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安娜悲剧形成的原因（三个安娜三种命运）

赫尔曼·黑塞曾在其著作《悉达多》中讲述了婆罗门之子—悉达多，为寻求人生真理而离开自己的家族，开始了一段修行之旅。

在经历了尘世间的一切爱恨纠缠、物欲迷惑、凡尘成功后，他终于觉悟到真谛：堕落乃为必需。

赫尔曼·黑塞《悉达多》

悉达多通过灵魂与肉体得知，人必然经历贪欲，必然去追逐财富，体验恶心，陷于绝望的深渊。然后才能学会热爱这个世界，学会接受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并以归属于它而心存欣喜。

尽管这是一个苦行僧成佛的故事，但每个人的成长之路何尝不是如此。

19世纪末期，俄国作家契诃夫完成了他的短篇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讲述了女主人公的堕落之路——安娜从一个善良温柔的“平民窟女孩”蜕变为一个冷漠无情的上流社会交际花。

契诃夫《挂在脖子上的安娜》

安娜在18岁这年嫁给了一位52岁的官吏—莫杰斯特·阿里克塞伊奇。

不是因为圣洁的爱情，而是缘于她悲惨的家庭状况：母亲去世，父亲酗酒，两个兄弟仍然在上学，家庭的希望全都寄托于安娜一人。

她想，阿里克塞伊奇作为她的丈夫虽然年老又丑陋，但是他好歹是个有钱人，至少能使自己贫穷的家庭状况得到些许改善。

阿里克塞伊奇有近10万的存款，外加一个租赁出去的田庄，显然比安娜阔绰得多。“各人都应当有各人的责任”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自称是一个具有高度道德感的绅士，实际上，他为人极其自私且吝啬，行为中时常透着伪善。

婚后的安娜很快就察觉到一种绝望：她害怕自己的丈夫，从来不敢伸手向他要钱，这导致她的生活比从前更加拮据。这段不对等的婚姻关系从未改善过她的生活，更别提她最开始指望能贴补娘家的打算。

幸运的是，这种枯燥又艰难的生活在一次舞会后有了转机。

为了讨好上司，阿里克塞伊奇请求安娜置办一套华美的礼服，在某个夜晚陪自己参加一场上流社会的舞会，安娜的任务是拉拢局长夫人，来为自己争取到高级陈报官的位子。

“安娜挽着丈夫的胳臂走上楼去，耳朵听着音乐声，眼睛看着大镜子里她全身给许多灯火照着的影子，心头不由得涌上来一股欢乐。”

她感到了幸福的预兆。

“她带着自信的心情骄傲的走着，这是她第一回觉着自己不是姑娘，而是成年的女人，她不自觉地模仿故去的母亲的步态和气派。这还是她生平第一回觉着自己阔绰和自由。”

安娜的妩媚和热情，她轻盈跳动的舞姿给在场的每个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肩上戴有两个星章的长官大人向她走来，“我要下命令罚您的丈夫坐禁闭，因为他把这样一宗宝贝一直藏到现在。”长官对她说道。

此刻，她更加深信自己的笑容和眼光能给这些人带来很大的欢乐。

安娜的生活就这样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从前，她多么恐惧丈夫，她觉得他似乎有一种可怕的力量在时刻威逼着她以及像她父亲那样的弱者，她甚至不敢说一句顶撞的话。

现在，他站在她面前也出现那种巴结的、谄笑的、农奴样的低声下气神情了，这令安娜十分快活又轻蔑，甚至对他说道：“走开，蠢货。”

安娜的父亲和兄弟依然贫穷，不过，她再没有空闲时间去为家庭做任何担心。

她时而参加野餐、时而坐车兜风、时而演戏，当她拥有了许多钱，反而将家人抛到脑后。

当然，丈夫凭借安娜的魅力领到了象征荣誉的二等安娜勋章，他去向大人道谢时，大人对他打趣道，“那么，您现在有三个安娜了，一个挂在您的纽扣眼上，两个挂在您的脖子上。”

一语双关，安娜自以为获得了成功，因为她不再依附丈夫，不再为钱发愁，却不曾意识到她不过是成功地成为了一件装饰品。

在困窘之中，安娜找到了与她所处世界的相处方式—利用迷人的外表以换取众人的艳羡，可是，这种“成功”会持续下去吗？

契诃夫并没有给我们答案。

03

以如今的价值观来看，这种取得成功的方式往往为世人所不屑，况且一种失去了良心与爱的成功不值得人们称道。

所以，绝大多数的讨论将它看作一个关于堕落的故事。

堕落在于，安娜由善良走向了它的反面，物质的满足使她变得不近人情，同时，她拒绝一再的同情和怜悯，抛弃了旧日里对父亲的关心、对兄弟的照顾。

契诃夫为什么创作这样一出社会悲剧？

想必他是带着一种觉醒意识的，并且，这种觉醒意识的大部分关于女性。

19世纪90年代的俄国社会，政治、经济与社会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他在晚年目睹到一种社会新貌，即“社会自觉在增长，道德问题具有了令人不安的性质。”他一边同情女性只能依附于丈夫等男性世界来获取物质生活的保证，另一边将眼光聚焦到她们灵魂上、道德上的治愈。

他代替安娜选择了一条生存之路，但对她灵魂的救治状况无能为力。

1879年，挪威剧作家易卜生创作了戏剧《玩偶之家》，剧中的女主人公—娜拉，为给丈夫海尔茂治病，瞒着丈夫伪造签名向柯洛克斯泰借钱，因此犯下伪造字据罪。

多年后，柯洛克斯泰以此威胁海尔茂，他的丈夫知情后竟勃然大怒地咒骂娜拉是“罪犯”，是她毁了自己的前程。一旦威胁消失后，海尔茂即刻又恢复了往日的甜言蜜语。

娜拉在认识到丈夫的虚伪和自私后，毅然决定“出走”，她怎甘心作一个玩偶，从属于这一丑陋的灵魂？

但是，娜拉出走之后呢？怎样才能使娜拉获得真正的解放与自主，易卜生同样没有给观众一个回答。

易卜生戏剧《玩偶之家》

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中指出，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如果有第三条路的话就是饿死。

这显示了那一时代的女性究竟生存于何种恶劣的环境之下。张爱玲说，如果你了解我的过去，就会原谅现在的我。当我们透过历史之境窥探到那个时代对女性的压迫之后，便不忍心简单地、不负责任地将安娜的选择归结为堕落。

在社会道德整体的滑落之下，契诃夫想要唤醒的是女性独立自强的意识。

这在他私人的生活中亦有所体现，他曾真诚的劝告作为演员的妻子—克尼佩尔，不要为了照料他而放弃舞台，他鼓励她珍惜艺术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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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契诃夫并非指出一个地狱，然后要众人解答，他始终在为女性寻求一种光明。

1903年，他创作了人生中最后一部短篇作品《新娘》，小说塑造了一个勇敢追求理想生活的女性——娜嘉。

她从16岁起就开始盼望出嫁，终于等到23岁这年，她成为了安德烈伊奇的未婚妻。可是，婚前她全然没有新娘的幸福感，反而十分苦恼。她对母亲倾诉这种不安，却惊诧地发现母亲竟完全不了解她。

沙夏是娜嘉家里的远房亲戚，他从莫斯科来到她家里做客。

他对娜嘉说，你要出去念书才好！他说道：

“只有受过教育的、神圣的人才是有趣味的人，也只有他们才是社会所需要的。要知道，这样的人越多，天国来到人间也就越快........到时候，人人都会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在沙夏的启蒙下，她再也无法忍受自己堕落的生活，她对母亲说，我的眼睛已经给人打开了，现在给我自由，我还年轻，我要生活，你们却把我磨成了老太婆......

如果不是沙夏的“诱惑”，娜嘉的生活无疑是她的外祖母以及母亲生活的一种延续：

过着一种不愁吃穿地、无所事事地中产阶级生活。

我们不禁要问，这种不为生计奔波的中产生活难道不正是许多人的奋斗目标吗？

这正是契诃夫想表达的社会情绪：无论是贫穷或是富有，它们的主人公都反映出“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啦！”的觉醒意识。

也就是说，人类真正追求的理想生活必然是能慰藉心灵的一种生活。

娜嘉的选择也是契诃夫最终的选择，他希望他的女主人公们最后都走向光明。

答案就是通过念书改变处境，通过智识的积累“把生活翻个身”，然后再听凭命运把她们带到任何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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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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