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虑症患者暴饮暴食（进食障碍患者的）

​​近日，微博上一则题为“暴食症”的超话，吸引到5000余万阅读量。“每次暴食之后都会陷入无尽的后悔和难受之中”，“吃了吐、吐了吃，我怎么感觉这个病根本就不会好”……超话中1.1万余条的帖子中，写满了网友陷入“暴食症”难以自持的灰暗心情。妇联组织也接受到此类情况的反映。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在“吃”这件再日常不过的事情上，游走于崩溃边缘，并畏惧于“吃饭”所带来的可能——体重上升甚至是“不完美”。在精神疾病范畴内，他们的这种行为被定义为进食障碍：以进食行为异常、对食物及体重和体型的过分关注为主要临床特征的一组疾病，包括神经性厌食、神经性贪食等。

进食障碍为何青睐女性？促使患病人群不断激增的深层原因有哪些？带着这些问题，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走进北大第六医院进食障碍中心、走近患者家庭，倾听她们的故事。

图源：摄图网

“以前每天催吐七八次，吃几颗瓜子都焦虑。”如果不是事先知道小景（化名）的病情，记者很难将眼前这个浓眉大眼、圆圆脸、24岁的漂亮女孩跟“厌食症”和“贪食症”这两个名词联系到一起。

但细细打量，还是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格外纤细的腿，以及指掌关节处暗色的疤痕，据说那是长期用手抠吐的“标志”。

心理学家普遍认为，进食障碍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有关。

小景父母早年离异，让她“本质上认为我的‘出厂设置’不好”，这让她“所做一切都不是奔着普通人的‘让自己幸福快乐’的心理，而是奔着‘我很糟糕，我必须改变自己’”，这让她长期处于焦虑、苛求完美的状态中。

由此，当社会上“以瘦为美”等观念大行其道时，在“减肥”这件事上，小景直言，自己“刹不住车”了。

18岁时，她走上“减肥路”。起初，“有点小胖”的小景因为瘦了而受到大家夸奖，这让她逐渐将“变瘦、变漂亮”当成自己的“安全感”之源。之后，她“越发被食物控制”，“靠食物解压”，并经历了从厌食到贪食的转变。

医学定义，神经性厌食的主要特征是患者用节食等方法有意造成体重过低，拒绝保持最低的标准体重；神经性贪食则是反复出现的暴食以及暴食后不恰当的抵消行为，如催吐、导泄、节食或过度运动等。

“贪食”后，小景开始变本加厉，用催吐的方式降低体重，一天能吐七八次，身高158厘米的她最瘦时仅70斤。直到频繁晕倒、“觉得自己这样可能会死”，才开始寻求自我治疗的方法。

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进食障碍学组副组长、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综合三科病房主任李雪霓所在的北大六院，不仅是国内最早治疗进食障碍的医院，也是唯一设有专科病房的医院，在这里，进食障碍患者能得到集中、有针对性的治疗。

据北大六院综合三科统计，2002年到2012年，该院住院的进食障碍患者从年均20余例增长至180余例，2009年医院开设专科病房，住院人数曾出现激增，后由于病房容量不变，2012年以后，每年住院患者人数基本保持在200余例。而医院外，无数患者在排队等待。

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进食障碍患者，目前尚缺乏相关研究数据。但结合临床实际，李雪霓认为，进食障碍的发病在国内还处于增长期，“感觉势头挺猛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患病人群普遍呈现年轻化、低龄化。西方的流行病学调查显示，进食障碍患者发病年龄在12～25岁，患病高峰年龄为13～18岁。

2012年，上海市的一项流行病学调研显示：上海儿童青少年进食障碍患病率为1.4%，其中，小学生1.3%，初中生1.1%，高中生2.3%。

从心理疾病的角度来讲，要治疗“进食障碍”，不仅费用颇高，病程也很漫长。

李雪霓直言：“（患病）三年以内的治愈希望较大，三到七年的就挺困难了。如果患病超过七年，就要将更多力量放在如何帮助患者平衡生活，尽可能将危害减到最小。”

相比多年前进食障碍病情的“单纯”——“要么厌食，要么贪食，要么就好了”，现在进食障碍合并的问题复杂得多。

李雪霓皱起眉头：“现在很多患者贪食后，会采取催吐、导泄等极端措施，这在以前很少见。网红‘小粉丸（实属泻药）’泛滥成灾，电商平台公开销售催吐管等商品，也让很多患者习惯性处于‘吃完了吐，追求暴瘦的状态’。”

医学界公认，厌食症是死亡率最高的精神疾病，致死率高达5%～20%。为了让孩子活下去，有的家庭夫妻一方不得不选择全职在家照看。

为了将有治疗经验的患者家人培养成“专家”，继而大范围分享经验、帮助更多家庭，李雪霓发起了进食障碍朋辈专家志愿者培训项目。

通过培训，茫然的家长们得以找到方向：家长和子女应形成同盟，尝试去彼此理解和共同面对，这对治疗起着关键作用。

进食障碍还是一种具有“性别色彩”的心理疾病：患者90％～95％都是女性。

在一次志愿者培训会上，家长们对记者集中“讨伐”起当下社会对女性的畸形审美标准，并认为这是诱发孩子患上进食障碍的主要因素。

“‘瘦’在最近几年都变成了‘健康’的代名词了！”作为妈妈的任女士注意到，近年来，网络上不断出现“A4腰”“锁骨放硬币”等话题，明星也纷纷效仿。“这种‘瘦’文化对青春期的孩子来说负面影响特别大。”

在了解进食障碍的过程中，作为爸爸的高先生发现，网上有关减肥的信息对孩子们极具伤害：直播中，有人能一天吃下50斤食物；女儿极其依赖的一款教人精确计算卡路里的某App，会引导用户少吃甚至不要吃……这些都让他愤怒：“太多孩子根本不能够分辨这些商业行为所可能带来的伤害”。

北大六院的志愿者老曹管理着不少进食障碍患者和家属的微信群。他告诉记者，相当一部分女性患者在学校内是尖子生，来求助的甚至不乏北大、清华的高才生。他深感，“社会各方面对女性的要求都过于完美，要求学业好，性格好，外貌身材也要好。这些都跟进食障碍息息相关。”

李雪霓也认为，社会文化的影响是造成进食障碍的典型因素。“一些优秀的女性容易得厌食症，她们本就苛求完美，倾向于通过自我控制来实现目标，在当下病态审美的催化下，完美就跟瘦画上了等号，如果社会审美标准把‘不过百’定义为美，那她可能就追求100斤以下。”

家长没有概念，医院治不过来，如何从源头防治？家长们将希望寄托在了学校。他们认为，对应13～18岁的患病年龄高峰，学校就是进食障碍重灾区，理应有所行动。

高先生的女儿一直在美国读书。当学校通知他女儿BMI（体重指数）不达标、可能患上厌食症时，高先生一度并不相信。如今，认识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的重要性，他急切建议，中国学校也应承担这样的功能。“一般来说，人体BMI指数低于18.5属于过低，低于13就是高危。学校应在体测时加入BMI筛查，尽早了解孩子情况，并及时告知家长。”

一些家长也对学校体测所依据的《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以下简称《健康标准》）质疑。该标准要求：学生体测成绩达到或超过良好，才有资格参与评优与评奖。张女士就认为，孩子发病跟体测有一定关系。“女儿小升初时体育课成绩很好，就因为BMI超出《健康标准》要求，体育成绩最终只得了60多分。这在孩子心里形成了阴影，每年体测前，她就不敢吃饭。”在张女士看来，这个标准给孩子形成一个印象：只要胖了就是不健康。

这样的案例，李雪霓也经历过。“很多患病孩子都收到过学校告知孩子超重的通知，成绩要被扣分甚至全校通告，这个刺激太大了。但体重过低就没听说学校会在意。”她认为，教育部门不应把健康和体重完全画等号，并建议，尽快对学校心理老师开展进食障碍方面的培训。

疫情的发生，也让很多本来在治疗中看到希望的家庭，再受打击。

李雪霓告诉记者，受疫情影响，北大六院的进食障碍住院部暂停收治，门诊也无法举办之前的培训活动，外地病人进京求治变得异常艰难。

一名家长称：“虽然李主任带领的北医六院厌食症治疗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线上培训公益课程，帮助患者及照料者，但是相比之下，线下一对一的治疗更有针对性。特别是已经预约的外地患者，按时就医变得遥遥无期。”

病情反复，也是家长们最害怕的事情。一位武汉家长哀求道：“孩子的家庭治疗已有了明显好转，但疫情期间情绪不稳导致病情复发，每天暴食催吐，两个月减重14斤，急需医疗干预。”

随着孩子们陆续返校，家长们最期望的，便是学校能尽快在“心理健康”中补上这一课，重塑孩子们的审美观与健康观。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女网记者 周韵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