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生平和安史之乱（汪元量由宫廷乐师向）

当宫廷的宴乐变成凄惋的离歌，汪元量，已经由移宫换羽的琴师变成了泣血写史的诗人。

颇具艺术禀赋的汪元量早在二十岁的风华正茂之年，就已经是一位出色的宫廷琴师，专侍谢太皇太后、全太后两宫。彼时的南宋王朝，已经在元蒙骑兵的一路冲杀中濒临亡国的境地，然而，流红叠翠的宫闱，奢靡的宴乐仍旧此起彼伏，在伶人们的轻拢慢捻中，在舞女的翩翩舞姿中，王公贵族们酩酊大醉，根本听不到越来越近的马蹄声。在这个奢华而庞大的乐队中，汪元量处于首席琴师的地位，他飞扬的辞采和对音乐的独特感悟，深得两宫赏识，据说有一次宴乐兴起，位列九嫔之首的一位王姓昭仪还专为汪元量作了一首绝句，“万里倦行役，秋来瘦几分。因看河北月，忽忆东海云。”在这样一种笙歌无休的氛围中，宫廷乐师汪元量的任务就是要吟风弄月，为锦衣玉食的贵妇们佑觞佐舞，当豪华的乐音充胀耳鼓，麻木的已不仅是一群太后嫔妃们，还有汪元量本人，而这样的场景更是和“安史之乱”前的李唐王朝如出一辙：皇城之内，一派沉歌醉舞；皇城之外，早已鼙鼓动地，烽火连天。

打碎这个场景的时间发生在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史称“德祐之变”。就在这一年，一直垂帘听政的谢太后终于在纸醉金迷的乐阵之外，听到了蒙古大军叩响临安皇城的声音。慌乱之中，她赶紧叫停了歌舞，忙不迭地拿出传国玉玺，带着年幼的恭帝和一群大臣嫔妃们开城受降，自此，临安这座昔日的皇城上空再也不会飘荡悠扬的丝竹之声，取而代之的是城墙的坍塌之声，火焰的毕剥之声，百姓的哀呼之声。尽管南宋王朝在此后一路被元军穷追猛打，直到1278年才在崖山吐尽最后一丝王气，但“德祐之变”更像是这个没落王朝的终点，当偌大一座临安城插遍元军的旌旗，当三千多王公贵族们一起被押往燕京，南宋王朝其实已经不复存在。

和谢太后们一样，汪元量在“德祐之变”中也经历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分野，当他被裹挟进北上的队伍，他已经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当夜行的舟辑划过淮河，一位宫女悲伤地拨动琴弦，汪元量的心也随着哀惋的旋律翻滚，黑色的波浪击碎月光，凄凉的《水龙吟》便在这破碎的月光中一气呵成。

鼓鼙惊破霓裳，海棠亭北多风雨。 歌阑酒罢，玉啼金泣，此行良苦。 驼背模糊，马头匼匝，朝朝暮暮。 自都门燕别，龙艘锦缆，空载得、春归去。 目断东南半壁，怅长淮、已非吾土。 受降城下，草如霜白，凄凉酸楚。 粉阵红围，夜深人静，谁宾谁主。 对渔灯一点，羁愁一搦，谱琴中语。 ——汪元量《水龙吟 · 淮河舟中夜闻宫人琴声》

自此，在南宋王朝行将就木的时刻，一位高奏《流水》的琴师随风而逝，而一位用泣血的文字记录宋亡历史的诗人却悄然而生。就在北上的途中，一直都鼓琴而歌的汪元量找到了另一种生命的载体。当他的身份不再是一个供人享乐的伶人，而是变成一个带罪远徙的囚徒，他心中的悲愤再也无法隐藏，“望断援兵无信息，声声骂杀贾平章”，对贾似道等奸佞的荒淫误国，他义愤填膺，口诛笔伐；“侍臣已写归降表，臣妾签名谢道清”，对谢太后可耻的投降行径，他更是直呼其名，毫不避讳。对这些投降派们，汪元量用声声的泣血给予猛烈的鞭笞，而对于抗元的志士，他则勉之以充满激情的诗篇。在敌国的土地上，他遇到了矢志抗元的英雄文天祥，这位曾共事一朝的同僚，尽管此前和他并没有多少交情，但当汪元量前去狱中探视，和文天祥共处一间囚室之中，两个天涯沦落人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文天祥知汪元量素以杜诗为圭臬，遂集杜甫诗句写成《胡笳十八拍》，并欣然为其作品作序，而汪元量则就着狱中昏暗的烛火，为文天祥写下了《妾薄命呈文山道人》，《生挽文丞相》等诗作，文天祥壮烈殉国后，汪元量长歌当哭，用九首《浮丘道人招魂歌》为这位忠肝义胆的志士送行。秋风烈烈，落木萧萧，在燕京的日子，让汪元量丢失了为秦歌楚舞助兴的瑶琴，却同时让他收获了文字的厚重和思想的深沉。

正因如此，在后世史家们的眼中，汪元量的诗歌才更具价值。北行路上的耳闻目睹，“北留”期间的屈辱愤懑，都被汪元量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下来，当《醉歌》《湖州歌》《越州歌》等百余首绝句承载下诗人的国破家亡之痛，当一件件真实的历史片断都化作凄凉的文字，汪元量已经在不经意间和杜甫的《三吏》《三别》一样，为后世的人们勾勒出了一段难得的“宋亡诗史”。李珏在《湖山类稿跋》中评其道：“纪其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备见于诗。……开元、天宝之事纪于草堂，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汪元量号）之诗，亦宋亡之诗史也。”针对汪诗一事一咏的特点，潘耒在《书汪水云集后》则认为汪元量所“咏宋幼主降元后事，皆得之目击，多史传所未载。”而另一位清代诗人肖壎更是对其推崇备至，说他“行吟便是江南史，他日真堪付董狐。”当汪元量将所见所闻用诗歌串成一部泣血的宋亡史，他已经完成了由琴师到诗人再到史家的人生嬗变。

汪元量伴随三宫（谢太皇太后，全太后，宋恭帝赵显）在燕京生活了十三年，至元二十五年（1288），十八岁的瀛国公赵显被遣往吐蕃学佛法，其母全太后出家为尼，汪元量遂上书元世祖乞南归。此后，这位经历人生起落的歌者便“数往来匡庐、彭蠡间，若飘风行云，世莫测其去留之迹，江右之人以为神仙，多画其像以祠之”（迺贤《读汪水云集》）。相信已被元世祖赐为黄冠道士的汪元量在云游四方的路上，笔墨纸砚是他必不可少的行囊，而那把亡国之琴应该早被他扔在了燕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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