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按摩的收入（在推拿之外谋生）

在 NHK 最新一档纪录片里，马寅青（下称“寅青”）穿一套全粉的棉卫衣，乌黑浓密的短发在眉毛和耳根这里形成两道阶梯式水平线。她的内眦深嵌又细长，盖在睫毛的浓荫下，有几分日本人偶的不识人间烟火气。偶尔抬眼，瞳孔因为布着白翳而闪着比“明眼人”更精纯的光。

日本人惊异地发现，中国的视障群体正在进军主播界，他们中的一些人正在成为声优艺术上的新秀。这部 7 分钟的短片，在上海拍了这个女孩整整两天。

寅青，26 岁，“上海寅青文化”的创始人，这是一家专事培训盲人主播的公司。她手下有十来个签约主播，散落在全国，从未见过面，其中几个转型困难，还没正式“接书”。

疫情之后，大量盲人小伙伴慕名而来，挤破门槛，但能否成功出道很难讲。她的压力很大，面对不断前来的好奇媒体，她说：“如果一年前我知道创业是这样的，我应该不会走这条路。”

隔三岔五，她就给在济南的卧龙残雪（下称“卧龙”）打电话，“卧龙，你说我怎么把粉丝做上去？”卧龙是在喜马拉雅上拥有 9 万粉丝量的主播，被盲人圈认作头部。

主播这个头衔听来不小，其任务就是录书，跟传统概念里的主持人不是一回事。但仅是录书，就接济了多少盲人在疫情后的生存问题，按照喜马拉雅的推广文案，已经有 8000 来个残疾主播在该平台上涌现，因为分布的散点化，身份的隐蔽性，无法统计多少是盲人。喜马拉雅称，他们是“在声音里寻找光的人”。

几天后，卧龙坐在他的工作室兼卧室里，双眼正对着前方，手指摩挲着腿上的键盘，气定神闲地对我说：“哎，寅青这个最大的问题是她是一个公司，她不像我，是一个人。”

在天桥区名泉春晓小区，午后的斜阳把飘窗边的卧龙罩在阴阳的剪影里，他 210 斤的身子在靠背椅上，一陷就是一整天。立杆型的麦克风在伸臂可触的距离内，头上带一个圆形的防风网，价值五千块的罗德牌声卡掩映在合了盖子的笔记本下。

在人和书桌之间，两三根电线自然地垂落，随着换声间的呼吸在空气里制造的波形，那电线也轻轻在他手指落键的瞬息微颤着。这是无与伦比的感官全开时刻。

2021 年，他在喜马拉雅平台上争取到了一部 360 万字的“爆款”，那是起点中文网月排第二的小说，《我师兄实在太稳健了》，拿到顶流作品是每个主播的梦想。好书，足以养活他大半年。他计划每天花两小时，日更五集，直至 9 月录完，这样，无论如何也能月入 7000 块。

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在键盘的“上下”键上轮替摆弄，在合上盖子的笔记本里，我看不见的所在，“争渡”软件导入了 TXT 文档。光标在上下行间腾挪，“争渡”的语速维持在 40 度，再高就不行了，无限度后，是一片噪音的海洋。

“争渡”是个 U 盘似的加密锁，他称为“狗”，这个“狗”在后端运行，一旦插上电脑，进入听屏模式，卧龙就感觉如同插上了翅膀。它不断进化，让盲人进军主播成为可能。

耳麦里的声音是机械而生硬的，像初始版的语音机器人，它必须走在语音输出的前头，或许是两到三句。在这精确到秒的时间差里，记忆、情感翻译、输出，快速到位，否则语流必定是滞涩的。这是技术关，记忆力不行，没法做主播。

卧龙用手指将一切调试在最舒适的区间，将嗓音调进月黑风高的状态，念出了一段开场白，“二月二，龙抬头，暮色里，小镇名叫泥瓶巷的僻静地方，有位孤苦伶仃的清瘦少年，此时他正按照习俗，一手持蜡烛，一手持桃枝，照耀房梁、墙壁、木窗等处”。

座椅边，床是推拿床，是他睡的。客厅里还有两张推拿床，放着个病房式的隔断屏风，倒映一片森森细细的幽蓝，半天、一天、三天，不见一个顾客按响门铃。他的妻子陈秀秀是低视力患者，她管收银台，她头上的墙壁上是一块巨大的亚克力照片板，照片是卧龙和郭德纲的合影。

照片里，卧龙中山装配墨镜，他的哥们曾指着那张照片说，“哥，老郭比你瘦多了”。卧龙很得意，听出了郭德纲站他边上像他小弟的那个意思，他有种变大佬的幻觉。三年前，单田芳去世，卧龙哭了一场，对他来说青春结束了。之后，郭德纲是他的人生楷模，“我的说话方式、逗哏和语流方式跟他是雷同的”，而单田芳那种砂皮上挫出来似的哑嗓他学不了，那得练坏嗓子。

有声主播，让中国盲圈的职业鄙视链又多加了一个环扣。从算命，到推拿，到钢琴调律，似乎做调律的盲人可以傲视其他。但自从进入有声领域，他们得以在网上“出圈”，卧龙说，“这应该是巅峰了吧”。没人鄙视主播，那是艺术。

他像大多数干不了音乐的盲人，把青春献给了推拿。但现在，这段岁月如梭地向后退，卧龙只是感叹，他一个人浓缩了绝大多数盲人的必经之路。

如果不是录书，命中注定还是做推拿，就如目前巴巴地候在主播门槛上的盲友们，他估计 90%在做推拿。但疫情之后推拿店关倒一大片，这些人是真着急，巴望着新的生路。

作为世纪之交从青岛盲校中专毕业出来的推拿师，他目睹了盲人推拿戏剧性推演的整个过程，现在他推心置腹地说，“不是我们爱推拿，是实在没的选”。对盲人来说，下到各地盲校或中专，上到长春大学、北京联合大学，不外乎被扔进两个圈：推拿技师和调音师。盲人太难了，无论男女，爱做推拿的都是少数，而调琴需要有艺术根基，调出名堂来的寥寥无几。

“我混成郭德纲那样的头部是被逼的，但凡能在医院里做一个赚六七千块的推拿大夫，我也不会卖命做这个。”他说。

体制内外，能要半盲的就不会要全盲的，只有那街头巷尾，忽啦啦一阵关，春风吹又生的盲人保健，才是他们的归宿——无论你来自中专，还是长春大学。

卧龙研究过盲人推拿的历史，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南方深圳，鉴于邓小平画的那个圈，五方杂处，盲推兴起了。1995 年，“一个月保底就有 600 块，哪怕一个钟都没干。好的月入过万，其中七千块是小费”。

香港来的客人，大方要求只做半个小时，下半个小时换个师傅，各给 50 块小费。盲推在南方成了一片红海，在卧龙嘴里只能“门东到门西，吹拉弹唱的废物”，首次借着时代的春风得到了认同。但好景不长，这个蓬勃野生的市场很快开始砸自己的饭碗，那就是盲人衣锦还乡，开始给自己的七姑八姨做起了培训，“哐哐哐那帮人都会了”。

他写了一篇论文，发表在盲人论坛上，《数据分析盲人市场现状》。他提出，2000 年，上海一个推拿的价格在 50 块，到了 2010 年，价格还是在 50-80 块，“现如今，上海多数推拿连锁店价格128块，团个券还是 100 块不到”。与 1995 年对照，2010 年，深圳的价格已经跌落到三四十块，推拿师工资变成两三千块，小费更是凤毛麟角。

这些卧龙都是亲身经历过的，自从 2002 年从青岛南下，他走过十来个城市，福州、泉州、厦门、杭州、昆山、宜兴……都是做了不爽了，换个城市讨生活。哪儿缺人了，圈里同学、盲友一唤，连铺盖都不用卷就能转如飞蓬地走人。推拿的江湖上南北派别林立，卧龙吃尽了性格耿直的苦头。

第一站，福州连江县，还是初出茅庐。到了那儿，先是在老板身上试试手法，过了五分钟，老板说，“你这不对，上不了钟啊”。原来，北方学院里学的那套理论，跟南方保健按摩，完全两码事。

卧龙如梦初醒，除了基本手法，重新学。按规矩，新顾客不会给他，老顾客可以给他试，老顾客总是说，“你这哪儿学的，那么疼”。北方讲“不疼不治病”，非要嗷嗷叫才算好，南方讲舒坦，“均匀渗透，持久有力”，但轻了不舒服，疼了遭投诉。

学校里，互相在同学身上试，也没有时间概念，一个个穴位地过，根本不知一个小时怎么分配。甚至那会儿北方的推拿还是按次算，一次 15 分钟上下，长短看心情，但南方已经规范化了。他有个同学在福建石狮，给老板治腰，20 分钟就停了，老板问怎么就算好了，他说，“我们老师教的，腰部就 15 分钟”。

因为经常闹笑话，卧龙在连江待得不舒坦，随即去了大城市厦门，开始干连锁。连锁大店在那个时候频频冒出，但大店有大店的规矩，人多、事儿多，不自在。那会，还结出各种帮派，有了帮派就欺负新人，为了抢点钟，轻则口角两句，重则大打出手。

一个暗抢，一个明抢，卧龙都碰到过。比如，顾客上来点他的钟，他正在忙，落到老师傅手里。“我说他这个属于腰肌劳损，他说不对，你这是缺钙，反正只要跟我说得不一样就行。”那顾客就会被带走，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卧龙知道了，总要理论一番。

还有一种更可气。一个屋子里连排床，遇上了跟店里的头牌一起打钟，按说你新来的就像替补，刚从凳子上爬起来的，要处处内敛。但头牌很豪横，你在跟顾客解释他这是颈椎小关节紊乱，那头牌居然插话：“那就不一定了，万一是肩膀的问题呢，来来来，我摸摸。”他真过来了，插入了你跟顾客之间，评断道：“不是小关节紊乱，是脊柱侧弯。”转身对你讲：“你得学习学习啊，刚干几年呢？……”

这是无法忍受的，先是口角几句，那人叫了三个闽南人，说了一通地方方言，有人提醒他，那几人没说什么好话。他回到宿舍，趁三人都在，打了起来，卧龙毕竟是北方体魄，把其中一人按在下铺上，顶在上铺和墙壁构成的死角里打。

盲人打架，前提是不要给对方逮住就好，一旦逮住，往死里打，“有句话叫瞎狠，往死里造”，反正看不见，下手没有悠着点的。逃出去的人报了警，说要杀人了，结果是卧龙被这家店开除，动手的人是绝对不能再留的。

离开了厦门，对厦门还是有万般不舍的，那时候他知道了资本的力量正在慢慢渗入这个江湖，“明眼人”的资金实力瞄上了这块蛋糕，盲人圈已不那么纯粹了。厦门有个金榜大厦，一个葡萄牙籍的澳门人黄明灯在里边开了一家，跟当地残联关系紧密。那时，像感智、艺林等还没有降生襁褓，他老家济南的“民族品牌”华夏良子就已经开到了南方，像推油、针灸这种按摩以外的项目正在蚕食他们的菜。

他学过推油，但后来觉得，全盲做这个不现实，那些姑娘一丝不挂地躺着，一旦做到正面，虽然看不见，但总得帮人把毛巾包上。“但盲人得摸着包啊，不像明眼人，一搭一推就裹上了。”这几乎是个悖论，虽然也有顾客不在乎，但绝大多数盲人只能做推拿。几年后，足疗又加入保健大家庭了，卧龙已经在昆山做起了老板，有人打电话来问有足疗吗，这个可以，但再问有扦脚吗，“开什么玩笑，你脚趾头不想要啦？”

他真正感受到“威胁”的，是来到长三角以后，花里胡哨的保健项目遍地开花，动辄价格上百。明眼人的店，环境好，技师长得好，盲人毕竟缺少眼神的沟通，有些顾客是认颜值的。长三角三四线小城，推拿的提成一直维系在 15 块钱，一个月做 200 个钟算很卖力了，但根本存不了钱。他有个很不好的毛病，不吃炸烤以外的肉，白菜炒肉、肉丸子、红烧肉一概不吃，所以经常在大锅饭时自己点外卖。

“不是我存不下钱，是我挣得太少。”他的技术只是混得过去，在中游，他不想为了每个月多两百块奖励去争头牌，存得下钱的得多吃苦耐劳。“2008、2009 年在南京，撑死了三千块。现在大概涨到了七千，一个钟提 30 块，一天做六个小时，但一天都不能休息，不能谈女朋友，不能胡吃闷睡。”

当明眼人的保健店慢慢渗透、瓜分着南方霓虹初上的夜晚，卧龙所在的纯盲人开的店势必越来越小，以及边缘化。在昆山、宜兴这样的县级市，很多索性就猫在沿街铺面的阴面，那种里街的旮旯里，屋檐下，市口并不好，生意半死不活。

他爱呆在舒坦的地方，但长三角地皮值钱，没有宿舍，几乎就睡在推拿床上，早上起来把铺盖一卷塞到床下储物架上。他承认自己毛病多，比如来了上海漕宝路上一家店里试做，因为房间敞向厕所，他受不了那味，不留了。

他不是吃苦耐劳型的，因为真不爱推拿。累了一天后，他喜欢叫上三五朋友去澡堂里泡一泡，或者去 KTV 唱一次。当然，必须得有个半盲的或者明眼人，可以帮忙在操作台上点点歌。这种日子一直到 2009 年自己当老板，才意识到现实更残酷。

不是想开店，是不得不开店，这里牵扯到一个问题：婚恋。你不能永远朝九晚五，跟你的对象一到了晚上就各自躺上男女隔间里的推拿床。他们必须要有时间在一起，这种时间只有开店做了老板，才能腾出来。卧龙无奈地意识到，这是所有推拿盲人的必遇之难、必经之路。“

2000 年，厦门金榜一时为人津津乐道，它开始提供夫妻房，两口子凭结婚证入住。你知道怎么着？一个房间里若干上下铺，一对夫妻一个上下铺，用布帘子隔开。在当时这么一个脑残的举动被盲人视为义举，还不好申请。”因为，再怎么样，都比分居好。

然而，推拿优则开店，开店优则开连锁店，真是这样吗？绝对不是。

他从岳父那儿借了七万，在昆山开了店，做了三年，等把店盘掉、客户卡里的钱退掉，发现一分也没赚。开店好的不一定推拿好，推拿好的不一定开得好店，他的痛点在于不会经营。

一是不会忽悠，比如他从来不会对客人承诺，比如脊柱侧弯的可以做复位矫正，10 次不够再做 10 次，可以无止境忽悠下去。第二，他不懂销售，不会算账，自己管了三年账本，结果到底亏了多少都懒得算出来。他曾经以为只要把活给店里的三四个技师做就行，让他们做饱，自己就别掺和了，结果证明这个仁慈的想法适得其反，老板不做，就失去竞争的氛围。

回到济南后，他再也不雇人了，就跟陈秀秀租在商品住宅区里开个夫妻老婆店，做回头客。疫情之前生意还不错，但从 2019 年开始，他的人生就像迎来了一条驳船，在 YY 上的一个盲人公益活动上，他认识了墨苒，这位较早进入有声圈的头牌视障女主播，已经在多个有声频道上献声了。

“多元化就业就是给那种不爱干这个（推拿）的人有别的机会，因为不爱就是不爱。”他一直这样强调。他爱花海量时间引经据典，发布博客文章，研究盲道被占用的问题，或者琢磨郭德纲，模仿牛大宝，但对推拿就是没这个热爱。

陈秀秀在琢磨，自己要不要在外面再找一份推拿工作，光在家里耗着没生意，总觉得慌。她丈夫嘴刁，钱都花在外卖炸鸡、汉堡上，一顿就四五十块。但卧龙现在很是舒坦，做了喜马拉雅的签约主播后，一个月加上提成，收入近万，那是做推拿时不可想象的。

“你就别费劲了，就指望我像牛大宝那样的月入五六万吧。”老婆把番茄炒蛋、胡萝卜炒虾仁舀进他的饭碗，他一边扒拉着一边得意地扬眉。

“五万？我觉得就像在猴子前面吊一根香蕉一样。”秀秀笑了笑，轻声回一句。

要月入五万，靠的是时间和实力，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磨砺技巧，“等着平台来爱”。他觉得自己够幸运，因为从小看不见，不存在半途而盲的痛苦。他甚至因盲而超级自信，那使他的语言富有磁场，把听者感染住，还说着说着自己都信了。“我的优越感太强了，从小我以为人是生来看不见的，看得见的人是有毛病，直到上了盲校，才知道我们有毛病。”

“新人，你发个声音呀，我都不知道你在哪儿。”寅青侧过脖子，对着她熟悉的空气说道。上海长宁区的犄角旮旯里，靠近虹桥机场的一处灰扑扑的创业园区，她的公司在里面拥有一间办公室，里面除了六张桌子，是一派白惨惨、空空如也的背景。

小 A 坐在角落里沉默了好几天，他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从齐齐哈尔慕名而来。大学的最后一年，视网膜色素变性这种不治之症让他逐步失去视力。他慢慢拖动椅子，腼腆地笑道：“我只能看到你在哪个方向。”

太阳落山，街灯亮起，是他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黑暗如同潮水，这时，他便不敢独自走出办公室的门，七尺东北汉子变得瑟缩颤巍。对这个半路变盲的新人，寅青让他迅速学会听屏软件。小 A 满口答应会迅速适应，对她像对救命稻草般恭敬。

“这个小伙伴幸运在他遇到了我，但 2018 年的时候，没人看得到我。”她一开口，周围不管是视障的还是明眼小伙伴都会哧哧笑，寅青会更来劲，“我是我们公司的吉祥物”。

她像个小主一样，站着发号施令，她的“明眼人”助理王江则戴着耳机，不断跟网上的主播切磋音效。只要小伙伴的试音扔过来，她就知道应该给他配哪本书。“视障者的听觉会特别灵敏”，她说。

马寅青的团队有视障，也有“明眼人”，

后者也要协助前者的生活。

2016 年，她从上海中医药大学的中医推拿系毕业，已经在一家医院推拿科实习了一年。她不瘦，婴儿肥的可爱，手掌却绵软，“就连带教老师都跟我说，你有条件的话就不要做推拿……这个需要手很大你知道吗，我一个手掌都抓不住……”她这样跟我解释，语气羞涩，充满嗔怨。

我的眼睛落在她搁在办公桌上的双手，肉嘟嘟的手指，齐若柔荑，“他们都说我的手适合弹钢琴”。她补充说。她大学里就在一个叫萤火虫的平台上读过大量情感、亲子教育读物和广播剧，对网络电台有情结。

但就连带教老师都觉得“我不适合做这个”，她认为她可以拿来跟家里谈判了。紧张的母亲迅速找到专业课老师，老师是这么回答的，“做电台只能算是一种兴趣，不大可能成为职业”。她母亲说她很不现实。

但彼时她已经在各个制作公司的 QQ 群里接点零活，如审核、后台运营、加加音效等，没人知道她是盲人。直到有一天，一家掌阅投资的初创公司招运营，她报名了。在电话里，她坦白了自己是视障，但对方说她的履历丰富，可以来试试。

两轮面试，聊得挺好的，对方甚至问到她毕业手续什么时候能走完，是否需要协助。马寅青对人生第一份工作充满期待，却最终等来人家的答复，“说是 CEO 不答应，他对视障不了解，怕交流起来有障碍”。

这下，她受到了莫大的刺激，大哭了一场。之后，她一时意气，立志自己做一个公司，让不爱做推拿的小伙伴，“可以有另一种选择”。

今天的寅青，作为一个 26 岁的创业者，经常给卧龙打电话，喜马拉雅上“逐光之声”和“上海寅青文化”这两个账号，粉丝做不上去。这个圈子，所谓友谊都靠网络上辨识声音，不然走在路上擦肩而过谁都不会认出谁的气息。

卧龙耐心地分析道：“你这个问题在于公司化运营，你得有个人特色。”另外，她不能老是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安娜·卡列尼那》这样的名著。“我一开始做了整部济南文学地图，数据惨不忍睹。”

纯文学的，谁要听？寅青还是有萤火虫时期的那些情结，但那些老掉牙的，早就留在了白衣飘飘的年代。创业，最忌那些天真烂漫的怀旧。她现在是一个拥有签约主播的经纪人，从喜马拉雅这样的“甲方爸爸”那儿拿资源，再把作品跟平台分成。目前国内，做视障者有声培训的公司并不多，上海寅青文化算是一个，在激烈竞逐爆款网文、但僧多粥少的现实中，她只能广撒网去结识甲方爸爸。

“那些平台又不会管你是不是视障。”她说。根据卧龙的估计，女主播的竞争比男主播更激烈，本来女频的书就要比男频的少，而在盲人圈，那些“从小被捧成小公主”的女孩，会更不认命。

创始人的日常，不是在接待媒体，就是挽着王江的胳膊去见甲方爸爸。“一个个打电话去问，业务总是谈出来“，上海人民出版社、少儿出版社，问版权部要版权，这种资源是要慢慢开拓的。她有儿童读物情结，她自认，“我的声音比较偏暖系”，时下亟需的霸总、萝莉、泼妇、御姐款，她驾驭不了，因为音色变化没那么宽，这似乎已是阻碍她个人人气的软肋。

但那些爆款，不见得有营养，总有那些监管盲区下的小 APP 平台，扔来一些三四百万字的“种马文”、“升级流”，时不时跳出让她恶心的桥段，她就很纠结。平台小编总是说，“没关系的，你录吧”。

“之前一个做了一半要崩溃了，不是因为它平台不够大，再怎么样它比我大，原因是它没审美。我怕做下去我会不会被关起来，最后政府把我骂一顿。”之前那个被她中止的合作，让她喘了口气。

不是她刻意要跟政府套近乎，而是各个公家单位都树她为典型，就连现在待的这个办公室，免了两年租金，都是人社局牵来的关系。

马神鹰，英文名 Linda，一个 90 年出生的 5 岁孩子的母亲，每周来办公室一次。她在盲圈中颇有名气，是苏州一个视障三胞胎家庭中的老大，她母亲曾对当地媒体说：“老大是家里最不和谐的一个。”

她高鼻深目，眼眶深陷，如同打了高光暗影，有用不完的能量，太爱折腾，这次看上了主播这份兼职，太想得到它了。每周两天，她在瑞士芬美意食品公司做香精品鉴员，这是一份对全盲者友好的工作，需调动起视力以外的其他感官。但每次为食品打分，也是在被检测，识别率、稳定度、重复性上，每个人都有分值，整个团队不商量的情况下，偏差超过一分就不行，“否则被移出群，直接走人吧”。

马神鹰是寅青比较头疼的一个待签约主播。

她吃过价值 50 块钱的方便面，也在一天内吃过 12 种柚子和柑橘、喝过 20 种咖啡，“吃到怀疑人生”，从此“对晚饭绝对放弃”。她能喝出一种可乐里的代糖，“我们说一种空洞的甜”；喝出咖啡是不是用菊苣来代替，“那是一种像咖啡的酸，很多便利店用”；也尝得出柠檬茶里柠檬和青柠的配比。

马神鹰一出现，办公室气氛就像炸了锅，寅青的话痨更是被激发，“早知道有这个工作我就不开公司了，我宁愿吃那个去”。两个人各自对着前方的空气，互相捧逗。

神鹰亢奋了起来，拔尖嗓门，“我觉得一点都不好，那我们换吧”。每次要用苏打饼干把味觉清零，那种被化学香精试剂洗麻了的感觉让她作呕。寅青听到这里，只能说：“那倒是，就像我听了 100 个声音之后再也听不出来了。”

王江曾经说，这两个话匣子碰到一块，那就意味着整天不用干活了。寅青还是会拿出老板的样子训斥她，她来得太少，练得不行，一直不敢跟她签约。“我就担心你没常性，你这人跟我很像，外面一有好玩的东西心就飞走了。”

神鹰只能傻笑，给她承诺会在春节前改善自己的问题。她从来没有做过一份超过两年的职业，但她屡次做出超乎常人的决定，比如，她差点在大学毕业那年改写自己的人生。

作为北京联合大学音乐表演专业的高材生，她不认为自己有艺术天赋，音乐可以陶冶情操，但不能当作谋生。因为调琴根本不是想象中那么优雅高级，它是杠杆物理学，还带点木匠的体力活——推拿就更不用提了。

在大学里，母亲会打电话来盯梢她，“用忠孝节义，24 孝来教育我，她说家里不能再多一个做推拿了”。她的妹妹已经在推拿了，她是女孩中少有的爱推拿的，她母亲说，既然这样，姐姐就一定要学音乐。母亲哭，她也哭。

毕业的时候，神鹰得知，美国有一家 30 年历史的钢琴老厂，需要盲人调音师，国籍不限。在美国，调音师有司机和助理，是个相当体面的工作，的确，“你说盲人一个人跑去客户家，又不把别人家的东西碰了怎么现实？”

“我是枕着《老友记》睡觉的，再听不懂耳感都有了，英语我根本不在乎啊。”如果说她有什么真正的爱好，英语就是。初中时学新概念，让母亲口述了整套课本，她一个字母一个字母抄成盲文，一篇课文都不落地背下来。“初中毕业的时候四六级词汇妥妥的，高中就开始吃老本啦。”

神鹰毫不犹豫地给美国写邮件，得到了回信。“它说亲爱的 Linda，很抱歉，你的工作年数没有达到我们的要求，如果你发现有适合的人选欢迎推荐。”她马上推荐，但一个都没有出去，“因为他们的英语太烂了”。

她想出国是因为一股冲动，想去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大洋彼岸是个出口。从小，姐弟三个是被围观长大的，她觉得他们像怪物被旁人指指点点，“一、二、三要数清楚”的那种感觉。出国不成，她都没再跟音乐打过交道。

在读大学之前，神鹰和弟妹三个在中国残联艺术团里待过两年，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这算是一个有月薪的正式工作，得来相当不易，要在省级残联艺术汇演上拿过奖。她弹阮，还被安排弹吉他，一个月里必须攻克多少吉他曲，在监督的眼皮子底下每天练满 9 小时。

出国是不稀奇的，但对她来说没意义。大洋洲连带东南亚跑一圈，演完即撤，一天换一城市，曾经 40 个小时没有睡觉，飞机的螺旋桨声还在脑中轰鸣，又要投入民乐的齐奏。她曾经持续六个小时持一把阮，胳膊“不带动的”，只能手指动。监督老师耳朵还特别好，一指抡下去哪根弦响了没响都知道。

那时候，她的脾气特别差。有一次抱着阮，监督指摘她抱得斜度太大，她看不见，但也不想纠正，阮越大斜度就是越大的。监督硬是要把她扳回来，她怒吼道：“你又不是专业老师凭什么听你的。”这一吼，楼上的灯光师都听到了。

真正导致他们三个退出艺术团的是她弟弟犯了个错误。有一次去国外演出，拉二胡的他居然忘记了带琴，这是不可饶恕的，“这就像文学家不带笔”，连她都骂他活该。随后，弟弟顺理成章地卷铺盖走人。神鹰和妹妹也待不下去了。

她知道，“当初进团另外一个效应就是三胞胎，是人家拿我们当点睛之笔，一旦这个被破坏掉了……”她觉得她这样的全盲在乐队更是种象征，实则除了演出什么都不会干，搬道具也帮不上忙。但话说回来，又有多少人知道她多少个小时不能睡觉？要面子的家长会说吗？

从来没有一个职业，像播音一样，让她想干成——它有弹性，特别适合她如今母亲这个身份。五月开始，她报了杭州一家盲人社企开的有声培训班，“我哐哐哐一周通三宵，彻夜练声音，不是因为难，而是夜深人静好办事”。她是认准了就 all-in 的人，母亲说她当时的脸色特别可怕。

要营造一个私人录音棚并没想象中复杂，她用被子蒙着头和麦克风，手和键盘露在外头，一遍一遍地录作业，想透气就抖一下。她发现被子还有防混声的效果，只是久了颈椎受压，但拿物件把被子支棱起来就好，像一个毡房。这种方式，寅青只能对她摇摇头。

如果播音对卧龙来说是信手拈来的东西，那么对神鹰来说就相当不对味了。她永远把握不准那个情感的色彩，“就是差那么点神采”，没有办法摆脱刻意读它的影子。

哪怕是面对自己，还是一开麦克风就紧张，读什么都跟过山车似的跌宕。比如有一个典型的作业：“一艘货轮在烟波浩渺的大西洋上行驶，一个在船尾搞勤杂的黑人小孩不慎掉进了波涛滚滚的汪洋大海，孩子大喊救命，无奈，风大浪急……”

神鹰在演播室里读这段作业，像滚雷似地越读越快，语气奔突，自己都控制不下来。老师墨苒笑了，说：“你是怎么想的，跟复仇女神似的。”她也觉得莫名其妙，归咎于自己实在缺少艺术天分。

后来，好不容易练到可以录个机器人，或者是儿童。儿童声音靠前、绵密、奶声奶气，她音色是可以，有那个意思，但还不够数。什么算到位？那是一个道不明白的瞬间，但她知道，她刻画来去，“就是缺那么点灵气”。有时候她觉得这个行当也玄乎，不像学英语，刻苦背就出来了。

两个月的培训结束后，那个社企会扔上来一波波书单，让学员们试书，被平台听审选中的叫作“中书”。这里有个潜规则，如果试音交上去，没有回音，便说明中书不成功。能中书的实在太少了，在平台上，他们如泥牛入海。

神鹰试了最后一单，一共五本书的小样，还是杳无音信，她放弃了。但失望没有斩断她的念头，她再次交了七八百块钱，到寅青这儿来接受新一轮培训。寅青跟她说：“你来我这可以，但你要把之前学的都抛弃，重新来过。”寅青更爱新人，像一张白纸一样地涂抹他们，他们中书了，会跟自己更紧密。

她把两边的课都听了，一个从零开始，一个用来改善。“一路摔摔打打过来，还是有意义的”，虽然自己是属于夸张型的演播风格，但反过来想，夸张、欢脱总比做不出来要好，起码可以慢慢往回收。她是有角色感的，只是离想要的自然感还有距离。

神鹰没什么积蓄，但在这条路上，她试出了瘾，钱不断地往下扔，“什么都投进去了”，她说。四五千的 babyface 牌声卡，还为了带动声卡的散热，组装了一个 8500 块的主机，只在话筒上将就了一下，是一个推拿朋友送的“破小奶瓶”，录全民K歌用的。

寅青限她在春节之前要达到试音的标准，不然随时准备“抛弃”她，这是给她施压。神鹰也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她似乎在一个死胡同里打转，没有人监督和陪同，容易走火入魔。或者说，培训一直是网上的，从一开始就隔着膜。

卧龙在椅子上一坐就是一天，分不清是北方的暖气干燥熏人，还是光线的作用，他经常感觉热。他只知道阳光是好的，它冬天是暖和的，夏天是灼热的，映在眼幕上是一片亮，这他知道。但房间要朝南还是朝北，“不知道，我对这没有执念”。

“有人问我你眼前是不是一片漆黑啊？我说从来没见过，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没见过白，哪儿来的黑。那白你怎么形容？”他问我。

“你想象你眼前的阳光的颜色，等到它透明了就是白。”

“可我没有透明的概念，你上过外星吗？你没有上过呀。”没有形容词可以去形容颜色，这对他来说太难了。但是，“这不重要”，在没有图像的世界里，他凭借本能营造声音的色彩，那是一个独立于现实的，没有时间感的语流世界。

现在，北京市朝阳区残联，和做听屏软件的保益科技公司，联合邀请他做了“第一届视障主播网络培训”，开在 YY 直播上。各方都看清了盲人进军主播界的狂潮，残联为了增加就业，自然是愿意花钱请他。保益的老板曹军，是卧龙在昆山做推拿时的老板，他如今是科技大咖，也瞄准了录书的风口，马不停蹄地让手下四个程序员，迭代着听屏软件。

盲圈太小了，谁一有风吹草动，出人头地了，名声就如涟漪般出去。有盲友私下提醒卧龙，他搞培训，还免费，“是要抢了杭州和上海那边搞培训的同行的饭碗了”。

直播室里多时涌进百来人，卧龙把群聊功能一关，发挥了起来。耳麦里的听屏软件声刺剌剌地溜过，如同收音机调频里的赫兹，也如剪刀划过丝帛。

老天爷到底赏不赏这口饭吃，其实卧龙听得出来。他也要批改作业，一百来个学员，听第一句就知道行不行，基本上开了即关掉。最后挑出六七个人，他认为有“中书”希望的，放在课上大家讨论。

盲人的世界里，有声书是光，相声是盐，对他来说，听了就能开口，没难度。他以前在青岛盲校，一个同学买了侯宝林的相声磁带，每天抱着根柱子一边转圈一边听，最后一字不差地背下来。很多人听了大半生收音机，却没有模仿的天赋。

有声里有核心的秘钥：氛围，这不能说是与生俱来，却是伴随卧龙成长的本能。氛围，解释起来抽象，包含了轻重、停连、节奏和声音的磁场。相对具体一点的是角色扮演，一部单播剧一人分饰几角，声音的延展度就是限制你发展的天花板。

努力决定下限，天赋决定上限，很多盲友不明白。这延展度里有一个性格的因素，“你骂过大街吗？”他问我，一个温柔的城里长大的人，怎么能跳进跳出角色？一个济南的推拿小师妹请教他，要不要去报杭州那个社企的培训班，卧龙很直接地回拒她：“你这声线和性格，就算了。”

他经常跟盲友开玩笑说，你得琢磨琢磨你是不是那个，再往那儿交钱。有的姑娘性格内敛封闭，还清高，就爱四大名著，“可你多大牌？多少甲方会让你读《红楼梦》？”说白了，太多才冒出头的小平台，抛出的读物“不是在床上就是在上床”。

最难的是声音之神韵，这个要积累。用他的话来说，“要用语言的形象来塑造每一个角色”，但是这里有神似和形似的区别，“神似是一听就知道是他，但又不完全是他；形似是外形上不一定完全像，但又确实是他”。

这一段他把自己都说绕了，说白了你要去“收集声音”，要把武器库的装备齐全了。就好比技多不压身，“别人出门带两把大勺子，你出门刀枪叉戟都带着”，这样处理起来就简单了。

你可以模仿他，但不能成为复读机。他也是模仿着喜马拉雅上的前十主播牛大宝“长大”的，见了面才知道人家小他七岁。在看似无脑，却处处用心的平民主播界，山寨的很难干倒原版的，每个人必须建立自己的风格。

他始终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盲人在设备上大加投入，在他看来这完全没有必要，喜马拉雅要的是结果，但盲友却纠结在技术手段，大多在声卡上一投就上万的，结果还是没“中书”。不过，也有人强调，“我们盲人没别的嗜好，又不能买车，钱花在有声上又怎么样？”这也对。

但牛大宝的一个声卡仅两千块，人家还是飞入寻常百姓家了。作为通勤路上听的有声，卧龙觉得只要声音不拉杂就行了。

实际上，他觉得培训这股风吹到现在一两年，“有那么点割韭菜的意思了”。就像一阵脑热，他估计今年就会冷却，因为很多涌入的盲人已经觉察到自己不是那块料，它没有那么简单。归根到底，多数人还是要回归推拿的。

有声，让人看到了推拿之外的希望之光，但有声之后或许还有别的呢？圈子里有很多昙花一现的产物，是时代和宣传造就的，“这个圈子需要标兵，这几年特别火，但过几年干嘛去了你知道吗？”说到这里，他是悲观的。

他最耿耿于怀的一件事是，某年全国各级残联在推一个“盲人医疗按摩资格证”，去所在地残联参加一个培训，拿了证便有资格在公立医院里推拿。他拿到了，但要不要全盲，是医院说了算。有次，济南市按摩医院招聘，他电话过去问全盲是否可以，对方回答道，你可以试试，“不过你放心，招过来的总归是半盲”。这事已被他说成段子，在盲圈中传播。

年底的一天，NHK 来喜马拉雅公司拍摄的时候，寅青坐在录音棚里，摆拍地录了一段又一段亲子教育读物。她不知道，透着隔音玻璃，有十来个人屏息围观着她。在休息的间隙，她不停细声呼唤着王江，“太累了”“太热了”“王江江，快给我一口水喝”……随后众声回应。

而上海市残联则把残疾人在喜马平台上录书视作一件功德无量的事。那天，残联基金会的领导也在会议室里等候着她的出现，寅青在被安排出现在会议室后，现场传来此起彼伏的赞美。上海残联正式邀请她携几个小伙伴，在一档新春直播大戏上为一部名著现场配音，“届时全上海都会看着你”。

在长条会议桌的上位，她脸上挂着欲言又止的笑意，撇下头怯声问，“王江江，你在哪里，快过来记笔记”。全场一阵哄笑。但笑声渐息后，她把话题带向了严肃的一边。

“其实我是找过残联的，一直想跟残联合作，但没找到适合的……可能我们的培训规模太小，但我是希望合作的……”

直等到散了之后，走在路上，寅青向王江嘀咕着心底那个芥蒂。她对残联是有意见的，创业之初，电话过去，只想问问有没有什么资源可给，对方说“这个我们研究研究”，就再无音信。

她气呼呼地对王江说，“我们还是得靠我们自己”，便像个孩子似地被王江抓着手腕，一蹦一蹦，一高一低地没入地铁口的楼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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