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300多年的历史（显微镜下的大明）

提示：本文很长。

写给“太长不看”的简单版：我出新书了，叫做《显微镜下的大明》，不是小说，是非虚构类的历史纪实，讲了六件冷门的明代小案子。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看。

超长说明版：

已经过去的2018年，对我的出版计划来说，是空缺的一年。整整一年，再版了几部旧作，但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新书。

懒当然是一个很核心的因素，但我也有别的理由。

这件事要从2014年说起。我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

听完讲述，我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实在太丰富了。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

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里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

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我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于是我决定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用一种不那么“学术”的方式转述给大众，遂有了《徽州丝绢案始末》。

写这篇文章断断续续花了我两年时间，原因无他，学识不够。为了搞清楚个中曲折，我不得不阅读大量明史相关论文，写作的过程，也是个学习的过程。

一直到了2016年，我才完成这篇区区三万字的文章，并发在微博上。本来我觉得这么冷门的东西，估计没什么人看。没想到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先是微博上热转，然后承蒙老罗错爱，花了十万块天价在“得到”上做了音频。我受之有愧，又把十万块转赠给于对我启发最多的四位论文学者。当然，这是另外一个曲折的故事……

我好奇地问读者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生动。

长久以来，历史在我们脑海中的印象，是烛照万里的规律总结，是高屋建 瓴的宏大叙事。这虽然是正确的，但视角实在太高了，高到没什么人情味。即使有些讲述者有意放低视角，也只停留在庙堂之上、文武之间，关心的是一小部分精英，再往下，没了，或者说记录很少。

普通老百姓的喜怒哀乐，社会底层民众的心思想法，往往会被史书忽略。 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细致入微。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为什么名扬千古？因为他没有泛泛地感慨一句“苛政猛于虎”，而是先细致地勾勒出了一个百姓的真实生活状态——抓到了蛇，便弛然而卧；抓不到，就要被悍吏骚扰。读者们看到这些心理细节，自然就能明白为何他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抓蛇，从而理解作者深意。

《丝绢全书》的价值，也正在此。从朝廷的大视角来看，徽州税案只是一点涟漪。可这起案子如何而起，如何演变，如何激化成民变，又如何收场， 具体到每一笔银子怎么分摊，具体到每一封状书怎么撰写，具体到民众闹事、官员权衡的种种心思，一应在目，恍如亲临。

这是真正鲜活的历史。

写完徽州丝绢案，我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开始寻找更多的类似资料。幸运的是，明代史料——尤其是徽州文书——还隐藏着许多丰富而有趣的事件，只要你有心去找。

在17、18几乎两年时间里，我把原来的写作计划几乎全给耽搁了，完全沉迷在这些旧事的寻访和解读中。继丝绢案之后，我相继写了《婺源龙脉保卫战》、《杨干院律政风云》、《天下透明》、《胥吏的盛宴》等几篇文章，陆续发布在网上。

挖掘故纸堆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乐趣。这些史料太冷僻了，冷僻到我不得不像侦探一样，四处寻访探求。为了能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我差点混入社科院；为了搞明白黄册源流，我先后三次专程去南京考察；为了弄明白婺源县保卫龙脉的过程，我按照史料记载用电子地图把婺源县来回趟了无数遍，差点成了一个精婺。

这一系列文章，应该归类为历史纪实，但因为细节实在太过丰富，简直可以当成小说来读。但当我们意识到，这里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便会折服于真实生活本身的魅力。

它们的侧重点略有不同。在《徽州丝绢案始末》里，我们看到的是一项不公平的税收政策，如何在诸多利益集团的博弈下发生变化；《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通过几个平民的视角，见证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我们可以看到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胥吏的盛宴》则反映的是四川某个小县城的胥吏们如何贪腐的精细微操；《天下透明》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从一个档案库的变迁，探讨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

这些事件和徽州丝绢案的风格如出一辙，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 片、某一个维度。这些都是具体而微的细节，但恰恰从这些“小”中，我们才能真切地见到“大”的意义。它就像是一台显微镜，通过检验一滴血、一个细胞的变化，来判断整个人体的健康程度。

我相信，只有见到这些最基层的政治生态，才能明白庙堂之上的种种抉择，才能明白历史大势传递到每一个神经末梢时的嬗变。

在研读这些资料时，我发现自己需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几乎每一处细节记录，都会产生很多衍生的背景问题。

比如说，明代采用两京制，南京同样设有六部，但徒有虚名而无实权。在丝绢案初稿里，有一位户部尚书，我下意识地认为是去北京户部。后来在他人提醒后才知道，南京户部要负责江南税收，颇有实权。再后来，经过专业学者的提醒，我再去查证，才发现他担任的正是北京户部尚书之职。

再比如说，在《婺源龙脉保卫战》里，我算错了一位县令的年龄，以为他是个少年才俊，后来经网友提醒才发现自己犯了计算错误。

要搞清这些问题，确保细节无误，你别无选择，只能去阅读大量的资料和论文。

其实很多我们觉得惊艳或罕有的历史再发现，在学术界早就不新鲜了。比如徽州丝绢案，研究它的学者很多，并不是什么新奇的突破。只可惜学术与大 众之间有高大的藩篱，彼此不通，这才让如此生动的故事被冷落良久。

事实上，这些历史事件所蕴藏的丰富内涵，对于公众来说是极有意义的。也许需要有这么一个闲人，既愿意带着八卦之心在故纸堆和艰涩论文里挖掘，也愿意用相对比较轻松的语言，转述给别人听，让尽量多的普通人了解到这些事情的意义所在。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只是一个转述者、一个翻译官。我的职责，只是把原始史料和诸多学者的成果总结出来，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式分享给大众。

所以这一系列文章的诞生，首先要归功于这些可敬的学者。 在《徽州丝绢案始末》中，我参考最多的是秦庆涛、章亚鹏、李义琼、廖华生几位老师的研究专著。其中秦庆涛将《丝绢全书》全书做了点校注释，是整篇文章 的基础；章亚鹏、李义琼两位把徽州丝绢案放到整个明代税收史中去，并从财政学 角度进行了深入解析；廖华生从更宏观的视角勾勒出了徽州府的基层政治生态。

其中李义琼老师还花了宝贵时间，帮我推敲文章中表述不严谨或疏漏之处。 她是这样说的：“希望你能用妙笔，写出更加丰富的故事来，给大众普及极富故 事性的历史知识，让史学研究走向大众。这，也是我的心愿。”

廖华生老师更是提供给我更多的素材，他的学生佘伟先生点校了婺源《保 龙全书》这本基础史料，这才有了后续的《婺源龙脉保卫战》一文。在撰写《杨干院律政风云》时，特别要感谢的是社科院的阿风老师。他不 仅提供给我一系列基本材料，还为这本书审了一遍稿子，使我获益匪浅。

《天下透明》的主要参考书是《后湖志》，这要归功于南京的吴福林老先生。 他以古稀之年，将深藏故纸堆中的《后湖志》整理点校出来，实在令人钦佩。《后湖志》版本稀少，存本质量差，里面还有大量俗字、错字、漏字，逐一校对是 件极辛苦的工作。像这种冷门史料，即使校对出来，也鲜有人问津，做这件事 几乎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吴老先生在导读里如此说道：“我这个年龄的人已无意 钱财，只想踏踏实实地做些什么，只要有益于世，便于愿足矣。”

除去他们之外，我还参考了海量的论文，篇幅所限，不能尽列。总之，我只是站在学者们的肩上，没有他们爬梳史料的努力和解决一个又一个问题的思考，我一个人不可能完成这本书。

还要特别感谢@张宏杰 老师对本书的肯定和推荐。

接下来，是广告。

2019年1月，这一系列终于得以结集出版。我把这本合集起名叫《显微镜下的大明》，一共六篇文章，讲述六件明代基层的冷门小案子。

从经济角度来看，我这么干实在是不合算。这些文章别看字数不多，每一篇背后都得花大量时间去查证、去研读，有这些时间，几部小说都出来了。即使现在出版，这本非虚构类的题材，销量也绝不会比小说高——何况还没法卖IP改编。

但对于我个人来说，这绝对是最为用心和最为开心的一本书，一点不觉得亏。因为我写这本书的时候，真是超爽，无论是寻找史料的曲折经过、与学者们交流的醍醐灌顶还是撰写成文的通宵兴奋，都让我觉得这段时间太值了。眼看着一个模糊的历史事件在一遍又一遍的寻访中浮现出轮廓，这种成就真是的无以伦比。

人嘛，总得趁着抓住年轻的尾巴，干点任性的事情。

所以我郑重其事地向大家推荐这本不是小说的历史非虚构纪实，比之前我写的任何一本书都有底气地推荐。它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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