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北伐失败的代价（论诸葛亮北伐的意义）

从蜀汉建兴六年（228年）到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率领十万军队对曹魏进行了历时七年的征伐。对于蜀汉的北伐，历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蜀汉的北伐是为了推翻曹魏政权，实现收复中原的目标；另一种说法是蜀汉的北伐是它处于以弱对强的地位而采取的以攻为守的策略。这两种说法都是孤立的就北伐论北伐，没有把北伐与蜀汉的政略联系起来，从而不能发现北伐战略的真实意图，也不能完全揭示北伐的意义。笔者认为，诸葛亮的北伐，是建立在夷陵战役失败后，蜀汉对《隆中对》政略进行修改，从而在新的政略基础上进行的。这个新政略概括起来就是对内闭关息农，发展国力；对外放弃对荆州的争夺，以换取与孙吴的重新联合，从而建立起与孙吴一东一西河及曹魏的战略态势。在这个基础上再来看诸葛亮的北伐，可以看出北伐的战略意义有以下四点。

朱大渭先生在“《隆中对》与夷陵之战”一文中对夷陵之战前蜀汉政略失误所造成的损失进行了这样的分析：由于长期在荆州方面的纠缠，还失去了夺取关中的好机会。建安十三年（208年）赤壁战后，刘备为夺得整个荆州，长期在这方面周旋，到建安十六年（221年）底才进兵益州。他建安十九年（214年）夺得益州后，又不立即北上攻取汉中和关、陇，建安二十年（215年）夏天又回兵争夺荆州。正是在这一段相当长的时期内，曹操把主力放在进攻关中和汉中方面，建安二十年（215年）五月彻底打败了马超、韩遂等的势力。刘备如果不是死死缠着荆州，那么他夺得益州的时间定会提前，随后主力北上，就会与曹操差不多同时夺取关中，自己的主力就不是与孙权而是与曹操针锋相对了。即使夺取益州的时间不提前，而在夺取益州后迅速北上，也可能先于曹操夺得汉中。当时关中诸将尚未全败，如果刘备以“甚得羌胡心”[1]的马超为先锋，继以大兵，并联合孙权在襄、樊或合肥方面出击，这样，自己主力始终集中，又有孙吴为援，是曹操在关中立脚未稳的情况下两面受敌，自己夺得关中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果真如此，三国的局面将会改观。[2]

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夷陵之战后，蜀汉的政略发生了部分改变，在新的政略方针下，诸葛亮为了建立起新的钳形攻击中原的态势，频频对陇右发动进攻，显然是意识到了以前的失误，不顾一切地想把以前的损失弥补上。

毫无疑问，与曹魏国力相比，蜀汉显然是很弱的，从地域看，曹魏占有青州、冀州、兖州、州、幽州、雍州、凉州、司州、并州，而且还分占了东吴荆州、扬州各一部分，而蜀汉仅据有益州一地。从人口上看，《通典》卷7《食货·历代盛衰户口》这样记载：三国鼎立，战争不息，及平蜀，得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两千，吏四万。通计户九十四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五百三十七万二千八百八十一，除平蜀所得，当时魏氏唯有户六十六万三千四百二十三，口有四百四十三万二千八百八十一。这个记载的准确性，后人有所怀疑。但用它作为魏、蜀人口比较的参照，无疑是可信的。蜀汉人口94万，曹魏人口443万，魏国人口约为蜀汉人口的五倍，这种力量的悬殊一目了然。地广则物博，人多则兵多。以此两点将魏蜀两国对照，其强弱之分不言而喻。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欲寻求自强之路，不外有两条：一是挖掘自身潜力，二是开疆扩土，向外发展。进占关陇，则是诸葛亮对外开拓以求自强的努力。

关陇地区对于蜀汉国力的增强确实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陇右自古以来就是个出勇将强兵的地方。《汉书》卷28《地理志》上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习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陇右之地，地近匈奴，边塞战争频繁，故那里的人民崇尚武功，骁勇骠悍，此种风俗，历经数百年，至隋唐仍是如此。唐人魏征所撰《隋书》卷29《地理志》在谈到陇右地区风俗时说：“地接边荒，多尚武节。”汉武帝时，成立“期门军”和“羽林军”，其战士大多都来自陇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六郡良家子”。[3]西汉时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谣：“山东出相，山西出将。”[4]这里的山东、山西不是今天的地理概念，而是指崤山(在今陕县与渑池县交界处)，以东和崤山以西。“出将”的山西，即指关陇，而在关陇地区的陇右，从汉至三国以来，确实出了不少名将。如西汉抗击匈奴的名将有飞将军李广、赵充国等人。李广是陇西成纪(治今甘肃静宁县西南)人，赵充国是陇西上邽(治今甘肃天水市)人，均属于陇右地区。三国时，曹魏方面的庞德、蜀汉方面的马超、姜维都是陇右人，也都是当时有名的战将。

陇右地区兵强将勇，民风强悍，这对于需要转弱为强的蜀汉政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刘备入蜀，即得马超，但由于重点放在荆州，没能使马超在陇右发挥作用。当蜀汉需要马超发挥作用时，马超又不幸去世。诸葛亮首出祁山，得陇右人姜维，这对于进占陇右，以陇右之兵壮大蜀汉军事力量无疑是如虎添翼。

陇右不但有强兵勇将之源，还是战马的产地。汉代史书记载，凉州“习俗颇殊，地广民稀，水草宜畜牧，故凉州之畜为天下饶”。[5]北魏统一北方后所建立的河西牧场，主要包括陇右地区。河西牧场畜牧业兴旺时，有马200余万匹，骆驼100余万匹，牛羊则无数[6]。北魏中军数十万骑兵用马，主要就是靠陇右地区供给的。至隋唐时，史书记载陇右的地理风俗仍说：“尚俭约，习仁义，勤于稼穑，多畜牧。”[7]从西汉至隋唐，陇右地区一直以畜牧发达著称。这对诸葛亮所在的蜀汉意义不亚于兵源。诸葛亮北伐，主要是与曹兵展开陆战，以后出关东进，更是在平原陆地作战。为此，蜀汉不仅需要强大的步兵，而且还需要强大的骑兵。

陇右还是一个大产粮区。从西汉时起，朝廷就在这里移民实边，广开屯田。陇右之俗，“勤于稼穑”，说明这个地区有比较发达的农业。三国时，曹魏大将夏侯渊讨平陇右，还击武都郡，收氐人之谷十余万斛。[8]曹操与刘备争夺汉中失利后，担心刘备占领汉中后取武都，利用那里的少数民族力量进逼关中，问张既有何良策。张既献计说：“可劝武都氐人，让他们北上就谷以避贼，对先北上者厚加宠赏，则先者知利，后必慕之。”[9]结果，曹操撤出汉中后，将武都氐人五万余落迁到扶风、天水地区。曹操将他们迁到天水、扶风，对他们加以利诱的内容之一就是北上就谷，可见天水、扶风地区比武都产粮要多。这种记载是可信的。因为曹操控制了关陇地区之后，在陇右地区采取了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为了安定陇右民心，曹操曾让军中陇右籍的将吏放假回家，让他们“治屋宅，作水碓”。[10]水碓就是利用水利进行粮食加工的器械，可见陇右产粮丰富。魏明帝时，徐邈任凉州刺史，“广开水田，募贫民佃之，家家丰足，仓库盈溢。”[11]

除了军事上、经济上的意义以外，陇右对于进攻关中还有地理上的优势。从汉中直攻关中，要走幽谷栈道，军粮转运十分困难，而从陇右进攻关中，水路有渭水顺流而下，陆路有关陇古道直达关中，没有什么天然屏障。强兵悍将，战马利兵，粮食充盈，这些无疑都是国家实力的标志。因此，占有陇右，将使蜀国在上述三方面的实力大增，而且又具有东进的地理优势，将会建立起对曹魏产生极大威慑力的攻击态势。[12]

诸葛亮北伐的直接目的，首先不是要北进中原，兴复汉室。虽然他说要北定中原，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我们知道，这不过是借以号召天下的口号和旗帜。诸葛亮北伐的直接战略意图，是占据陇右，再图关中，为将来北定中原打好基础。面对曹魏从长安、陇右两个军事据点对付从汉中北上蜀汉军队的形势，蜀汉只有先夺取陇右，切断魏军右臂，巩固汉中至陇右一线，再东进向长安推进，方无后顾之忧。

历史上不乏从关中东进取得中原的事例。三代时的姬周、春秋战国时的秦国、西汉高祖刘邦、十六国时的苻秦、北朝后期的北周，都是从关中东出占领中原或统一天下的。当然，每一个从关中成功的事例，都有它内在的经济的、政治的、军事的、文化的具体条件。但是，关中确实也有它的优势：它有等待时机的条件，若东出的时机不成熟时，可以用关河为阻，闭关待时；它有不失时机的有利条件，因为它离关东很近，可以密切注视关东形势的变化，及时掌握对方的各种信息；它有支持闭关自守的经济条件，关陇地区经过长时间的开发，至三国时已经形成了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经济区，关中渭水流域素为农业经济发达地区，即使闭关自守，也可获得经济上的支持；它有进攻中原的地理条件，从关中入中原，几乎没有什么天险，潼关天险对中原西进是个屏障，对关中东进却是个随时可开启的大门。进攻中原固然需要东西夹击，但东路这支钳臂已经不是蜀汉自己，而是东吴，对于蜀汉来说，进攻中原只有出关中一途了。如果不能取得陇右，就很难占领关中，不能占领关中，还谈什么北定中原！

蜀汉在夷陵之战失败后，调整了以前的政略，放弃了与孙吴争夺荆州，以寻求东吴在东线的支持与配合。可以说，这是一个新的钳形夹攻中原的战略计划。钳形的一臂是蜀汉自己，另一只钳臂是盟友孙吴。这支“钳子”虽然不如以前设计的那样运用自如得心应手，但在当时却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孙吴这支钳臂是否配合得好，取决于蜀汉与东吴联盟的巩固程度，取决于蜀汉自己壮大的程度，也取决于蜀汉与曹魏势力抗衡的力度。事实上，诸葛亮一次次率兵北伐，声震陇右，攻取曹魏郡县，斩杀曹魏战将，使魏军统帅司马懿畏首畏尾，充分显示了自己的力量。这对自己的盟友孙吴也是个鼓舞。因而，吴、蜀两国加强了配合，在与曹魏抗衡中使联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蜀汉的数次北伐，都得到了孙吴在东线的呼应与配合。

早在诸葛亮积极准备北伐的建兴四年(226年)，孙权就开始了对曹魏的进攻。孙权亲率五万大军攻打曹魏江夏郡，同时又派诸葛瑾进攻襄阳，派别将进攻寻阳。在诸葛亮第二次北伐的前夕，孙权又在石亭战役中设计大败曹休，斩杀和俘虏万余人，缴获牛马骡驴车乘万辆以及几乎全部军资器械。若不是贾逵轻军兼程及时增援，曹休军有可能全军覆没。蜀汉建兴八年(230年)，在曹魏向汉中大举进兵遇阻撤军后不久，孙吴在东线又向曹军发起了进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蜀汉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第五次北伐时，孙吴也出兵大举攻魏。这次出兵分三路：西路军由陆逊、诸葛瑾率领，约万余人，由江夏、夏口进攻襄阳。东路军由孙韶、张承率领，约万余人，进攻广陵之淮阴(今江苏淮阴市西南)。孙权亲率10万大军为中路，进攻合肥新城，以吸引魏国援军，围点打援。[13]

纵观东吴对曹魏的这些进攻，都是在诸葛亮北出关陇战役的前后。由于东、西两条战线没有统一的指挥，从而影响了配合的效果，但孙吴配合诸葛亮北进的意图是明显的。

与此同时，诸葛亮也经常把北伐的情况向东吴通报。第一次北伐失败后，诸葛亮曾给其兄诸葛瑾写信说：前赵子龙退军，烧坏赤崖以北阁道，缘谷一百余里，其阁梁一头入山腹，其一头立柱于水中。今水大而急，不得安柱，此其穷极不可强也。[14]不久，又写第二封信给诸葛瑾，说：顷大水暴出，赤崖以南桥阁悉坏，时赵子龙与邓伯苗(邓芝)，一戍赤崖屯田，一戍赤崖口，但得缘崖，与伯苗相联而已。[15]在诸葛亮准备进攻陈仓前，又写信给诸葛瑾说：有绥阳小谷，虽山崖绝重，溪水纵横，难用行军者，逻候往来要道通人。今使前军斫治此道，以向陈仓，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16] 建兴十二年(234年)，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兵驻五丈原，还给东吴西陵都督写信说：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余里……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17]

这些事实说明，蜀汉的北伐，显示了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东吴盟友的支持与配合，使得吴、蜀联盟在战斗中发展。纵观诸葛亮七年北伐，除街亭失利损失少量兵卒，拔西城千余家还汉中外，在以后长期征战中，不仅没有损兵折将，而且第三、第四两次北伐均打了胜仗，还夺得了魏国的土地人民，仅武都郡所领有二万余户，八万余口[18]。在两次因粮尽退军途中，又击杀魏名将二人。其所得武都、阴平二郡，地处蜀汉西北边陲，既可北上陇右，又为汉中左臂，有利蜀汉北部边境的防守。建兴八年(230年)，诸葛亮在防御战中，派魏延外线作战，就是从武都北上在阳溪(今甘肃武山县西南)大败郭淮魏军的。后来，姜维“数率偏军西入”，也是从武都、阴平北上的。如延熙十年(247年)，出陇西(治今甘肃陇西)、南安(治今甘肃陇西西南)、金城(治今甘肃兰州市东)，胡王治无戴降，徙其部落以还。十二年(249年)复出西平(治今青海西宁)。十六年(253年)围南安。十七年(254年)复出陇西，魏狄道(今甘肃临洮)长举城降。姜维大败魏军，拔河关(今甘肃临夏县西)、狄道、临洮(今甘肃岷县)三县民居于绵竹、繁县。十八年(255年)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干洮西(指洮水以西，即今兰州市西南)，杀敌数万人。最后魏军战蜀，姜维表后主：“闻钟会治兵关中，欲现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倾军分护阳安关口(指阳平关)、阴平桥头(指阴平险道)，以防未然。”[19]由于黄皓专权，置维表于不顾，致使邓艾偷渡阴平，蜀汉灭亡，由此可见，阴平、武都二郡对蜀汉北部边防的重要战略地位。更为重要的是，诸葛亮率卒十万，对抗魏国名将司马懿二十万大军，以弱小的蜀汉抗衡强大的魏国，且屡次主动进攻，接连取胜，把主战场推向魏境。司马懿不敢与之决战，连魏国臣僚皆说：“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通鉴·魏纪》明帝太和五年(231年)胡《注》称：“懿实畏亮……及进而不敢战，情见势屈，为诸将所笑。”这就大大地宣扬了蜀汉国威，鼓舞了蜀汉君臣和军民振兴蜀汉的壮志。因而诸葛亮北伐其预期战略目标虽未实现，但对蜀汉国力的增强，对主敌曹魏的防御，都具有不可低估的积极意义。

引文：

[1] 《三国志·蜀书》卷6《马超传》。

[2] 《六朝史论》，中华书局1988年出版。

[3] 《汉书》卷28《地理志》及颜师古注。

[4] 《汉书》卷69《赵充国传赞》。

[5] 《汉书》卷28《地理志》。

[6] 《魏书》卷110《食货志》。

[7] 《隋书》卷29《地理志》。

[8] 《三国志·魏书》卷9《夏侯渊传》。

[9] 《三国志·魏书》卷15《张既传》。

[10] 《三国志·魏书》卷15《张既传》。

[11] 《三国志·魏书》卷27《徐邈传》。

[12] 关于占据陇右对蜀汉兵员、战马、粮食等方面的意义，参见史念海《论诸葛亮的攻守策略》。载于《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9月第一版。

[13] 《资治通鉴》卷72《魏纪·明帝青龙二年》。

[14] 《水经注》卷27《沔水上》。

[15] 《水经注》卷27《沔水上》。

[16] 《水经注》卷17《渭水上》。

[17] 《水经注》卷18《渭水中》。

[18] 见《续汉书·郡国志五》

[19] 以上资料见《三国志·蜀书》卷14《姜维传》。

梁满仓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研究员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会 副会长兼秘书长

陕西省三国文化研究中心 名誉主任