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寒论概略图（细说伤寒派和时方派的本草观差异）

案：本文为未成之草稿，或有不合实际之处，拜大家务必不要留手，重骂下来即可，这样我也才有一个反省订正的机会。谢谢大家。

楔子

在中医的学习之路上，不止一次听见老前辈对学习者的提醒：「要明白一味药的药性、药理、效用，若走上西方化学的『成分分析』这条路，就完蛋了。」

那么，一味药的药性，自然就该照中国传统的看法：性味如何，归于某经……等等论述了？这，就一般学中医的同好而言，是对的。

但，如果是对于学「经方」也就是学《伤寒杂病论》的学习者而言，光以《本草备要．药性总义篇》的理论作基础，而详熟该书中的诸般药性，恕我撂下一句恶毒一点的风凉话：你对《伤寒杂病论》的理解，就会是「时方医」的领域，想不通的，就认为那是错字、错简，而与「经方派」的出手工夫有所出入。

时方派的本草学，和经方派的本草学，有着根本上不同的「认识观」，而讲难听一点，经方派之所以会堕落成今日的时方派，「本草理论」的改变，亦是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因素之一。

即使去中国医药学院，也会听到那里的学生在说：「我们系的某某大教授说啊，光学《本草备要》是不够的啦，学药理还是要研习《神农本草经》才行！」讲得是得意洋洋，但是《神农本草经》的功夫，终究还是练不成。因为，他们所学的本草学认识观，绝大多是西方研究的「有效成分」，那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垃圾；而少数几个有志之士，专心研究中国本草学，晓得「桂枝解肌、麻黄散寒」，晓得「以皮行皮，以枝行肢」、「清气出上窍，浊味出下窍」了……但那仍是「时方药理学」，对经方中使用的「古典药理学」只沾上一点边儿。所以不够。

这篇文章，便是讲一些不正经的杂谈，就当做与诸同道闲聊，来说说什么是经方中历然可见、而时方派蒙然未知的药理、药性。让初学的同好可以稍稍分辨其中的不同，而在学习的过程中有理路可循。但是，虽然说是「和初学的同道」聊聊，如果有读者是还未读过《伤寒杂病论》的，ＪＴ还是觉得可以不用看，怕会徒增混乱。

ＪＴ的论点，大部分来自于清末唐容川的《本草问答》和邹润安的《本经疏证》，许多好朋友们对这两本书想必并不陌生。

中医分为经方派、时方派，这，不但中国人晓得，日本人也晓得。经方派在日本叫作「古方派」，而时方派在日本叫作「后世方派」，意思一样。而不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也都晓得，经方派和时方派的「分水岭」是什么──那就是所谓的「金元四大家」。

「金元四大家」虽然齐名并称，其实他们的生卒年是颇有差距的，并不是同生同死。而比他们更早出名的一位，相传是李东垣之师的人，就是张元素，也就是张洁古（易水先生，易老）。而张元素做了一件「功德盖世，罪恶滔天」的事情，造成了经方派从此变成时方派。那件事情，就是现在学传统中医的人耳熟能详的「归经理论」──某某药入某脏某腑、哪一条或哪几件经。

归经理论是错的吗？不能算错，很多时候是很有道理的，临床上也大大有用，尤其是示人一条明径，使人更能掌握用药一事，对学习中医者而言，是甚有帮助的。

但，它是对的吗？也并不全对。因为，它大大地「窄化」了一味药的药性。

同样是用中药，以「《神农本草经》、张仲景（或《汤液经法》的作者）所知道的药理学」创出来的方叫作「经方」，汉朝到唐宋，都还算是经方的时代。而以「归经理论」创出来的方，就叫「时方」，其中对每一味药的看法，都和经方是很不同的。

最古的《神农本草经》，其中提到的药性只有「性．味」，也就是「什么味道」、「温凉寒热如何」，而五色入五脏的概念，则是「稍微提及」，例如「五色灵芝各入哪一脏」，不是通盘性的认同。而其后，魏晋的《名医别录》，唐代的《新修本草》、《日华子本草》、《海药本草》、寇宗奭《本草衍义》，或是宋朝具代表性的《证类》、《大观》二本草……等诸多书籍，大都只是顺着《神农本草经》之后补入新发现的「效能」，却未曾对「本草理论」作更多的理论分析。

（在张元素作大系统的归纳之前，入经药的论述，可散见于：汉．《神农本草经》大枣：助十二经；魏晋．《名医别录》甘草：通经脉；唐．《食疗本草》胡桃：通经脉；乳腐：益十二经脉；绿豆：行十二经脉；唐．《海药本草》阿勒勃：通经络；宋．《本草图经》瞿麦：通心经；苏叶：通心经；11世纪末《史载之方》某方：宜行其肾经、清凉之药：解利肺经；宋．《本草衍义》天竹黄：凉心经；桑白皮：治小肠热；宋．《本事方》真珠母：入肝经。……等等。

至于引经药之记载则如下：《神农本草经》菌桂：为诸药先聘通使；《名医别录》桂：倡导百药；白附子：行药势；酒：行药势；5-6世纪《雷公炮炙论》绿蛇：令引药；唐．《食性本草》薄荷：能引诸药入荣卫；酒：引石药气入四肢；《本草衍义》泽泻：引接桂附等归就肾经；《本事方》椒：引归经；粥：引风湿之药径入脾经；宋．《杨氏家藏方》酒：引药入经络。──尚未有整体性之论述。）

到了张元素，他对古代的方剂做了一番整理，发现到「太阳病病到太阳、阳明之间时，会用到『葛根』这味药……」，于是就以此归纳出了一句话：「葛根是阳明引经药，如果感冒太早用了，反而会引邪入阳明！」同样，对于柴胡，后人也看做是少阳引经药，说它会「引邪入少阳」（明．李中梓），而至于桂枝，因为有帖「桂枝汤」是治「太阳病」的第一主方，于是「桂枝」的归经也就变成是「太阳经药」了。石膏，他也说是「大寒之药，不可轻用」。

这，有没有错？从某个角度来说，复方「桂枝汤」的确是「会」作用在太阳经，而单味药的柴胡、葛根和少阳、阳明二经也有着密不可分的相关性。可是问题就在于：「不只如此而已！」后世的学者，因此就随随便便把某味药找几条经随意归类，做学问是简单化不少，可是却太片面了，变成「见树不见林」，迷失了那一味药真正的本性。

可是，因为这种「时方药理学」方便好用又好记，而张洁古先生又的的确确是一位医术甚高明的医者，于是紧跟在他之后成名的「金元四大家」，也自然纳入了张洁古的这个系统，而有了相当好的成就，比如说李东垣自创的「补中益气汤」或是修改了宋朝陈自明《妇人良方》中的龙胆泻肝汤而成了「去男人下阴臊臭」专方的「东垣龙胆泻肝汤」，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也堪称「伟大之方」。

可是，归经理论，却是一套「反映了一部分真理却不等于真理」的不完全的理论，太片面了。洁古本人、金元四大家都是苦读《内经》起家的，偏得还不太多，但愈用到后来，纰漏愈大，新创的方剂效果愈来愈差，「一剂知，二剂已」变成了今日的「你回去吃半个月再来看看有没有好，如果没好我们再换药试试！」

到了后来，当然有人觉得好像事情不对头了，想要扳回如崩墙倒壁般的中医「末法」劣化状况，明朝不少医家都在重注《神农本草经》，想要从这个大根头去重新寻回些什么。当然也都是小有成就，但效果并不明显。

明朝那一位「把之前有的理论、药性全都收录」而编成《本草纲目》而被倪海厦先生痛批的李时珍，其实不是中药学劣化的源头。源头在张元素。光是他的几句「葛根引邪入阳明」，「柴胡引邪入少阳」，「石膏大寒不可轻用」就把经方中这三味药封印了八百年。明明没有这么一回事儿的，太阳初感，证齐全了，就可以用葛根汤；傅青主也用柴胡汤小制其方治伤风初感而很有效，并不会因此引邪入里，石膏更只是「凉」而已，不用八钱到四两甚至一斤，很难显出药性。可是张元素之后，人人都跟着这么说嘛，绝大部份的医者，小心翼翼地就都「尽量不要用《伤寒》、《金匮》方」了。

直到清朝，事情才有了转机。如果以医术而论，陈修园、徐灵胎等人，因为临床功力够，其著作《神农本草经读》或《神农本草经百种录》都有卓然不群之见，但那是临床上的强而让他们得以重新明辨了历代本草的得失，并不是真正在本草理论上有所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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