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分界的国家（何为亚洲为什么同处一块大陆却有欧亚之分）

我们学世界地理,都说世界有“七大洲”：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北美洲和南极洲，这貌似是个客观的自然地理描述，但是滩开一张世界地图，疑问就来了,其他大洲都边缘清晰，为什么欧洲和亚洲明明属于一个大陆板块,却被分成两个洲?

乌拉尔山脉、高加索山脉、黑海和土耳其海峡这些“天堑”,构成了欧亚的地貌分界,可第一,它们并不比喜马拉雅山更有地理分隔意义；第二，它们也并未成为东西交往的屏障,怎么就成了洲界呢?搞得今天“横跨欧亚”的大国——俄罗斯和土耳其——很闹心,时不时纠结于自己姓“欧”还是姓“亚”。
所以,与其说“亚洲”是一个天然的地理单位,不如说是人为的认知单位。制造这个亚洲概念的是它的邻居——欧洲。

假想一下:你生活在古代——比如清代。一天,打西边来了个神父,向你打招呼:“你好,我是葡萄牙人。”你怎么回答呢?你多半不会说“你好,我是中国人”,而会说“我是大清国人”。因为那时,“中国”还不是国家的名称。清朝以前的更多时候,“中国”是指相对于周边地区的“中原”地带,有时也指相对于“夷狄”的“华夏”集团。那么,假如你生活在高丽王朝时期的朝鲜半岛呢?同样,你会说“我是高丽人”,而不会说“我是朝鲜人”或“韩国人”。如果你是个战国时代的日本人,你大概有了“日本”作为群岛上大大小小政权/国家总称的意识,会说“我是‘霓虹’(Nihon)国人”。

显然，面对着金色头发、绿色眼睛的欧洲人，亚洲诸国当时没有人承认自己是“亚洲人”。

1885年,日本明治十八年，在3月16日，东京出版的政论新闻《时事新报》上,刊载了一篇没有署名的社论,题为《脱亚论》。文章提出,日本要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要拒绝与中国(支那)、朝鲜这样愚昧落后的“恶邻”为伍。

发表在《时事新报》上的脱亚论

这篇文章在今天广为人知,一般认为其作者是维新思想家福泽谕吉。不过关于这点,学界还有争议。更重要的是,和我们的想象相反,它发表后影响甚微，直到1933年收录于《续福泽全集》,它再没被人提起过。日本学者重新发现《脱亚论》,并且把这篇2400字的小文和近代日本的国家走向相互印证,是在二战结束后的20世纪50年代。而它成为讨论焦点,被普遍认定为日本走向近代,走向殖民侵路的先声，要更晚至20世纪60年代。尽管文章被长期遗忘,但因“脱亚”二字形象地概括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某种心路历程,所以在沉睡数百年后如幽灵般苏醒。它迅速成了一个符号，象征一个国家（日本）对其所置身的共同体(亚细亚,或者东亚)曾经的态度，而对《脱亚论》的重新“发现”和讨论,则表现了一种特定中的历史思考。

从那时起,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地，一批接触欧洲思想的知识分子才开始明白:“哦,我们是亚人。”其实在明治中后期的日本,建构一个以日本为轴心的亚洲共同体，以据斥欧洲殖民的呼声,倒是有着更大的市场。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以种族对抗、文明竟争为核心,勾勒出一个反东方主义的东方主义幻象。这一思潮随着日本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而逐渐走向政治舞台,最终演变成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扩张野心。但早期中国、朝鲜、印度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亚细亚主义”蕴含的鲜明的反抗意识,都曾受到过它的激励。

“亚细亚”(Asia)一词来自古希腊语,意思是东方。这个“东方”最早仅指希腊毗邻的所谓小亚细亚地区,后来逐渐扩大,变成了涵盖地球上近30%的陆地面积,超过60%人口的超大区城,在历史沿革中,亚细亚”又包含了“中东(又叫近东,此概念还含北非)”“远东”等区域。我们今天所说的“东亚”,就和“远东”有较大重叠,经过了20世纪后半期的去殖民化运动,“远东”这个明显带有欧洲中心主义色彩的概念,在创造它的欧美知识界,被逐渐抛弃,代之以似乎更为中性的“东亚”一词(今天“远东”大概只在俄罗斯还作为官方概念使用)可是较真的话,东亚( East Asia)从词源上讲,就是“东方的东方”的意思,屁股还是坐在西边的。
住在东亚的人本对“东亚”不明就里。尽管早在16世纪,欧洲传教土就带来“亚细亚”这个新鲜词,也没人说:好吧,咱是“亚洲人”或“东亚人”了。东亚人接受并自觉认同“东亚”标签,也就是从《脱亚论》发表的那个时代才开始的。而这种身份的逐渐清断,正是形成于和“欧洲”的互动。
在19世纪的欧洲，“亚洲”,并不是个单纯的地理存在。伴随着资本和殖民扩张,这个地域被赋予时间性,成为一个历史和文明概念。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 Hegel)大概是最早把各大文明区域纳入时间序列的人之一。这位唯心论者把世界历史归拢到一个“绝对精神”自我实现的阶梯过程,而各大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同的位置。他认为,中国和印度文明就像心智未开的儿重，近东文明（埃及、叙利亚)则像刚刚成长的少年,而且它们因为先天缺乏“自由意志”，所以停滞了,再长不大；希腊文明算是青年；而罗马文明才标志人类历史的成年。

黑格尔

马克思(Karl Mars)一生受黑格尔哲学影响,他继承了黑格尔历哲学中的时间性,但对他来说,物质生产才是最本质的历史动力,因此人类历史是个生产力不断进化的过程。欧洲资车主义生产方式,是迄今最先进的生产方式,虽然它最终会被消灭,但其他生产方式也必然先要被资本主义取代。马克思把最为典型的前资本主义业生产,命名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其中由大规模灌溉需要而产生的集权性统治模式,导致社会过于稳定而缺乏发展动力。相对于黑格尔的全然视，马克思对亚洲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他抨击欧洲资本主义对亚洲的残醋殖民，另一方面则认为亚洲只有借助外在冲击才会发展出资本主义并最终加速整个资本主义体系的灭亡。

在黑格尔和马克思那里,亚洲是专制、落后、愚味、停滞的，反衬出欧洲的自由、先进、文明和进步。欧洲人对亚洲尤其是中国从赞美转为批判,虽滥觞于法国的孟德斯鸠(Montesquieu),但19世纪之前,还没有谁把地理上的“亚洲”看作是人类“大一统历史”中的初级阶段,一个时间性的存在。此后,社会学鼻祖马克斯韦伯( Max Wole)也分析了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宗教,以论证为什么“资本主义精神”只存在于奉行基督新教的国家。虽然韦伯没有把亚洲作为时间观念处理,但和黑格尔和马克思一样,亚洲实际上是作为欧洲的反题来提出的。也就是说,亚洲存在的意义在于证明欧洲何以是欧洲。

1885年《脱亚论》,某种程度上体现了黑格尔以降欧洲思想中的这一“亚洲反题”。

二战结束后,反殖民浪潮席卷全球。获得独立的新中国，坚定站在被侵害被压迫的国家一边,把自己的历史命运和责任,自觉放在“亚非拉”民族解放的大框架下。此时中国对“亚洲”的身份认同,既不是地理的、文明的、种族的,也不是意识形态的：“亚洲”是象征第三世界革命的政治标签。
“亚洲”本来是别人眼中的他者。但东亚人拿来这个概念,反客为主,把他者变成主体认同了。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和中国的“亚非拉”革命观,标志着东亚人对“亚洲”概念的转化和创造。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认定的“亚洲”也是以欧洲(或者“西方”)为反题的。当然这里的欧洲/西方同样不是地理概念：“亚细亚主义”中的西方是种族与文明,第三世界理论中的西方代表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
这个漫长的转化过程,和所谓的“现代化”(日语中叫“近代化”)息息相关,它是内外合力的结果。不过,在欧洲中心视角的长期影响之下,《脱亚论》中“亚洲反题”式的自我认知,在所有东亚国家都曾经很流行。有一种对《脱亚论》的简化解读,就是把“现代化”和脱亚等同起来。直到今天,很多人还习惯以“愚昧、封闭、野蛮、专制”这样大而无当的帽子来否定东亚的历史经验,其内在逻辑和“脱亚”一脉相承,甚至在智识上更为懒惰粗暴。

在今天,为数众多的中国、日本、韩国知识分子已意识到，“东亚”这一蕴含丰富可能性的历史载体，应该超越和欧洲/西方相对的维度，超越近代130年的历史。我们需要在更长的时间段、更广阔的视野中，来检视亚洲、东亚 (以及东亚中的每个国家和社群)何以成为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