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面人和扁足青铜方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

玉面人和扁足青铜方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1)

商周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三尊青铜大圆鼎——子龙鼎、大盂鼎和大克鼎,首次齐聚北京。9月14日,《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幕,3件青铜重器和30余件文物一同讲述青铜时代的往事。

进入展厅,一束束光将一尊尊青铜鼎打亮,有些凸显古朴的纹饰,有些聚焦器物上的铭文。策展人说,青铜鼎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周时期,青铜器由注重酒器向注重食器转变。到了西周中期之后,在祭祀和宴飨时配合使用鼎与簋的制度更加具体,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青铜鼎由此成为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国之重器。

玉面人和扁足青铜方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2)

一批青铜鼎之“最”,在展厅里露脸。在目前所见的商代大型青铜圆鼎中,国博藏子龙鼎是体量最大的一尊,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达230千克。周代大型青铜圆鼎则以国博藏大盂鼎、上海博物馆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毛公鼎最负盛名,前两件均有展出。上博介绍,这也是大克鼎京城首秀。

一件件青铜重器的经历,是展览最大看点。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其征集回国。抗日战争期间,大盂鼎和大克鼎的收藏者潘氏家族将双鼎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躲避日寇劫掠。1951年,潘氏后人将双鼎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博。1959年,中国历史博物馆(今国博)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国博说,大盂鼎、大克鼎和子龙鼎不仅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而且它们在近代出土、流转和归藏的颠沛命运,也充分见证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辉煌历程。

玉面人和扁足青铜方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3)

值得一提的是,一批重器采取裸展方式展出,观众可以“零距离”对话商周文明。一些青铜器名称和铭文中的生僻字也被标注了拼音,方便观众阅读。策展人说,展览特意辅助了图片、拓片、多媒体等多种手段,带观众领略中国早期文字的独特魅力。展览还以释文、译文等方式,全面解读大盂鼎、大克鼎、子龙鼎等代表性重器的铭文内容,让观众了解古代文字,读懂古代文明。

另外,展览将通过国博官网、官方微博、微信等“云开展”,观众足不出户可以走进青铜世界。

子龙鼎

玉面人和扁足青铜方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4)

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商代后期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 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简短精练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大盂鼎

玉面人和扁足青铜方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5)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西周早期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双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 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与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大克鼎

玉面人和扁足青铜方鼎(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6)

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西周中期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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