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无暇赴死最震撼时刻（时代精神的特工）

由凯瑞·福永执导的“詹姆斯·邦德系列电影”的第二十五部电影《007：无暇赴死》，近期发布了首支正式预告片，引发了全球观察的狂热期待。这部将于明年四月份上映的电影，被称为是007系列中最重要的一部，也是丹尼尔·克雷格最后一次出演詹姆斯·邦德。

炫目的特技，反转的情节，帅气的特工，美丽的邦德女郎，这些都是007系列电影中必备的因素。当然，还有每一部电影都试图回应着时代的命题。也正因此，邦德本人所秉持的道德则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他和女士们的交往也并不总是遵循相同的原则。

德国希尔德斯海姆大学心理学系教授维尔纳·格雷夫，一直致力于研究发展心理学和犯罪心理学。很有意思的是，他研究了自1962年以来的所有007系列电影，被称为“邦德专家”。在《詹姆斯·邦德：时代精神的特工》（景丽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中，维尔纳·格雷夫不仅整体描述“007电影”的成功史，还从007的“时代特征”去探讨电影的时代性。

在维尔纳·格雷夫对詹姆斯·邦德形象演变史的研究中，他发现，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我们对于道德和正义的看法发生了改变，社会定义的女性形象也变得不同。故而，在他看来，007系列电影不仅仅只有爆米花式的娱乐性，还可以从他身上更好地了解我们的时代及其变迁，并且能够更好地认识我们自己。

影片中对大反派们意识形态的塑造，对照着当时的政治形势。邦德“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是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的50年。那么，时代精神在007系列电影中是怎样变化的呢？在第二十五部电影《007：无暇赴死》上映之前，不妨回顾一下以前的007电影，也顺便通过007来回顾一下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的50年。下文选自《詹姆斯·邦德：时代精神的特工》，由南京大学出版社授权刊发。

《詹姆斯·邦德：时代精神的特工》，[德]维尔纳·格雷夫著，景丽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0月版

如果只看一部007电影，人们很可能不会注意到其中大反派形象的时代性，然而，对这一点的准确捕捉，很可能是007电影制作人对时代精神反应极其敏锐（有时候甚至可以说是太敏感了）的最佳例证：影片中对大反派们意识形态的塑造，明显对照着当时的政治形势。从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英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排名，情报机关在时代变迁中的地位变化，更可以看到邦德应当铲除（是的，他会消灭他们的）的大反派们的出身及其或政治，或与政治无关的疯狂野心。这些比许多其他的视角更好地映射出剧本产生的年代。

邦德“诞生”以来的半个世纪，正好是世界政治格局风云变幻的50年：冷战的结束，柏林墙的倒塌，国际恐怖主义开始抬头，战争类型变得多样化，敌人不再具有一目了然的特征，反战主义与和平主义的发展时徐时缓——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动荡的时代。同时这还是一个大英帝国逐渐没落、政治地位下降的时代——英国已经不是弗莱明1953年开始创作007时候的世界帝国了。

1971年《金刚钻》中正义和邪恶巅峰对决的时刻，布洛菲尔德轻蔑地质疑邦德到来的意义：你那可怜的小岛压根儿就没有受到一丁点儿威胁！类似的比喻片中还有很多，耐人寻味的是，此类显然是植根于现实的讽喻不仅被直白地表达出来，而且很明显并没有影响到电影的成功，甚至让影片显得更为真实——看来这一小小的自黑还是值得的。这些场景有力地证明了，每一部007电影都产生于对政治局势和社会风貌仔细解读的基础之上。

1971年《金刚钻》

显然，邦德的对手也有许多共同点：他们都是些边缘人物，并且都非常狡猾，有的甚至拥有高智商（经常竭力展示自己的教育和文化程度），他们拥有似乎无尽的资源（钱、物资和帮手们），有时他们还有点小魅力（其扮演者通常也是明星）。

虽然这些大反派们都有点疯狂——其表现往往类似妄想症患者。但这主要不是因为他们的思维过程出了问题（相反，他们的计划都非常聪明而全面），问题出在他们思考的出发点上，最主要的与他们追求的目标有关：他们要的不只是钱，还有权力——他们至少想要成为某一行业的垄断者（例如1964年《金手指》，1985年《雷霆杀机》），并且往往威胁到了无辜的民众（1965年《霹雳弹》，1971年《金刚钻》），或者干脆打算毁灭全球，把一切推倒重来（“一个崭新的时代就要来临了！”1977年《海底城》，1979年《太空城》）。

其中最危险的敌人首推布洛菲尔德，他是唯一一个在多部007电影中与邦德过招的对手，其野心以及手段之残忍也随着一部部影片不断升级。不过这倒不难理解：邦德本人必须越来越厉害，因此他的对手也只能随之升级。一种奇怪的逆向推动力迫使导演不断加料，把反派塑造得越来越邪恶，越来越具有毁灭性，非如此不能衬托出邦德的机智勇敢及其最终胜利的来之不易。

更值得关注的视角是反派们秉持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在持续地发生着改变，并且这种改变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只要按照年份顺序观看几部007电影，就不难发现反派们的意图总是和时政息息相关。邦德本身是50年代冷战的产物，包括60年代早期拍摄的那些影片——从弗莱明的角度来说，当然更重要的是从时代政治的角度来说——主要是针对各类共产主义威胁的。1962年影片中的诺博士有一半中国血统，而1963年的《俄罗斯之恋》中，幕后操纵者频频利用与俄罗斯特工的关系，1964年的《金手指》中坏人也与远东地区的共产党眉来眼去，试图得到对方的原子弹，用以炸掉美国军事基地诺克斯堡（中国1964年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从而跻身核武大国行列）。

1963年的《俄罗斯之恋》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与弗莱明写就于50年代的小说不同，电影中出现的共产党并非合法的国家政权，而是代表了那些持不同政见者：1962年影片中的诺博士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的足够信任，只能充当一个单干的勒索者；1963年《俄罗斯之恋》中的罗莎·克列伯则是一名前俄罗斯情报局工作人员，后来转行到经济行业专事敲诈（当然被她派去引诱邦德的塔季扬娜·罗曼诺娃对此并不知情，因此才会听命于她）；而《金手指》中为“金手指”提供核弹的“来自红色中国的间谍”凌先生（Mr. Ling），其本人并非幕后操纵者，更在金手指争夺诺克斯堡的混战中被其射杀。

到了60年代中叶，共产党就不再是天经地义的敌人形象了。因为对方是共产党就可以合法杀戮的时代完全成了过去。取代其“威胁者”地位的是横跨了四部电影（1965年《霹雳弹》，1967年《雷霆谷》，1969年《女王密使》，1971年《金刚钻》）、七年中多次露面的欧尼斯特·布洛菲尔德。他对于世界的憎恨和威胁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因素。

在1967年的《雷霆谷》中，观众们不仅听到了他的声音，也看到了他的全貌（是正面！不是只有背影！也不是只能看到身体的一部分！）。而他的标识物——一只白猫，则在1963年的《俄罗斯之恋》中已经出现。但从长远来看，布洛菲尔德迟迟不死并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每一次死掉的都只不过是他的下属——当然了，他们可能个个都身怀绝技，厉害非常，但这样一来邦德的处境变得越来越危险——因为他始终没法抓到真正的幕后凶手。更何况邦德追杀布洛菲尔德另有非常私人的理由：正是他，在邦德的婚礼仪式后直接将他的妻子杀害（1989年《女王密使》）。所以，布洛菲尔德必须消失。终于，在1971年的《金刚钻》中他作为中心人物最后一次出现，从此再无踪影。

1973年的《生死攸关》

这一时机的选择显然是很有利的，因为邦德的扮演者也同时换人了（康纳利换成了摩尔）。从第一部影片开始，007系列就致力于在每部电影中树立一个强大而具有个性的敌人的形象，这不仅被证明是成功的，更重要的是——如果我在前一章中的思考是正确的话——有助于刻画正方主角邦德的形象。要想在70年代找到一个具体的政治目标并不困难：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向毒品宣战——1973年的《生死攸关》中的坏人立马换成了美国大毒枭;之后——1973年秋，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关键词“能源供给”为敌我双方的设定提供了现成的题材（1974年《金枪人》）。

但是现在邦德有渐渐沦为国际刑警的嫌疑，他的使命变成了直接追捕罪犯，这是不妥的。威胁必须变得更为政治化，至少更为全球化。因此史登堡登场了（1977年《海底城》）。史登堡想让两大超级强国开战，以达到自己毁灭世界的目的。就在两国尚互相怀疑的时候，勇敢聪明的英国人早一步发现，双方都是同一场阴谋的牺牲者，从而拯救了世界。这一年恰好是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登基25周年（银禧年），该情节设定可以视为对女王的献礼——就如同影片开场序幕中那著名的一幕：滑下悬崖时邦德打开降落伞，伞面上的大英国旗展现在观众眼前。

但是这部电影的国际政治性的意义还在于，邦德的合作伙伴是俄罗斯国家女特工阿玛索娃少校(代号3X）。如此一来，大家就不会将此片错误理解成是在批评两大超级大国和它们的军备竞赛。正相反——影片中双方合作甚欢。与此相呼应，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果戈里将军（由沃尔特·高特尔Walter Gotell饰演）首次出现在007影片中。

1981年《最高机密》

在接下来的十多年中，他一直充当着理性而充满合作精神的俄罗斯代言人，暗示着西方与苏联关系的缓和。1981年《最高机密》的结尾部分充分展示了这一点——邦德在摧毁了所有人都想得到的飞弹发射器之后，非常友好地向将军表示：“您没有得到，我也没有得到，这是平局！”事实上也的确如此：1979年6月，双方在维也纳签署了《美苏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

为了不造成误解，让人们以为邦德最后有可能会选择共产主义合作伙伴而舍弃其盟友，此后的一部电影中（同样是面对一次全球性的毁灭，同样是面对一位疯狂的实业家），其合作伙伴立刻变成了美国中情局（1979年《太空城》）。如片名所示，这部电影的部分场景发生在宇宙空间，但是就剧情而言实在是烂到了家：邦德摇身一变，成了绝地武士，激光枪代替了沃尔特PPK——这是一个让观众们哈哈大笑而不是会心微笑的007，这样的邦德简直不配当男主角！

与此同时，政治局面又一次发生了改变：俄罗斯的“鹰派”和“鸽派”之争愈演愈烈，结局未定。与此同时1980年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当选为美国总统。对于邦德来说，这是个好消息——冷战又可以成为电影主题了。这意味着007电影可以再次变得暴力，而邦德本人可以再次冷血起来，不用再靠幽默感吸引观众了（1981年《最高机密》）。为了强调邦德（英国）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影片甚至安排他在最后一幕中亲自打电话给当时的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当然影片中出现的是替身）——这是非常清晰地向时代政治精神致意的姿态。

1983年《八爪女》

与此同时，俄罗斯境内的矛盾日益激烈，政治气氛紧张（1979年阿富汗战争爆发），1983年里根在演讲中第一次将这个巨大的帝国称为“恶魔帝国”——这样的俄罗斯足以再次成为西方的威胁。1983年《八爪女》中反派阵营中的一个关键人物即为代表了俄方“鹰派”的奥洛夫将军，他和上部电影中已经出现过的果戈里将军俨然构成了俄罗斯的善恶两极。毫无疑问，这一次邦德也笑不出来了（尤其是当他身着小丑服装拆卸炸弹时）。然而随之而来的东欧剧变使得俄罗斯越来越难以充当名正言顺的敌人——虽然之前其形象也时常自相矛盾。两年之后的1985年，戈尔巴乔夫（Gorbatschow）当选为苏共，苏联国内的政治情况变得更为复杂，在此情况下，邦德不得不简单地选择与一名疯狂的工业家斗智斗勇，后者想要淹没硅谷。为了证明与这样的危险人物的战斗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的,邦德在影片最后甚至（自然从果戈里手里）获得了列宁勋章。

为了安全起见（我觉这个词用在这里有完美的双重含义），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邦德（1987年起由新人扮演）的敌人又成了有组织的犯罪团伙：1987年《黎明生机》和1989年《杀人执照》中的军火与毒品交易。但是更进一步观察会发现，隐藏在这两项罪案背后的故事也与当代历史有着密切的联系。虽然《黎明生机》中那位俄罗斯“鹰派”将军的最终目的只是毒品交易，其并无任何政治企图，而“俄罗斯”在这里也只是被单纯地引用。然而“毒品军火交易”却与当时的时事高度吻合：1986年秋，美国伊朗门事件被披露，其间美国（当然不是英国）中情局利用非法的武器和毒品交易谋取政治利益。不过《杀人执照》在票房上却不够成功。因为如果邦德没有获得许可就杀人，他就不再是邦德。另外，虽然毒品贩子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作为邦德的对手他们不算合格。与此同时，邦德的老对手，以00为编号的特工部门存在的理由却彻底消失了：1989年秋，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正式解体。

1987年《黎明生机》

制片人花了很长一段时间来寻找答案和新的目标（六年之后才拍摄了下一部影片，这是007电影史上最长的一次间隔）。而他们找到的方案再次契合了时代精神:邦德是冷战期间活动人物的原型，现在他开始解决冷战遗留问题。电影很快就找到一个适当的时机来评论邦德任务的性质——M巧妙地将邦德称为“冷战遗物”。在1995年拍摄的《黄金眼》中，邦德与一名前英国同事为敌，后者的罪行包括高价售卖前东欧国家的武器。

在这名前英国特工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楚看到九十年代前半期政治局势是何等错综复杂。他不仅仅是编号为00的前特工（影片的开场序幕展示了他们的一次共同任务，当时大家以为他殉职了），而且还是利恩茨哥萨克人（俄罗斯占领区的少数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希特勒而战，在1945年后被英国人以遣返的名义交给了斯大林,导致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几乎所有人死亡）。

这一类非常严肃的自我批评在邦德电影史上是十分罕见的，但是它显然呼应着时代：这是一个试着对过去的许多不公进行澄清的时代，一个尝试着寻找新方向的时代，一个各类关系错综复杂，各类结盟层出不穷，不确定系数大大增加了的时代。“混乱是新的敌人。”无论如何，政治方向（包括邦德）已经发生了转变：邦德重新开始追捕野心膨胀的全球化大资本家——就像他在60年代晚期国际局势和缓时做的一样（1997年《明日帝国》涉及行业为媒体；1999年《纵横天下》涉及行业为石油）。在这些主题上人们可以不用担心政治危险，邦德可以与(几乎）任何人合作：1997年的邦女郎是一名中国女间谍（这应该可以部分解释本片在远东地区的成功）。

1999年《纵横天下》

但是问题又来了：政治上的过分中立会让邦德像个警察，而这显然不是影片所追求的。新纪元即将来临，2000年之后，该去哪里寻找一位确实可信的敌人呢？“9?11”事件之后越发扑朔迷离的政治局势让英国皇家特勤处的特工们更加难以确定敌人的形象。为了安全起见，这一次的敌人被安排在远东地区：共产主义的朝鲜显然是担纲“政治敌人”的极佳选择（2002年《择日再死》）。

同年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在他的关于国家情况的讲话中也提到了朝鲜，并将之称为“邪恶国家”。这一年适逢007电影诞生40周年，为了建立系列电影的连续性，影片中植入了许多之前电影的引用和映射(见第3章）。但这不是《择日再死》大受欢迎的唯一因素，影片同样也加强了特效的戏份，并运用了许多技术道具（如汽车、飞机、宇宙空间等）。

为了避免重蹈1979年《太空城》的覆辙，防止各部电影只是不断地进行“特技升级”，接下来2006年的《皇家赌场》巧妙地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成了邦德初出茅庐的时候（同时007扮演者再度换人）。在这部影片中，没有什么政治理想，满脑子充斥着金钱的非洲恐怖分子成了邦德理所当然的政治敌人。仔细品味的话，其中有个细节值得特别关注：影片中拉契夫想在赌桌上赢回来的钱，恰好是他在一次股票投资中所损失的资金。不过在两年之后的《量子危机》中该主题已经过时，2008年正反双方是为一项在全世界都可以算是稀缺、却没有人足够认识其重要性的资源而战——水资源。

2006年的《皇家赌场》

电影中大反派们不断变换的面貌清晰地揭示出，007电影总是在适应着时代，随时保持着与时俱进——几乎所有的电影都与最新的政治动机有关。与此同时，那些没有被选中的时代题材也值得人深思。举例来说，2006年，或者最迟2008年我们完全可以把反派设定为伊斯兰激进分子（当然不一定要提及基地组织的名称）。不过，话说回来，谁知道这样一个现实中的对手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这样看来还是安排一个全球联网的恐怖组织更为安全，反正此后也可以随便找一个恰当的时机植入一个奉行某种信仰的幕后黑手。

纵观这段漫长又极其多变的电影史，我们首先会发现，虽然007中反派的政治形象一直在改变，但更重要的是发现这种政治力量的变化并不是延续的，而是断断续续的。打个比方来说，这并不像是一个越来越民主、越来越宽容的社会会变得越来越现代化一样。

007中体现的政治力量的不断变化，不仅仅是剧本根据时代特征而精心设计、仔细规划的结果，更得到了真正历史政治事件的不断证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时代特工真是敏感又客观，紧贴住了时代脉搏。

摘编丨吴鑫

编辑丨宫照华

校对丨薛京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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