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世间到底有多少爱可以重新来过：记录生命中的爱与痛

拍摄电视纪录片《人间世》时，导演秦博和范士广几乎每天都待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他们常待的地方是危重症抢救中心，两人早已习惯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发现故事，并且用镜头记录他们的生命进程。

有一天，范士广在拍摄时，突然听到一名女性在哭泣。即将生产的她，躺在病床上，痛苦万分。范士广有些奇怪，为什么产妇会到重症抢救室呢？经过询问才得知，这个叫许烈英的女性患上了肝癌，情况比正常生育复杂得多。

那天晚上，许烈英的身体疼痛难忍，汗珠连绵不绝地从额头上滚落。大夫见状，想给她打止痛针。但她侧歪着身体，拒绝了对方，她担心那样做可能会伤害孩子的神经系统。

差不多在同一段时间，范士广和秦博在医院走廊里休息。不远处，有个中年女人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她低着头，无力地坐在一个纸板箱上抽噎。两人拎着相机走了过去。女人说，医生刚刚告诉她，她的女儿王思蓉患上骨癌，只有截肢才可能保住性命。可女儿才十来岁，要怎样对她说？

之前，秦博在拍摄其他人的故事时，王思蓉和其他小朋友常会围着摄制组转悠。孩子似乎本能地对镜头里的那个世界感到好奇。他提议，或许可以试试用摄像机来解决这个难题。王思蓉的母亲之前见过这个剧组，对他们并不算陌生。她没太过犹豫便答应了。于是，秦博和范士广举起设备，跟在王思蓉母亲身后进了病房。另一段故事也由此展开。

就这样，一个来自福建的家庭和一个来自江苏的家庭，成了被记录的对象。

“爱，是感同身受的勇气”

与同名剧集版的纪录片不同，电影版的《人间世》采用了新的叙事结构。影片选择这两位绝症患者，穿插着呈现她们生命最后的这段日子。

对于王思蓉的家庭来说，他们时刻都在面对着两难的抉择。王思蓉患的病是骨肿瘤，这种癌症治愈率低，扩散速度快，确诊后的每一天，她都可以说是在与时间赛跑。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非常明确——尽快截肢。

但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完全无法接受自己失去一条腿。在回答母亲“保命还是保腿？”的问题时，王思蓉选择了后者。她幻想着能用一种更保守的方式，将生命维系下去。然而，王思蓉的父母很清楚，哪怕是截肢，也未必能够延长孩子的生命。思来想去，内心挣扎的父母不得不做了妥协。

他们没有允许医生截掉孩子的腿，而是采用了保守治疗的方式，尽可能延长王思蓉的生命。此时的王思蓉，对自己的病症毫不知情。母亲照顾她的时候，她还常常埋怨：“要不是你们没有好好照顾我，我又怎么会生病？”

母亲知道，女儿不是纯粹地责备她，而是希望能得到更多关爱。病发时，王思蓉的父母一边在江苏做电商生意，一边照顾女儿。母亲抹着眼泪说：“孩子重要，生意也重要，没有生意，哪里来的钱给她治病呢？”

为了陪伴孩子，也为了弥补她的遗憾，父母尽可能地满足女儿的愿望。他们带她去看大海，给她量身定制轮椅。在手术前，王思蓉提出了美容缝合的要求，母亲也都告诉了医生。可即使他们竭尽全力，出了手术室没多久，王思蓉还是离世了。

另外一条故事线里的主人公，是那位叫许烈英的母亲。怀上孩子的时候，她已经患了癌症。起初，丈夫许贵兴瞒着她，但虚弱的身体状态告诉许烈英，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她逼丈夫讲了实话，在听到自己的真实病情后，她没有表现出对死亡的忧惧，只是淡淡地说：“孩子生下来，你会带得很辛苦，但我相信，你会是个好爸爸。”

能否成为一个称职的好爸爸，许贵兴并不清楚。但他很明白，在妻子发病前的那段时间里，自己算不上一个好丈夫——他不懂浪漫，又总是和妻子发脾气。当知道爱人时日无多时，许贵兴尝试给妻子留下一个好印象。

他在尽力照顾许烈英的同时，也想多给妻子准备一些惊喜。在摄制组的帮助下，他第一次给妻子送了玫瑰花。他还戴上假发，跟着手机软件里的旋律，给妻子唱起了情歌。之后，这对夫妻共同化上老年妆，拍下了一张合影。

在孩子的百日宴上，许烈英对着镜头，留下了对儿子18岁的寄语。她说，妈妈可能不在了，但爱会一直在。她希望让孩子看见世界的美好。

作为导演之一的范士广说：“在拍摄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选取那些情感较为浓烈的片段。一方面，能借此深入到她们的生命进程；另一方面，观影的一个多小时里，人们也相当于一起经历了那些欢笑与痛苦。”恰如他们在电影中所表达的那样：“爱，是感同身受的勇气。”

纪录片《人间世》用镜头记录了患者的生命进程与故事

“煽情不该成为医疗纪录片的唯一标签”

为什么病患家属会允许拍摄涉及手术和死亡的场景呢？

秦博和范士广被问过很多次这样的问题。作为共同拍摄过多部医疗纪录片的从业者，他们的答案几乎是相同的：“因为拍摄这两个家庭的时候，已经跟他们在一起将近一年的时间了。彼此界定的身份，并不是拍摄者和拍摄对象，而更像是同呼吸、共命运的家人。”

秦博记得很清楚，在他制作这部纪录片时，还有一个叫小胖的拍摄对象。由于罹患骨癌，小胖选择了截肢，但即使医生倾注了全力，还是没能让他康复。在小胖弥留之际，他的父母给秦博打来电话，告诉他这个不幸的消息。

秦博和范士广第一时间飞到南宁，他们去了小胖所在的重症监护室。那里空间很逼仄，除了他们两个摄像的人以外，容不下更多人了。这样的情况下，收音的工作是小胖的大姨举着吊杆帮助他们完成的。

孩子的家人告诉两个导演，希望他们能够好好地记录这一刻。因为在病患的家属看来，用这种方式完成告别，也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秦博说：“正是这样，才让记录变得有温度。我们所做的只是呈现最真实的状态，不是为了获取所谓的流量而采取的猎奇。”

事实上，刚入行时，两个人也有同样的疑惑。看见缠着一层层纱布的病人大出血，他们也无法镇定地将镜头对准拍摄对象。范士广说：“遇到不忍直视的画面时，我的身体会绷得紧紧的。我知道那是非常紧急的情况，我想让那一切快点结束，但拍摄过程中，我还是会提醒自己，要抽身出来，克服心理上的那层障碍。”

后来，拍得多了，范士广渐渐学会用镜头去和那些病患交流。他说：“镜头能很容易地表现出人们的脆弱和无力，但它也可以成为关心一个人的方式。”比如，在拍摄一些带着沉痛氛围的画面时，范士广会把自己的双脚放在摄像机前面，尽可能地用自己的身体去传递那份温情。

作为导演，范士广特别担心电影被粗暴地贴上“催泪”“煽情”之类的标签。他说：“我希望这些戳人心窝的故事，不只是赚取观众的眼泪，而且能够让人去真正思考与生死相关的问题，从而更好地审视生命，观照自身。”

许贵兴和许烈英夫妇。

“掌声同样该献给被拍摄的病人家属”

在影片的开始，导演直接用文字标明了几位被拍摄者距离死亡的时间。在一部分观众看来，这是一种冒犯。而更多的人，则在生命倒计时的形式里，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力。范士广说：“其实换个角度想，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在倒计时，只不过是数字不同而已。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想提醒人们，在向死而生的路上，我们可以选择很多种对待死亡的态度。”

对于这种形式，两个家庭都已经事先确认过。在秦博看来，某种程度上，被拍摄者也是牺牲者，“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人生故事暴露给大家看，我们作为记录者，在摄制结束后，就不应该对他们的正常生活再进行打扰”。

8月初，范士广还在犹豫要不要把电影上映的事情告诉两个家庭。他说：“我很矛盾，影片对我们创作者来讲是一件大事，对他们而言，其实意义也很重大，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以不加伤害的方式告知他们。观众通常把掌声献给制作团队，其实背后被拍摄的病人家属们，更加值得尊重。”

电影拍完的第二个春天，范士广去江苏看望过王思蓉的家人。那时，王思蓉已经去世，她的父母又养育了一个孩子。范士广记得，那对父母没有说太多有关过去的话。他们用塑料杯给范士广冲了杯信阳毛尖，还用院子里的水龙头冲洗红亮的小番茄。他们在院子里晒太阳，聊了一会儿天，之后范士广就离开了。

在那之后，范士广也去看过许贵兴。许贵兴的两个小孩，一个上了小学，另一个上了幼儿园。范士广无法想象两个孩子会怎样看待母亲生前留下的那些影像。范士广请许贵兴吃了火锅，吃饭的过程中，许贵兴始终沉默着，自顾自地往嘴里填着食物。很快，他撂下了筷子，抹了抹嘴，继续沉默。

范士广想：大家明明那么熟悉，为什么会突然变得这么生分？哪怕是陌生人，这样也显得有些不礼貌吧？过了一会儿，许贵兴终于开口。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我天天靠抖音活着、消磨时间，这样我才能不去想那些事情。今天你的到来，又让我回想起了那些事情。”

吃完饭，范士广把许贵兴送回了家。到他家门口的时候，坐在驾驶座的范士广扭过身，和许贵兴握了握手，只说了一声：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