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吗（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贡献。指出：“回顾历史，支撑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到今天的，支撑5000多年中华文明延绵至今的，是植根于中华民族血脉深处的文化基因。”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以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考古发掘并命名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为开端，我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走过百年历程。100年来，一个个考古发现，既展示着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也述说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本刊自即日起开设“文博中华”专栏，以期从考古学视角回顾中华民族史，探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今年10月17日，致信祝贺仰韶文化发现和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对100年来我国几代考古人取得的成就、作出的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对广大考古工作者继续发扬优良传统，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殷切期望，指明了前行方向。

迄今百年的中国考古学研究成果表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基础最早奠定于史前时期，是中国史前文化长期发展的结果。作为黄河文化早期最重要代表的仰韶文化，在整个中国史前文化中占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是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重要历史见证。

河南三门峡庙底沟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期彩陶花瓣纹盆。（本文图片由魏兴涛提供）

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学上的重要地位

1921年，河南渑池仰韶村开展了第一次考古发掘，命名了中国第一支考古学文化——仰韶文化，从此揭开了考古学探索我国灿烂古代文化，展现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脉络、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重大贡献的恢宏序幕。

这次发掘由受聘于中国政府的瑞典学者安特生主持，多名参加者为当时科研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的业务人员。发掘得到了中国官方批准并得到河南省、渑池县地方政府的支持，所做工作具有一定的政府行为和团体行为的性质。发掘的动因是为了搞清楚这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内涵和文化特征，这也是中国第一次以学术研究为目的的正式考古发掘。

安特生对仰韶村发掘材料进行了详细整理，为深入研究，还赴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做调查发掘。这些工作包括考古调查发掘、整理资料、比较分析、编撰报告、论述认识、发表报告论文，基本上涵盖了当今田野考古工作和研究的全过程。

根据出土文物，安特生判断此地为中国远古文化遗存，并依照国际考古学惯例，将其命名为仰韶文化。1923年，安特生发表《中国远古之文化》，向全世界公布了仰韶文化考古发掘和研究成果。

仰韶文化发掘与研究成果的示范效应，旋即激发了学术界将目光和精力投向广阔田野、探讨中国文化源头问题的热情及期盼，找到了通过发掘出土古代实物研究中国历史的新方法、新思路与新的学术类别，开启了中国现代考古学技术、方法和理论体系建立的进程。

此次发掘出土了大批陶器、石器等文物，首次以发掘品证实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非常发达的新石器文化。通过对仰韶村及相关遗址考古调查发掘材料的整理研究，安特生指出仰韶文化人种当为现代汉族的远祖或与汉族极近之一民族，明确仰韶文化为“中华远古之文化”或“早期中国文化”，这对中国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和文化史都具有无比重要的意义。

陕西华县太平庄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陶鹰形鼎。

仰韶文化研究史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

100年来，经过数代考古工作者的辛勤探索，仰韶文化的发掘与研究得到了极大发展。著名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曾经指出，由于仰韶文化调查发掘工作最多、研究最深入，“往往能对其余新石器文化的研究有所启示或推动”。

纵观仰韶文化百年研究史，我们可将其基本划分为如下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20世纪20-40年代，仰韶文化开始发现、文化特征被初步认识和仰韶文化被确立。这一阶段，除仰韶村遗址发掘外，还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考古工作，就是1931年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发掘。此次发掘首次按堆积层次清理和收集遗物，是真正科学的考古发掘；发现仰韶、龙山、小屯“三叠层”，第一次从地层学证据上明确仰韶文化、龙山文化的先后顺序，以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考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1945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夏鼐发掘甘肃宁定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发现了齐家文化晚于仰韶文化的地层学证据，为建立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正确年代序列打下了基础。

第二阶段，20世纪50-80年代，仰韶文化研究获得重大成果，文化框架基本搭建，主要成就包括类型划分、分期、分区、社会发展阶段及多学科研究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考古工作者大规模地发掘了一批仰韶文化遗址，著名的有陕西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临潼姜寨、渭南史家、宝鸡福临堡、南郑龙岗寺，河南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郑州大河村、淅川下王岗、濮阳西水坡，山西芮城西王村、垣曲古城东关，甘肃秦安大地湾，河北正定南杨庄，内蒙古凉城王墓山等。其中，半坡遗址的发掘被学界认为是聚落考古的开端，庙底沟遗址的发掘则让仰韶文化所处历史阶段最终被确定。1959年，仰韶文化被学术界划分为半坡和庙底沟两个类型，开考古学文化划分类型之先河。至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逐渐认识到，仰韶文化是分布面积数十万平方公里、延续达2000年、可分为多个阶段和多个类型的一个考古学文化。1985年11月在渑池召开的“仰韶文化发现65周年学术讨论会”，规模空前，是仰韶文化研究阶段性成果的大交流、大汇总。

第三阶段，20世纪90年代至今，是仰韶文化社会复杂化程度研究、开始全方位复原历史和多学科研究更多开展的阶段。进入20世纪90年代，仰韶文化发现与研究成为多学科参与和聚落考古的真正实践。前者以渑池班村遗址发掘为代表，它开创了中国田野考古由多单位联合、多学科参加的发掘与研究工作的新模式，标志着考古学科向复原历史和社会研究的高度发生转变；后者以河南邓州八里岗遗址发掘为代表，它是大学团队中真正聚落考古意图明显、技术方法明确，清楚该怎么发掘一个聚落的肇始，两处遗址发掘的都主要是仰韶文化遗存。

21世纪以来，田野工作中聚落考古意味渐浓，其中首推河南灵宝铸鼎塬周围聚落考古研究课题，在区域调查基础上进行的西坡遗址发掘，取得了以发现仰韶中期多座特大型房址组成的聚落核心区和墓地为代表的重要成果。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发掘也收获颇大。郑州西北区域一系列考古勘探发掘成效显著，其中以巩义双槐树遗址的考古成果最为突出。

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掘的主要仰韶文化遗址还有河南郑州西山、青台、点军台、汪沟、汝州洪山庙、三门峡南交口、庙底沟、灵宝底董、城烟、淅川龙山岗、沟湾、南阳黄山，山西翼城枣园、夏县西阴村、师村，陕西华县泉护村、西安鱼化寨，湖北枣阳雕龙碑，河北易县北福地等；开展的考古调查工作主要有垣曲盆地、运城盆地东部、灵宝盆地等区域。学术界在文化分期、谱系方面继续探讨，对主要类型、文化或区域有较深入的专门研究，并对生存环境、生产工具、彩陶、刻划符号、农业经济、墓葬制度、丧葬礼仪、人口、人骨、动物种群、肉食资源、植物印痕、玉（石）器、石器功能、社会财富积累来源、精神思想、社会发展阶段、与周围文化的关系、与古史传说的对应关系、与“早期中国”的关系、绝对年代、研究史等都进行了研究。社会研究也取得突破性进展，从灵宝铸鼎塬考古材料来看仰韶中期社会复杂化已经明显出现；巩义双槐树遗址则显示仰韶中晚期古国时代“都邑”的非凡气派。

由上，仰韶文化作为考古时间最长的中国史前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见证，考古学理论的发展、方法的进步大都与其发掘研究息息相关。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曾将中国考古学史划分为三大阶段，仰韶文化研究史的三个阶段与其基本相吻合。可以说，仰韶文化的研究历程是中国考古学发展的缩影。

河南郑州大河村遗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彩陶双联壶。

仰韶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作出重要贡献

在仰韶文化发现之前，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的发现及命名，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无石器时代的论调，确立了中国新石器时代。陈星灿认为，仰韶文化在中国考古学中有着至关重要、无可替代的地位。

仰韶文化是我国分布地域最大的史前文化，共涉及河南、陕西、山西、河北、甘肃、青海、湖北、宁夏、内蒙古、四川等10多个省区，并且应是遗址数量最多的史前文化。作为我国延续时间最长、生命力最强的考古学文化，其年代跨度约距今7000至4700年，长达2000多年，代表了中国新石器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被称为“仰韶时代”。

仰韶文化是一支巨大的文化丛体或文化系统，其大体可分为初、早、中、晚四个时期，涵盖豫西晋南、渭河流域、甘青、豫中、汉水中游、晋中、豫北冀南、晋北冀北河套等多个区域。每一区域各个时期基本都代表一种类型，不少区域某一阶段的“类型”还被一些研究者分别称为不同“文化”，文化体系庞大。

仰韶文化彩陶发达，尤以庙底沟期彩陶为其典型代表。庙底沟期彩陶以弧边三角、圆点纹为主要构图元素、富有特色、线条柔美流畅的彩陶图案在周边诸多文化内大范围传播，达到史前艺术巅峰。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仁湘盛赞其掀起了中国史前一次波澜壮阔的艺术浪潮，代表史前艺术的伟大成就。

仰韶文化研究成果极其丰富。作为新石器时代的重要文化，仰韶文化长久以来都是科技考古的实验田、主舞台和研究成果富集区。国家文物局副局长顾玉才曾指出，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乃至整个新石器文化中，仰韶文化研究全面、深入，影响广泛，并由此造就了一大批优秀的考古学家。

仰韶文化为中华文明延绵至今提供重要文化基因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赵辉深刻论述了中国历史上以中原为中心趋势的形成过程，指出从公元前5000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内部统一性不断增强，到仰韶中期庙底沟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与周边文化如大溪、大汶口、崧泽、红山等诸文化互动中，该文化具有更为主动和强有力的对外影响。陈星灿明确指出仰韶中期对周围地区形成的“冲击波”，为后来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中国史前文化有多个文化圈，而仰韶文化圈与其他文化圈的互动从未停止，中华文明就是在这样的互动中逐渐出现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韩建业提出，正由于仰韶中期的强力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分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可称之为“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简称“早期中国”。

到距今5000多年，仰韶文化后期已经正式进入文明社会，成为早期中华文明的核心。最早的中国文化圈是有中心、主体和外缘三层次的多元一体结构。豫西、晋西南及关中东部为中心区，为仰韶中期庙底沟类型分布区。向外是主体区，即黄河中游地区（南侧还包括汉水上中游、淮河上游等），也就是除核心区之外的整个仰韶文化分布区。再向外即黄河下游、长江中下游和东北等仰韶文化的邻境地区，包含诸多考古学文化。三层次的早期中国结构长期延续，至商周时期甚至发展为四层结构，与文献记载商周王朝的内外服制度吻合，成为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多民族国家、多元一统政治文化的基础。

仰韶文化在中国史前社会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仰韶文化的繁荣对于推动整个中国史前的文化、文明和人群的传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从仰韶晚期开始出现的中原早期城市化的新特点，对中原文明的发展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它开启了龙山时代社会大变革的序幕，并为二里头夏王朝和世俗王权国家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豫晋陕交界地区的仰韶中期庙底沟期在整个仰韶文化中最为鼎盛，是在当地仰韶初期、早期文化基础上历时1000多年发展而来，年代最早距今约5800年，社会复杂化显现，是我国最早文明化的史前文化。仰韶中晚期在一些区域出现了不同的古国或文明体，一起构成耀眼的仰韶文明的丰富内涵。

仰韶文化与中原龙山文化及夏商周文化地域相同、自然条件一致，文化传统一脉相承，文明基因赓续清晰。其中，仰韶晚期巩义双槐树都邑性核心聚落与偃师二里头夏代都城城市规划理念接近，都重视公共事务管理和集体权力秩序及规范等方面，存在显著的承袭演进关系。正如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所说：仰韶文化为中华文化和文明提供了很多文化基因。

中华各民族之间形成基于文化认同之上的“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对各民族相互交融历史的正确认识。考古发现与历史文献相互印证、参照补充，丰富完善着这一历史认知。通过一个世纪的辛勤探索，仰韶文化研究业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其重要地位已被初步揭示。

当然，由于仰韶文化延续时间长、分布地域广、内涵十分丰富，是一个巨大的文化体系，仰韶文化研究仍有许多方面有待深化。当前，考古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我们唯有求真务实，接续前行，加大仰韶文化的发掘研究力度，方能更好展示中华文明风采，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完）（作者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