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战争西班牙对战瑞典（五百比一为什么印加帝国反杀不了西班牙征服者）

现代最大的人口变迁是欧洲人对新大陆的移民，以及随之发生的对美洲土著(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土著人数的减少或完全消失。

至于新大陆族群与欧洲人的接触，唯一的早期接触与古挪威人有关，从公元986年到1500年左右，一批人数很少的古挪威人占领了格陵兰。但这些人的到来并没有对美洲土著社会产生任何看得见的影响。相反，由于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土著居住的人烟稠密的加勒比海诸岛，旧大陆与新大陆社会之间的冲突才突然开始。
在随后发生的欧洲人与美洲土著的关系中最富戏剧性的时刻，是印加帝国皇帝阿塔瓦尔帕与西班牙征服者弗兰西斯科.皮萨罗于1532年11月16日在秘鲁高原城市卡哈马卡的第一次相遇。阿塔瓦尔帕是新大陆最大、最先进国家的专制君主，而皮萨罗则代表欧洲最强大国家的君主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也叫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

卡哈马卡战役

皮萨罗其实率领的是一群由168名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对当地的居民毫无了解，与距离最近的西班牙人(在北面1000英里的巴拿马)完全失去了联系，也根本无法得到及时的增援。而阿塔瓦尔帕身处拥有数百万臣民的帝国的中心，他由不久前在与其他印第安人作战中取得胜利的8万之众的军队团团护卫着。尽管如此，在这两位领导人见面后不到几分钟，皮萨罗就俘虏了阿塔瓦尔帕。皮萨罗接着把他的俘虏关押了8个月，同时勒索历史上最高的一笔赎金以换取释放他的承诺。这笔赎金是黄金，足够装满一间长22英尺、宽17英尺、高超过8英尺的房间。但在赎金交付后，皮萨罗却违背自己的诺言，把阿塔瓦尔帕处死了。

皮萨罗劫持印加帝国皇帝

阿塔瓦尔帕的被俘对欧洲人征服印加帝国是决定性的。虽然西班牙人的精良武器无论如何也会确保西班牙人的最后胜利，但俘获阿塔瓦尔帕使西班牙人的征服变得更快而又无比容易。阿塔瓦尔帕被印加人尊奉为太阳神，对他的臣民行使绝对的权威,他的臣民甚至服从他在囚禁中发出的命令。他死前的几个月使皮萨罗得以从容地把一些探险队不受干扰地派往印加帝国的其他地区，并派人从巴拿马调来援军。在阿塔瓦尔帕死后西班牙人和印加人之间的战斗终于开始时，西班牙的军队已经变得强大而难以对付了。
导致皮萨罗俘获阿塔瓦尔帕的那些因素，基本上也就是决定现代世界其他地方移民与士著民族之间许多冲突的结果的那些因素。因此，阿塔瓦尔帕的被俘事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世界史的宽阔的窗口。
当皮萨罗和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相见时，为什么会是皮萨罗俘虏阿塔瓦尔帕并杀死他那么多的追随者，而不是阿塔瓦尔帕的人数多得多的军队俘虏并杀死皮萨罗？毕竟，皮萨罗只有62名骑兵和106名步兵，而阿塔瓦尔帕则统率着一支大约8万人的军队。

皮萨罗的军事优势在于西班牙人的钢刀和其他武器、钢制盔甲、枪炮和马匹。阿塔瓦尔帕的部队没有可以骑着冲锋陷阵的牲口，他们在对付西班牙人的武器时，只能用石头青铜棍或木棍、狼牙棒、短柄斧头，再加上弹弓和护身软垫。这种装备上的悬殊在欧洲人与印第安人以及其他民族的无数次其他冲突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许多世纪以来唯一能够抵抗欧洲人征服的美洲土著，是那些得到并掌握马匹和枪炮从而缩小兵力差距的部落。对一般的美国白人来说提起“印第安人”这个词，他们的脑海里立即浮现出一个骑在马上挥舞步枪的大平原印第安人的形象，就像1876年在著名的小比格霍恩河战役中消灭了乔治·卡斯特将军部队的苏族印第安人战士那样。我们很容易忘记，美洲土著对马和步枪本来是一无所知的。它们是欧洲人带进来的，接着就开始改变获得它们的印第安人社会。

今天，我们很难理解西班牙人凭借军事装备竟能如此以少胜多。在上面详细叙述的卡哈马卡战役中，168个西班牙人粉碎了在人数上500倍于己的一支美洲土著军队，杀死了数以千计的土人，而自己却未损一兵一卒。关于皮萨罗随后与印加人的几次战役、科尔特斯对阿兹特克人的征服以及欧洲人对美洲土著的其他一些早期军事行动的记述，一再描绘了一些关于几十个欧洲骑兵大肆杀戮，击溃了数以千计的印第安人的战斗。在阿塔瓦尔帕死后皮萨罗从卡哈马卡向印加帝国首都库斯科进军期间，有过4次这样的战役，它们发生在豪哈、比尔卡苏阿曼、比尔卡康加和库斯科。参加这4个战役的西班牙骑兵分别只有80人、30人、110人和40人，而每次所要对付的敌人或则数以千计，或则数以万计。西班牙人的这些胜利不能轻易地仅仅归之于美洲土著盟友的帮助，归之于西班牙人的武器和马匹这种新奇事物所产生的心理作用，也不能(像有人经常宣称的那样)归之于印加人误把西班牙人当作是他们的神灵比拉科查降世。皮萨罗的初期胜利，的确吸引了一些土著盟友。然而，孤立无援的西班牙人早期的破坏性极大的胜利，已使这些土著盟友相信，抵抗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应该同很有希望的胜利者站在一起。如果不是这样，其中许多人是不会成为盟友的。毫无疑问，马匹、钢铁武器和枪炮这些新奇的玩意儿，在卡哈马卡使印加人不知所措。

到18世纪开始时，枪炮取代刀剑而成为主要武器，帮助入侵的欧洲人取得对美洲土著和其他土著族群的优势。例如，1808年，一个携带火枪并且枪法百发百中的名叫查利·萨维奇的英国水手来到斐济群岛。萨维奇接着单枪匹马破坏了斐济的权力平衡。他干过许多胆大妄为的事，有一次划着独木舟沿河逆流而上，到了一个叫做卡萨武的斐济村庄，他在村庄篱笆外手枪射程之内停下脚步，向毫无防备的居民开火。被他打死的人很多，没有被打死的人就把死人的尸体堆起来躲在后面，村旁小河里的水都被血染红了。这种用枪炮对没有枪炮的人滥施淫威的例子多得不可胜数。
但在西班牙人对印加人的征服中，枪炮只起了一种次要的作用。当时的枪(所谓的火绳枪)既难装填，又难发射，皮萨罗也只有十来支这样的枪。在它们能够凑合着发射出去的那些场合，它们的确产生了巨大的心理作用。重要得多的倒是西班牙人的钢刀、长矛和匕首，这些都是用来屠杀身体甚少防护的印第安人的强有力的锐利武器。相比之下，印第安人的无棱无锋的棍棒虽然也能打伤西班牙人和他们的马匹，但很少能将其杀死。西班牙人的铁甲或锁子甲，尤其是他们的钢盔，通常都能有效地对付棍棒的打击，而印第安人的护身软垫则无法防御钢铁武器的进攻。

西班牙人因其战马而取得的巨大优势，在目击者的记述中跃然纸上。骑兵可以很容易地超越印第安哨兵，使他们来不及向后面的印第安部队发出警报，骑兵还可以用马把印第安人撞倒、让马蹄把他们踏死。一匹战马在冲锋时的冲击力量、它的机动性、它可能有的进攻速度以及它所提供的居高临下并且得到保护的战斗位置，使得空旷地带的步兵几乎无招架之力。马的作用并不是仅仅由于它们在第一次与它们交锋的士兵心里产生恐怖的感觉。到1536年印加人大反叛时，印加人已经学会如何在狭窄的通道上伏击和消灭西班牙骑手，在抵抗骑兵部队时最有效地保卫自己。但印加人和所有其他步兵一样，从来没有能够在空旷地带打败骑兵部队。继阿塔瓦尔帕之后为印加帝国皇帝的是曼科，曼科的最优秀的将军是基佐·尤潘基。1536年,当基佐在利马围困西班牙人，并打算向该城发动猛攻时，两个中队的西班牙骑兵向一支比自己大得多的印第安军队发起了冲锋，在第一次冲锋中就杀死了基佐和他的所有指挥官从而击溃了他的军队。一次由26名骑手组成的骑兵队的类似冲锋击溃了曼科皇帝亲自率领的最精锐的部队，他当时正在库斯科围攻西班牙人。

如果我们考虑一下西班牙人因为有了马匹、钢铁武器和盔甲而取得了对手无寸铁的步兵的优势，那么西班牙人总是能够以寡敌众，所向披靡，就没有什么可以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了。

阿塔瓦尔帕是怎么会到卡哈马卡来的？阿塔瓦尔帕和他的军队来到卡哈马卡，是因为他们刚刚在一场使印加人四分五裂、大伤元气的内战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皮萨罗很快觉察到这种分裂的形势，并加以利用。这次内战的起因竟是一场天花流行。天花由西班牙移民带到巴拿马和哥伦比亚后，经由陆路传播到南美的印第安人中去，在1526年左右杀死了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和他的大多数朝臣，随后又迅即杀死了他的指定继承人尼南库尤奇。这些死亡事故导致了阿塔瓦尔帕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瓦斯卡尔之间的皇位之争。如果不是因为天花流行，西班牙面对的可能就是一个团结一致的帝国。
因此,阿塔瓦尔帕在卡哈马卡的出现突出了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因素：具有相当免疫力的入侵民族把疾病传染给没有免疫力的民族。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斑疹伤寒、腺鼠疫以及其他一些在欧洲流行的传染病,毁灭了其他大陆的许多民族，从而在欧洲人的征服中起了一种决定性的作用。

在整个美洲，随欧洲人传进来的疾病从一个部落传播到另一个部落，远远走在欧洲人之前，据估计把哥伦布来到前的美洲土著人杀死了95%。北美人口最多并高度组织起来的土著人社会是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酋长管辖的部落，它们在1492年至17世纪初这一段时间里也以同样的方式消失了，时间甚至比欧洲人在密西西比河地区建立第一个殖民地时还要早。1713年的一次天花流行是欧洲移民毁灭南非土著桑族人的最严重的一步。在英国人于1788年移民悉尼后不久，一场大批毁灭澳大利亚土著的流行病开始了。来自太平洋岛屿的有详尽文献证明的例子是1806年在斐济迅速蔓延的流行病，这种病是几个欧洲船员在“阿尔戈”号船只失事后挣扎着爬上岸时带来的。类似的流行病也在汤加、夏威夷和其他太平洋岛屿的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根本的问题没有想明白，这就是：为什么在欧洲和美洲之间这种可怕的病菌的交流是这样不对等？为什么印第安人的疾病没有大批杀死西班牙入侵者,并传回欧洲，消灭掉欧洲95%的人口？
我们从病菌的角度来考虑疾病问题。要知道，病菌同我们一样都是自然选择的产物。病菌以各种稀奇古怪的方式使我们生病。从根本上说，病菌的演化和其他物种没有什么两样。演化所选择的，是那些在繁殖后代和帮助后代向适于生存的地方传播方面都是最有效的个体。可以从数学上把病菌的传播定义为：由每一个原发病人传染的新的受害者的数目。这个数目的大小取决于每一个受害者能够传染给新的受害者的持续时间的长短，以及这种病菌从一个受害者转移到下个受害者的效率的高低。
病菌已演化出各种不同的方式，从一个人传播给另一个人，以及从动物传播给人。传播能力强的病菌繁殖的后代也多，结果就会得到自然选择的偏爱。我们的疾病的许多“症状”，实际上不过是某种非常聪明的病菌在改变我们的身体或行为以便使我们帮助传播病菌时所表现出来的一些方式而已。
作为流行病有几个共同的特点。首先，它们从一个受感染的人迅速而高效地传给近旁健康的人，结果使整个人口在很短时间内受到感染。其次，它们都是“急性”病，在很短时间内，你要么死掉，要么完全康复。第三，我们当中的确获得康复的那些幸运的人产生了抗体，使我们在很长时间内，也可能是一辈子不用担心这种病会复发。最后，这些病往往只在人类中传播，引起这些病的病菌往往不是生活在土壤中或其他动物身上。所有这4个特点就适用于包括麻疹、风疹、急性腺炎、百日咳和天花这些杀死印第安人的病菌。
这4个特点结合起来往往造成了某种疾病的流行，其原因不难理解。简单地说,情况是这样的：病菌的迅速传播和症状的迅速发展、意味着当地人口中的每一个人很快就受到感染，之后不久他或者死去，或者康复并获得免疫力。仍然会受到感染的人都不会活下来。但由于这种病菌除了在活人体内是不可能生存的，所以人死了这种病也就消失了直到又一批儿童达到易受感染的年纪—直到一个受到感染的外来人使这场流行病重新开始。
为了维持自身的存在，这些病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口，足够拥挤的稠密人口，这样，到这种病不久就会衰退的时候，又有一大批易受感染的儿童成为感染对象。因此，麻疹、天花和一些类似的疾病也叫做人群病。
人群病只有在积聚起众多的稠密人口时才可能出现。这种人口的积聚，随着大约1万年前农业的开始出现面出现然后又随着几千年前城市的开始出现而加速发展。事实上，许多为人们所熟悉的传染病的得到证实的最早出现年代，竟晚得令人惊奇：天花出现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从一具埃及木乃伊身上的痘痕推断出来)，流行性腮腺炎出现在公元前400年，麻风出现在公元前200年，流行性脊髓灰质炎出现在公元1840年。
为什么农业的出现会成为我们人群传染病形成的开端？其中一个原因前面已经提到，那就是农业比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维持了高得多的人口密度——平均要高10倍到100倍。另外，狩猎采集族群经常变换营地，留下了一堆堆排泄物，上面聚集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的幼虫。但农民是定居的，他们生活在自己排放出来的污水之中，从而为病菌从一个人的身体进入另一个人的饮用水源提供了捷径。

如果说农业的出现就这样地使我们的病菌交了好运，那么城市的出现则给它们带来了更大的幸运，因为在甚至更糟的卫生条件下，更加拥挤的稠密人口使情况恶化了。直到20世纪初，欧洲的城市人口才最后稳定下来：在那以前，来自农村的健康农民不断地移居城市，这对于补充城市中因人群病而死去的人是必要的。对病菌来说，另一件好事是世界贸易路线的发展，到罗马时代，这些贸易路线把欧洲、亚洲和北非有效地连接成一个巨大的病菌繁殖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所谓安东尼瘟疫的天花终于到达罗马，在公元165年到180年期间杀死了几百万罗马城镇居民。

就引起我们独有的疾病的许多病菌来说，分子生物学家现在能够确定一些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的病菌。这些病菌同样证明是人群传染病的媒介——不过只在我们的各种家畜和宠物中流行罢了!在动物中，流行病同样需要密度大的大种群，而不是只去折磨任何某一只动物。因此，当我们驯养牛和猪这类群居动物时，它们已经受到了一些流行病的折磨，只不过在等待着转移给我们罢了。例如,麻疹病毒同牛瘟病毒亲缘关系最为接近。牛瘟这种可怕的流行病侵袭牛和许多野生的反刍哺乳动物，但不侵袭人。反过来，麻疹也不侵袭牛。麻疹病毒和牛瘟病毒极其相似这一点表明，后者从牛转移给人，然后通过改变其特性以适应人的情况而演化成麻疹病毒。

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欧亚大陆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人的枪炮和刀剑下的多得多。这些病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人的抵抗。例如，1519年科尔特斯率领600个西班牙人在墨西哥海岸登陆，去征服拥有好几百万人口的勇猛好战的阿兹特克帝国。科尔特斯到达阿兹特克的首都特诺奇提特兰城，又带着他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队伍逃走。但当科尔特斯的第二次袭击来到时，阿兹特克人极其顽强地展开了巷战。使西班牙人取得决定性优势的是天花。1520年，天花随着一个受到感染的来自西班牙属地古巴的奴隶到达墨西哥。由此而产生的天花流行接着杀死了阿兹特克的近一半人口，包括奎特拉瓦克皇帝。大难不死的阿兹特克人也被这种怪病弄得士气低落，因为这种病专杀印第安人而竟不伤害西班牙人，就好像在为西班牙人的不可战胜作宣传似的。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
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168个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口的印加帝国时，同样遇到印加帝国因天花带来的内乱而四分五裂，因此坐收渔人之利。

就整个新大陆来说，据估计在哥伦布来到后的一两个世纪中，印第安人口减少了95%主要的杀手是旧大陆来的病菌。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行性感冒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好像这些病还嫌不够似的，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肺结核和黄热病。在无数情况下，白人实际上在当地亲眼目睹了病菌来到时所产生的破坏。例如，1837年,曼丹族印第安部落，从一艘自圣路易斯沿密苏里河逆流而上的轮船上感染了天花。某个曼丹人村庄里的人口在几个星期之内就从2000人急剧减少到不足40人。

我们已经看到欧亚大陆的人群病是从欧亚大陆驯化的群居动物的疾病演化而来的。欧亚大陆驯化的动物有十几种，但在美洲驯化的动物只有5种：墨西哥和美国西南部的火鸡、安第斯山脉地区的美洲驼/羊驼和豚鼠、热带南美的美洲家鸭和整个美洲的狗。

反过来，我们也看到，新大陆驯化动物的这种极端缺乏，反映了用以启动驯化的野生动物的缺乏。在大约13000年前上一次冰期结束时，美洲有大约80%的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便已灭绝了。同牛和猪相比，印第安人剩下的那几种驯化动物不可能成为人群病的来源。美洲家鸭和火鸡不是大群在一起生活的，它们也不是我们喜欢接搂抱抱与我们有大量身体接触的动物(如小绵羊)。豚鼠可能制造了一种类似恰加斯病或利什曼病的锥虫感染，使我们的一系列痛苦雪上加霜，但这一点还不能肯定。美洲驼有4个方面使它们不能成为人类病原体的来源:它们不像绵羊、山羊和猪那样大群饲养，它们的总数绝少会赶上欧亚大陆的家畜种群，因为它们从来没有传播到安第斯山脉以外的地区，人们不喝美洲驼的奶(因此不会受到它们的感染)，美洲驼不是在室内饲养，和人的关系不那么密切。

源于动物的疾病在历史上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旧大陆与新大陆之间的冲突。

让我们把所有这些事实牢记心中，我们必须努力重新全面认识病菌所起的作用。毫无疑问，欧洲人在武器、技术和行政组织方面拥有对他们所征服的大多数非欧洲民族的巨大优势。但仅仅这种优势还不能完全说明开始时那么少的欧洲移民是如何取代美洲和世界上其他地区那么多的土著的。如果没有欧洲送给其他大陆的不祥礼物——从欧亚大陆人与家畜的长期密切关系中演化出来的病菌，这一切也许是不会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