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子最早是纸币吗（四川与纸币的不解之缘）

引言：随着“移动支付”的到来，越来越多的人也逐渐减少了使用纸币的频率。就连国家，也推出了“数字人民币”，并在几个主要城市试点发行。

除了经济发达的深圳以外，四川成都同样是“数字人民币”的试点之一。而巧合的是，历史上最早用上纸币的地区，便是成都（益州）。

它便是交子，出现在北宋时期（唐代的“飞钱”虽与交子类似，但其功能与体系尚未达到货币的职能标准）。

由铜币、铁钱过渡到纸币，这无疑是经济史中的一大步。但出人意料的是，它并非出现在宋朝的都城开封，而是率先出现在了西北地区的中心——成都。

成都，是五大古都没错，但与之媲美甚至要超过它的城市，也不是没有，那为何交子偏偏诞生在了这个时候呢？

01、客观原因：社会进步与蜀地经济的稳步发展

前面已经提到：纸币的出现，象征经济的进步。因此从客观上看，四川地区出现了纸币，也是因为它自身有这个经济实力。可以说，从古至今的蜀地，始终是比较富饶的。

原因无它，成都（古称益州）不仅一直是西北地区的中心城市，更是全国五大经济中心之一。偌大一块地区富裕它的经济动能，也让益州在任何时期，都依旧坚挺。即便是现在，亦是如此。

当然，在宋代乃至之前，益州地区的繁华，也得益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想起李白的大作《蜀道难》，不难得知古代蜀地的险峻地势。

三国时代的刘备，之所以能成就一方霸业，与曹操相抗衡，便是借此之力。因此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提及：“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

更为利好的是，成都外围虽然被大片山区包围着，但内里却有相当数量的沃土良田。在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古代社会，这无疑是最坚实的经济基础。

因此，左思在《蜀都赋》中这样写道：

“市廛所会，万商之渊。列隧百重，罗肆巨千，贿货山积，纤丽星繁。”寥寥几十字，便道尽蜀地繁华。

到了唐宋时期，益州的经济体量，依旧十分可观。众所周知，因为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原因，导致当时的扬州，无疑是最繁华的地区。

可此时的益州没有大运河的支撑，经济发展的也十分出色。因此在不少唐人口中，还有“扬一益二”的说法。尤其是安史之乱后，唐玄宗避祸进入成都，更是加速了全国经济中心向成都倾斜的局面。

如此一来，成都焉能不富裕？

在此情形之下，蜀地的各种手工业也得到了快速发展。诸如造纸、雕版印刷、染色等技术的提高，无疑为纸币的诞生，提高了良好的环境。

02、主观原因：铁钱笨重与大量铜币外流

在纸币出现之前，成都及其周边的百姓，使用的货币无非就是金属形式的，主要有铁钱和铜币。

与电视剧中的情形不同：宋代民间的基本货币，很少有黄金和白银。虽然这两种贵金属也属于货币，但因其产量稀少且价值极高，故而很少出现在市场中，并不具备流通职能。

这么一来，能被大量开采且付诸行动的金属货币，就只有铜币和铁钱了。

而在这两种货币中，又属铜币的价值更高，且更轻便。反观铁钱，不仅易残缺，且十分笨重，不利于运输。如果云游的商人带着铁钱去与他人交易，光是这运输成本，就够它赔个底掉的了。

道理呢，大家都明白，但在益州地区的市场上，还是铁钱更多一些。曾巩等人便曾提到：在交易市场中，人们大多还是用铁钱。

为何呢？用铜币它不香吗？

恰恰是因为铜币的质量很高，导致不少人都习惯将铜币留在家里面。因此这时期的铜币，其贮藏职能的作用，已经超过了流通职能。

除此之外，铜币整体数量的下降，也让它的价值水涨船高。造成这一现象的，不仅是因为大部分钱都被地主藏在自家地窖了，还因为铜币的大量外流。

宋代唐士耻《灵岩集》中说：“益州之壤，镇抚全蜀，直国坤维，虽车书混一，初无彼此之间，然去都国几万里，了不与中原接壤。地西接蛮戎，虑其溢泄，赋币以铁。”

了解三国的朋友，都知道诸葛亮曾七擒七纵孟获。这是因为蜀地的南边，就是蛮族生活的地区。因为当地民风比较“淳朴”，所以很多商人也喜欢来到这里与蛮人交易。

时间一长，四川的铜币难免会有一部分外流到外族手中。

或许有人会问：四川地区的铜币变少了，为啥不从其他地方调用？原因很简单，全国的铜币都在减少，并非只有蜀地的百姓喜欢贮藏铜币，其余地区的人，也都知道。

再加上北宋与西夏之间的多年征战，导致大量铜矿被开采，这无形又增加了铸造铜币的成本。以北宋政府的富饶，都吃不消了，自然无力对四川地区的铜币进行增援。

这么一来，可就坏事了。

因为，铁钱实在是有些笨重。当时有个官员，在上奏朝廷时就曾指出：“川界用铁钱，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大钱一贯，重十二斤。”

可以看到：四川地区当时的一贯小钱，重达六斤多；而一贯大钱，更是有十二斤之重。一般的小买卖还好，可一旦涉及到大笔生意，商人的苦恼便来临了。

再加上蜀道崎岖，运输成本被无限增加，所以很多商人干脆联合起来，组建了一个“联盟”，并出具了专门的证明。而这里出现的“纸质版证明”，便是交子的早期雏形。

03、交子发展：私有转国有，走向滥觞

曾巩还说过：“蜀人以铁钱重，私为文券，谓之交子，以便贸易。既久而或不能尝，民讼不已。”

显然，交子一开始出现时，只是几个大商户之间的私下约定。随着成都本地经济的发展，交子的“公信力”逐步提升。于是，在宋真宗时期，益州当地的十几家豪族便联合起来，共同推动了交子的“合法化”。

这么一来，交子便登上了历史舞台。

不过，此时的交子，依旧是具有一半私人性质的。官府的存在，不过是为了给它提供担保，但真正的受益人，还是掌握在豪族手中。

有利益的地方，就有争端。交子带来的巨大红利，不仅让不少商人心动不已，更是引起了北宋中枢的注意。能让富裕的朝廷都眼红，可见交子背后的潜在利益有多么惊人。

到了宋仁宗时期，朝廷终于出手，取缔了私人交子，并开设“交子务”，专门负责全国各地的纸币行业。当然，给出的理由是：

“富民赀稍衰，不能偿所负，争讼不息。”

言外之意就是：既然大家整天为这个交子打来打去，干脆都别做了，给我来统一管理。

到此时，交子正是成为国有的经济产物，并在经济史上留下了浓重一笔。

可惜的是，北宋朝廷并没有把握住这个机会。在见到交子背后的庞大利益后，他们毫无节制的印刷纸币，从而多次引起经济动荡。

原来，与纸币上的面额相比，制造它的成本几乎是微不可计的。北宋朝廷看似繁华，其实早已是烈火烹油。

就拿它臃肿的官僚体系来说，真正有效的部分只是一小部分，其余大多数的官职，都是专门给贵族的后代“养老”的。甚至有的孩子出生时，便身居“要职”，从此一身无忧。

再加上贵族阶层的铺张浪费、与西夏之间的连年战争，导致北宋朝廷每年的花费量，都是无比庞大的。

但要命的问题时，全国经济的增量，并无法填补这个漏洞。于是，北宋朝廷出现了多年的 “财政赤字”。当时的统治阶级不思进取，一旦遇到经济问题时，便肆无忌惮地印刷纸币，以此来换取百姓手中的“存粮”。

这种行为，虽然让北宋的经济出现了短暂的回暖，但归根结底，还是一种饮鸩止渴的行为。

随着交子的发行总量与日剧增，它的公信力也在逐渐下降。渐渐地，百姓开始不信任交子，甚至不信任北宋朝廷。通货膨胀的现象，也因此越发严重。

按《宋史》记载：“（宋徽宗）大观中，不蓄本钱而增造无艺，至引一缗当钱十数。”可见北宋末期的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崩坏，民众对于交子、对于朝廷的信任降低到了极点。

到了这个时候，代表经济高速发展的产物——交子，已经成为了北宋朝廷用来对百姓“薅羊毛”的恶性工具。而它由兴盛转向衰落的发展历程，更是叫人无比感慨。

参考文献：《宋史》、《武林旧事》、《三都赋》、《灵岩集》、《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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