生命力。”贫嘴张大民“是那个时代的产物，放在今天来个第二季也没有办法超越，因为你展现不了现在这样的北京。”

“咱们今天的北京，外来人口比例越来越大。这点跟深圳异曲同工，大家说上海话可以，说北京话、四川话也可以，已经没有语言的区别。”这种变化，客观上增加了北京剧的创作难度。因为在不断的变化中，想要抓住一个时代的代表、找一个具有北京普适性的人物，更难了。“你要是没有发现这个人物，千万不要就非说我这是北京题材，所以我宁愿不拍。”

沈好放眼中的北京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活在时代里的北京人，一种是现实生活中的北京人。第一种是很多人印象里提笼架鸟耍贫嘴、好面子爱充个儿的北京人，就像老舍小说《二马》里描绘的，国家都那样了，他们到哪儿还都是一天到晚称大清国子民的骄傲劲儿。第二种是现实生活里的北京人，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在变化，变得很难概括。

当年沈好放在招待所读刘恒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种熟悉感扑面而来。于是当晚就约刘恒见面，而后合作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这部剧。该剧在棉花胡同附近实景拍摄，成功塑造了一个北京胡同里的小人物张大民，嘴贫却心地善良，不管生活再苦再难都乐观面对。

大院子弟与老北京隔着一道墙

以小人物为主角的北京剧里，大院子弟的青春无疑是最为独特的一类。与胡同大杂院的老百姓相比，他们生活中享受了更多的优越，但在大时代的变迁中也一样是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而因为出身的关系，他们对梦想与现实落差的感受，比普通人来得更加强烈，戏剧冲突感也更激烈。

出身部队大院的叶京从《梦开始的地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到尚未公映的电影《记得少年那首歌》，他的每部作品都带着浓烈的自传色彩，都是他经历过的大院子弟的青春故事。而和他的青春一起定格在影像里的北京城，如同大时代的一个横切面。

叶京选演员偏重北京籍，有部队背景更好。两部剧里，接近半数的主演都是京籍演员，“陈羽凡那会儿是闲得慌来找我玩，说能不能演个戏，就这么来的。好多北京唱歌的孩子都找过我，但我没用。”

叶京喜欢用新人演员，“用腕儿的话，第一是用不起，第二是跟他赔不起时间”。十多年后再看他拍的剧，当年的新人都成了腕儿，时间见证了成长也见证了无常——有人因戏结缘又最终分道扬镳，如陈羽凡、白百何；有人耕耘多年终成大名，如咏梅；也有人人生未半提前离场，如傅彪、班赞。

叶京的每部作品都跟自身经历有关，“全有关系，没关系我根本不会去写。”叶京说，《梦开始的地方》是为了怀念父母那一代家庭的氛围，还带着一种炫耀；《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拍的是他们那代人改革开放前的生活，“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开始无所适从了，迷茫了”；《记得少年那首歌》有随父母被下放到宜宾的经历；另一部未映的《原来我们如此陌生》，则是对自己这代人的反思和总结。两部剧都在北京取景。叶京说，《梦开始的地方》开场两拨大院子弟在什刹海茬冰，“演宋京生的丁志诚和演宋建军的张涵予原本就滑得非常好，茬冰直接可以拍，其他人哪敢啊？”现在回过头去看，叶京觉得《梦开始的地方》很多演员滑冰水平不达标，“惨不忍睹”，没演出他心目中的茬冰。

自身经历以外的题材，叶京表示也能写，但得分个轻重缓急。“连我那点事儿都写不尽道不完，哪有时间去写别人呢。我特怕再过几年记性不好，想不起来了。”他承认自己的作品有强烈的自传色彩。“完全可以说是自传。”叶京说，他的想法和王朔不谋而合：“他（王朔）一直说，特别想写一部我们那个年代的《红楼梦》。我呢，是利用影视作品，完成我们那个年代的《红楼梦》。”

从上个世纪90年代起，王朔、叶京、冯小刚等一批从北京部队大院成长起来的文学、影视创作者，被认为是“京圈”（北京文艺圈）的代表。但在叶京看来，他们这批大院子弟与真正的老北京，始终隔着一道墙，“我们对北京的故乡和身份认同感更弱。父母并不是北京人，是外来的，是从天南海北被汇集到北京‘坐江山’来的。我们跟老北京有一种隔阂，就是墙里墙外的文化隔阂，我们在墙里头，他们在墙外面。”叶京他们当年认同的身份是什么呢？他用了一个词形容“胸大无脑”。心胸特大，恨不得要去解放全世界、全人类，觉得自己背负着这样一个时代使命，但又容易冲动，动不动就热血沸腾。”

在他看来，大院能够有所谓的引领文化，是因为“享受到各种优越。很多西方的流行文化，我们肯定是最早一批看到的。一般老百姓哪看得到啊？又哪里吃得起老莫、新侨饭店，甚至谁敢去吃西餐啊？”一道墙隔开了大院子弟和真正的老北京。

叶京的父亲当年被赶出北京，全家下放到四川宜宾，他才算见到了墙外的世界。“那是四川省会成都啊！我父亲带着我进饭馆，叫花子在旁边围一圈……”而另一边呢，他家虽然倒霉了，父亲还有五粮液特供喝、红塔山云烟抽。

改革开放，叶京也南下广州经过商，甚至跟王朔在北京开过川菜馆。但他觉得这都只是玩闹，从来不是正经做生意。“你们别以为我做生意特正经，我做生意的过程用北京话说就是‘瞎折腾’。”叶京说，他们这批大院子弟，活得没有那么严谨，也不会给自己规划人生。“我跟王朔，我们这一代人属于浪子。”

《梦开始的地方》《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都以上世纪70年代的北京为背景，一群部队大院子弟在时代的激流中相遇相爱，满怀梦想的青春遭遇坚硬的现实，美好与丑陋，都和盘托出。剧中很多角色，都能在叶京和他朋友身上找到对应；很多情节，也是他们真实的经历，打架、茬冰、拍婆子……“王朔不是也进过东风市场派出所嘛，都进过。《与青春有关的日子》也有这情节，都是真事儿。”

新京报记者 杨莲洁 张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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