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中赵盘真的是秦始皇吗（最懂秦始皇的人走了）

姓名：段清波

性别：男

年龄：55岁

生前住所：陕西西安

去世原因：病逝

去世日期：2019年10月13日

生前职业：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院长、考古学二级教授。1998年-2008年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

段清波生前最后一件后悔的事，是动手术。老同事孙伟刚去病床前看他，他难过到流泪，对孙伟刚说：“我要不做手术，不会这样。这个手术做得不好，很多事还没弄。”

7月2日，段清波被推进手术室。1个多月前，他左肺的肿瘤突然变大，医生建议立刻手术，但当时正值学生毕业前夕，他经常连夜修改学生论文。6月下旬，他还在文化遗产学院毕业典礼上做了演讲。

段清波职业生涯30年，前20年在考古工地上，后10年在讲台上。

担任十年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期间，他将秦始皇陵考古带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渐形成理论体系，被誉为“最了解秦始皇的人”。在西北大学担任文化遗产学院院长期间，西大考古学科与北大并列，跃居全国第一。

55岁，正是完善理论体系、出大成果的时候。孙伟刚为他感到惋惜。

去世10天之后，《考古》杂志十月刊发表了他的最新文章。

争议秦始皇陵“中西文化交流说”引发攻击

病床前，段清波跟陕西考古研究院老同事孙伟刚说的最多的，是如何向公众普及研究成果。不能总是跟公众讲“长宽高”，而是体系性地讲明白考古学上的秦文明、汉文明是什么。再进一步，这些研究对当下社会有什么借鉴意义。

“最后说不了太多话，跟我们再讲几句，还是讲的这个。”孙伟刚回忆。

段清波一直主动与社会公众沟通，虽然这为他带来过不小的争议。

他不排斥上电视，很多人因此熟悉了他。他曾在中央电视台讲过16集《秦陵 尘封的帝国》节目，在纪录片《东方帝王谷》中作为采访嘉宾的出场，也让很多人印象深刻。

1998年，年仅33岁的段清波接任秦始皇陵考古队队长，其后的十年秦陵考古，成为他考古生涯最重要的经历。他一直乐于向公众普及考古成果，讲述秦陵考古中的历史文化，但这也为他招致了争议。

他面临的最大争论，是认为秦始皇陵中已经出现中西文化交流的痕迹。这比张骞出使西域，还提前了近100年。

秦始皇陵的很多考古发现，放在商周至秦这段历史尺度中来看，有一种横空出世之感。这让段清波百思不得其解。

最典型的就是秦俑。秦之前的青铜器上，人物和动物都是配角，附着在器物底部或耳部，如此大规模以人和动物为主题的雕塑艺术，在秦朝突然出现。而墓葬中的高大人像，却能在埃及墓葬中找到相似的仪式。

段清波认为，这种突变值得在更大的时空范围内综合思考。“从东周列国陶俑、战国晚期秦俑到秦兵马俑，不仅有艺术手法差异，更有艺术风格的不同。其间巨大的序列缺失在逻辑上难以解释，用秦帝国资源配置能力强大来解释，显然是不够的。”

再比如，在陪葬坑出土的彩绘青铜水禽上，出现了一些东方罕见的青铜器制作工艺，如分铸、连接、芯撑设置，尤其是铜片镶嵌补缀。但这些技术在公元前6~5世纪地中海地区青铜雕塑上，已经广泛使用。2003年俢陵人乱葬坑的发掘中，更是出土了具有欧亚西部特征DNA的遗骸。

段清波由此提出，需要拓展视野，在秦文明与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世界文明的交流中，对其进行客观考察。

这一观点在网络上被一些人简化为“兵马俑来自波斯和希腊说”，让段清波遭到不少冷嘲热讽，甚至人身攻击。

“有些人从民族感情出发，认为秦始皇陵怎么能受西方影响，一提西方影响就反对。”孙伟刚说，学术界一开始接受的也不多，段清波在一些会议上多次提出，渐渐有些学者开始认真思考他的理论。

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著名考古学家刘庆柱与段清波有多年交往，他曾私下对段说过，“可以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他对段的假设不置可否，但认同其敢于探索的精神，“他只是提出这些假设，也没有严格求证，还没上升到学术讨论的层面。”

段清波不怨恨这些争议，他反而反思自身，是考古界对公众的普及不够。

他跟孙伟刚说，介绍考古成果不能再局限于介绍墓葬、遗址的“长宽高”，出土了多少遗物，而要通过这些讲清楚文化价值，讲明白古人是怎么治国、生活和思考的。长期不讲这些，公众不明白，对一些新的考古思想自然无法接受。

有一些指责过于难听，他认为是讲话的人历史知识不够，仅靠着一些通俗读物甚至网络小说了解历史，摆摆手：“大可不必理会”。

正名

讲述一个真正的秦始皇

20年前，陕西考古研究所（陕西考古研究院前身）的秦陵工作站，位于秦始皇陵脚下的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

段清波家在西安，距离工作站30多公里，他周一到周五都安心在站里待着。白天去考古工地，回到站里，就读文献写文章。冬天寒冷彻骨，没有暖气和空调，他点个蜂窝煤炉取暖，直到半夜才睡下。

孙伟刚2002年本科毕业后进入秦陵考古队，跟随段清波。他回想起来，那些日子正是段坐冷板凳的时候，一直睡眠很少，“很拼”。到了2005年前后，他关于秦始皇陵的理论开始成熟。

每次工作之余喝酒，段清波兴致起来了，就在酒桌上跟考古队员讲秦始皇。中国2200多年来都把秦始皇塑造成一个暴君，但他通过大量文献的阅读和考古，越来越改变看法，认为秦始皇是一个雄才大略、很有理想的君王。

关于秦始皇最原始的文献是《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少恩而虎狼心”。段清波发现，其实这是司马迁为了向汉武帝谏言而刻意渲染的。所以《史记》中关于秦始皇和汉武帝有很多雷同的描述，比如喜爱求仙、巡游、打击儒生等等。“这是一个妖魔化秦始皇的过程。”段清波说，这个过程从秦灭亡就开始，到司马迁集大成，著名的几个人物包括贾山、贾谊、陆贾、董仲舒，他们共同的身份，都是儒生。

野外孤灯下，日复一日向秦始皇本身亲近，让段清波对秦始皇心生佩服，也有了同情。

“他被称为最了解秦始皇的人，对秦始皇投入了很多感情，也希望自己能证明秦始皇的真实面目。” 院里的师资博士后薛程说。

最有说服力的证据，还是考古。

他对秦始皇陵的总体认识是，地下的皇陵、陪葬坑、兵马俑等，其实构成了对地上帝国的模仿。而中国古代帝王陵墓的墓室都相当于一间卧室，秦陵以水银为江河湖海，就是把秦国版图放到了墓室里，墓室不是卧室，而是天下。

“秦始皇最重要的贡献并非统一度量衡、统一文字、统一车辙这些，而是创立了一套政治体制。”段清波说，秦始皇对这套体制充满了无限信任，死后也要带入地下。

刘庆柱认为，此种理论其实早在战国就有人提出，但段清波通过考古发掘，做了全面系统的解读。

段清波研究秦陵的创见之处，由此可见一斑：超越对物质层面的研究和认识，研究秦帝国深层次的大问题。

兵马俑以其恢弘壮观与奇特罕见，几乎成为秦陵的代名词。刘庆柱却说，分布在皇陵几百米外的兵马俑其实是次要的，皇陵本身的修建思路、理念，及其体现的历史与民生风俗，才是核心。段清波把目光放在这上面。

“很多人只关注兵马俑，而段清波研究的是防水系统等。原来对这些没有太关注，认为可以无视，他却填补了空白。”刘庆柱说，他在同行业、同时代中是突出的。

初心

以新的研究范式理解一个时代

秦始皇陵考古40年，从段清波开始进入一个新阶段，学术水平上了一个台阶。刘庆柱认为，段清波让秦始皇陵的研究“从是什么到为什么，从描述到探讨”。

就在理论体系逐步完善的年纪，比成果更先到来的，却是健康的危机。2016年他患上肾癌并发骨转移，随即手术摘除了右肾，术后3个月就返回了学校。出院前，医生反复叮嘱他，一定注意多休息，争取度过5年生存期。

但他反而更加快马加鞭。他生前告诉《光明日报》记者，每天只休息4个小时，深夜2点还在给硕博士指导科研，6点又要起身工作，生病以后还每周出差。

病中这几年，他不仅继续研究和发表秦陵考古的成果，同时大刀阔斧地推进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的改革。他在学院推行“考古学术团队制”，聘请国内外“首席专家”，让断代考古的学者走出舒适区，开展长时段、宽视野的系统研究。

他去世后，陕西省教育厅发布了两条微博纪念他，称他接任西大文化遗产学院院长3年间，学院国家级科研项目数量较以往同期翻了3番。2018年，西大考古学科获得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A ”的成绩，与北京大学并列第一。

6月下旬，拖着病痛的身体，段清波为152名西大文博学子做了一场毕业寄语。这是他最后一场公开演讲，演讲的主题似乎回归了初心：“考古学是什么？”

他把考古学研究目标定为三个层次：盲人摸象阶段的皮毛层次（考古）、构建文明架构的筋骨层次（考古学）、阐释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灵魂层次（历史学）。

段清波走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发布纪念文章，正是从这三个层次梳理他的学术贡献。

在皮毛层次，他领衔完成了秦陵300万平方米的考古勘探，发现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三出阙遗址，首次发现陵园城墙内外长达8000米的廊房建筑，发现了规模惊人的秦陵地宫阻排水系统，发现了陵区内地位仅次于秦始皇的高级贵族“中”字形大墓；筋骨层次，他提出秦始皇帝陵是以新建的帝国为蓝本，把整个帝国的构成要素都模拟在了陵墓之中；灵魂层次，他致力于创新考古学学科定位，构筑“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核心价值观”相辅相成的考古学科研究范式已初具雏形。

“他希望通过考古，研究当时人们是怎么生活和认识世界的，研究他们的价值观、宇宙观，把考古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孙伟刚说。

每个时代的人们都有价值观，秦人也是。他努力通过“社会治理体系、宇宙观、核心价值观”的研究范式，完整地理解一个时代。

告别

“孤独是人生的常态”

然而，刘庆柱认为，他的学术思路并非被全盘继承下来。

“也有些少壮派，按照他的思路去走，但是理解他和这么做的人不太多。”刘庆柱观察到，“包括像博物馆的讲解，也都没有深入触及他的这些成果。”

最主要的原因，他认为，是大多数人与段清波学术上距离太大，他是领学术之先的。

也许是来自自身的体验，段清波在演讲中告诉学生：“孤独是人生的常态，未来各位在前进的征程上，并不必然铺满鲜花，你努力的每一件工作并不一定掌声雷动。”

“他把对考古的感受全部写出来了。”薛程听后感动不已。之后不久，他去医院看段清波，告诉他演讲反响很好，学生们都很有感触。他记得，段清波听了以后很坦然，“表情很安详”。

毕业演讲中，在解读考古学之余，字里行间都表露出段清波对西大考古学科和未来考古人的期许：“西大考古人应该具备将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功能，阐释到它就是我们生命中空气、阳光和水的能力……应该有具备阐释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形成过程及特征以及周秦汉唐时代特征的能力。”

但他没有时间了。段清波的思维在手术后不断衰退。薛程去看望他，聊起正在做的三原天井岸考古，他交代他们要做好考古资料整理，还想说些什么，却突然卡了壳，说不下去了。“以前对种种细节都很清楚，记忆力减退之后，他自己很焦虑。”薛程回忆。

身体每况愈下时，他仍然把学院领导请到病床前，交代以后的学院改革怎么走。

段清波做事风风火火，“很要强，从来没见过他哭。”孙伟刚说。但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想到还有那么多文章没写，那么多事没做，他是流着泪走的。

新京报记者 倪伟

编辑 陈思 校对 卢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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