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选去世时间（为正义奔波数年的王选）

1995年8月3日的一天，浙江义乌一位优秀的女子王选面临着人生重大的选择。

这个王选，并不是发明了激光照排的那位科学家王选，而是另一位巾帼女英雄。本来，她已经获得了留学美国的机会，即将踏上前往大洋彼岸的飞机，出发前，偶然看到侵华日军细菌战的报道后，这位中年妇女犹豫了一下，这一犹豫，就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

1927年6月，获得微生物学博士学位的石井四郎被分配到京都卫戍病院，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读到了原田撰写的有关细菌战的报告书，这位本该成为白衣天使的恶魔对此产生了深厚兴趣。

此时，日本军国主义露出了凶狠的獠牙，正在进行大肆地扩张。石井四郎频繁往返于京都和东京之间，向军方各参谋部游说细菌战的重要性。

早在1925年日内瓦召开的裁军大会上上，国际联盟就已经将细菌战明确列为非法手段，禁止使用，但在石井四郎的游说下，日本军方对细菌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收集细菌战的信息，日本军方将石井四郎派往欧洲，学习生化武器的研制工作。

力促石井四郎前往欧洲学习细菌战的人，正是被称为日本陆军省第一干将的永田铁山大佐。

1930年，学成归来的石井四郎加紧向日本军方展开游说，强调建立生化部队的重要性。他的建议得到了日本政府的上下一致支持，尤其是得到了号称“日本化学战之父”的小泉亲彦的支持。很快，石井四郎升任就在东京若松町的陆军军医学校内建立了所谓的“防疫研究室”，这就是石井四郎“食人魔窟”起始的雏形。

即便是在日本经济陷入大恐慌的1932年，石井四郎研究细菌战的项目也获得了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研究经费连年增加，这显示了全日本上下对于生化武器的狂热。

很快，石井四郎就开始不满足现状了。从事生化武器的研究，不仅危险，在日本也没有合适的实验对象和场所，这群人间恶魔将目光瞄向了中国东北，这里是日本的殖民地，有着大量的活体来源，他们将东北作为研究基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这里靠近苏联，具有参照性，一旦与苏联产生冲突，生化武器的作用会更大。

1932年，石井四郎带着几名助手，来到了中国东北。在地址选择上，石井四郎曾与关东军的石原莞尔爆发过激烈争执，石原莞尔主张设在牡丹江，石井四郎则主张设在人口密集的哈尔滨，最终，日本大本营采纳了石井四郎的建议，将东北最大城市哈尔滨作为日军细菌研究基地。

石井四郎的细菌研究所，又名石井部队、加茂部队和东乡部队，他们在距哈尔滨市70公里以外的五常县背荫河镇建立了实验场所，开始进行大规模人体细菌实验。

这是比奥维辛集中营还要残酷的地方，光听实验的名字，就让人毛骨悚然。这里进行的实验有：活体解剖、手榴弹试验、冻伤试验、火焰喷射器实验、鼠疫实验、无麻醉拔牙、人与马血互换、病菌对胎儿的影响、人畜杂交和人体四肢互换等。

石井部队将实验对象称为“马路大”，都是一群手无寸铁的中国人民，所有实验都基于活体进行，且不得打麻药。实验失败后，就直接扔进旁边的焚尸炉内焚烧。

即使世间真的存在恶魔，也会对日本人的毫无人性甘拜下风。

1939年5月，日军与苏联蒙古的军队爆发冲突，石井部队的研究成果被直接用于战场，日军将细菌投进河中，发射到苏联的阵地上，为此，石井部队作为卫生部队在日军军史上首次获得的战功奖状。

中日战争期间，更是少不了臭名昭著的石井部队，他们曾在浙江省宁波地区、湖南省常德地区、浙赣铁路沿线实施过细菌战，仅鲁西聊城、临清等18个县至少20万人死于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

日军侵华期间，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对中国人犯下了滔天罪行，为了配合日军的侵华行动，把中国人当成实验样品来研制化学武器，并在中国人身上使用。

据不完全统计，直接死于日军实验的中国人，就超过了3000，这还不包括死于生化武器的人数。731部队的罪行，真是骇人听闻，灭绝人性。电影《731》再现了这段惨绝人寰的历史。

到了抗日战争后期，当战争的形势变得透明，为了掩盖历史真相，731部队部长石井四郎下令摧毁用于生化武器研究的设备设施，顺手毒杀了400名正在接受各种变态实验的中国人。

美军认为731部队的研究成果非常具有价值，同时，他们也不希望这些研究成果落在对手手中，对731部队的罪行采取了包庇政策。

在美国人的纵容下，731部队的成员居然没有一位受到战争审判。战争结束后，这些游荡于人世间的恶魔穿上了白大褂，进入日本医疗组织工作，化身为白衣天使，真是对人间正义的亵渎。据报道，当年参与生化实验的731部队人员，凭借在此期间的各种实验，获得了博士学位。

就连石井四郎，也逃脱了制裁，直到1959年才死于喉癌，其它参与人员继续在日本国内化身学者和医生，救死扶伤。

然而，无论日本人如何掩盖，美国人如何帮忙洗脱，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诚一根据历史真相，发表了《恶魔的盛宴》一书，揭露731部队的罪行。尽管300万册图书在日本销售一空，但日本政府始终拒绝承认此事，并称731部队的恶行是中国人的污蔑。

1995年，王选了解到731部队的事件后，联想到一个事：她的父亲曾告诉她，她年仅13岁的小叔，正是在日本人发动的细菌战中失去性命的。提到弟弟临死前的惨状，王选的父亲总是老泪纵横，表情痛苦，不能言语。

国仇家恨，王选觉得自己应该做点什么，她放弃了留学美国计划，辞退了英语教师工作，走上了对日诉讼索赔之路。

就在同一年，王选带着两位日本学者，开始了艰难的取证之路，她们的足迹，遍布日军发动过细菌战的每个角落，从她的家乡义乌崇山村，再到江西、湖南等地，都留下了她的足迹。

取得关键证据后，王选走上了与日本政府打官司的道路。两年后，她带着一群遭受过细菌战伤害的老人，来到了日本，站在了日本的法庭上，向世界发出中国细菌战受害者的声音。

为了正义的声张，即使没有人支持，面对着铜墙铁壁，她都没有退缩，整整坚持了八年，前后经历40多场诉讼，无论多么劳累，都没有让她退缩。在日本打官司的时候，为了节省经费，她经常睡在办公室内；她的房子购买了五、六年，因为没有钱装修，一直空置着。

在日本人的法庭上，王选声嘶力竭的呐喊道：“我们打官司绝不是为了钱，而是为了明确战争责任，是为了国家的尊严，是为了对这种不可宽恕的罪恶做出清算，是为了表明我们是人！”

常年累月的奔波，让她看起来非常苍老，仍旧以“虽九死犹未悔”的心态，继续着没有胜算的诉讼道路。按照她的说法：如果不这么做，日本政府不谢罪，国家尊严、历史真相就得不到维护。”

她的事迹感动了无数人，尤其是那些遭受过细菌战作战依旧存活的中国人。2002年，王选当选为央视感动中国·2002十大年度人物”；南方人物将她评选为年度人物；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甚至这样评价她:“只要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就可以让日本沉没。”

王选知道，自己已经与日本政府打了十多年的官司，在法律上自己是赢不了了，但要在道义上取得胜利。对于现状，她感觉有些无奈，她希望更多人能参与进来，她希望能成立一个专业的调查机构，把历史永远保存下来，让真相大白于天下。

如今，距离那些罪恶已经过去了很多年，有的人认为，人类总是要向前发展的，人类需要从过去中走出来，才能走进新的时代。甚至有的人认为，那些罪恶都是过去受到军国主义毒害的日本人干出来的，与今天的日本人没有关系。

如果真是这样，谁能解释那些研制出生化武器并在中国人身上使用的日本人在战后获得的荣誉呢？如何解释他们死活不愿意承认前人犯下的滔天罪行呢？如何解释他们如此热衷于参拜靖国神社的风气呢？

如果中国社会多几位像王选这样的人，相信我们对历史的认知会更加深刻，急于为日本人开脱的人数，也会更加稀少。

文/司马观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