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海明威作家传媒）

内容提要：海明威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当代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广受大众欢迎的美国文化偶像从其作品的文本生产、接受与传播过程来看，海明威实际上是一个由他本人的自我建构、作家与图书传媒的商业合谋经营、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复制活动共同制造而产生的经典作家和美国文化偶像审视和反思海明威从文学青年到经典作家和文化偶像的塑造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家的身份和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下面我们就来聊聊关于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

作家海明威的代表作品

内容提要：海明威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当代美国文学经典作家之一，也是一位广受大众欢迎的美国文化偶像。从其作品的文本生产、接受与传播过程来看，海明威实际上是一个由他本人的自我建构、作家与图书传媒的商业合谋经营、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复制活动共同制造而产生的经典作家和美国文化偶像。审视和反思海明威从文学青年到经典作家和文化偶像的塑造过程，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家的身份和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关 键 词：海明威/文学生产/图书传媒/文化偶像/文化消费/

作者简介：于冬云(1964- )，女，山东潍坊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山东 济南 250014

标题注释：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海明威与美国的现代性问题研究”(17BWW051)的阶段性成果。

海明威是我国读者最为熟悉的美国经典作家之一。作为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在诺贝尔奖官方网站动态发布的前十位最受欢迎的文学奖获得者排行榜中，海明威的名字一直在第二、第三、第四的位次上变换。①而早在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揭晓之前，2月23日的美国双周刊《看客》以“看图猜名人”为题发表了15张特写照片，每一张都是某个政界或娱乐界明星的个性标识物特写，要求读者猜出它是哪一位名人的标识。这15位被《看客》选中的明星人物包括政界的麦克·阿瑟、艾森豪威尔，娱乐圈的查理·卓别林、马龙·白兰度等，身份是作家的海明威也位列其中，他的标志性特写形象是白色卷曲的络腮胡子。这表明，海明威在美国大众心目中的声誉是双重的，既是文学成就杰出的作家，又是拥有众多追捧者的文化偶像。前者的声誉是由其作品的读者和批评家认可的，而海明威的崇拜者并不一定读过他的文学作品，或者也不关心他写过什么。从1921年前往巴黎追求文学梦想，到1954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跻身美国大众崇拜的文化偶像之列，并成为全世界读者最欢迎的作家之一，海明威本人的自我建构、他与图书传媒的商业合谋经营、大众的文化消费和复制都同样功不可没。放眼当下的文学图书市场，文学生产、传播与大众的文化消费活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审视海明威从文学青年到经典作家和文化偶像的制造过程，反思其作为文化精英和大众偶像的双重身份，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作家身份和大众文化消费行为的多元性和复杂性。

一、海明威的生活方式与写作策略

总览海明威的一生，自从1921年告别美国赴巴黎追求文学梦起，他始终选择与现代化的美国都市保持距离，在边缘或异域空间中生活和写作。海明威游历或旅居过的国家有意大利、加拿大、法国、西班牙、瑞士、奥地利、德国、肯尼亚、中国、古巴、英国等，亲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内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喜欢钓鱼、打猎、拳击、斗牛、旅游等现代休闲生活方式，并将自己在边缘异域空间中富有传奇色彩的生活经历转化为文学作品。

1918年，海明威加入美国红十字会的战地医院服务团，在意大利战场因救助伤员受伤，身中237块弹片，因此获得意大利政府颁发的银十字勋章。他在米兰养伤期间，与女护士阿格纽斯相爱。很显然，他的这一经历渗透在小说《永别了，武器》(1929)中，腿部受伤的美国军人亨利的生活原型就是海明威本人，女护士凯瑟琳的原型则是海明威的初恋阿格纽斯。1920年代，海明威与第一任妻子哈德莉旅居法国的岁月里，多次去西班牙看斗牛，并于1926年出版第一部长篇小说《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的叙事空间设定在法国和西班牙，小说人物出入于海明威本人熟悉的巴黎街道、工作间、咖啡馆，去西班牙过圣福明节、看斗牛、钓鱼，这种休闲生活与美国本土正在兴盛的消费文化遥相呼应。因此，这部以英美青年在法国巴黎和西班牙工作、休闲生活为叙述内容的小说，折射出美国爵士时代主流社会传统的清教伦理与时兴的消费生活方式既抵牾又合流的实况。1932年，海明威又出版了一部关于西班牙斗牛的非虚构类作品《死在午后》。他声称，在写作《死在午后》之前观看过300多场斗牛，目睹过几千头公牛被刺杀。在这本书中，海明威对西班牙斗牛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术语、西班牙著名的斗牛士、各地不同的斗牛风格都作了极为详尽的介绍，书后还附有585条斗牛术语释义汇编。这部斗牛专著受到斗牛迷的欢迎，他们把它看作是一部了解斗牛文化的《圣经》。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海明威与北美报业联盟签订合同，于1937年2月前往西班牙报道战事。1940年，他出版了西班牙内战题材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小说中的主人公是为共和国理想而战的美国志愿者乔丹。1933年12月至1934年2月，海明威前往肯尼亚打猎，历时72天。1935年，他出版叙述非洲狩猎的非虚构作品《非洲的青山》。海明威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都曾经亲历欧洲战场，1950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过河入林》，叙述亲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美国人坎特威尔上校重访意大利会友、打猎的故事。海明威自幼喜欢钓鱼，1934年购买了自己的游艇，命名为“比拉尔号”。他在佛罗里达州的基韦斯特岛和古巴哈瓦那瞭望农场定居期间，经常驾驶“比拉尔号”出海钓大鱼。据海明威传记记载，他曾经捕到一条重达785磅的鲨鱼，距当时的世界纪录只差12磅。1952年，《老人与海》在《生活》杂志发表。小说叙述古巴老渔夫桑提亚哥在墨西哥湾流钓鱼的故事，其中，关于老人和大马林鱼相持、较量的诸多细节描写，皆来自海明威本人钓大鱼的经验。作为集战争冒险、旅游渔猎的生活与文学写作于一身的作家，海明威的文学劳动为他赢得了1953年美国的普利策文学奖、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综上所述，海明威是一位将美国主流社会传统的职业劳动美德与现代的休闲生活方式完美结合在一起的作家，而这也是他的小说人物塑造方面的突出特点。

很多读者认为，海明威的小说以塑造硬汉形象见长。笔者更倾向于美国学者艾德蒙·威尔逊和菲利普·扬的观点。威尔逊于20世纪40年代指出，海明威的小说人物在一战后的残暴世界中通过坚守“准则”(code)，留住人性的尊严。到了50年代，菲利普·扬发展了威尔逊提出的“准则”一说，将海明威笔下的男主人公界定为“准则英雄”(code hero)。扬指出，《太阳照常升起》中的杰克·巴恩斯和斗牛士罗梅罗“是有准则的人。他们懂得有些事情要遵循既有的准则，也有一些事情的准则还没有固定下来。是否懂得这个道理，是区分小说人物类属的依据”②。小说中的杰克和罗梅罗都是既有个性、又有准则的人物，而犹太人科恩则是一个不懂准则的人，遭到英美青年小团体的一致排斥。菲利普·扬所说的准则，与马克斯·韦伯阐述的现代职业概念是一致的。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讨论路德的“职业”概念时指出，“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上帝应许的惟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所赋予他的任务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③。以韦伯讨论的“天职”观念和扬提出的“准则”一说为依据，仔细审视海明威在异国空间中塑造的男性形象，就会发现，他们对自己必须担当的职业角色责任的理解，与美国前现代社会中恪守的新教劳动伦理有内在的一致性。比如，在《太阳照常升起》中，杰克在每一次以休闲为目的的出行之前，总是要首先完成自己的记者撰稿任务。西班牙斗牛士罗梅罗将斗牛看作是生命的意义所在，身受重伤仍从容不迫地走上斗牛场，凭借自己出色的斗牛技艺和绝不退缩的信念，捍卫了斗牛士的职业尊严和荣誉；《丧钟为谁而鸣》中的美国志愿者乔丹，在接受了到敌后去炸桥的任务后，面对共和国内部分裂致使行动计划泄密的混乱局面，大雪封山的困难，与之合作的游击队军事素质的匮乏，他依然选择兑现自己的责任，最终炸毁了阻击敌人援兵的桥梁，并坦然地迎接死亡的到来；《老人与海》中的老渔夫桑提亚哥更是把钓鱼看作自己的责任和义务。过去，他曾经在渔夫钓鱼技艺中得了“冠军”，现在，他连续84天钓不到一条鱼，跟随他的小男孩也离他而去，继而钓到的大马林鱼又被鲨鱼吞吃得只剩了一条巨大的骨架，但是，桑提亚哥却能坦然面对孤独和失败，日复一日地尽打鱼人的天职。概而言之，杰克·巴恩斯之于记者的撰稿职责、罗梅罗之于斗牛士的荣誉、乔丹之于战士的炸桥任务、桑提亚哥之于渔夫的钓鱼活动，他们对职业角色责任的理解，与新教徒应神召尽“天职”的劳动美德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海明威在文学文本中构建的硬汉特质，实则是开疆拓土时代新教徒信奉的职业劳动伦理这一“美国性”特质在异国空间中的伸延。

海明威之所以对异国空间里职业技艺了得的男性主人公情有独钟，与他对20世纪20年代现代化、都市化了的美国社会现实的认识有密切关系。海明威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是在美国中西部的橡树园度过的。橡树园位于密执安湖畔，紧邻现代化大都市芝加哥，是一个以中产阶级白人新教徒为主的小城镇。橡树园镇上的男人大都是信奉传统新教劳动美德的专业人员，推崇强健的身体，热爱亲近大自然的户外运动。海明威的父亲就是一位热爱钓鱼、打猎、种地等户外运动的医生。受父亲的影响，海明威自幼热爱大自然，热爱钓鱼、打猎等户外运动。因此，当他从欧洲战场归来，面对现代化了的美国社会现实：工厂生产流水线上劳动的机械化，都市生活方式与大自然的疏离，海明威感受到传统失落的伤痛。在现代化大机器操控的工业生产流水线上，劳动异化为技术(technique)主导的机械性重复活动，个体在劳动过程中自主的愉悦感被机器带来的压抑感所取代。在全面现代化、都市化了的美国本土，前现代社会中以男人的身体强健程度和个人技艺(skill)多寡为评价依据的劳动传统一去不复返，只有到战场上，或者是到不被现代文明侵染的边缘异国空间中，才能找回被现代化淹没的自主劳动愉悦和个体生命自由。因此，海明威在文学写作中自觉地选择与现代化了的美国都市生活保持距离，在边缘异域空间中，通过战争、斗牛、打猎、钓鱼等活动去打造一个个专业技艺出众的男性形象。而在文本之外，他本人也人如其书，是个在边缘异域空间中行走、书写的勇敢战士、优秀猎人、钓鱼高手、拳击英雄、斗牛爱好者、文学冠军。有意味的是，海明威和他的男子汉们在异国空间中借以对抗现代文明异化的斗牛、打猎、钓鱼等活动，在伸延传统的新教劳动伦理的同时，却又契合了现代社会宣扬的休闲消费生活方式。正如詹姆逊指出的那样：“海明威对男性气概的崇拜，正是同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巨大工业变革相妥协的那种企图：它满足了新教的劳动伦理，同时又颂扬了闲暇。”④

如上所述，海明威和他的小说人物一起，一生游走在不同的空间中，并在不同的竞技场上，以钓鱼、打猎、斗牛、参战、写作等活动中超凡的个人技艺，打造出一个个阳刚魅力十足的个人英雄神话。在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老一辈开疆拓土的前现代生活已远去，工业文明、都市生活时代到来，海明威及其男主人公在边缘异域空间中展示不同技艺的个人神话，满足了大众失落在现代都市中的怀旧情感。在海明威有过度张扬之嫌的男性英雄气概中，美国大众抵制工业文明所带来的标准化、均质化操控，实现个体自由和感性解放的需求得到了象征性满足。甚至包括海明威的个人生活方式，也成为大众崇尚的个性化消费娱乐姿态，助推大众读者把他当作文化英雄和偶像来追捧崇拜。

二、海明威与图书传媒

结构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马歇雷认为，文学写作不是一种独立自足的创作，而是一个生产过程。他反对把作者看作是创造者，认为作家实质上是生产者，没有理由将文学生产看得比别的生产更神秘。在此意义上，将作家放入资本主义的生产经营机制中来看，一个人成长为著名作家的过程，也就是他本人与图书传媒业相互选择、合谋制造文学产品的过程。就海明威而言，他之所以能够在1926年因《太阳照样升起》的出版而一举成名，与他选择出版社时的精明是分不开的。

1925年10月，经舍伍德·安德森的推荐，海明威第一本在美国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由博内-利夫莱特公司出版。该公司是1914年涉足出版业的新秀，安德森是他们十分器重的走红作家。《在我们的时代里》出版后，文学界认为海明威的文笔清新而独成一格。因此，博内-利夫莱特出版公司与海明威约定，他此后写作的三本小说将交由该公司出版，并请他邀请其他作家加入。与此同时，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当红作家菲兹杰拉德也在为主编帕金斯做利夫莱特要求海明威做的事情，邀请海明威与斯克里布纳合作。

安德森是利夫莱特公司最为重要的作家，他新出版的小说《黑色的笑声》(Dark Laughter，1925)表明，他的文学事业已经在走下坡路。年底，海明威在完成了《太阳照常升起》的初稿后，于11月20-26日，一口气写作了一部戏仿小说《春潮》，刻意嘲讽安德森的文风和原始主义倾向。海明威把《春潮》寄给了博内-利夫莱特出版公司。老板之一霍勒斯·利夫莱特看后很吃惊，在给海明威的回信中写道：“如果我们愿意把它刊行，那会显得庸俗不堪，更不用说是狠心之至了。”⑤海明威之所以这么做，其主要意图有二：第一，他可以借此与文名渐衰的安德森脱开干系。《在我们的时代里》问世后，很多评论者都将海明威的文风归之于安德森的影响，决心要自成一家的海明威却死不承认，因此，出版一部戏仿安德森的小说，就可以避免评论界再拿他的小说与安德森相提并论。第二，海明威借助蓄意戏仿安德森的《春潮》，与有约在先的博内-利夫莱特出版公司解除了合约，并与更成功的大牌出版社斯克里布纳公司签约。斯克里布纳公司创建于1842年，是美国出版界的佼佼者，曾经与众多著名作家合作，如伊迪丝·沃顿、亨利·詹姆斯、理查德·哈丁·戴维斯、菲兹杰拉德、托马斯·沃尔夫等。美国图书传媒业界著名的文学天才猎手马克斯韦尔·帕金斯是该出版公司的主编。1926年2月，帕金斯答应预支给海明威1500美元，并且给《春潮》和即将完工的《太阳照样升起》付高达15％的版税。此外，海明威还可以在《斯克里布纳氏杂志》上源源不断地发表短篇小说。总之，刚刚出道的文学新秀海明威决不单纯是一个只关注巴黎的文学朝圣事业的文学天才，在借力图书传媒经营文学功名和经济利益方面也颇有一些商业头脑和运营手腕。对此，致力于20世纪美国作家传记写作的斯科特·唐纳森在《意志力：海明威传》中作出如下评价：“确切地来说并不算是不道德，但是海明威在从利沃莱特换到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行为，非常典型地体现出他与出版商、编辑和经纪人打交道时的算计杠杠。他在处理他的商业事务的时候，总是睁大一只眼睛紧盯着重要的机会，而另一只眼睛则警惕那些可能试图欺骗他的人。”⑥此后，海明威与斯克里布纳公司合作35年。海明威与影响重大的出版社和著名编辑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他在图书市场上的著名作家声誉持续不断地增光添彩。

如果说1926年在出版问题上的精明选择奠定了海明威在美国文坛的著名作家地位，那么，到了50年代，海明威再次与图书传媒合谋经营，更为成功地打造出了空前畅销的杰出产品《老人与海》。

《老人与海》在图书市场上获得的巨大成功，首先应归功于好莱坞和百老汇的著名经纪人利兰·海沃德(Leland Haywad，1902-1971)出色的商业策划。1950年圣诞节假期结束后，海明威在古巴哈瓦那郊区的瞭望农场开始写作老渔夫桑提亚哥的故事，次年2月17日完成初稿。海明威原本打算将书稿交给长期合作的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后因他的朋友海沃德的介入而改变计划。海沃德监制的百老汇舞台剧《南太平洋》《音乐之声》等剧作都获得了巨大成功，他在阅读了《老人与海》的打印稿之后，为海明威提供了一份能使该书的市场收益最大化的出版方案：《老人与海》先交由《生活》杂志刊载，然后由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再后由纽约每月一书读书会(Bookof-the-Month Club，创建于1926年)向会员发布。起初，海明威还担心小说在《生活》刊载后会影响斯克里布纳公司的发行量，海沃德和斯克里布纳公司的编辑华莱士·梅耶(Wallace Meyer)却坚信在《生活》杂志上发表的《老人与海》将为斯克里布纳版的《老人与海》提供数百万份免费广告。最后，经由海沃德多方斡旋，1952年5月13日《生活》杂志社、斯克里布纳公司、每月一书读书会达成如下出版发行协议：1952年9月1日《生活》杂志全文刊载《老人与海》；9月8日斯克里布纳公司发行《老人与海》的图书版，并且必须在图书护封和所有的广告词中注明该书是每月一书读书会的主推小说，同时，不得在任何广告或推销资料中提到该小说将在《生活》杂志上发表；9月9日读书会开始为会员发送《老人与海》。⑦此后，《生活》杂志社和斯克里布纳公司和每月一书读书会即按照约定的发布日期开始为《老人与海》造势。

《生活》杂志是1936年创刊的一份图片周刊。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除了《读者文摘》之外，《生活》是最畅销的杂志之一。在决定刊载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之前，《生活》杂志还从未用一整期的版面全文刊载一部小说。因此，对于《生活》杂志来说，这是一次空前未有的商业冒险。但是，正因为这是一次商业冒险，《生活》杂志为《老人与海》的整期刊载做了极为周密的推销策划。詹姆斯·艾·米切纳当年曾经应邀为即将刊载的《老人与海》写了一份新书报导。1984年，他在为斯克里布纳公司整理出版的海明威遗作《危险的夏天》写作的引言中，透露了1952年《生活》杂志为刊载《老人与海》而进行的大规模商业运营活动细节。这年夏天，《生活》杂志社驻东京办事处派一名信使找到了正在朝鲜战场参战的詹姆斯。来人告诉詹姆斯，《生活》杂志准备实施一项空前的计划，用整期杂志刊载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还说，杂志社为实施这个计划投入了大量的金钱，也包括杂志社的声誉，因此他们想以可能的最好的形式发表这篇故事。所谓“可能的最好的形式”，实则是调动一切可以运用的、最有效的商业促销手段，来保证《生活》杂志从这次商业冒险投资中获得最大的市场回报。于是，他们找到了刚刚开始从事文学创作、将海明威当作偶像的詹姆斯。为了充分挖掘利用詹姆斯为海明威写作新书报导时的虔敬之情，并确保不泄漏商业秘密，《生活》杂志的信使告诫他说：“这是纽约以外唯一的一份稿子。倘使您决定发表一篇文章，请尽快交给我们。”⑧接下来，詹姆斯在南朝鲜偏远山区的小屋里，读完了《老人与海》的校样，为自己能有机会称颂一位大师的杰作而激动不已。在《生活》杂志刊载《老人与海》之前，由詹姆斯撰写的赞美性报导在美国各地以整版的广告刊出。詹姆斯后来得知，在《生活》杂志的信使将那份绝密的校样交给他的同时，该杂志还在美国和欧洲各地另外分发了600份给制造民意的人，每一份都是绝密的、独一无二的。结果是，当刊载《老人与海》的那一期《生活》杂志在1952年9月的第一周出版时，事先在世界各地发布的赞美性报导已经为海明威的这部新作打造出一个人人翘首以盼的接受氛围。

《生活》杂志不仅倾全力为《老人与海》的问世炒作接受氛围，还为沉寂10年后重出江湖的海明威做了一番精妙的促销形象设计。编辑部在序言中写道：“故事中的桑提亚哥就是上了年纪的作者海明威，马林鱼就是他高贵又漂亮的作品，鲨鱼则是那些攻击成性地损毁他的作品和荣誉的批评家。”⑨编辑部的意图很明确，意在提醒读者此时的海明威与此前评论界一片倒彩声的《过河入林》作者已经大不一样。海明威自从1940年出版《丧钟为谁而鸣》后连续10年没有发表作品。1950年《过河入林》出版，该小说叙述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老上校坎特韦尔重访意大利，在威尼斯猎野鸭，对年轻美貌的干女儿伯爵小姐雷娜塔追忆自己在战争中的英勇经历。海明威借用美国内战时期著名的将军托马斯·杰克逊临死前说的一句话“让我们蹚水过河，到树荫下休息”⑩，给小说取名为《过河入林》，试图表达一种男子汉坦然接受死亡，视死亡如树荫下休息的无畏精神。但是，在小说的整个叙事进程中，读者看到的却是一位廉颇老矣的硬汉吃着该死的救心药丸，品味着如干女儿身体一样丰满可爱的葡萄酒，酒后躺在床上，如情人般将干女儿年轻美丽的身体拥在怀中，梦呓般地述说着如今不再的昔日勇猛。因此，当坎特韦尔上校心脏病突然发作，在死亡来临前仍奋力背诵杰克逊的名言“让我们蹚水过河，到树荫下休息”时，读者意识到，对于海明威来说，与男子汉的勇气同在的叙事艺术已经蜕变成一种老硬僵化的龟壳了。美国文学界对海明威十年磨一剑锤炼出的《过河入林》大失所望，评论家更是频频摇头。在这样一种无人喝彩、著名作家艺术才能江河日衰的寂静中，海明威又打出了最漂亮的一拳——《老人与海》。海明威，这头十年昏睡后一声怒吼的老狮子，成为《生活》杂志编辑部为《老人与海》设计的最佳促销代言形象。至此，《生活》杂志为海明威沉寂十年以后的重新出场做出了最精妙的市场策划和形象设计。

除了《生活》杂志精明周密的商业策划和促销手段以外，斯克里布纳公司为《老人与海》先后投入了21551.88美元广告费。(11)海明威本人也积极寻求权威评论家的支持。20多年前，海明威为了登上美国文坛，曾经写信请求艾德蒙·威尔逊为他说一些溢美之词。这一次，海明威想到的是德高望重、年纪已是80多岁的美国著名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海明威在致贝瑞孙的信中写道：“我请问您想不想、愿不愿意或者高不高兴为这本书写二三句或一句话作为斯克里布纳出版公司的介绍之用，这个要求是否恰当？您是我所尊重的惟一批评家，如果您真的喜欢这本书，这将打击一下某些我所不尊重的人。如果您觉得我这个要求并不光彩，那请您不必写，忘掉这件事算了。我提出这个要求觉得不太光彩。不管如何，您知道我寄书给您，并不是为了这个目的。”(12)

海明威在信中还自我表白说，在《老人与海》中，“没有什么象征主义的东西。大海就是大海。老人就是老人。孩子就是孩子，鱼是鱼。鲨鱼全是鲨鱼，不比别的鲨鱼好，也不比别的鲨鱼坏。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说。更深的东西是您懂了以后所看到的东西。一个作家应当懂得许许多多东西”(13)。海明威的自我表白一方面回应了《生活》杂志的编辑序言中关于鲨鱼是批评家的说法，淡化自己对批评界的不满，另一方面又暗示《老人与海》是一部意蕴丰富的伟大作品。贝瑞孙收到海明威的信后，写了下面几句话给他：“《老人与海》是一首田园乐曲，大海就是大海，不是拜伦式的，不是麦尔维尔式的，好比荷马的手笔；行文又沉着又激动人心，犹如荷马的诗。真正的艺术家既不象征化，也不寓言化——海明威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但是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出象征和寓言的意味。这一部短小但并不渺小的杰作也是如此。”(14)贝瑞孙将海明威的叙事艺术与现代作家区别开来，与今人无法企及的荷马相提并论。海明威看后十分满意，立即将这段话推荐给出版社，作为宣传《老人与海》的简介。

经过图书传媒与海明威本人的合谋经营打造，《老人与海》在图书市场和文学评论界都取得了巨大成功。刊载《老人与海》的那期《生活》杂志售出了5449833份。将这个发行数字与《生活》杂志停刊前的发行量作一个对比，就可以了解这次精明的市场策划带给《生活》杂志的是一种何等巨大的商业成功。1970年，它的全年发行量是850万份。1972年全年的发行量是550万份，收入不足以维持发行，导致《生活》停刊。在《生活》杂志收获了丰厚的市场回报的同时，海明威本人更是名利双收。海明威从《生活》杂志获得的稿酬是4万美元。若以千字计算，大约相当于每千字1500美元。斯克里布纳公司出版的《老人与海》一年内印刷11次，总计133650册，均售出。出版社付给海明威76440美元稿酬。每月一书读书会付给海明威2.1万美元稿酬。《老人与海》在该读书会畅销书排行榜上保留达半年之久。海明威从《老人与海》的三方接续发售中收到的稿酬总计136588.12美元，这笔稿酬相当于2005年时的950654.04美元。(15)

从上述可见，《老人与海》的畅销神话背后，是作家和图书传媒面向图书市场的合作共赢关系，他们引导着读者在市场上的购书选择取向。巧合的是，1926年，海明威与斯克里布纳公司合作出版第一部畅销小说《太阳照常升起》时，正是这年成立的每月一书读书会将该书选为畅销书，助推海明威一夜成为美国著名作家。伊格尔顿在《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中曾经指出：“文学可以是一件人工产品，一种社会意识的产物，一种世界观；但同时也是一种制造业。书籍不止是有意义的结构，也是出版商为了利润销售市场的商品。”(16)塞缪尔·约翰逊也曾经指出，“每一次出版发行，都是添加或削减作家声名的一次评估。对于勇士来说，一场又一场战役决定着他一生的功名等级，而一位作家的声名则是由一本又一本书来决定的。”(17)由此可见，一方面，在作家与图书传媒业合谋经营的图书产品生产过程中，出版商以预期的市场利润回报来评估作家的价值，并有倾向性地引导读者的图书选择口味，在作家的大众化、经典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另一方面，作家对出版商的选择行为，也是其社会角色建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海明威以不乏商业精明的市场前瞻眼光选择出版社、杂志社，并与之签订出版或刊载合同时，他不仅仅是一位怀揣文学拯救理想的精英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与书商合谋经营文化商品——文学文本以获取市场回报的生产者，尤其是他与斯克里布纳公司长达35年的合作关系，对于成就他的名作家身份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因素。

三、大众文化偶像海明威

传记作家斯科特·唐纳森在为海明威写作的传记开篇就指出，“欧内斯特·海明威在去世时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之一，他的名望跨越了政治和地理的边界”，“在他60年多一点的生命的后半程，一直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名人”(18)。截止到2017年，仅在我国出版的不同作者的海明威传记就有97部之多。1958年，根据《永别了，武器》改编的同名电影由20世纪福克斯公司发行，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David O.Selznick，1902.5.10-1965.6.22)在影片发布会上声称，“海明威自己就是明星，他拥有票房”，他是“美国男子气概的某种半人半神的形象”(19)。上述资料表明，与同时代的美国作家刘易斯、多斯·帕索斯、菲兹杰拉德、福克纳等著名作家相比较，海明威在大众文化领域被偶像化的程度无人能出其右。在海明威的作家形象被偶像化的过程中，美国的报刊媒体、影视公司、大众都参与其中，导致其作家形象在流行文化传播过程中不断地被神化，而海明威真正的文学性价值和魅力却逐渐被他的公众声望盖过，甚至被大众制造的偶像光晕所遮蔽。

1999年，海明威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时任海明威研究会主席迈克尔·雷诺兹教授的纪念文章，文章标题是《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里》。雷诺兹教授的文章标题一题多关：第一，1925年10月18日《纽约时报》首次发表匿名文章评论海明威的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20)第二，屡述1925至1999年《纽约时报》对海明威作品的重要评论；第三，概括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里从风格清新的年轻作家到美国偶像的形象嬗变过程。雷诺兹特别提到《纽约时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评论海明威短篇小说时使用的一系列词语，像精炼、愉悦、坚韧、肌理紧致、强健有力、清新、坚硬、干净，称这更像是在评论一位运动健将，而不是一本书。(21)接下来，他历数1925至1961年间《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关于海明威的文字，指出报纸为了追求新闻价值，迎合大众读者，更关注作家的个人生活经历，诸如战争、旅行、钓鱼、打猎、看斗牛等。即使是评论他的文学作品时，重点也是小说人物那些海明威式的男性特质，而不是作品的文学性价值。如此一来《纽约时报》在连续36年对海明威的追踪评论中，把他打造成一个强壮的、挥动着双拳的男子汉形象，他的人生就是一场充满冒险色彩的传奇。事实上，在20世纪上半叶大众传媒日渐兴盛繁荣的美国，不断地为海明威的硬汉传奇故事增光添彩的又何止是《纽约时报》一家媒体。如果说，20世纪之前的作家们是从一场又一场正式的公共演讲获得其大众声誉；海明威则无需亲临公众聚会的现场，他的个人生活就被追求新闻时效性的媒体及时发布到报刊上。在此过程中，一方面报刊传媒将海明威的个人生活当作可供利用的新闻资源，以此满足大众读者对名人生活的好奇心或窥视欲，并为海明威赢得更广泛的大众声誉；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大众追捧者不了解海明威的文学作品，甚至不知道他写了什么，但却熟知他的男子汉个性特质，他的个人传奇经历，知道他做了什么。

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海明威生活富足，到处打猎、钓鱼、冒险，文学创作却跌入低谷，因此遭到权威的文学评论家和左派的一致批评。但是，批评界的责难并没有影响大众对海明威的迷恋。1934-1936年间，海明威先后在一本男性杂志《时尚先生》上发表过23篇描写打猎、捕鱼的文章(22)，并出版了关于西班牙斗牛的《死在午后》和记述非洲打猎的《非洲的青山》两部非虚构类作品。上述非文学性著述，进一步强化了海明威在大众心目中的传奇色彩。因此，在报刊媒体的传播和大众的想象中，文学才能跌入低谷的作家海明威被替换成了与钓鱼、打猎、斗牛、旅游冒险联系在一起的硬汉海明威、大众偶像海明威。30年代，在海明威居住的基韦斯特岛上，不断地有崇拜者到岛上来参观旅游。

在海明威的作家形象被偶像化的过程中，好莱坞也功不可没。根据弗兰克·M·劳伦斯1981年的统计，海明威作品的电影改编情况如下：《永别了，武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32年由派拉蒙公司出品；《丧钟为谁而鸣》，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43由派拉蒙出品；《有的和没有的》，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44年由华纳兄弟出品；《杀人者》，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46年由环球电影出品；《麦康伯的家事》，根据短篇小说《弗朗西斯·麦康伯短促的幸福生活》改编，1947年由联美电影出品；《在我的兽皮下》，根据短篇小说《我的老人》改编，1950年由20世纪福克斯出品；《破裂点》，根据长篇小说《有的和没有的》改编，1950年由华纳兄弟出品；《乞力马扎罗山的雪》，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52由20世纪福克斯出品；《太阳照常升起》，1957年由20世纪福克斯出品；《永别了，武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58年由塞尔兹尼克工作室与20世纪福克斯联合出品；《操纵武器者》，根据《有的和没有的》改编，1958年由七艺和联美电影联合出品；《老人与海》，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58年由华纳兄弟出品；《青年海明威的冒险经历》，根据《尼克·亚当斯的故事》改编，1962年由20世纪福克斯出品；《杀人者》，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64年由环球电影出品；《岛在湾流中》，根据同名小说改编，1977年由派拉蒙出品。(23)从上述统计资料来看，由海明威作品改编的电影皆由好莱坞著名的电影公司拍摄，并由大众崇拜的明星派克(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饰作家哈利)、库珀(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饰乔丹)、苏珊·海华(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中饰妻子)、英格丽·褒曼(在《丧钟为谁而鸣》中饰玛丽亚)等饰演男女主人公，结果不仅是电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也为海明威赢得了更为广泛的大众声誉。问题是，电影观众的观影口味和文学作品读者的阅读趣味是有显著差异的，电影公司当然洞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制片方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刻意迎合观众的观影口味期待，将文学作品的叙事内容和复杂寓意稀薄化，将电影中的故事与作者本人的冒险经历联系在一起，着力表现个人冒险、两性爱情、暴力等主题。特别是在影片发布环节，宣传方有意将海明威的公众形象打造成伟大的恋人、异域旅行者、冒险者，并且根据小说叙事空间的不同，相应地将“海明威的意大利”“海明威的西班牙”“海明威的巴黎”“海明威的非洲”等宣传词印在海报上。追随海明威去经历一场异域冒险和爱情，这是不同的电影公司拍摄的海明威作品改编电影共同的票房卖点。比如，1932年派拉蒙公司为电影《永别了，武器》设计的宣传海报是这样写的：“厄内斯特·海明威的世界名著故事，两人的爱情始于不顾一切的激情，在爱中沉溺，直至超越羞耻、危险和死亡。”“迄今为止，这是在文学作品中或银幕上呈现的最轰动、最激情的浪漫故事!两个灵魂为爱而疯狂，最终在一个陷入疯狂的世界中为爱而迷惘。”“今夜，让我们相爱。明天，或许不再来!”(24)最后一句广告词出现在所有的电影发行海报上，也被不同的报纸文章所引用。派拉蒙公司的发行广告为学者所诟病，美国学者劳伦斯称发行方将电影《永别了，武器》包装成了最粗俗的性骚扰之作。可见，电影公司在把作家海明威普及成为大众明星的同时，那些将海明威追捧为偶像的观众却不能真正理解作家海明威和他的作品，甚至很少有观众关注他写了什么。

大众文化研究学者费斯克曾经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大众的文本辨识力与学院派的审美判断是截然不同的。学院派以中产阶级的审美判断标准为依据对文学文本的特质作出评价，“大众的辨识力所关注的是文本的功能性，而不是文本的特质，因为它所关注的是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大众的辨识力并不作用在文本之间或文本内部的特质层面上，而是旨在筛选文本与日常生活相关的切入点”(25)。在消费文化时代的美国社会中，对于享有文化消费自主选择权的大众来说，他们不关心海明威文本的审美特质、文本张力和终极意义召唤，而更关注海明威的个人传奇及其文本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潜力。也就是说，在大众文化视阈中的海明威，并不是一个生产文学文本的文学精英，而是他们可以在自己的日常消费生活中选择利用的文化资源库存。如前文所述，海明威本人虽然选择在美国都市社会的边缘或异域空间中生活、写作，事实上，他的个人生活却与现代消费活动息息相关。作为一个伟大的旅行者、优秀猎人、钓鱼高手、拳击英雄、豪饮男儿、斗牛爱好者，海明威为大众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个性化的现代消费生活方式，而在这种现代消费生活中，感性生命的丰富多样性尽收其中。因此，对于美国大众来说，海明威本人就是他们崇拜的个性化消费偶像。在此意义上，大众把海明威当作生活体验丰富多样的效仿对象，依照自己日常生活实践中的情感需求和审美需求，将不同层面的海明威神话内容整合到日常文化消费实践活动中，并不断地模仿、复制、拼贴，进而制造出更多富有时代特色、丰富多样的海明威大众神话文本，像各种捕风捉影的海明威传奇故事，根据海明威的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旅游公司、酒店、餐饮业制作的与海明威有关的广告，海明威迷们发起的海明威模仿秀，等等。1999年，在海明威诞辰100周年之际，美国举办了各种各样的纪念活动，其内容包括：海明威基金会组织的学术研讨会议和以海明威的名义举办的写作班；大名鼎鼎的史密斯学会博物馆举办的题为《海明威：其人、作家与神话》的巡回展览；海明威狂欢节，其间有公牛赛、西班牙式食品、酒水和文艺演出活动；在基韦斯特海明威生前最喜欢的酒吧里举办的“海明威模仿秀”；在海明威故乡的各大饭店举办的以“流动的宴席”为名的食品品尝活动，等等。在这样一场热热闹闹的著名作家纪念活动中，对海明威的接受已经成了一个由学院精英、不同身份的公民个体汇成的大众、商业经营者共同参与制造的琳琅满目的文化大拼盘。紧接着1999年热热闹闹的海明威纪念活动，由海明威研究会主办的2000年海明威国际研讨会也选择在佛罗里达州南部的比米尼岛上召开，中心会场就设在海明威于1935-1937年间出海钓鱼时住过的安格勒酒店2楼1号。对海明威的接受情况表明，在大众文化的视阈中，文学接受活动已经成为一场由所有享有主体权力的公民共同参与的文本形式多元化、意义和快感多元化的流动的文化盛宴。而在流动的大众文化宴席上，不断被强化的海明威偶像魅惑力又在不断地消解甚至遮蔽着海明威真正的文学性价值。

20世纪50年代末期，有一位拥有西班牙语哲学博士学位的石油大亨是海明威的崇拜者，他留着海明威式的大胡子，来到了西班牙，时不时地接受那些把他误当成作家海明威的崇拜者的殷勤款待，为粉丝们签名。甚至在海明威去世后，这位假冒者依旧给人们签名，写下诸如此类的话：“认为我已经走进天堂，不再能够签名的人……欧内斯特·海明威。”(26)海明威本人在天堂对此作何感想，我们无法了解。但比他更早些成名的女作家斯泰因说过这样的话：“当公众卷进来之后，你就不再是原来那个你了。”(27)在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疆界越来越模糊的当下语境中，作家与自我、与大众传媒、与包括读者在内的文化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是每一位文学写作者和文学批评从业者都绕不开的一个重要话题。

注释：

基金项目：

①见网址nobelprize/nobel_prizes/literature/。2018年起，诺贝尔奖官网改版，文学奖首页显示6位著名的获奖者，海明威位列第四。

②Philip Young,Ernest Hemingway,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73,p.13.

③[德]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58-59页。

④[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49-350页。

⑤吴劳：《六天写就的精品，六十年后才获真赏》，《海明威文集·春潮·老人与海》，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第5页。

⑥[美]斯科特·唐纳森：《意志力：海明威传》，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7页。

⑦Robert W.Trogdon,The Lousy Racket:Hemingway,Scribners,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47.

⑧[美]詹姆斯·艾·米切纳：《海明威文集·危险的夏天·引言》，主万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4页。

⑨Gerry Brenner,The Old Man and The Sea:Story of a Common Man,New York:Twayne Publishers,1991,p.9.

⑩[美]海明威：《过河入林》，王蕾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283页。

(11)Robert W.Trogdon,The Lousy Racket:Hemingway,Scribners,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60.

(12)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46页。

(13)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45页。

(14)董衡巽编选：《海明威谈创作》，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6年，第138-139页。

(15)Robert W.Trogdon,The Lousy Racket:Hemingway,Scribners,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53.

(16)[英]伊格尔顿：《马克思主义与文学批评》，文宝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65页。

(17)Robert W.Trogdon,The Lousy Racket:Hemingway,Scribners,and the Business of Literature,Kent: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7,p.257.

(18)[美]斯科特·唐纳森：《意志力：海明威传》，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页。

(19)Frank M.Laurence,“Hollywood Publicity and Hemingway’s Popular Reputation”,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Summer 1972,p.21.

(20)1924年，海明威将18篇无题速写结集为《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由William Bird在巴黎出版。1925年，海明威将15篇小说结集为《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由美国的利夫莱特公司出版。同年，纽约时报发表了匿名书评文章。

(21)Michael Reynolds,“Hemingway in Our Times”,New York Times,July 11,1999.

(22)《时尚先生》(Esquire)，1933年10月第1期在芝加哥发行，后总部迁至纽约。1987年，该杂志在德国、日本发行。1999年发行中文版《时尚先生》。至今，该杂志已经在包括英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墨西哥、新加坡、新西兰等3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23)Frank M.Laurence,Hemingway and the Movies,New York:Da Capo Press,1981,pp.297-315.

(24)Frank M.Laurence,Hemingway and the Movies,New York:Da Capo Press,1981,pp.41-42.

(25)[美]约翰·费斯克：《理解大众文化》，王晓珏，宋伟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154、156页。

(26)[美]斯科特·唐纳森：《意志力：海明威传》，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27)[美]斯科特·唐纳森：《意志力：海明威传》，董璐译，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3-14页。

来源: 社科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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