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应州文武状元（利津三举人乡试朱卷现身省内书市）

薄文军 撰写近日，三位清代利津籍举人的乡试朱卷在省内一家私营书店现身三份朱卷均为线装册子，固定格式印刷，高约24厘米，宽约14厘米，厚薄不等它们分属于清朝乾隆甲子科山东乡试第16名举人李琬、嘉庆戊午科山东乡试第40名举人刘遇春、嘉庆庚申恩科山东乡试第33名举人胡瑞田历经200多年岁月洗礼，三册朱卷已明显残旧，但其文化价值却与日俱增，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嘉应州文武状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嘉应州文武状元

薄文军 撰写

近日，三位清代利津籍举人的乡试朱卷在省内一家私营书店现身。三份朱卷均为线装册子，固定格式印刷，高约24厘米，宽约14厘米，厚薄不等。它们分属于清朝乾隆甲子科山东乡试第16名举人李琬、嘉庆戊午科山东乡试第40名举人刘遇春、嘉庆庚申恩科山东乡试第33名举人胡瑞田。历经200多年岁月洗礼，三册朱卷已明显残旧，但其文化价值却与日俱增。

在科举考试中，考生用墨笔亲自书写的卷子称为“墨卷”，试卷密封后，由誊录人员用朱笔重新誉写并用于批阅的卷子称为“朱卷”。朱卷的作用是使考官无法辨认考生字迹，以防止在阅卷过程中串通舞弊。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考官在批卷过程中过分注重考生书法优劣而影响对文章本身的客观判断。放榜之后，无论中式与否，朱卷及考官批语都是要跟考生见面的。这又为考生重温和保存自己在考场上即兴发挥的应试文章创造了条件。

清代新中式的进士、举人往往会根据朱卷将自己的应试文章刻印后分送亲友，专业化的印制作坊和固定格式的模版也就应运而生。这种刊刻的卷子虽系墨印，但也被称为“朱卷”。亲友在收到朱卷后，一般会在其开贺之日携带礼品登门祝贺，大体情形有类今天的“升学宴”。科举朱卷尽管是印刷品，但以当时的条件不会一次性印制太多。随着时间推移，完整保存下来的更是寥若晨星，因此仍具有较高的收藏和研究价值。一方面，它能完整保存考生在多个场次遇到的考题和作出的答卷，在一定程度上展现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貌。另一方面，与官刻的《登科录》《乡试录》《会试录》以及《同年齿录》等相比，中式者对朱卷内容有着更强的主导性。因此朱卷提供的履历内容也便更为详细、更具特色。有的不吝页面，利用朱卷详述家族谱系，历代族人的官职、功名，与其他家族的姻亲关系，俨然一部“小家谱”，而且在很多方面资料甚至比家谱更为翔实可信。

此次发现的三份朱卷的主人当中，中举最早的李琬，字廷瑞，号德圃，山东武定府利津县人，清朝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月二十日生，住县城。乾隆三年（1738）戊午科副贡，乾隆九年（1744）甲子科第16名举人，乾隆十三年（1748）戊辰科第三甲第156名进士。其少年丧父，继承父志，刻苦攻读，终于金榜题名。

乾隆甲子科山东乡试主考官为翰林院侍读周玉章、翰林院编修曹秀先，同考官为泰安府莱芜县知县王钧。对李琬的三篇应试文章，各位考官赞赏有嘉。周玉章给出的批语是：“高老苍劲，有典有则。”曹秀先给出的批语是：“神气高卓，矩矱森然。”

清朝光绪版《利津县志》记载，李琬中进士后，授直隶真定府高邑县知县，惠政不胜枚举，后援例改任山东曹州府教授。这里说的“援例”，指的是当时官员岗位置换的成例。清朝地方行政长官实行里籍回避制度，知县不能在本省任职，即便在外省也须离家500里开外。任知县者如因个人原因想就近为官的，按照惯例可转为同样品级的“府教授”回本省任职，但同样也是只能在本省而不能在本府任职。根据民国版《高邑县志》记载，李琬任高邑县知县是乾隆二十三年（1758），距其中进士又已过去了10年，已经53岁了。可能因为年龄等原因，他任职高邑知县当年旋即离任。是否直接转任曹州府教授，史料不详。

李琬出身于明清时期利津县赫赫有名的“李布政”家族。其二世祖李益，字守谦，明朝洪武四年（1371）以人材举，历任户部主事、江西饶州府通判、饶州府知府、山西布政使司左参议、山西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李益为官清廉，生活简朴，居官数年没有添置过一件新衣服。据说有一次，明太祖朱元璋过生日，要求文武百官都穿上华丽的官服参加宴会。李益没有华丽官服可穿，就借了一位千户的官服穿上。文官穿着武官袍子，朱元璋见了很是奇怪，便问他原因，李益如实禀告。朱元璋不太相信李益这套说词，当即命人搜检李益住处，只在皂靴中找到几升俸米。朱元璋嗟叹良久，专门赐给李益一袭锦衣，以褒奖其清廉。科举方面，李布政家族在明清时期先后考中3名进士、6名举人、30余名贡生。在整个利津县范围内，只有同处县城的李登仙家族能与之比肩。

刘遇春，字淑来，号西溪，山东武定府利津县人，清朝乾隆十六年（1751）九月初五生，住县城庠门首，府学生，嘉庆三年（1798）戊午科山东乡试第40名举人。本科山东乡试主考官为国子监祭酒、山东学政胡长龄，军机处行走、内阁中书曹惠华；同考官为济南府新城县（今淄博市桓台县）知县赵彭篯。对刘遇春的应试文章，胡长龄的批语是：“疏疏落落，笔有余妍。”曹惠华的批语是：“根据天人，别树一帜。”

刘遇春的先祖刘彦深于明朝永乐年间由直隶枣强迁居山东利津县，三世祖刘麟曾任湖广房县知县。此后，其先辈当中有多人担任驿丞、教谕、经历等官职。其五世祖刘铨，是明朝弘治十一年（1498）戊午科举人。清朝光绪九年版《利津县志?文苑》记载，刘遇春，嘉庆戊午举于乡，以大挑铨曲阜训导，引疾归，截取知县不就，事亲孝，文行并懋，退居教授，陶镕乡后进，名成者不胜偻指。著有《青藜轩诗稿》。

刘遇春中举时47岁，此后未能考取进士。乾隆十七年（1752），朝廷作出规定，举人参加会试四科（嘉庆五年改为三科）不中的，由吏部据其形貌应对挑选，一等以知县用，二等以教职用。每六年举行一次，于会试发榜后举行，以使举人有更多进身机会，名曰“大挑”。按照这一规定，刘遇春最快应该在乾隆十年（1805）左右参加大挑，最终以大挑二等授任曲阜训导。

胡瑞田，字元圃，号玉山，山东武定府利津县城东崔家庄人，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十一日生，嘉庆五年（1800）庚申科第33名举人。主考官是大理寺卿兼公中佐领恩普、户部山东清吏司员外郎焦以厚，同考官为登州府黄县知县魏绍濂。对胡瑞田的应试文章，恩普的批语是：“益友包罗，辞无浮嚣。”魏绍濂的批语是：“根柢盘深，华实兼茂。”

在明清时代，中举人可以视为读书人走向仕途的起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一旦中举就能平步青云。许许多多的举人其实最终也就落得个功名出身，与仕途并无多少缘分。与李琬、刘遇春相比，胡瑞田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清朝康熙十二年版《利津县新志》、光绪九年版《利津县志》对其均有记载，但无更多详细资料，估计是其中举时已经64岁，料也与仕途无缘了。

早在10年前，济南市长清区还曾发现过清朝同治六年（1867）丁卯科顺天乡试举人薄仁山的乡试朱卷。薄仁山，字怡园，又字彝元，山东武定府利津县薄家庄人，中举后一直未能考中进士，便于光绪十五年（1889）己酉科会试后参加大挑，被列为一等，授江苏即用知县。所谓“即用”，就是“有缺便用”，属于“第一候补梯队”。不过，当时各省积压的科举人才太多，许多进士都老死于“即用知县”，何况是他们这些屡试不第的“留级生”呢？所以，直到1931年利津县《薄氏族谱》刊印，不见薄仁山跻身仕途的任何信息。

长清发现的薄仁山乡试朱卷刊印（或为重刊）于他入选大挑一等之后，其体例较近日省内发现的三份更为完备。这册乡试朱卷，载有薄仁山参加顺天府乡试的三篇文章《慈者所以使众也》《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子产听郑国之政》和诗作《赋得石上泉声带雨秋》。卷前详细载录了薄仁山的本族谱系，师承传授，中式名次，主考官姓名、官阶与批语等。当然，这里边最重要的还是他的成绩单：“顺天乡试中式第二百二十六名，保和殿复试第一等第二十九名。”

利津是一片古老而年轻的土地，县域半数为西汉末年开始逐步形成的退海之地。自隋唐以来，其陆域先后隶属于蒲台、渤海等县。金朝明昌三年十二月（1193.1）始置利津县。受各种因素影响，关于利津县的文献记载断层严重，尤其科举方面，明朝以前资料匮乏，见诸史料的只有元朝进士1人。但自明朝开始，资料渐趋完备，按照省、府、县志记载，明清两朝利津县先后有123人中举人，其中36人中进士；先后有22人中武举，其中4人中武进士。

科举时代，处身仕与不仕之间的举人在中华文化传承，尤其在家乡文化建设、教育教学中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甚至是进士群体所难以达到的。数十万乃至上百万计的举人，同样是中国传统文化、科举文化的一道靓丽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